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案例

产业经济学案例（部分）

案例1

案例名称：公用企业引入竞争机制——中国铁路运输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案例适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案例来源：根据以下文章改编而成

1. 史际春：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与“反垄断法”，《法学家》2002（6）。 2. 刘志军：加快建设发达完善的铁路网

http://www.timesinfo.com.cn/jtnews/shownews.asp?newsid=27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发挥中国铁路的后发优势 http://www.chinaˉmor.gov.cn/rdzt/xxfb_fhtlys.html 4. 刘世锦：中国铁路改革与重组模式：第三种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3（3）。

5. 王俊豪：论自然垄断产业的有效竞争，《经济研究》，1998（8）。 6. 杨蕙馨等：西方国家对垄断性企业管理的比较，《工会论坛》，1999（3）。 7. 门建辉：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经验与借鉴，《中国经济问题》，1999（2）。

8. 李雪松、刘玉琴、张昕竹：中国铁路的管制与竞争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05_sjj/rcrc/rcwp23.html.

9. 徐基镇：中国铁路改革的现状分析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3&ID=311.

案例内容：

公用事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化的产物，在现阶段是指邮政、电信、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和公共交通等为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在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则将公用企业定义为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公用事业或行业的经营者。公用事业的基本特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利益性。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服务为公众日常所需，没有足够的替代选择，需求弹性很小。如火车虽有相应的替代品，可由长途汽车、航空、水运等所替代，但替代品在品质、价格等方面差别较大，实际上可替代性仍较小，这从每年春运时提高火车票价并不能真正减少火车乘客的数量中可以看出。因此，公用事业如发生短缺、质次价高等情形，就会引起社会恐慌、民怨、民愤，影响“安定团结”。

第二，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性。公用事业的产品、服务往往要通过线路、管道、公路、铁道等网络来提供，网络建设耗资费时，同样的网络难以重复建

设以开展平行竞争，因而具有自然垄断特性。自然垄断使公用事业处于独占或寡占地位，加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弹性小，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能会提高价格或降低质量以谋求垄断利润，寡头企业则有合谋提价的倾向。

第三，不适用反垄断法。在自然垄断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形成了公用事业由国家或政府投资经营的某种传统，并由特别法对其加以规定和调整。又由于一国公用事业的发达程度反映着该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使它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即使将其委托给私人经营，法律对它的调整也是庇护、父爱有加而不是有效的监管。自19世纪末公用事业开始大规模发展以来，在其经营中长时期内不存在有效的竞争机制，反垄断法将它列入适用除外的范畴。

第四，公用事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次价高，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垄断或限制竞争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效益、维护公众利益，然而事与愿违，高成本、低效率构成了；。传统公用事业经营模式的基本特征。从我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电信、铁路、电力等行业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官商作风严重，同时由于其所处的垄断地位，往往对其自身过错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几乎不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公众越来越难以忍受，公用事业的改革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据报道，国家计委会同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电力公司开展专项检查的结果表明，仅1998至2000年的两年内，电信行业违法收取资费达21.7亿元，电力行业违法收取的金额更高达27.4亿元。据国家工商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公用事业服务质量差和收费透明度低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众矢之的，其中以电信、邮政、供水、电力、煤气部门居多。另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抽样调查，在百姓的心目中，最应该破除垄断的行业，电信排第一，其次是铁路、邮政和电力。与此同时，职工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邮电、煤气、水生产与供应等行业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与工资收入最低的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不断拉大，1991年为1.24∶1，1997年已达2∶1。而前几年经济发展平稳，物价稳中有降，人们明显感到这些行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降反升或者很少下降，开支有增无减的，恰是电信、水电、邮政等消费支出。

这些并不完全是中国特色，发达国家的公用事业也存在同样的弊端，只是不同国家的程度不同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英国电信的改革为标志，发达国家开始了在公用事业及自然垄断行业中引进竞争机制的改革，改革的方针和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并取得了成效。例如，英国电力工业改革之后，1991年到1993年发电企业的税前利润增长了56.2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9.3%，改变了电力供不应求的局面，电价呈下降趋势，服务质量改善。

在我国，公用企业的改革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以铁路运输为例，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铁路是由私人投资建设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在一些国家，虽然由于需求不足、经营不善等原因，政府从私人手中接管了铁路运输企业，但仍然保留了商业化运作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铁路自然垄断的特点，政府曾在不同程度上对铁路行业实行管制。近二三十年来，鉴于美国等国良好的实践效果，放松管制成为西方国家铁路改革的主导性潮流。而我国的铁路改革并不仅仅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而要从“创造企业”开始。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监不分的起点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分离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监管者及其他相关主体，并在这些主体之间形成合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铁路改革有其特殊性，任务非常繁重。

案例评析：

关于公用企业应由政府垄断的理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用企业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政府控制；二是公用企业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三是公用企业一般都涉及自然垄断产业，而自然垄断产业为了效率的需要可以让政府垄断经营。对此，我们作一简要分析。

公用企业产品确实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都是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又是社会公用的基础设施，是其他社会产品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公用企业由谁来经营，事关国计民生，甚至关乎国家主权与安全，是非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可以比拟的。公用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开放市场，允许自由竞争，恐被欲行不善之人所掌握，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隐患。因此，公用企业就用来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借口。但以公用企业关系国计民生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有些勉强，电力、供水、供热、供气关系国计民生，铁路、邮政、电信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政府宁愿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市场，似乎市场就不能保证国计民生的需要（李佐军，2003）。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什么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什么产品又是不关系国计民生的？其实这很难回答。“民以食为天”，粮食最关系国计民生，其次可能就是棉花和布料，或者说农产品最关系国计民生，那为什么农业不需要政府垄断经营呢？

除农产品之外，关系国计民生的还有餐饮、家具、家电等产业。好在这些行业没有被套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标签，没有被政府垄断，能够在市场化进程中发展成为竞争性行业，从而能够不断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并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建立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相比之下，那些被套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由政府垄断以后总是以效率低下、服务较差、腐败丛生的面貌出现。因为这些垄断者具有垄断特权，没有竞争压力，政府为它们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行政性进入壁垒，使得这些垄断企业缺乏提高效率和改进服务的激励。在竞争性行业中，不可能凭借行政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小心定价、保证产品质量、改进售后服务。因此，正是市场竞争而非政府垄断经营能保证国计民生。在保障国计民生上，相信竞争往往比相信垄断更可靠。

对于具有显著外部性的行业而言，可以考虑由政府垄断经营。所谓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没有必要而导致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现象。企业排放污染是外部性的典型例证，如果污染企业不进行治理而将污染物直接排放，则增加了社会对环境治理的成本。如果一支河流中的上游企业直接排放污染物，则下游企业或居民就要承担治理成本。在这种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情况下，政府垄断经营就可以登场了。政府垄断经营的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追求社会效益，并尽可能地将外部性内部化。

所谓公共品是具有非排他性、拥挤性和不可分性的产品，与私人品相对应。公共品常常具有正的外部性，边际社会净收益高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同时会导致个人的“搭便车”行为，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公共品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具有必要性。国防是最典型的公共品，不太可能由一家企业来提供一个国家的国防服务。但对公共产品行业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尽管国防要由国家来掌控，而军工产品的生产则不一定非要由政府垄断经营，完全可以由政府向军火供应商定货来保证军火的供应。

因此，虽然存在外部性和公共品问题，仅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问题，

为政府在有关行业进行垄断经营提供了理由。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尽可能地界定产权，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外部性出现的机会和范围，探索由市场供给公共品的途径。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相信市场的作用，虽然有市场失灵，而同时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不要一谈到市场有缺陷，就指望政府，往往事与愿违。

关于自然垄断，传统经济学理论一般是用规模经济原理进行分析，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企业的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由一个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比几个小规模企业同时生产更有效率。自然垄断主要出现在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如电力、广播电视、铁路等)，由政府垄断的一个或很少几个企业经营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若由多个企业经营则容易破坏网络的整体效率。现代经济学理论则倾向于用成本弱增性原理来描述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指一个企业生产一定数量产品的总成本，要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生产同样数量产品的总成本低，这可能是规模经济的效果，也可能是范围经济的效果。范围经济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一种产品的成本。以铁路运输产业为例，由于铁路的网络特征，规模经济显著，而铁路公司同时经营运输业务可能获得范围经济的好处。因此，自然垄断行业（如铁路运输）依其性质只能或只宜“独家经营”，不宜竞争，否则就可能导致低效率，资源配置效果不佳。

对于一些具有网络性质的产业而言，自然垄断是进行政府垄断经营的最有力借口。但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部分宜垄断经营，而发电部分则完全可以竞争。同样，铁路也可以实行网运分离，其中铁路网可以统一经营，而运输则可以放开竞争。典型公用企业生产环节的划分见表1。

表1 典型公用企业生产环节的划分 生电 信 电 力 民 航 铁路运输 产环节 竞货运、客长途电话、移动电客运、货争性 发电、运、大宗物资话、数据传输、增值服运、机场、航环供电 运输、通信服务、无线寻呼 油、航材 节 务、桥梁建设 自航线管本地电话网、光缆电网、路轨网、然垄断制、空中管制、网 配电 通信网 性环节 空中通讯 由表1可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一些原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现在已经变成可竞争或部分可竞争的产业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公用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不只是依赖规模的扩张，公共产品的网络设施建设费用相对下降，技术变革成为导致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技术开发和新技术应用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竞争。在技术变迁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影响下，公用企业已经从自然垄断行业演变成垄断与竞争共存的市场。在我国，由于公用企业中强大的行政力量的影响，代表国家或政府的经营者很容易从社会福利的创造者演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具体的“经济人”，而这个“经济人”在行政权力的掩护下更容易倾向于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我国公用企业的定价不合理、服务质量低、交叉补贴等等问题的出现就在情理之中。而国外的实践也表明，在公用企业中引入竞争机制，消费者反而能得到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竞争性企业为了维护市场份额可能比垄断企业更加关心消费者利益，提

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是其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法宝。

因此，如何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对我国公用企业进行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具有一定挑战性而又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下面以我国铁路运输业为例，探讨具有网络性质的公用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具有典型的网络特征，因而是自然垄断产业。由于铁路和铁路运输的紧密相关性（以下将铁路及铁路运输业称为铁路运输业），改革开放以前，铁路运输业完全由政府控制，实行政企合一的集中管理体制，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政府对铁路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是合二为一的。这种高度集中与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使得政府为铁路运输产业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行政性进入壁垒，缺乏竞争压力与激励机制。更兼我国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体制还不够成熟，导致铁路运输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太理想。因此，铁路运输产业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由于铁路运输产业中的运输部分属于竞争性领域，针对这种情况，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坚定不移地对铁路运输产业进行纵向分割，或称为“网运分离”，即路网基础设施因其网络特性而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应由政府垄断经营；而竞争性的运输业务领域应放开竞争，并构造适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保持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能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实行“横切”方案，组成“多区域公司”，即组建多个区域性的垂直一体化铁路运输公司，公司之间相互开放路网（或称为开放通路权），将垂直一体化结构缩小到若干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

这两种改革方案各有利弊，纵切方案可为相互竞争的运输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路网的自然垄断特性无法改变，这种改革方案在打破了网上运营垄断的同时还保留了路网基础设施的垄断。当路网基础部分由政府控制的一家公司垄断经营时，虽然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政府垄断企业不仅具有自然垄断企业的某些弊端（如制定垄断价格，侵占消费者福利等），而且在行政性垄断的保护下，使得铁路企业不用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其市场绩效就值得怀疑。同时，纵切方案的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于“网运分离”会导致“网”和“运”之间交易频率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上升。横切方案可以避免纵切方案的缺陷，即可以有效降低网运之间的交易费用，公司之间的竞争有望提高效率。但这种缩小的区域性的一体化铁路运输公司因其对外封闭性会产生“通路权”问题，因而在“通路权”问题上的讨价还价也会产生交易费用。而当各个企业不用面对足够的外部竞争压力时，在各企业领地内就会产生区域性垄断问题，其市场绩效同样值得怀疑。

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了一个两因素分析模型，1[1][4] 其主要观点是：不同改革模式的争论集中在对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上，决定收益与成本的因素同运营模式有关，也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铁路运输的特定自然状况及技术状况有关，因此铁路运输企业的改革应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特定运输线路的竞争性，二是网运之间的交易数量和频率。参见图1。

竞争程度 A B

C D

交易数量和频率 图1 铁路运营模式选择模型

在B 区域，铁路运输线路的竞争程度高，网运合一的区域公司不会处于垄断状态；同时交易数量、频率都较高，网运合一模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选择网运合一的区域公司模式既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又能保持较高程度的竞争。在C 区域，竞争程度与交易数量、频率均比较低，网运合一模式既导致区域垄断，又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采用网运分离模式可以促进运输业的必要竞争，同时跨区域运营的公司可将业务扩展到这个区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在A 区域，竞争程度较高，但交易数量、频率较低；在D 区域，竞争程度较低，交易数量、频率则较高。在这两个区域，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将取决于对竞争程度、交易数量和频率两者重要性的考虑。

由此可见，不一定存在适合全国的统一模式，合理的运营模式必须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纵切和横切模式的优点均可加以利用，这就产生了第三种模式——网运分离+区域公司。在图1-1中B 区域对应的地区（如中国东部地区），组建网运合一的公司。与A 、C 、D 区域对应的地区，除了为数不多的地区或线路可组建网运合一的公司外，其他地区采取网运分离模式。

为适应“网运分离+区域公司”模式，有必要组建国家路网公司。因为在存在若干网运合一区域性公司的情况下，保证全国范围内的“通路权”，是铁路运营模式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成立国家路网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通路权”问题。应当考虑形成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通过法律规定国家路网公司强制性地拥有网运合一区域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也可采取双方相互持股的方式。并设立国家铁路调度中心，负责全国铁路运输的必要协调与组织。

以上对铁路运输企业改革的模式探讨，对其他具有网络性质的自然垄断型公用企业改革同样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在市场容量扩大、竞争形式多样化的环境下，对自然垄断理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能只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抑制竞争，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条件。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以前所谓的自然垄断产业，正呈现垄断性业务领域不断缩小，竞争性业务领域相应扩大的趋势。因此必须放宽自然垄断产业中竞争性业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打破行政性一体化垄断企业独占自然垄断产业的格局，以形成竞争机制。在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前提下，通过纵向分割、横向分拆等制度创新，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全面实现市场化运营，对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实行必要的政府管制，最终达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格局。

案例讨论：

1. 你认为我国公用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2. 国外公用企业改革进程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3. 我国铁路运输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

案例 2

案例名称：中国汽车工业50年 案例适用：规模经济

案例来源：摘自“中国汽车工业50年大事记”

http://www.pcauto.com.cn/teach/qczs/0404/62787_1.html

案例内容：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经过创立、成长、发展和全面增长四个不同的阶段。受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各不相同的特点。

中国汽车工业的初创时期（1949-1965）：

1949年10月，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开始着手筹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 1953年7月，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1956年7月，国产第一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1957年12月，洪都机械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送往北京向党的“八大”献礼。

1958年9月，一汽试制成功第一辆CA30型2.5吨军用越野汽车，上海汽车装配厂（上海汽车装修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凤凰牌轿车。

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时期（1966-1980）：

1967年4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破土动工，举行开工典礼大会。 1971年12月，一汽试制成功60吨矿用自卸汽车。

1979年9月15日，兵器部嘉陵机器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嘉陵牌CJ50型摩托车。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

1983年4月，国家纪委正式批准微型汽车定点方案。4月11日，第一辆上海桑塔纳牌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国家规定汽车生产企业有一定比例的汽车产品自销权。

1984年1月15日，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WC）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

1984年5月，国营长安机器厂与日本铃木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达成生产ST90系列微型汽车技贸结合引进技术协议。

1984年10月5日，二汽襄樊基地举行奠基典礼。

1985年3月，中国与德国合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86年3月，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引进日本大发公司夏利轿车许可证转让合同在天津签字。

1986年9月，中法合资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投产。

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确定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基地。

1988年5月3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沈阳成立。

1988年9月27日，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和德国戴姆勒·本茨公司关于重型汽车生产许可证转让合同在北京签字。

中国汽车工业的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 1990年1月26日，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成立。

1990年5月28日，全国最大的汽车整车测试场地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

1990年11月20日，我国汽车行业规模最大的合资项目——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年产15万辆普及型轿车的项目在北京正式签字。

1990年12月20日，第二汽车制造厂与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合资生产轿车项目在巴黎签约。签约的合同为第一期工程，目标为年产15万辆C级普通型轿车。最终目标为年产30万辆C级和B级普通轿车。

1991年1月31日，广州市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签订协议，到1992年底，原在法国生产的标致505型系列轿车将全部移到广州生产。

1991年2月8日，我国汽车工业最大的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投资额为42亿元人民币。第一汽车制造厂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资比例为6 ：4，主要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普及型溜背式高尔夫和阶背式捷达轿车。

1991年7月22日，中外合资沈阳金杯客车公司成立，由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在沈阳成立。

1993年4月19日，日本汽车界在中国最大的合资企业——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在南昌成立。

1995年5月18日，北京汽车工业集团和集团总公司成立。北汽集团共有172家成员单位，其中35家组成集团总公司。

1995年9月1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1996年5月11日，中德合资的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开业和开工奠基庆典。该项目总投资达26.68亿元，是我国目前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以生产发动机控制系统为主的合资企业。

1997年3月25日，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同和章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

1998年7月1日，广州本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各出资50%成立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案例评析：

中国汽车工业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开始，经过50年左右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1998年，全国汽车产业的总生产规模达到162.8万辆，其中轿车50.7万辆，货车66.2万辆，客车45.9万辆，在世界各国汽车产量中排名第十。汽车保有量为1319.3万辆，摩托车保有量达4000万辆，国产汽车在国内汽车市场的占有率达90%以上。1998年汽车工业总产值为2528亿元，全产业拥有固定资产1500亿元。

然而，同国外汽车业巨头相比，我国汽车工业投资分散、重复建设，缺乏规模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境内具备资格的汽车整车厂达120多家，其数目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汽车厂商的总和。1997年，我国各类汽车的总产量仅为155.7万辆，不及欧美一家汽车公司的年产量（参见表1和表2）。1999

年，全球汽车品牌年产量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福特品牌，其年产量为600万辆，就连排名第18的大宇汽车，其年产量也达到90万辆的水平（参见表3）。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规模经济”的最低限度被大大提高了。对整车企业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几十万辆、一百万辆汽车的产量足以达到规模经济，而在90年代却变成了规模不经济。我们以往所说的15万辆或20万辆产量的最小有效规模，至多是制造环节上单一工厂或生产车间的最小规模，远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具有完整功能（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及独立品牌）的企业所应具备的经济规模。反映企业综合能力的全球十大品牌，其年产量均超过150万辆。

表1：中国主要年份汽车产量数 单位：万辆 年汽车总产载货汽车 客车 轿车 份 量 1962.2 1.7 0.0 0.0 0 1978.7 4.7 0.0 0.0 0 19822.2 13.5 0.0 0.5 0 19950.9 26.9 2.3 4.2 0 19970.8 36.1 4.2 8.1 1 199106.1 46.0 8.4 16.2 2 199129.6 62.3 14.2 22.9 3 199135.3 61.3 19.3 25.0 4 199145.2 57.1 24.7 32.5 5 199146.9 69.6 39.6 38.7 6 199157.7 66.6 42.9 48.1 7 表2：1980—1997中国整车生产企业数 年111111111份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企 业数 75 82 78 75 94 114 122 139 145 年111111111份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企 业数 146 135 132 141 129 122 122 122 123 资料来源：《1997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表3：1999年全球汽车品牌产量排行榜 产量产量位 次 品 牌 位 次 品 牌 （万辆） （万辆） 1 福特 600 2 丰田 450 3 大众 340 4 雪佛兰 300 5 日产 250 6 雷诺 230 7 本田 220 8 菲亚特 210 9 欧宝 180 10 道奇 170 11 三菱 160 12 铃木 150 13 标致 130 14 奔驶 130 15 马自达 100 16 雪铁龙 100 17 现代 90 18 大宇 90 资料来源：刘世锦、冯飞，《汽车产业全球化趋势及其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2002）。

其次，中国汽车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缺少自主开发能力，汽车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而真正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寥寥无几。在全国119家汽车整车企业中，年产量5万辆以上的企业仅为8家，不到企业总数的10%。另一方面，年产量1万辆以下的企业有100家，占总数的84%。其中，年产量100辆以下的企业居然有15家，占企业总数的12.3%（参见表4）。

表4：中国汽车产能分布 产151251251能 百辆 00辆 千辆 千辆 千辆 万辆 万辆 万辆 合百辆区5125125以计 以下 间 百辆 千辆 千辆 千辆 万辆 万辆 万辆 上 企11221114 7 8 业数 5 6 0 1 4 4 19 资料来源：《1997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表5：1998年全球排名前10名的汽车零部件公司销售收入排行榜 排 名 公 销售收入（亿司 美元） 1 德尔福（美 264 国） 2 博世（德国） 182 3 维沙通（美 178 国） 4 电装（日本） 118 5 里尔（美国） 91 6 江森控制 86 （美国） 7 TRW（美国） 72 8 戴纳（美国） 71 9 爱信精机 71

案例讨论:

我国国有纺织企业的制度性退出壁垒有哪些？

2．造成我国国有纺织企业制度性退出壁垒的因素是什么？

案例 4

案例名称：中国彩电价格大战 案例适用：行业进、退壁垒

案例来源：1.“彩电价格大战在汉上演”，武汉晨报，2001年4月18日，全文引用。

2.郭斌：我国彩电产业的价格竞争、价格战与产业绩效，《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部分引用。

案例内容：

武汉晨报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长虹13日在汉大幅下调，引来意料中的彩电大战。 昨日一大早，武商、徐东平价、中南等各大家电卖场就传来一股火药味。从昨起，19款29英寸康佳超平彩电全线下调，最高降幅达到1400元，一般降幅都在400元—500元。康佳武汉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栗波介绍，因康佳已无多少库存旧机型，只得忍痛拿出2000型超平彩电投放市场。TCL彩电一负责人说，尽管TCL不主张降价，可长虹降价对TCL有相当冲击，TCL近日也将会采取相应对策。武商家电城有关人士则称，高路华、创维、厦华等多家彩电已频频与商场接触，大有出击势头。 从各大卖场传来的消息是，长虹降价以来销售一路飙升，已对其他品牌形成强烈冲击。长虹降价3天来，中商集团下属的各大卖场长虹销售已突破2000台，武商家电城一个卖场就卖出了250多台。康佳首日降价，效果立现，武商、徐东平价等卖场围满了消费者，一扫两天来的冷清场面。在这场彩电大战中，武汉已成了各大品牌抢驻的“要点”。据可靠消息，4月22日和5月1日，康佳、长虹将分别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汉，为彩电大战“助兴”。 可以预见的是，长虹、康佳、TCL一线品牌的大幅下调，势必会带来一场全行业的价格大战。业内人士担心：去年彩电行业全面亏损，如这次价格大战持续下去，对二三线品牌来说，不啻是一场血光之灾。待到秋后算账之时，难免哀鸿遍野。

案例评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彩电行业价格大战是我国众多行业价格竞争的典型代表，它是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背景下发生的，不仅具有价格大战的一般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相对称的特殊性。根据价格大战的策动动机以及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学者郭斌把我国彩电价格大战发展历程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以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0年，我国彩电产量和销售量都获得了较大的增长。彩电产量和市场销售量分别从1985年的

435.3万台和378.6万台分别增加到1990年的1033万台和980万台。随着国内彩电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因素逐渐发挥作用，一些在成本结构上具有优势的企业（比如四川长虹等）为了更好地扩张规模，开始运用降低卖价的价格竞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这一时期的价格战为行业领先企业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基础。不过这一阶段的价格竞争对业内企业的冲击被日益膨胀的市场容量和挤占国外彩电品牌的市场份额这两个因素大大缓解。因此，行业内厂商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相对还比较缓和。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7年前后。通过第一阶段领先企业的降价竞争，彩电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价格竞争乃至价格战开始已经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获取市场份额的一种手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价格战常常会导致产业结构出现变动，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但一般不会在领先企业之间造成价格上的直接冲突，相反地，它们甚至会形成类似于“默契协议”的共识，利用价格竞争手段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

第三阶段是1997年之后。随着产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彩电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了类似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这一阶段的价格战频率大幅上升，并且其波及面也相当大，常常导致行业领先厂商之间出现直接的竞争冲突，行业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产业内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供大于求的趋势，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很难通过产业内重组得到优化配置，甚至未能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顺利地退出，一些领先厂商在生产能力上也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

《武汉晨报》所报到的武汉各大商场所出现的彩电价格大战其实只是处于第三阶段的近年来我国彩电行业价格战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版本而已。长期以来，我国彩电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趋同问题。产品差异程度低、产品结构的同质性、厂商在成本结构上的趋同性，导致了产业内企业之间竞争手段的单一化，价格竞争是彩电生产厂商之间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竞争手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彩电产业引入了113条生产线，彩电的产能迅速扩大。这也被认为是造成此后彩电行业过度竞争问题的重要初始原因。也就是盲目的重复建设导致市场供求的脱节为后来的价格大战埋下的隐患。虽然如此，但是透过现象探究本质，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产业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彩电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不存在外部干扰和阻碍而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话，成本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成本的厂商以及过剩的生产能力将会依据市场信号逐步退出，或者被高效率的厂商进行合并与重组。也就是说，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某个产业会出现激烈的价格大战，但随着边际厂商的退出，价格大战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国彩电行业持续多年的价格大战明显有违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我国彩电行业近年来频繁发生大规模产业价格战的重要深层次原因在于4[4][4]

，一方面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如果说早期彩电生产线的进口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的利益驱动行为所致，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追逐利润”是其不二法则，自然会导致大量企业涌入该领域。在进入壁垒较低的情况下，产品的加成定价做法引致的高额利润使得在1997年之前吸引了相当的生产能力进入行业之中，加剧了价格大战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产业资源由于政府干预而缺乏合理的退出途径，这使得产业资源无法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手段来完成合理配置。

1．彩电行业的进入壁垒较低。产业组织理论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行业进入壁垒，一是新企业比老企业多承担的生产成本，二是新企业比老企业必须多承受的不利因素。不论从那个角度，简单地说，进入壁垒就是新企业进入特定产业所面临的一系列壁垒。综合国内外产业经济学家对于进入壁垒的经典论述，我们可以把进入壁垒进行具体化和分类。一般来说，进入壁垒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经济性壁垒和非经济性壁垒。经济性壁垒通常分为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对特有的经济资源的占有等。非经济性进入壁垒一般包括政策法律制度、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等。

首先分析彩电行业的经济性壁垒。

（1）彩电业进入的资金障碍较小。1994年，一条彩电装配线的进口价格只要15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虽然这个数字也许对于“小而散”的中国企业还是显得比较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要筹集到这个数量的资本却并不困难。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向银行贷款从而迅速完成初始资本的筹集。由于我国银行信贷制度改革滞后，银行贷款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较强，只要在当地政府干预下，大笔的银行贷款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彩电产业，为彩电生产企业的筹建铺平道路。这样在原本并不很高的资金壁垒实际上被显著地降低。

（2）技术障碍较低。由于彩电整机生产企业主要是完成电子元器件的组装，工艺和生产技术较为简单。同时彩电产业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潜在的国外技术供应商众多，不存在国外供应商进行技术封锁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彩电行业的对外开放，国内生产厂商能够很容易地从国外彩电厂家得到相关的生产技术、产品设计，我国绝大多数彩电生产企业只是一个彩电组装企业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研究开发的能力。同时，国外的知名彩电企业为了把产品打入我国市场也非常乐意转让生产技术和专利。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彩电生产技术的可获得性，削弱了该行业在研发能力方面的进入壁垒。以技术引进替代技术研发和创新，将会导致进入壁垒失效。我国大多数彩电生产企业缺乏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动力和机制，企业的研发费用不足。大多数企业没有掌握本行业先进的“核心技术”，基本上依赖引进成套设备组装产品。“核心技术”是一种重要的进入壁垒，而大量引进成套设备这种简单的“复制”过程使进入壁垒顿然消失。

（3）彩电行业成本结构和产品品质具有趋同性。由于我国的彩电行业是借助引进国外生产装配线和国外生产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彩电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产品品质和成本的趋同问题，具有产品差异程度低、产品结构同质性的特征，同时，生产厂商在成本结构上也具有趋同性。尤其是到了1997年以后，彩电行业竞争步入了几乎只是在生产能力较大的生产厂商之间展开的第三阶段。虽然此时的大厂商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塑造，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它们生产的彩电由于技术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各种品牌的彩电几乎不存在足以令消费者为之一振的差异性。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替代性就越强，在加剧竞争的同时，也降低了潜在企业进入或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壁垒。因此，只要还有一点利润空间，任何一个品牌的彩电厂商都会存在一种机会主义倾向，通过各种手段把更多的生产资源导入彩电行业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降低自己的产品价格，力求做到薄利多销。而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整个彩电行业的价格大战在所难免。

接下来分析非经济进入壁垒。从政策法律制度角度看，彩电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放松进入管制、实行市场化较早的行业之一，况且产业准入政策是由

政府掌握的，所以只要有地方政府干预，要进入这一行业并不困难。所以，不存在政府在政策法律上和产业准入方面的进入壁垒。再看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2000年6月9日我国彩电业九大巨头康佳、海信、创维、厦华、乐华、金星、熊猫、西湖、TCL、王牌在深圳宣布成立“中国彩电企业峰会”，并公布了最具实质性的举措：销售最低现价，其后又推出大幅度削减内销产量计划，减幅要达到15%－20%，约减产200万台。但是，这个类似于寡头市场上大厂商之间形成的价格联盟非常短命，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彩电行业目前还不可能通过串谋来实施大厂商之间的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因此，彩电行业的非经济性壁垒也是极其有限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其产业特征和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所特有经济条件，我国彩电行业呈现出低进入壁垒的特性。

2．政府行为作为企业的退出障碍表现明显。退出壁垒是指现有企业在产业前景不好、企业业绩不佳时准备退出该产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阻碍，资源难以转移出去，这些阻碍现有企业退出产业的因素，就构成退出壁垒。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退出壁垒主要包括沉淀成本、违约成本、信誉损失、行政法规方面的退出壁垒、市场发育不完善而造成的退出壁垒。

彩电生产线很容易转产VCD、电脑、手机等其它种类的电子产品，故总的来看，彩电生产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并不很强。所以退出彩电生产后，固定成本转化为沉淀成本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我国也重来没有制定过限制彩电生产企业退出的行政法规。因此，行业的退出壁垒主要集中在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造成的退出壁垒。其一，地方政府出于就业、财政等方面的压力不仅阻止亏损彩电企业的有效退出，而且千方百计通过税收、投资、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亏损企业的优惠待遇来保护它们的继续生存。如徐州电视机厂和无线电三厂是徐州市的骨干企业，在价格战中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市政府决定采取优惠措施，分别向两家企业注入1000万元和1500万元的新贷款。另一方面，对于在国内竞争处于劣势的企业，地方政府鼓励其与外国公司合作，借助外方的资金和品牌优势，生产国外品牌产品，当前在模拟式彩电生产技术上，国内企业已经与国外水平持平。虽然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彩电业不应再鼓励合资项目，但

5[5][5]

近几年仍然建立了大量的合资企业。其二，国内产权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堵塞了彩电行业资本的退出通道。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退出时无法有效地利用现代资本运作手段来实现或转移企业资产。我国多数彩电生产厂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所固有的缺陷也增加了产业转型的难度。

案例讨论：

1.我国彩电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主要有哪些？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彩电行业成本结构、产品品质的趋同性？ 3．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彩电价格大战”问题？

案例 5

案例名称：电力生产企业重组与集中效应 案例适用：市场集中 案例来源：中经网

案例内容：

电力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生活进步的主要物质基础。电力工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国民经济要发展，电力工业必须先行。它是能源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即生产、传输和销售电能的公用事业。由于电能是一种最清洁和最精确的可定时、定量加以利用的二次能源，并可实现一切能源的相互转换，因此，电能的使用已遍及国民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社会之必需。

中国电力工业始于1882年，至今有120余年的历史。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仅185万千瓦，居世界21位。改革开放以后，电力工业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到1987年全国发电装机突破1亿千瓦，1995年突破2亿千瓦，成为装机规模、发电量世界第二的电力大国。相应地，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电力需求增幅一直较大。

图1 1985－2003年电力消费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1 1998－2003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及其构成（万千瓦）

水电 项目 计 量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657 849 35932 33877 31729 29276507 合装机容重 23.46% 24.42% 24.85% 24.52% 24.14% 比量 20988 装机容重 75.69% 74.79% 74.39% 74.75% 74.47% 比量 210 装机容重 0.76% 0.70% 0.66% 0.62% 1.25% 比火电 核电 7297 22343 210 7935 23754 210 8301 25301 210 8607 26555 447

水电 项目 计 量 2003 450 389217 合装机容重 23.97% 比量 火电 装机容重 28564 74.29% 比量 核电 装机容重 619 1.61% 比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003年全国发电量18461.53亿千瓦时，其中水电量1564.46亿千瓦时，火电量15456.74亿千瓦时，核电量427.74亿千瓦时。截至2003年底，全国大中型电源项目在建规模约9600万千瓦，其中上年结转7357万千瓦。考虑年内后续开工项目及今后两年开工项目全部结转“十一五”投产，预计今后两年全国全口径电源投产容量年均在2200万千瓦左右。根据“十五”电力调整计划，今后两年我国电力需求年均增速为7%-8%，每年需新投产装机容量约2900万千瓦。因此推测，今后两年全国装机容量缺口将分别达到2200万千瓦和2900万千瓦左右。但是预计今后两年电力供需形势依然紧张，区域性、季节性、时段性、结构性拉闸限电情况仍将存在。

表2 中国20年需电量预测（2000－2020）

2000年 项目 测 需电量/亿千瓦时 13684 915.2 12214 573 10350 1291 1470 116 1.8 132 7.3 1676.1 174.0 9782.8 11794.4 534预际 13466.2 10628300～29730 20202120 22200～24130 10201110 15700～16100 54806920 53205600 280～400 ～～～～45880～50900 29003440 35520～39060 17001880 24020～24780 980012400 10360～11840 700～800 ～～～实2010年 2020年 人均/千瓦时 1.产业需电量/千瓦时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居民生活用电 人均/千瓦时 数据来源：国电信息中心《Electricity》No.1，2003。 根据上述需电量预测结果，如设备利用小时为5000时，则2010年和2020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应分别达到5.7～6.0亿千瓦时和9.2～10.2亿千瓦时。

表3 2000年－2020年发电装机构成（万千瓦） 2000年（实202020项目 际） 05年 10年 20年 火电 23754 314264330 其中：煤电 气电 水电 核电 新能源 全国总23224 530 7935 210 33 31932 30330 1000 10500 870 300 43200 40200 2000 15000 2000 800 60500 59500 5000 23500 5000 2000 95计 000 00 000 而当前，我国电力产业改革也正处于关键的时刻。2002年12月29日，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的11家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实现了厂网分开，引入了竞争机制，这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标志着电力工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新组建的五大发电公司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原国家电力公司绝大部分的资产划分给了这五家发电集团。5家发电集团公司的资产规模、质量大致相当，地域分布基本合理。在各个区域电力市场中，各个发电集团拥有的发电容量份额均不超过20%，以利于竞争上网。五大发电集团拥有的可控发电容量平均均为3200万千瓦，权益容量平均为2000万千瓦。

为了保证各电网的安全运行，在原国家电力公司总发电资产中，预留了大约10%的发电容量，主要是抽水蓄能电厂和紧急调峰电厂，作为各区域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紧急备用电厂。各发电集团拥有的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资产见下表。

表4 中国各发电集团的发电容量和资产

发电集团 中国华能 中国大唐 中国华电 中国国电 中电投 可控发电容量（万千瓦） 3797 3225 3109 3043 2989 权益发电容量（万千瓦） 1938 2097 2092 2035 2196 可控发电资产（亿元） 1364.6 714.8 712.2 733.4 768.7 权益发电资产（亿元） 572.7 441.5 449.5 471.7 556.2 数据来源：国电信息中心《Electricity》No.1，2003。 虽然改革方案的设计初衷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但是很大一块发电资产并没有纳入重组。从总体上看，当前的市场结构和集中度可以大致表现如下：

表5 电力产业的效益规模指标 规模指标 总资产 本行业A 143782200.00 全部工业行业B 1670640656.00 与全部工业行业相比A/B（%） 8.61 利润 销售收入 从业人数 5853618.30 49878651.20 1228647.00 81523497.40 1406103133.70 57077994.00 7.18 3.55 2.15

表6 电力产业收益集中度指标 规模指标 全行业 Top10 200 24046669.7 总资产 143782利润 5853618.30 823274.50 销售收入 49878651 10874087 7 201986 从业人数 122864 表7 电力产业效益集中度指标 集中度指标 Top10集中度(%) 销售集中度 21.80 资产集中度 16.72 利润集中度 14.06

案例分析：

电力是典型的自然垄断性产业，因此我国从建国开始一直沿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直到2002年，国家才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我国电力产业组织结构的一场革命性变革。不但对电力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整体国民经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近期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将是电力生产企业的重组和购并活动，这也关系到电力产业改革的最终结果。

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开始新一轮的合并狂潮，刮起重组的旋风。然而，科尔尼公司的研究表明，50%的并购是不成功的，并未能够创造股东价值。尽管兼并和收购看起来混乱无序，但是我们的分析同样表明，这些趋势并非偶然事情。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行业合并其实有章可循。

科尔尼公司的研究表明，不论什么行业的整合行为都遵循着一个清晰的模式。整合一般要经过四个长短不同的阶段。并且，并购的数量与整合的规模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根据科尔尼公司的“价值增长数据库”(包含了53个国家24个主要行业的25，000家上市公司信息)，我们对1988年至2000年的合并行为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确定了HH(Hirschmann-Herfindah1)指数的变化，该指数反映了CR3的情况，即行业内最大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总和。

兼并和收购行为混乱无序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清晰的S型曲线模式(见图1)。

每个整合中的行业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1）起步阶段：在行业集中的第一阶段，分散的市场中充斥着各种规模的参与者。通常，最大的三家公司只能占领10%～30%的市场份额。新企业的出现或管制的取消常常是市场供应者分散化的原因。银行业、航空业、公用事业等待业就遵循这种趋势。电信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电信市场还受到严格管制。但是随着电信业务的管制放松和自由化程度加深，从前的垄断企业失去了它们作为市场惟一运营商的地位。随着市场进入壁垒的降低，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涌入了市场。接着随着手机的普及，出现了更多的竞争者。不久，整个行业变得高度分散。

（2）积累阶段：积累阶段反映出对第一阶段的一种逆转。市场分散度开始降低，规模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随着竞争者的成长，它们开始实现两种规模优势。首先，市场的扩大使公司得以实现其目标：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其次，更大的规模有助于防止恶意收购。这一阶段通常需要持续约5年的时间，直到最大三家厂商的市场份额总和达到30%～45%。

（3）集中阶段：经过积累阶段之后，三家最大厂商市场占有率通常达到45%，此时他们开始努力巩固和加强来之不易的市场地位。在第二阶段，公司已通过合并达到了一定规模，从而避免被收购。而第三阶段的合并过程与其说是大型购并，不如说是各公司间业务单位的选择性交换。其目的在于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清理、组合公司的资产，这些活动使行业合并呈线性增长。在集中阶段末期将要过渡到第四阶段时，三个市场领导者将取得60%的市场占有率。

（4）联盟阶段：当合并潮流即将结束的时候，最大的三家市场参与者将拥有70%～80%的市场份额。此时，行业已经配制和分布好，很少再发生兼并和收购。反托拉斯法阻碍了进一步的合并，已不可能再有大型并购。此外，潜在的合作伙伴也从舞台上消声匿迹了。争夺最大最好市场从额的战斗就此结束。许多过去的竞争者要么变成了家族的一员、母公司的一部分，要么是变成地位同等的合作伙伴。其他公司就成了联盟的目标。行业最后的合并活动仍然在进行。价值链上的每一层次都形成了联盟。

在这个基于时间的框架中，行业从比较分散的第一阶段，到呈现出显著联

盟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中间的跨度约为20年。一个行业开始时集中程度很低，通过不断兼并和收购直接达到饱和为止。接近周期的最后阶段，联盟的形势最终出现在显著的位置。

随着我国电力市场的开放和投资体制的改革，电力产业的竞争性环节——电力生产业务必然也会经历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当然，某些阶段可能表现的不会很明显，或者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尽量缩短造成资源浪费的阶段。其中，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和构造我国大型电力生产企业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国电力市场早已经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外资参股比例一直受到限制，目前全国大中型中外合资电厂有39个，总装机容量共2700万千瓦，占全国装机容量的8.46%，外商投资额为23亿美元。入世后，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且十六大提出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鼓励外商增加投资，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上中国电力行业一直具有收益稳、风险低的特点，所以有关人士判断，我国电力行业必将成为外资收购的主要目标。

外商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借助自身的资本力量，兼并和收购国内公司，来达到进入中国电力市场的目的。同时对许多中国公司而言，与外资合作，借助外商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寻求新的发展也是最好的出路。

2002年1月10日，法国电力公司、美亚电力公司等9家知名企业与深圳能源集团公司达成了股权转让意向书，深圳能源集团公司将49%的股份转让给这9家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深圳能源集团公司将成为外资企业的跳板。

此外作为中国电力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排名世界500强第48位的法国电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透露，从现在到2008年，法国电力公司在华电厂的装机容量将增至1000万干瓦，并优先考虑在广东发展。这是世界级电力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最新举动。据专家证实，法电目前在中国的总装机容量为400万干瓦。

香港中华电力在大规模介入西电东送电源建设和回购中信泰富15%的股份后，先后取得云南滇东电厂80%的股权和贵州安顺二期600兆瓦燃煤电厂项目70%的权益，并进一步抢占南方市场。

深圳能源集团的股权转让招标也正在进行中，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美国Meiyapower、法国电力等能源巨头和香港的知名企业长江基建、中电控股、合和实业，此外日本丸红、日本住友集团、亚洲兴业发展基金等大机构将竞逐其25%的股份，中标者将在南方电力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电力行业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在预演外资并购的风暴了。

电力装备是另一条并购纽带。中国电力市场的庞大，注定了其电力装备市场举世瞩目的地位。据境外机构统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能源，13年来，我国电力工业的基建投资年均增长达17.2%，远远高于石油、煤炭工业。另外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5年，国内输变电设备需求量将达到1478294台（组），一年的采购额就有近千亿元。

目前电力体制改革和“西电东送”政策更使得电力投资进入一个加速阶段。按国家原有计划，“十五”期间我国将新增装机7000万~7600万千瓦。而这对输变电设备意味着每万千瓦装机容量需126千伏以上的断路器3.7万台，也就是说，仅这些断路器，年均需求量即达近6000万台。

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国内许多厂商都在国外找到了合作伙伴:上海华通开关厂与西门子公司合资建厂生产110–500千伏GlS和HIS设备；平顶山高压开

关厂与日本东芝公司结下联盟；北京开关厂与ABB、日本日新、日本明电舍三家公司合作。西安一家企业正与日本三菱电机准备全面合资，将其技术全部转移到西安生产；沈阳一家公司也正在与日本日立公司商谈合资问题。

国外电力企业必然进入我国电力市场，为了促进我国电力产业的健康发展，加速电力产业集中的进程，建立竞争性市场和培育我国发电集团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电力市场化关键在政府改革

我国电力产业已经基本完成厂网分开的产业重组，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现在，电力市场化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在这关键阶段必须明确改革重点。2003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提出：电力市场化关键在市场改革。

（1）要放宽电力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由于经济规制是可能会产生低效率，国际上的改革潮流是放松价格、投资、市场进入等方面的经济规制，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我们还应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争取建立新型投融资体制。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需保持一定甚至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要有充足电力的支持。要保证电力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的投资是不可缺少的。要吸引投资，政府既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也要放宽投资进入限制，吸引新的投资者，允许符合环保、安全等方面要求的企业进入电力市场，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混合经济。在电网独家经营的运行模式下，电网投资主体也应采取多元化政策。

（2）要继续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

在价格、投资、市场进入、市场退出等关键性环节，政府部门仍对电力等垄断行业进行较为严格的经济规制，行政审批事项仍然很多。为顺利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政府应继续缩减对电力业的经济规制职能，尽可能不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的干预，同时加强安全、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对于非政府投资的电力建设项目可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依法办理用地、资源、环保、安全等许可手续。

（3）要构建现代电力监管制度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电力工业的特性、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体制特征以及历史的条件，着眼于解决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构建与国际现代电力监管体制潮流相符合的新型监管体制。

中国的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应遵循如下原则：

（1）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与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对应

中国的现实和他国的经验都说明，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而需分步实施的过程，采取厂网的产权分开、发电端竞价上网，尔后输配电网分开，最后到售电引入竞争的实施步骤。

在此过程中，电力监管体制应加速改革，以确保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在监管中顺利推进，以便少出问题和少走弯路。而监管的内容应同竞争的引入范围和竞争强度相对应，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目标。

（2）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应与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和职能转换相协调 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兼顾当前

的现状和现实可能性，更要着眼于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体制的长远目标，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延续性，避免与今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发生矛盾甚至制造障碍。力争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行业协会自律服务，监管机构依法监管”的新型政企关系。实行政监分离，并将目前分散在各部门的电力监管职能（如价格管制权、市场准入管制）集中到电监会，赋予电监会有效的管制工具和“权责对等”的管制职能。

（3）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应以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作保证

立法先行是他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但是由于现行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电力改革的形势、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紧迫性等方面的要求，近期内也无法再进行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为解决这一矛盾，可先行采取行政法规尔后立法的方式。

监管机构及其职能必须得到法律授权，才能形成透明、可预见、相互制衡的电力监管新体制，才能做到依法监管。也就是说，立法先行的原则必须遵守。

同时，由于我国5大发电集团的资产重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其竞争实力和国外大型电力公司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还需要促进国有电力集团的产权改革和建设现代企业公司制度。

案例讨论：

1、电力作为自然垄断行产业，是应该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2、我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促进电力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迅速提高？ 3、国有5大发电集团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与国际大电力公司向抗衡？

案例6

案例名称：金松集团失败的合并 案例适用：企业一体化战略行为 案例来源：市场调研

案例内容：

1997年8月，在杭州市政府和二轻局（后来改为二轻控股集团公司）的全力推动下，四家家电企业——金鱼电器集团公司，东宝电器集团公司，家用电器工业公司，乘风电器公司联合组成。4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知名品牌：金鱼集团有“金鱼”和“松下爱妻号”洗衣机，东宝集团有“东宝”空调，家电公司有“华美”冷柜，乘风公司有“乘风”电扇——合并组建了杭州市家电集团公司，两个月后更名为金松电器集团公司。购并的初衷，是通过将相关企业联合起来，更好地应对“两东一江”（广东、山东和江苏）以及跨国公司的竞争。

为了促进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壮大，杭州市政府一方面以现金投入1.15亿元，同时对4家企业2亿多元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并在财政等相关政策予以支持，设想到2000年，企业集团的销售收入争取200亿，实现利润12亿元。

因此，金松集团是当时杭州市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根据当时的预期，合并后将带来可观的竞争地位提升：合并后迅速形成以洗衣机、空调器、冷柜、电扇为骨干，以小家电产品和其他方面产品为依托，以开发新的家电产品为后盾的多门类、多品种的生产经营格局，洗衣机达到年产300万台，生产规模全球第一，产品质量全国第一；空调机达到年产60万台，跻身全国同行业五强；冷柜达到年产100万台，进入国内同行业前五名；电扇要达到年产500万台，进入国内同行业前三名等；到2000年，集团主要经济指标可望达到：产品销售收入150亿元，力争200亿元，利税总额22亿元，力争25亿元，实现利润10亿元，力争12亿元。

而且，从合并之时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个预期可能过于乐观，但并非没有基础：1996年，公司在空调市场占有率排行国内前十位，冷柜市场占有率排行全国第七，电扇国内排行第六，洗衣机市场占有率排行全国第三，公司总资产是18亿元，年销售额30亿元。

然而，合并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与预期目标差距较大：1997年刚合并时，4家企业总销售额为30亿元，次年下降到26亿元，1999年和2000年则分别跌至18亿元和15亿元，已经不足金鱼电器公司一方在投入合并时的销售额。到2000年底，除金鱼电器公司之外，另外3个企业几乎全部处于停滞状态，职工大部分下岗。当然，就乘风电器公司和杭州家电公司而言，即使没有合并，它们当时的经营状况就不好，加上主打产品市场的不断萎缩，后来的结果也不会更好。其中尤其可惜的是东宝公司，在合并之前，它的空调业务发展手头良好，在它表现最好的北京市场，1997年的销售额为1.3亿元，改名“金松”品牌后下降到2000万元，2000年前4个月仅有200万元。后来决定恢复原来品牌，然而要东山再起，困难很大。

案例评析：

当兼并与被兼并企业分别处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市场，且这些产业部门的产品没有密切的替代关系，兼并双方企业也没有显著的投入产出关系，那么称这种兼并为混合兼并，或多角化兼并。多角化兼并还可以细分为产品扩展多角化兼并、市场扩展多角化兼并和联合多角化兼并。产品扩展多角化包括与企业的生产或需求有一定程度联系的产品生产，若与生产有联系，产品的多角化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多角化；若与需求有联系，产品的多角化是以推销为中心的多角化。市场扩展多角化指一种产品在不同地域市场上的销售。联合多角化是指企业经营在生产或需求方面似乎互不相关的产品。衡量多角化的指标较多，常用的有行业数、专业化率、贝里(Berrry) 指数、熵指数和厄顿(Utton)指数。通常认为，企业多角化兼并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资产，也有观点认为是为了降低整个企业的风险，特别是财务风险。

根据产业经济理论，混合一体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企业在决定是否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时至少应该考虑以下条件：一是主业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拥有稳固的行业地位；二是原有的领域中已经没有什么发展潜力了，或者在新的领域中具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出现了新的市场机会；三是新进入的领域和主业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能够带动原来主业或者收到原来主业的带动，具有“协同效应”；四是有足够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保障，具有协调各种不同业务的能力；五是混合一体化所产生的效应足以弥补由业务多样化带来的管

理成本的增加。

显然这四家公司合并后并没有完全满足上述几个条件，也就是说，连最基本的条件尚不能够满足，失败的结果也就是必然的。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作为母公司的二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后来写了一篇题为《联合，振兴家电工业的必由之路》的文章，回顾了合并的前前后后，就失败的结果，他说：“联合是一次企业的利益调整，尤其要涉及到企业经营者的利益调整。不少企业经营者考虑自己利益的多，而考虑全省家电工业整体发展的少。有些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过多考虑自己的位子，对联合没有积极性，导致阻力重重；有的还热衷于新上项目，不愿意通过兼并、联合，走低成本扩张的道路，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合并之后屡起风波的焦点人物，原东宝公司的总经理。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过程中始终强调：强强联合他始终是支持的，市政府的愿望是良好的，执行的决心也是大的。强强联合在当时并非错误，其失败主要是操作经营失误。

对于政府的“角色”，我们可以说政府犯了“理性缺失与错位”的错误。不过，回顾当时政府决策的大背景：学术界都在普遍推崇韩国组建大集团所谓的“成功经验”，我们很难站在今天的立场说，政府的决策是鲁莽的，他们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作出了在当时看来比较明智的决策。问题是，后来尤其是整合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意料之外的情况。

这里的分析并不能保证完全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脉络，因为其中涉及外人难以了解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但是以下几点则是明显的，也是可以使人接受的。

首先，合并缺乏共同的战略基础。这与政府直接决定合并结果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四个企业合并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在战略方向不一致的情况下，善意的购并也不会发生。之所以作出合并决策，也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潜在协同”，归根到底是两个字——规模。显然，这只是战略的一个方面，没有明确形成一个过程或机制，让合并企业的领导就各企业以及合并后新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细致地探讨和分析。

在企业方面，东宝公司分析当时的情况：“四家企业各有各的算盘。1997年，正是生产洗衣机的金松公司冲到顶峰期的时候，急欲进行多元化扩张。乘风电器和电工公司因为企业规模上不去，在市场竞争中已有落伍之势。它们希望政府投钱，当然也比较赞同联合之举。而东宝公司正处在企业的高速成长期，希望在资金政策上得到政府的优先支持??”。

原乘风电器公司总经理提供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是联合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到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组建集团是没有错的，只是操作上失之过急。因为乘风电器公司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扩大规模，增强实力，而联合提供了这一机会。”

可以看出，其中这两家公司积极支持合并，主要是希望借机获取更大的资源支持，而另外两家在战略上确有考虑（因为当时经营状况比较好），但是各打自己的算盘：金松公司当时的打算是希望通过合并掌控更多的资源，东宝公司是迫于政府压力无奈同意，它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在此前提下尽可能获得更多资源的支持。在合并之前，因为战略诉求之间的潜在差异就已经存在，战略整合就难以平稳进行。

其次，集团公司领导层设立不当。在四个公司合并之后，迅速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会，并“组合”成新的管理高层：原金松电器集团公司总经理出任集团

副董事长、其他企业原总经理担任副总经理。原来各自的权威体系要合并为一个，自然会争“位子”，这不仅在于“位子”本身，更重要地是掌握整合的控制权。因为合并前金松和东宝公司的情况最好，所以，整合控制权争夺主要在两家公司的领导之间。最终由于规模等原因，金松公司掌握了集团的控制权，最终导致集团公司及其他集团企业的人事安排均以金松公司的人员为主。原东宝公司总经理很快离开该公司，并与他人合资新建了一个空调公司。在东宝公司原总经理离开并创建新公司之后，至少有20多名原东宝公司的生产、技术和营销骨干也加入到这个公司中，并带走了技术图纸。此外，东宝公司原来的合作伙伴，尤其是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即使没有被带走，大多也转而与其他厂家建立联系，营销网络就这样瓦解了。至此，合并后公司在空调行业赖以竞争的资源和能力就这样瓦解了，其破坏性堪称“釜底抽薪”，而一直生产洗衣机的金松公司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和能力予以填补，所以东宝空调的衰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大大影响了集团内部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最后，公司经营失误。基于金松公司的战略，在合并一年后，金松开始在业务层面上采取行动：统一品牌和统一营销组织结构。金松提出将四家企业各自的品牌放弃，统一使用“金松”品牌，这样，东宝公司原来的品牌消失——三年后复出是后话，而且已成“明日黄花”。这一决定遭到东宝公司、乘风公司的总经理与其他人的反对。其后，马上合并四家企业的销售部门，成立了统一的营销中心。

原东风公司总经理认为“统一营销是金松集团的大失误”，他说，“新的品牌刚刚确定，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又把各企业的产销环节打破。四家企业的企业文化结构、营销方式、目标市场本身就有区别，正常整合都需要很长时间。”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利益相关者认同”对于购并采取不认同的态度。问题首先出现在外部。老的空调品牌本来市场声誉很好（尤其在北方市场），舍弃一个市场已经承认的品牌，而让顾客接受一个新品牌，一方面造成很大的浪费（相当于一大笔无形资产流失了）；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品牌养成这样一个较长而且极难控制的过程，何况，原东宝公司总经理离开之后引起的一连串后果更极大地加剧了这个困难，乃至对这些外部基础造成毁灭性打击，尤其是营销网络或者解体，或者被带走了。

这也说明在企业集团内部缺乏一个核心企业及相应的核心竞争力。金松集团内部成员企业在产品性能，生产工艺等都不具有关联性，且集团本身又不具备融资功能，因此企业集团的整体竞争力或市场抗风险能力都较弱。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Kearney（2000）曾分析一些容易导致失败的购并特征时，提到过应“避免对等购并”，即购并跟自己差不多大小的企业。对等购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药方。在它进行的Kearney Global Survey中，表现最好的购并中只有7%属于对等购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战略协同是横向购并的基础。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企业的重组将更加规范，利用并购游戏获利的可能将更小，获得财务性收益将不再是收购的最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横向并购（联合）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融资圈钱和市场炒作，而是在明确的战略指导下的战略并购，并购的目的主要为集中并购双方的优势，快速壮大企业实力，迎接国际大企业的不断蚕食，国内市场的竞争甚至与之争夺国际市场，或者最大限度的占领地区市场。

年春运铁路客票价格浮动范围，扩大到上海、北京、成都、郑州、济南、柳州、广州7个铁路局乘车旅客。

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加上其他措施，当年春运铁路客流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在6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7亿人次，比1994年减少1539万人次；其中发送直通旅客3400万人次，减少116万人次。旅客滞留现象有所缓解。春运期间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是改善旅行环境、保证旅客安全的有力措施。

票价浮动依据之三：票价浮动是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供求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批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施春运票价上浮，是“为了缓解铁路运输压力，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近年来，铁路春运通过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客运高峰时期的旅客需求，起到了“削峰平谷”的作用。 I

由于我国人口多，春节集中返乡、节假日集中外出的客流密集，常常在短短的几天内形成客流高峰，尽管铁路采取很多措施，铁路运输能力总是有限的，还是满足春运、“五一”、“十一”等特殊期间的需求。2001年，铁路图定日均客运能力为255万，直通旅客图定日均能力为77.6万，与春运实际客流量相比，全路日均运能缺口62.1万，直通日均运能缺口23.6万。为此，铁路必须加开大量临时客车。但是，加开临时旅客列车要有机车、客车和人员，而设备、人员的储备是有限的；同时，加开临时旅客列车还必须占用线路，而中国铁路客车货车在同一条铁路线上运行，增开旅客列车必须少开货物列车，即便如此，线路通过能力也是有限的。遇到这种集中性的客流高峰，当铁路无法再增加供给的时候，也许只有借助价格工具来迫使旅客分流了。

实践证明，运用价格机制调节旅客需求，是可以收到效果的。1989年9月，铁路客运票价平均上调112.79%，当年客运量比1988年下降7.2%，1990年又比1989年下降15.9%。1995年10月1日，铁路客运基本票价平均调价幅度为55.4%。调价后3个月，客运量同比下降12%。客运票价上调对春运来说也是颇有成效的。2001年春运票价尚未上浮的1月上旬10天中，全路日均发送旅客265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4%；春运开始后的节前15天，全路共发送旅客4698万人次，同比增幅仅为1.9%，这说明一部分旅客提前出行了。节后25天，全路客流同比减少2.6%，而春运结束后10天内，全路客流同比上升了6.8%，说明部分旅客推迟到春运后出行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票价不上浮，日发送旅客分别达到268.9万人、208.7万人次和202.1万人次，为近七年之最，出现了高峰逐步平缓，低谷开始上升的趋势。铁路实行春运客票浮动价后，也促进了旅客向其他运输方式的分流。2001年春运与上年同期相比，铁路旅客发送量下降了1%，而航空增长1%，公路增长5.1%。这说明铁路春运客票上浮后，改善了各种运输方式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使得全社会的运输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

票价浮动依据之四：票价上浮幅度考虑了广大旅客的消费习惯和支付能力。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343.4元，1999年上升到585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133.6元，1999年上升到2210.3元；而铁路客票硬座人公里基本票价，1978年是0.01755元，199年是0.05861元。铁路客运票价上调幅度，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幅度。同期运输行业相比，铁路客票的价格相对较低。春运期间各种运输都竞相提价，相比之下，铁路还是最便宜的。2001年12月8日广东省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上，多名消费者代表发言认为，由于公路票价上浮幅度高，铁路票价上浮幅度相对

低，导致大量旅客不走公路而拥向铁路。尽管这样，铁路方面确定铁路票价上浮幅度时，既考虑价格弹性系数，考虑公铁比价关系，还要照顾多数外地务工人员的消费习惯、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顾及社会稳定因素。最后方案选择20%至30%的上浮幅度，参照了已经实行并被社会接受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样比较稳妥，客观上能够发挥一定的客流调节作用，也能够得到广大旅客理解。

（2）消费者对铁路客运提价的疑义

2001年初曾以“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而名闻一时的乔占祥律师向听证会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本次听证会是《听证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计委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也是铁道部三次实施春运涨价以后的第一次听证会，应该对涨价得失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据粗略估算，每年由于涨价因素，铁路方面会多收数亿元，这样一笔巨额收入用在了何处?而且涨价对国家价格总水平、对旅游等其他经济部门以及对居民消费造成了什么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弊？二是调价应该考虑旅客承受力。近日广东客运票价调整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的一项调查表明，一个民工春运期间用于往返交通的费用是他的两个月的工资收入。可见，调价不能以人们“买得起车票，坐得起车”为由随意进行，最好是像用“恩格尔系数”的大小评判人们生活水平高低一样，考核一下旅行支出占人们收入的比重；第三，涨价应该有科学的理论根据和模式，是否可以借鉴“英国公用事业实行最高限价”的做法，使价格在最高限价以下浮动，且幅度与通货膨胀率及劳动生产率相关；第四，铁道部提供的调价方案多达153页，还不包括审计报告，如此浩繁的信息，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是否像是在看天书？能否弄得明白？应注意其提供信息的全面性和针对性。

乔占祥的这四个问题道出了消费者的心声。中国消费者重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传统习惯，而且像春节、“五一”、“十一”是一种法定假日，消费者没有选择何时休假的主动权等因素，中国的公路网也欠发达，民航票价十分高昂，铁路、水路、公路、航空之间的替代关系十分有限。仅仅利用火车票涨价很难起到对旅客的分流作用。尤其春节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节，此时票价上浮，无疑是等于向数亿计旅客狠“宰”一刀，而中饱铁路的私囊。此外，据许多消费者反映，春运期间票价上涨的同时，服务质量反而下降，从而损害了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也未给消费者以应有的补偿。

5. 听证会结论

听证代表对申请方案和有关说明材料的意见主要是：

（1）为从根本上缓解运能与运量的矛盾，铁道部和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增加运力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为旅游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不要把价格上浮作为缓解供求矛盾的主要措施。

（2）对具体执行方案，部分消费者代表不赞成春运期间对硬座票价实行上浮。也有代表建议春运票价上浮要充分考虑乘坐长途、特长途（新疆到各地）列车的消费者利益；要考虑中低收入旅客，特别是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受能力；要体现人文关怀，价格上浮幅度不宜过大。还有代表对周末客流高峰实行票价上浮等提出了不同看法。

（3）一些代表提出应对铁路客运基价进行适当调整，认为基价调整合理后，才能充分地发挥政府指导价作用，也有利于不同消费层次旅客的公平负担。

（4）铁路运输企业应加强管理，努力降低成本，并改进服务。尽管近年来铁路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铁路客运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部分消费者代表对春运期间服务质量下降意见很大，希望铁道

部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

（5）经营者代表根据自身企业经营情况和历年客流变化规律，以较翔实的数据，阐述了春运、暑运和“五一”、“十一”期间对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上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介绍了春运期间铁路职工爱岗、敬业、奉献的典型事例。

（ 6）专家学者代表从深层次上分析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意见存在分歧的原因，认为这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差别所造成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加快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建议国家计委从更宏观的角度总体上解决铁路运输部分区域、时段的供求矛盾问题。

（7）从此次提交听证会讨论的一些数据、材料内容看，基础工作仍有待加强。

（8）与会代表一致肯定了价格听证制度对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提高政府定价科学性的积极意义。

6. 铁路客运提价听证会的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由政府确定。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商品和服务价格。但是，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仅靠管理部门的一纸“红头文件”便开始执行，消费者、经营者没有多少参与决策的权利。铁路价格听证会第一次在全国性的价格决策中，引入了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让利益相关的人参与价格决策，让价格决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

尽管这次价格听证会没有改变铁路最后的提价方案，但这是我国已经举办过的600多次不同类型的听证会中涉及范围最广、最为全国所瞩目的一次。它把利益相关人引入政府的价格决策程序，让群众“知情参与”，体现了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通过这次听证会的召开，不仅涉及到票价调整问题，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了铁路产业发展许多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引起人们长期的思考，对促进铁路产业的发展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然垄断行业一般都要受相关政府部门直接管制，带有一定公益性，它们的价格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制定，而且一旦定下来就具有一定刚性，不容易改变。铁路提价采取听证会的方式来公开征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次听证会也给其他的行业垄断定价进行听证开了一个先河，比如说，与人们密切的学费、自来水费、电费、出租车费、邮政和电信等一系列涉及到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案例讨论：

1. 你觉得铁路客运提价合理吗？为什么？

2.铁路价格听证会有作用吗？你觉得解决铁路问题的最有成效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

3. 我国电信行业实现了分拆，引入了竞争机制，可以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方法。你认为铁路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吗？为什么？

案例8

案例名称：中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 案例适用：产业关联

案例来源：改编自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管理世界》，2000年第4期。

案例内容：

产业结构变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是深刻揭示产业结构变动内在机理的重要方法。分析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关联的变化对产出结构产生的影响，一般可用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最终需求诱发系数和生产的最终需求诱发依赖度等指标来描述。

从经济意义上看，投入产出逆矩阵系数的列合计，反映了该部门对所有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与拉动的绝对水平，也就是表示当某一部门增加单位最终需求时，通过直接和间接关联对各部门所要求的生产量，可称之为影响力程度。而影响力系数，是指各部门对所有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的相对水平，它是通过各列和的总计除以部门个数所得到的平均值与各部门列和的比率。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

与影响力系数相近的另一个指标，就是感应度系数，它是指当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而提供的供应量。感应系数涵盖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感应系数越大，表示该部门受到其他部门需求的影响越大。

各项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额，是指满足一定量的最终需求时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而对某部门所需的总产出额。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系数，则表示增加某项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的部门生产额，也就是对不同部门的波及程度。生产诱发系数越大，它的生产波及效果也越大；各部门生产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是指某项最终需求对某部门的诱发额与该部门总产值的比率，它反映了各类最终需求对某部门增加值的需求贡献，也就是说，某一部门的增加值的实现有多少是通过满足消费需求来实现，又有多少是通过满足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来实现的。

按照影响力与感应度、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以及各部门生产对各类需求依存度的计算公式，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投入产出表199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987年》的数据，可以得到以下三个表格。

表1 1995年影响力与感应度及其变化 1995年影响力与感应程度系数 产 业 化 影响程度 影响力系数 感应程度 感应度系数 农业 1.95 0.73 4.87 1.81 影响力系数 感1987-1995年变应度系数 0.00 8 ?0.2煤炭采选业 2.27 0.84 2.15 0.80 1 ?0.07 0.08 ?0.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10 0.78 2.57 0.95 ?0.07 金属矿采选业 2.65 0.98 1.77 0.66 0.06 3 其他非金属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业 2.45 2.44 0.91 0.91 1.83 2.40 0.68 0.89 4 纺织业 3.29 1.22 4.72 1.75 0.02 6 缝纫及皮革制品业 3.37 1.25 1.52 0.57 0.05 5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3.00 1.12 1.60 0.59 3 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3.12 1.16 2.75 1.02 0.04 0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2.27 0.84 2.79 1.04 0.02 5 石油加工业 2.60 0.97 2.59 0.96 0.11 4 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 3.07 1.14 1.18 0.44 3 化学工业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09 2.79 2.99 1.15 1.04 1.11 7.66 3.08 6.35 2.85 1.15 2.36 3 金属制品业 机械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17 3.09 3.26 1.18 1.15 1.21 2.44 4.23 2.94 0.91 1.57 1.09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19 1.19 2.89 1.07 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15 1.17 2.48 0.92 1 仪器仪表及计量器具制造业 2.94 1.09 1.42 0.53 0.03 8 机械设备修理业 2.98 1.11 1.39 0.52 1 其他工业 3.10 1.15 1.27 0.47 2 建筑业 2.97 1.11 1.21 0.45 9 货运邮电业 2.15 0.80 3.28 1.22 1 商业 2.04 0.76 5.79 2.15 ?0.00.56 ?0.00.28 ?0.0?0.00 0.00 ?0.2?0.00.05 ?0.12 ?0.0?0.0?0.00.12 0.01 0.00 ?0.00.04 0.02 0.18 0.03 0.01 ?0.0?0.00 0.23 0.19 0.13 ?0.1?0.0?0.0?0.08 ?0.1?0.0?0.00.11 ?0.14 ?0.00.0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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