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吴仰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摘要：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关键词：刘逢禄；《春秋》学；清代今文经学；书目

Researches on Liu Fenglu’s booklist of Chnuqiu Studies

Wu Yang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Liu Fenglu was a famous scholar for his new-text classical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is no confirmative knowledge of his booklist about Chunqiu studies since his deat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editions and versions of Liu’s published books, it can be assured that there were 14 kinds of printed books about his Chunqiu studies. After searches on Liu’s extant works, it can also be found that Liu once planned to write 8 other kinds of books about Chunqiu studies, three of which were accomplished, while two of which were not completed due to his changes of study program. It is necessary to notice the variation and changes of Liu’s studies on Chunqiu. Key Words: Liu Fenglu; Chunqiu studies; new-text classical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booklist

一、关于刘逢禄《春秋》学书目的各种意见

刘逢禄（1776-1829）是清代《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常州公羊学的奠基人，因此大受学界关注。然而，刘氏《春秋》学研究有一个基本史实，即其《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迄今悬而未决。以下依时间顺序，略述几种代表性的意见：

第一，刘氏弃世不久，其子承宽等作《先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其中说：“主山东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

*

基金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01&ZD058）

作者简介：吴仰湘（1970- ），男，湖南溆浦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清代经学史

中者，为《议礼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其杂涉漫衍者，尚有《纬略》一卷、《春秋赏罚格》二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宫保阮公、申耆李公各为梓行于广东、扬州。”①虽对各书的刊行、存佚等说得比较笼统，《申何难郑》、《议礼决狱》卷数也与刘氏《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所说有异，“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却成为最权威的说法。

第二，李兆洛在《礼部刘君传》中说：“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发挥何氏，成《释例》三十篇；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等，凡十一书。”②李兆洛曾搜辑、刊刻刘氏著述，如《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特别是《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集中展现出刘氏晚年改定的《春秋》学著述，但他自以对刘氏公羊之学“未得其深”，未为作序③，致使后人无以知悉其中详情。

第三，戴望于同治年间“取其家行述，参诸遗书，私为之状”，撰《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④，在《行述》所举诸书外，专门表彰《春秋论》上下篇和《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在论《左氏春秋考证》时，又引录《刘礼部集》所载《申左氏膏肓序》，所以合计应是14种。后来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均据戴望所拟行状为刘氏立传，所以戴望之说流传甚广。

第四，平步青在《武进刘礼部著述》中，既采《行述》之说，另谓刘氏“又有《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是为《春秋》之书凡十有三种”，又说刘氏有七种《春秋》学著述刻入《学海堂经解》，其中《发墨守评》一卷、《穀梁废疾申何》二卷、《箴膏肓评》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后证》一卷均在《行述》所举诸书之外，但他并未计入⑤。

第五，孙海波在《书刘礼部遗书后》中，详考刘氏著述的刊板与存佚，对《行述》所说一一检核，指出刘氏《春秋》学著述中刊行者8种、未刻者5种，另将《五经考异》归入未成之作，但指明其中《春秋》卷已成，则合计应有14种。孙海波还指出养一斋刊《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中六种著述与经解本的渊源，与《答难》、《申何难郑》的关系⑥。孙海波对刘氏《春秋》学著述版本源流的考察，成为后来研究

①②

刘承宽等《先府君行述》，《刘礼部集》，道光十年思误斋刊本，附录第5页。 李兆洛《礼部刘君传》，《养一斋文集》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十三年刊本，第2页。 ③

蒋彤编《武进李先生年谱》卷二，吴兴刘氏嘉业堂1913年刊，第21页。另，李兆洛《礼部刘君传》也说：“弱冠即与君相知，爱君孜孜从事《公羊》家言。予浅陋，极知其学之正，而不能从问业。”（《养一斋文集》卷十六，第3页） ④

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谪麐堂遗集·文》卷一，宣统三年邓氏风雨楼丛书本。 ⑤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1917年香雪崦丛书本，第81-82页。平步青谓刘逢禄将《春秋十七诸侯终始表》一卷、《春秋秦楚吴进黜表》一卷“后改名《谷梁废疾申何》，凡二卷”，又说学海堂所刊有《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后证》一卷，均误。 ⑥

孙海波《书刘礼部遗书后》，香港存粹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粹社1978年，第336-339页。

的基础，影响甚大，迄今鲜有过之者。

第六，张广庆在《刘逢禄之著作及版本考述》中，根据《行述》、孙海波所说，列出刘氏14种《春秋》学著述，即增加《春秋考异》，归之为已刻而未见者①。

第七，申屠炉明在《行述》所举11种之外，增《春秋论》、《春秋公羊议礼》，计为13种②。

第八，蔡长林在申屠炉明所说之外，增《春秋考异》、《读公羊通义条记》，为15种。同时又指出，若依养一斋刊本计算，当有18种③。

以上各家所指刘氏《春秋》学著述有同有异，较为纠纷。兹据各家所说，表列如下：

表一：有关刘逢禄《春秋》学著述的不同意见

序 号 1 2 著述名称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 （申墨守） 刘 承 宽 ? ? 戴 望 ? ? 平 步 青 ? ? 孙 海 波 ? ? 张 广 庆 ? ? 申屠炉明 ? ? ? ? 蔡 长 林 ? 申墨守 3 发墨守评 （广墨守） 言及 ? ? 广墨守 4 5 6 穀梁废疾申何 （申废疾、广废疾） 左氏春秋考证、后证 （广膏肓） 言及 ? ? 申废疾 广废疾 言及 ? ? ? 广膏肓 7 箴膏肓评 （申膏肓） 言及 ? 言及 ? 申膏肓 8 9 论语述何 春秋公羊议礼 ? ? ? ? ? ? ? ? ? ? ? ? ? ? ? ? ? ? 10 春秋论 ①②

张广庆《刘逢禄及其公羊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23-35页。 申屠炉明《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2期。 ③

蔡长林《刘逢禄〈春秋〉学初探——从〈春秋论〉谈起》，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2页。

11 夏时经传笺 12 春秋考异 13 读公羊通义条记 14 礼议决狱 15 中庸崇礼论 16 汉纪述例 17 纬略 18 春秋赏罚格 19 答难 20 申何难郑 合 计 ? 言及 ? ? ? ? ? ? ? 11 ? 言及 ? ? ? ? ? ? ? 14 ? ? ? ? ? ? ? ? 13 ? 言及 言及 ? ? ? ? ? 言及 言及 13 ? ? 言及 ? ? ? ? ? 言及 言及 14 ? ? ? ? ? ? ? ? 13 ? ? ? ? ? ? ? ? ? ? 15 ? ? ? ? ? ? ? ? 言及 言及 18 说明：言及，指提到该书之名或引述该书之语，但未将其计入著述总数。

从上表可以看到，关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数量，从《行述》最早提出11种以来，迄今已有13种、14种、15种乃至18种等说法，分歧很大。不过细看书目，上表中1、2、8、11、14、15、16、17、18等9种为各家共认，存在分歧的是3、4、5、6、7、9、10、12、13、19、20，其中除19、20外，其余9种均曾刊行，为何各家在统计时还出现歧异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简单采信《行述》“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之说。刘承宽等在亲丧之际仓促作《行述》，未及仔细清理刘氏遗稿，其时刘氏各种《春秋》学著述也未全部刊行，《行述》自然有所遗漏，像养一斋刊《公羊释例后录》6种、《刘礼部集》所收《春秋公羊议礼》等均未提及。不过，细阅《行述》，其中所言刘氏《春秋》学著述并不止于11种。如《行述》写道：“又尝谓《汉志》有《公羊外传》五十余篇，今佚不存，《左氏》正可补其阙；惟当复其旧名曰《左氏春秋》，而尽刊去刘歆所私改之经文与所增窜之书法凡例，庶几以《春秋》还之《春秋》，以《左氏》还之《左氏》，离之双美，俾攻《左》者不得摘为口实。人知府君为《公羊》之功臣，不知其尤为《左氏》之忠臣也。”这里实际上提到刘氏两种《春秋》学著述：“《汉志》有《公羊外传》”一句，是采录《左氏春秋考证》卷二中的一则考证；“惟当复其旧名”至“离之双美”，则是摘录《箴膏肓评叙》文。《行述》还说：“又尝欲为

《五经考异》，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以存异文古训，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明言《春秋考异》已成稿。因此综计《行述》所言，实是14种。但今人鲜能细查《行述》，而是在翻阅《刘礼部集》后，新增《春秋论》、《春秋公羊议礼》、《春秋考异》等书目。其实这些不能算是新发现，因刘承宽、戴望、平步青、孙海波早已提及。

其二，刘氏《春秋》学著述前后有较大变化，学海堂、养一斋等刊本彼此互异，易致淆乱。其中最显著者，是孙海波、张广庆等受学海堂补刊本影响，将《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与《箴膏肓评》一卷视作同一种书。

其三，对刘氏未成稿、残缺稿的处理有异，如《答难》、《申何难郑》两书，刘氏早期拟定计划而最终未完成，但后人无不对此津津乐道；又如《发墨守评》、《读公羊通义条记》，连同《答难》残稿一起，已被魏源编入《公羊广墨守》，是否再单独计算，各人处理不同。

因此，要确定刘氏《春秋》学书目，须对其已刊各书的版本、各种未成稿的存佚及其变迁细加考察。

二、对刘逢禄已刊《春秋》学著述的版本考察

过去因各种缘故，人们未能检对各种刊本的刘氏《春秋》学著述，无法对其书目作准确清理。兹据笔者查阅所见，先将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列成一表，再加讨论。

表二：刘逢禄已刊《春秋》学著作版本 太清楼本 （嘉庆初刻，光绪重刻） 学海堂本 （道光初刻，咸丰补刊） 养一斋本 （嘉庆一刻，道光二刻） 思误斋本 （道光初刻） 1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 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一卷 发墨守评一卷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十卷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一公羊申墨守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二公羊广墨守 春秋公羊释例二十三篇 春秋公羊解诂笺序 2 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 3 发墨守评一卷 4 穀梁废疾申何二卷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五穀梁申废疾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六穀梁广废疾 申穀梁废疾序 5

6 左氏春秋考证二卷 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四左氏广膏肓（原名左氏春秋考证） 7 箴膏肓评一卷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三左氏申膏肓 申左氏膏肓序 8 9 论语述何二卷 论语述何上下 春秋论上下 春秋公羊议礼14篇 10 11 12 夏时等列说 春秋赏罚格题辞并答问 合计 4种14卷 7种19卷 7种16卷 9种

广州太清楼本初刊于嘉庆末年①，光绪丁酉（1897）重锓，前3册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第4册依次为《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学海堂本刊于道光初年，分装5册：第1册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一至卷三，第2册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四至卷七，第3册依次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八至卷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第4册为《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第5册为《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咸丰年间补刊本收书相同，但分装有异：前3册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第4册为《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穀梁废疾申何》二卷，第5册为《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经比对，太清楼本既是最早的刻本，也是学海堂本的母本，二者正文版式与版心所题书名完全一样②。对此，张之洞编《书目答问》仅列学海堂本，范希曾补正时指出“刘书皆有太清楼本原刻本”

③

。事实上，这两种刊本均由阮元主持，学海堂本取用太清楼版自属正常。

养一斋本由李兆洛主事，先后两次刊行，收书大不相同。李氏先在嘉庆壬申

①②

《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即据太清楼嘉庆初刊本影印。 例如，太清楼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七末页有“嘉应生员叶辁校”，卷十末页有“工部都水司郎中临川李秉绶刊”，学海堂本卷七、卷十末页全同（仅去“生员”二字）。又如太清楼本《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末页有“刑部山西司郎中临川李秉文刊”，末行有“嘉应生员张嘉洪校”，学海堂本也全同（仅去“生员”二字）。这一细节充分证明二者同出一源。 ③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一《经部·春秋》。

（1812）刊刻《皇朝经解》16卷、6册①，主体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其卷一、二为第3册，卷三、四、五为第4册（与第3册连续计页码），卷六、七为第5册，卷八、九、十为第6册（与第5册连续计页码）。及至道光八年（1828），李氏又刊行《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后录》六卷②，其中《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一至卷五为第1册、卷六至卷十为第2册（内容及版式均同嘉庆刊本，将原第3、4册合为第1册，原第5、6册合为第2册），新增《公羊申墨守》一卷、《公羊广墨守》一卷、《左氏申膏肓》一卷为第3册，《左氏广膏肓》一卷、《穀梁申废疾》一卷、《穀梁广废疾》一卷为第4册。

孙海波曾指出，养一斋刊《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分别是学海堂刊《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穀梁废疾申何》、《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等书的改定本。经将养一斋本与学海堂本各书对校，确是如此。首先，养一斋本各书在形式上统一作了修改，最突出者有两点：其一，学海堂本各条札记对经、传或注文均是摘录少数词句，且常无“传”、“注”字样；养一斋本则一一补足上下文，标明“传”、“注”，语境较完整。其二，学海堂本各条札记未标明年月，《春秋》十二公作为篇次均在篇末；养一斋本则将十二公篇次移居篇首，并为各条札记标明年时月日。其次，养一斋本各书在内容上有增删，在词句上有润饰，在语气上有变改，还校正了少数舛讹。大体而言，从《穀梁废疾申何》到《穀梁申废疾》、《穀梁广废疾》，从《箴膏肓评》到《左氏申膏肓》，变动较少，而从《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到《公羊申墨守》，从《左氏春秋考证》到《左氏广膏肓》，则变改之处甚多。尤其是《左氏广膏肓》，较之《左氏春秋考证》面貌大异。可惜迄今为止，研究者探讨刘氏攻毁《左传》多以《左氏春秋考证》为据，未援引《左氏广膏肓》，至于二者在文本与思想等方面的变化，更无人察及。

因学海堂庚申补刊本将《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刻在一起，特别是在《箴膏肓评》卷后，有一篇《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叙》，后人大多以此为据，将此三卷之作视为一种著作。三书分别计卷，但共享一叙，加上叙文中言及对《左氏》真伪的考辩，似与《左氏春秋考证》直接相关，这一格局极易惑人。然而细读此叙，再据养一斋本《左氏广膏肓》卷首所载《左氏春秋考证原叙》，可察知刘氏的真实态度。《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叙》开篇说：“《隋·经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释疴》十卷。今郑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书亡，无由尽见何劭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篇末说：“今援群书所引何、郑之论三十余篇评之，更推其未及者证之，以质后之君子。”首尾均是针对汉代《左氏膏肓》之争立言，表明此叙

①

《皇朝经解》16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第1册为《孔子年表》一卷、《七十子表》一卷、《孟子编年略》一卷，第2册为《虞氏易言》二卷、《虞氏易言补》一卷。其牌记标“嘉庆壬申开雕/皇朝经解/养一斋藏”。 ②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后录》六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无牌记，但卷五末行曰“道光八年立春重校”。又《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即据养一斋道光刊本影印。

在交代《箴膏肓评》的撰写背景与意图。《刘礼部集》卷三所录《申左氏膏肓序》与此叙全同，足证此叙专为《箴膏肓评》而作。《左氏春秋考证》开卷说：“《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此亦可证《尚书序》为东晋人伪作。”这几句看似提要，实际相当于一篇短叙。《左氏春秋考证原叙》篇首说：“《左氏春秋》之名，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所据旧名如此，故西汉太常博士皆以《左氏》为不传《春秋》。其改称《春秋左氏传》，盖始于刘歆《七略》，而东汉人以讹传讹。《尚书》伪孔《序》托于安国，而有称《春秋左氏传》之言，此作伪明征也。”两相对检，可知刘氏对《左氏春秋考证》开卷数语加以扩充，写出《左氏春秋考证原叙》。《左氏春秋考证原叙》接着揭露刘歆增窜《左氏春秋》，实为丘明之罪人、圣经之蟊贼，至篇末说：“予深懑焉，尝表其本真，发其蠢慝，以为《左氏》功臣。故推本《国语》、《公》、《穀》、《史记》、《汉书》，述为《广膏肓》一卷，专辟刘歆之伪，以补任城《膏肓》所未备。”刘氏所谓“尝表其本真，发其蠢慝，以为《左氏》功臣”，实即述说《箴膏肓评叙》中间一段文意，将《箴膏肓评叙》与《左氏春秋考证原叙》的先后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由“推本《国语》、《公》、《穀》、《史记》、《汉书》，述为《广膏肓》一卷”，可知刘氏经过改写，将《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合成一体，书名、卷数均与原书有异。《箴膏肓评》的主旨是申何休、难郑玄，即申明何休《左氏》膏肓之说，对郑箴作反讼，《左氏春秋考证》则全力论证刘歆对《左氏》的附益窜乱，弥补“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的缺憾，二者主旨不同，本非一书。刘氏进而说明《左氏广膏肓》“专辟刘歆之伪，以补任城《膏肓》所未备”，表明两书主旨不同。至于太清楼刊《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并不附刻《箴膏肓评》，学海堂初刊本也将《箴膏肓评》与《左氏春秋考证》分开装订，更可证明它们并非同一种著作。因此，可以肯定刘氏本将《箴膏肓评》与《左氏春秋考证》分作两书，所以很快又将两书改成《左氏申膏肓》与《左氏广膏肓》。

因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四种版本，学海堂本、养一斋本前后两刻又有差异，致使后人对其已刊《春秋》学著述统计各异。今将太清楼本、学海堂本、养一斋本和思误斋本各书相加，剔除其重复者，可确定刘氏《春秋》学著述已刊行者为12种，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公羊申墨守》一卷、《公羊广墨守》一卷、《左氏申膏肓》一卷、《左氏广膏肓》一卷、《穀梁申废疾》一卷、《穀梁广废疾》一卷、《论语述何》二卷、《春秋论》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夏时等列说》一篇、《春秋赏罚格题辞并答问》一篇。若将已被魏源合于《公羊广墨守》的《读公羊通义条记》、已刊而未见传本的《春秋考异》一并计入，则共有14种。

三、对刘逢禄拟作《春秋》学著述的探究

刘氏在道光九年（1829）说：“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学，有志发挥成一家言，作辍因循，久未卒业。”①他于当年弃世，其《春秋》学研究计划终未如愿克成。现据刘氏所说，将其拟作《春秋》学著述的情况撮述如下：

嘉庆元年（1796）《穀梁废疾申何叙》：“余采择美善，作《春秋通义》及《解诂笺释》。”

嘉庆十年（1805）六月《东鲁讲舍三十初度杂述八首》“书拟温城失贯珠”诗句下自注：“余少喜读《蕃露》，既冠，纂辑《胡母子都春秋条例》、《春秋礼》、《申何难郑》诸书，一辍于应试，再辍于遭故，尚未毕业。”②另《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诗句下自注：“南宋《馆阁书目》谓：‘蕃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时纂辑《春秋条例》方竟。”又同诗“驻景方知绝几编”句下自注：“撰此书凡三易稿。”③

嘉庆十年六月《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为《申何难郑》五卷。”

嘉庆十七年（1812）《左氏春秋考证》卷二评贾逵：“贾逵阿世，以谶论学，本不足辨。今于《公羊答难》及《春秋比事》详之。”④

道光四年（1824）《尚书今古文集解叙》：“予自束发治《春秋》，所拟《议礼决狱》、《答难》诸书，至今未能卒业。”

据此，刘氏提及的《春秋》学著述有16种，依次是：1，《春秋通义》；2，《解诂笺释》；3，《胡母子都春秋条例》；4，《春秋释例》；5，《春秋条例》；6，《春秋礼》；7，《申何难郑》；8，《释例》三十篇；9，《笺》一卷；10，《答难》二卷；11，《礼议决狱》二卷；12，《申何难郑》五卷；13，《公羊答难》；14，《春秋比事》。道光四年：15，《议礼决狱》；16，《答难》。这些书目中，4、8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9即《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均已成书刊行；3、5同为一书，7、12同为一书，10、13、16同为一书，11、15同为一书，所以剩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胡母子都春秋条例》、《答难》、《申何难郑》、《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等8种拟作之书的情况有待考察。

其一，关于《胡母子都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

①②

刘逢禄《诗古微序》，《刘礼部集》卷九，第6页。 刘逢禄《东鲁讲舍三十初度杂述八首》，《刘礼部集》卷十一，第18页。 ③

刘逢禄《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刘礼部集》卷十一，第20页。 ④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学海堂咸丰庚申补刊本，第10页。

张广庆认为《胡母子都春秋条例》即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他推论说：“先生盖以胡母子都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而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之作，‘则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何氏义例既远绍胡母子都，则纂辑《公羊解诂》义例，胡母氏《春秋条例》可得而见焉。其自云撰写此书曾三易稿，则不仅体例、内容之商量，其于书题恐亦作正名之思，故示诸生诗题易为《春秋释例》。”①蔡长林则论及《春秋通义》、《解诂笺释》，认为《穀梁废疾申何叙》作于嘉庆元年，“则此二书乃逢禄年轻时所作，或当为日后其‘申何难郑’诸作之二而易其书名者”，因此未将二书列入刘氏《春秋》学著述②。这些说法似可商榷。

《穀梁废疾申何》是刘氏第一本著述，他在叙中写道：

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温城董生、齐胡母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几乎息矣。穀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灾变之说、进退予夺之法，多有出入，固无足怪。玩经文、存典礼，足为公羊氏拾遗补阙，十不得二三焉。其辞同而不推其类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经本错迕，俗师附益，起应失恉，条例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废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择美善，作《春秋通义》及《解诂笺释》，因申何氏废疾之说，难郑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缀成二卷。

刘氏述及子夏、公羊师弟一脉相传，董、胡、何同道相继，使后人得窥圣人之志，复睹王者之迹。此叙虽为《穀梁废疾申何》作，实则表明对《公》、《穀》的基本看法，透出研究《春秋》的总体思路，“余采择美善”一句更是明确述及两事：其一，从《公》、《穀》二传中“采择美善”，撰写《春秋通义》、《解诂笺释》，通论《春秋》微言大义，光大公羊学统；其二，“因申何氏废疾之说，难郑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缀成二卷”，言明《穀梁废疾申何》是在撰写《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的过程中一时兴会所成③。可见刘氏此时研究工作的主体是撰写《春秋通义》与《解诂笺释》，《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不过是先期问世的副产品。他同时将董生、胡母生与何氏传承《公羊》之学的功绩相提并论，这与他说“既冠，纂辑《胡母子都春秋条例》、《春秋礼》、《申何难郑》诸书”正相应合。

但随着认识的深化，刘氏越来越强调董、何，对胡母生评价不高。嘉庆十年《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就说：

①②

张广庆《刘逢禄及其公羊学研究》，第24页；《武进刘逢禄年谱》，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第53页。 蔡长林《刘逢禄〈春秋〉学初探——从〈春秋论〉谈起》，第506页。 ③

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文末说：“余初为《何氏释例》，专明墨守之学，因析其条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说之可兼者。”言及在撰拟《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的过程中写作《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与《穀梁废疾申何叙》完全一样。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氏治《春秋》倡之也。胡母生虽著《条例》，而弟子遂者绝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书之显亦不及《繁露》。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羲辔重昏，昆仑绝纽，赖有任城何劭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胡、董之绪，补严、颜之阙，断陈、范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拨乱返正，莫近于《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

可见，刘氏此时认为，胡母生虽传述《公羊》，但其学不昌，董、何成为“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的关键，推之为汉代公羊学前后两大师。到嘉庆十四年（1809）作《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刘氏更说：“《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网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帷讲诵三年，何君闭户十有七年，自来治经，孰有如二君之专且久哉！余自童子时嗜癖二君之书，若出天性，以为一话一言，非精微眇、通伦类，未易窥其蕴奥。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开众说，整齐传义，传经之功，时罕其匹。”这里已经不提胡母生，仅论董、何，尤其是彰显何休“传经之功，时罕其匹”。事实上，刘氏在嘉庆十年六月、闰六月两诗中，也是大讲温城及其《繁露》，其意正在“一瓣心香奉董何”。所谓“书拟温城失贯珠”，是因早年拟作之三书未成，尚未建立起汉代公羊学从董子、胡母生至何氏的完整学术体系。他又在“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下，自注“时纂辑《春秋条例》方竟”，则此诗句是说经一个月努力，《春秋条例》纂辑工作告成，可见他以《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胡母子都春秋条例》相继完成，建立起汉代公羊学体系。“窥园未免惭前哲，驻景方知绝几编”及其自注“撰此书凡三易稿”，是以董子自况，专言《春秋释例》。过去研究者解读刘氏诗句及其自注时，将“时纂辑《春秋条例》方竟”与“撰此书凡三易稿”混为一谈，以为刘氏所说“此书”指《春秋条例》，由此推断刘氏所成仅是一书，初名《春秋条例》，后来正式定稿而改名《春秋释例》。其实，刘氏一则说纂辑《胡母子都春秋条例》至闰六月“方竟”，一则说《春秋释例》“凡三易稿”而告成，明是分开来讲两书。从刘氏对董、何的强调中，也可以窥测他后来何以“专明墨守之学”，从而舍弃《春秋通义》，撰成《春秋释例》。他称《春秋释例》“凡三易稿”，则《春秋通义》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稿甚至是最初之稿。而《胡母子都春秋条例》虽纂辑成稿，刘氏并未将之付刻，后来也绝口不提，也许正是他不再重视胡母之学的结果。

至于《解诂笺释》，实即后来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刘氏既在《穀梁废疾申何叙》中称《解诂笺释》，同时又在《穀梁废疾申何》卷一使用《笺》之名称：

其一，隐公篇第二条“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下，刘氏申曰：“隐为

桓立，故以桓母之丧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尔（自注：义与《笺》异，《笺》为正）”，所指与《笺》相异者，可见于《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条。

其二，隐公篇第三条“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下，刘氏难曰：“《春秋》之义，远则杀其恩，恶则略其恩。何氏之例，详而不乱，如无骇之不日，有‘疾始灭’之文；叔孙得臣之不日，有‘与闻乎故’之文（自注：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不举重是也，见《笺》）。《春秋》不以疑辞眩人，而爱有差等，故张三世之义，《公羊》独得之。公子牙之为庄公弟，固也，然经无起文也（自注：见《笺》庄公篇）。”前一条自注所指之《笺》，可见于《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条，后一条自注所指之《笺》，可见于《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条。

其三，庄公篇第六条“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下，刘氏申曰：“牙之为母弟，经无起文（自注：见《笺》）。《穀梁》不传张三世诸例，所谓《春秋》之失乱矣。”自注所指也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条。

据以上四处刘氏自注，可知早在嘉庆元年，《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的前半部分已有成稿，刘氏嘉庆十年《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说“为《笺》一卷”，完全是据实而言。《解诂笺》至嘉庆十四年才最后定稿，足见他对此书用功之深。也正因刘氏研之十余年，《解诂笺》翘然独鸣一时，备受后学推许。例如周中孚对学海堂刊刘逢禄《春秋》学各书均不甚以为然，唯独称誉《解诂笺》“折衷诸家，以归于是，或详或略，皆极精密”①。

其二，关于《答难》、《申何难郑》

《答难》、《申何难郑》两书历来备受关注，也最有分歧。平步青提出：“礼部《春秋》之学，初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凡二卷。”②此说实属臆测。刘氏提及作《答难》是在嘉庆十年，而《发墨守评》成稿在嘉庆十四年、《箴膏肓评》撰成更在嘉庆十七年，平步青所说先后倒置③。孙海波根据养一斋本《公羊广墨守》中魏源识语，指出《公羊广墨守》包含有《答难》原稿和《发墨守评》，“即行状《答难》二卷也”，又将学海堂补刊本“《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列为一条，与养一斋本《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对验，说：“行状云‘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者，是也。”④但《左氏春秋考证》实仅一卷（一般称《左氏春秋考证》二卷，

①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一，黄曙辉、印晓峰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杨钟羲为《解诂笺》作提要时，除照录周中孚之语，还说：“李兆洛撰传，称其洞明经术，究极义理，宏而通，不泥守章句，此书近之。”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第7-9页。 ②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第82页。 ③

孙海波早已指出平步青“未见刻本，姑据行状为说”的错误，但近年仍有研究者采信平步青之说。 ④

孙海波《书刘礼部遗书后》，第337页、第338页。

是合《后证》一卷而言），其误显然。刘祺在《西营刘氏清芬录》第一集《文稿内编》中著录《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时说：“其《公羊申墨守》、《广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即礼部总序《笺》一卷、《答难》二卷是也。其《申膏肓》、《广膏肓》、《申废疾》、《广废疾》各一卷，即总序《申何难郑》四卷是也。”

①

张广庆既采用刘祺之说，又将《发墨守评》一卷指为《答难》二卷，将《左氏春

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和《穀梁废疾申何》二卷指为《申何难郑》五卷，两说并存②。蔡长林根据学海堂本与养一斋本的不同，分别指实《答难》、《申何难郑》：“承宽所记之《答难》二卷，经解本作《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养一斋本则作《左氏申膏肓》一卷、《公羊广墨守》一卷。至于承宽所记之《申何难郑》四卷，经解本作《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其中，《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养一斋本作《左氏广膏肓》，??又《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养一斋本则作《穀梁申废疾》一卷、《穀梁广废疾》一卷。”③据学海堂本计算，确与《行述》所谓《申何难郑》四卷相合，但据养一斋本计算，仅有三卷，又与《行述》的四卷之说不符。

笔者以为，《答难》虽未成书，但据其残稿，该书面貌依稀可见，后人本无必要再为之大费周章。关于《申何难郑》的讨论更有问题。刘氏《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本说“为《申何难郑》五卷”，《行述》却改作四卷，后人习焉不察，讹以传讹，并据以替《申何难郑》寻配各书，凑足四卷之数，但结果或成三卷，或成五卷，左支右绌，彼此抵触。刘氏又明言“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而作《申何难郑》，其本意是要摘发《左》、《穀》传文与说义的缺失，特别是对何、郑有关《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的争论作异代回应，后人却将以排《左传》、辟刘歆为中心，与何、郑之争绝不相关的《左氏春秋考证》（《广膏肓》）归于《申何难郑》之下，显然不当。事实上，刘承宽、李兆洛、戴望等人均承刘氏本意，将《答难》、《申何难郑》各自视为一书，并未将刘氏他种著述指配到《答难》、《申何难郑》名下。至平步青凭臆推测《答难》，歧途一开，后来者纷纷将刘氏已刊某书指配到《答难》、《申何难郑》名下，自属徒劳。

不过对于《申何难郑》，仍有值得注意之处。《申何难郑》是刘氏既冠以来开始编撰的著述之一。嘉庆元年，他覃思五日写就《穀梁废疾申何》二卷，轻易完成以《穀梁》废疾为主题的申何难郑工作。嘉庆十年，刘氏撰成《公羊春秋经何氏释例》后，赋诗说：“弱冠精研志不磨，每从家法辨沿讹。引针难起丘明疾，入室先操武库戈。”④表明严立公羊家法、通过入室反戈来申何难郑的坚定志向，为此拟定《申何难郑》的计划。与当时所拟《笺》一卷、《答难》二卷、《礼议决狱》二卷相

①②

转引自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第110页。 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第110页。 ③

蔡长林《刘逢禄〈春秋〉学初探——从〈春秋论〉谈起》，第483-484页。 ④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第20页。

比，五卷本《申何难郑》规模最大，是他最为瞩意的著作。然而，检查刘氏嘉庆十年的著述计划，只有《笺》一卷于嘉庆十四年完成，《申何难郑》与《答难》、《礼议决狱》均未成书，而且在此三种未成之作中，后人只看到刘氏对《答难》、《礼议决狱》念念不忘，未见他言及《申何难郑》。刘氏道光四年说：“予自束发治《春秋》，所拟《议礼决狱》、《答难》诸书，至今未能卒业。”特举《议礼决狱》、《答难》，唯独不提《申何难郑》，值得探究。笔者以为，刘氏在嘉庆十四年将《穀梁废疾申何》分成《穀梁申废疾》、《穀梁广废疾》，接着把《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改成《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这两次修改书稿特别是整齐划一地命定书名，应非一时随兴之举，而是久虑之后变改了原拟计划①。这是因为，随着刘氏思想的演变，特别是他幼年以来滋生的对《左传》的怀疑与时俱增，最后以刘歆附益、窜乱为突破口，在嘉庆十七年撰成《左氏春秋考证》，提出《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春秋》圣经全无关系，给予《左传》最为致命的打击，釜底抽薪地解决何、郑《左氏》膏肓之争。这是刘氏继《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专明墨守之学”后最大的学术发明，但却难以纳入“申何难郑”的旧框架之下。因此，刘氏再也不提《申何难郑》，很有可能是他主动弃置不用《申何难郑》之名。刘氏后来又将《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改成《公羊申墨守》②，将《答难》改成《公羊广墨守》③，并将《发墨守评》略作改写后收进来，彻底改变了嘉庆十年的计划。李兆洛将《公羊春秋经何氏释例》和《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一并刊行，展示出刘氏晚年改定后的《春秋》学著述面貌④。因此，笔者以为，今后开展刘氏《春秋》学的研究，应以养一斋刊《公羊春秋经何氏释例》十卷《后录》六卷作为依据，不必再将其置于“申何难郑”的框架之下，更不宜用“申何难郑”来概括刘氏《春秋》学思想的特点。

至于《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以及《行述》提到的《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纬略》，因无史料佐证，难以稽考，暂付阙疑⑤。

①

这两次修改中有一个共同的细节：《穀梁废疾申何》卷一的“难曰”，《穀梁申废疾》一律改作“申曰”，卷二的“申曰”，《穀梁广废疾》一律改作“难曰”；《箴膏肓评》的“评曰”，《左氏申膏肓》全部改作“申曰”，《左氏春秋考证》的“证曰”，《左氏广膏肓》改作“难曰”。这一技术性的细节变动，折射出刘氏仍受“申何难郑”思维的影响。后人多将此四书归入《申何难郑》名下，也应与此有关。 ②

刘逢禄在《公羊申墨守》中保留原来的“笺曰”，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改作“申曰”，大概完全走出了“申何难郑”的思维模式。 ③

刘逢禄在道光四年《尚书今古文集解叙》中仍惦念《答难》诸书“至今未能卒业”，可推测他将《答难》改名《公羊广墨守》应在道光四年之后。 ④

刘承宽在《刘礼部集》卷四《释九旨例》中篇文末跋中，谓刘逢禄“晚年改订体例”，可知刘逢禄晚年对其《春秋》学著述作过大的调整。 ⑤

张广庆提出：“《春秋礼》盖为《春秋议礼》，即《刘礼部集》卷五之《春秋公羊议礼》，疑脱‘议’字。”（《刘逢禄及其公羊学研究》，第17页）认为《春秋礼》即是《春秋公羊议礼》，笔者赞同这一判断，但凭空造出《春秋议礼》，并疑刘氏诗注脱一“议”字，似嫌臆断。刘逢禄在《春秋公羊议礼叙》中大谈《春秋》之礼及其与圣人微言大义的密切关系，强调“自子游、子思、孟子三贤，莫不以礼说《春秋》”，推崇何休“揆文本质，引权取经，使《春秋》贯于百王之道粲然明白”，构建出一个从七十子之徒到董、何以礼说《春秋》的完整链条，而《春秋公羊议礼》“以类纂辑”《公羊传》及董、何诸人言论，又与刘氏三十初度诗注所说“纂辑《春秋礼》”相合，因此可以认为《春秋礼》与《春秋公羊议礼》当是同一种著作。《中庸崇礼论》被刘承宽归入刘氏《春秋》学著述中，也应与《春秋公羊议礼叙》称子思“以礼说《春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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