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 - 贾明 - 图文

《管理世界》(月刊)

2010年第4期

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

*

公司慈善行为吗？

□贾

明

张

吉吉12”摘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活动吗？“5·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为我们探析公司采取慈善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提供良好的自然实验环境。本研究通过收集地震后上市公司慈善捐款以及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联促进公司慈善行为，表现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而当公司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较低或者公司运行地区的外部法制环境更加完善时，政治关联促进公司参与慈善捐款和提高捐款水平的作用均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提高控制公司与政府间关系资源的能力驱动高管采用公司慈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且高管也会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捐赠公司资产。本研究结论对于评价政治关联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关系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政治关联

法制环境

慈善捐款

公司慈善性的灾难反应

一、引言

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所在公司是否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活动，并且捐款水平更高？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动机是对政治关联这类关系资源的投资，还是高管追求私人收益的手段？本文旨在分析以上基本问题。

最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次严重的自然灾难，如2004年12月发生在南亚地区的海啸，2005年8月发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08年5月发生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的特大地震。一般而言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NGOs）和政府间组织（IGOs）担负应对灾难的责任，然而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其中，通过捐款捐物的方式协助政府应对危机（Fritz,2005;MullerandWhiteman,2008）。

公司慈善行为（philanthropy）的定义是“企业以自愿非互惠的方式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或者物资给政府或者相关机构”（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1993）。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影响公司的慈善行为的因素过于繁杂，而无法厘清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以及影响因素。而地震作为突发事件，使得地震后公司采取的慈善行为均是针对这一自然灾难（外在刺激）的反应，从而可以有效屏蔽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为我们研究公司慈善行为创造良好的（pure）自然实验环境。

从我们收集的数据来看，各公司在灾难发生后所采取的慈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如王老吉公司捐款1亿元，促使产品一度脱销；而万科集团却对地震捐款反应冷淡（黄敏学等，

2008）。山立威等（2008）的研究还发现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捐款积极性没有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高，捐赠水平也较低，但是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那么，什么样的公司会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向政府提供慈善捐款？Ma和Parish（2006）指出在中国慈善捐款是高管建立和维持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关“公司—政府”关联的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902066）；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项目（编号：

20090201120038）；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启动项目（编号：R0276），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振兴项目以及“西安交通大学校内基金项目”（编号：081400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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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对于公司而言也是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相关研究包括Fisman（2001）；Bertrand等（2004）；Faccio等（2006）；Faccio（2007））。那么，维护与政府间关系的需要是否会推动公司采取慈善捐款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或者这种慈善行为仅仅是高管为了追求个人的政治影响，如建立政府联系，获取私人收益的手段？

已有关于公司慈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行为与赋税、公司收入和市场特征间的关联性方面（Brownetal.,2006），而未能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基于以Pfeffer和Salancik（1978）为代表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Theory），并结合代理成本理论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

善捐款的可能性和捐款水平均较高；并且当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较高时，例如上市公司被非政府机构控制、上市时间很长，或者公司运行地区的法制水平很低时，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动力也更强，捐款水平也更高。研究结果还表明公司慈善行为与代理成本变量间也存在显著的关系，如当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制性股东持有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可能性和捐款水平均越高。

总之，本研究认为在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维护与政府间关系的需要推动公司采用慈善捐款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且高管也会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捐赠公司资产。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讨论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价值，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Pfeffer和Salancik（1978）认为关系到公司持续发展的资源往往并不为公司所拥有，公司需要采取受到最小约束的措施来提高对外部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由于政府能够为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提供如较低的税率和债务融资等好处（Faccioetal.,

2006;Fan,WongandZhang,2007），故而政治关联对于公司而言是关键资源而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培养。为了提升政府对公司的信任，维护公司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提高公司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在面临自然灾害政府救灾遇到困难的时候，公司便会为政府提供帮助和支持，参与慈善捐款。

区别于“战略性慈善”的观点，代理成本理论认为高管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推动公司慈善捐款，这损害投资者利益。从这一角度出发，慈善捐款不必然提高公司绩效，甚至由于慈善捐款成为高管享受在职消费的一种方式，而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虽然以上两种解释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第一种视角下，公司为了提高对政治关联这类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而参与慈善捐款，并预期慈善捐款给公司绩效带来正面的影响。在第二种视角下，公司慈善捐款表现为代理成本而降低绩效。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研究从政治关联、董事会规模、控制性股东与投资者间利益冲突以及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这几方面提出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的情况下，将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特征。具体而言，如果高管具有政治关联，那么公司参与慈

二、文献回顾

（一）公司慈善行为的动因

1.降低获得和失去关键资源的风险是公司慈善行为的重要动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配置和使用关系到公司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常常并不受企业自身所控制，而是由一些利益相关者来决定，这使得企业在控制这些资源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PfefferandSalancik,1978；Frooman,1999）。而当政府掌握着公司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力的时候，公司为了降低获取资源过程中的风险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Haley,1991；Bermanetal.,1999；Bermanetal.,

2005）。例如，通过参与慈善活动，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从而使得政府（官员）对公司产生好感，这种正向的互惠行为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Neiheisel,1994；MaandParish,2006）。

正是由于慈善行为可以提高公司的公众形象，能够激励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其中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潜在的雇员、客户、供应商、股东等，与这样的公司保持关系，为公司提供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Frooman,1999；Duttonetal.,1994；Backhauset

al.,2002），驱动公司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例如，有研究发现公司为了提高品牌认知度，而加大慈善投入，Boatsman和Gupta（1996）；Petrovits（2006）及Schwartz（1968）等人研究发现广告投入和慈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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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也会采取慈善行为，Navarro（1988）研究发现员工成本和销售成本的比值与公司捐款水平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为了降低失去所控制资源的风险也会采取慈善行为（BrammerandMillington,2003；Bram-联的作用，如Fisman（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

Johnson和Mitton（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Fergu-son和Voth（2008）；Niessen和Ruenzi（2007）对德国的研究以及Agrawal和Knoeber（2001）对美国的研究，均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绩效。

merandMillington,2004）。例如，公司很难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Griffin,2004）。公司的产品可能被报告含有某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成分，例如2008年9月曝光的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当这些意外事件发生时，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然而，公司在慈善活动方面的投入能够帮助公司维持信誉以弥补或者改善意外事件对公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许多知名企业如蒙牛、伊利都卷入其中并遭受很严重的损失，而蒙牛则依靠其前期所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以及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缓慢恢复。所以，慈善行为所产生的道德资本能够保护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从而降低企业失去关键资源的风险（Fombrun

1.政治关联的正面影响。Faccio等（2006），Faccio和Parsley（2007）及Faccio（2007）所作的跨国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有正面的作用。这些研究认为特别是在腐败水平很高的国家，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从与政府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如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市场准入、法律优待等。

2.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由于政治家的寻租行为使得政治关联对公司产生负面的影响。Fisman等（2006）研究发现公司与政府首脑建立关系所给公司带来的价值几乎为零。Fan、

Wong和Zhang（2007）对中国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IPOs后的业绩表现的研究以及Bertrand等（2004）对法国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研究均发现政治关联降低公司绩效。Boubakri等（2008）的跨国比较研究也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业绩要劣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

总之，就有关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而言，一方面，政治关联的建立和维护有利于公司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另外一方面，政治关联引发的代理成本也给公司带来负面的影响。

现有关于公司慈善的相关研究还未能有效整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并且尚未对公司应对自然灾害而捐款的行为动机进行研究。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政治关联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由于政治家的寻租行为而给公司带来损失。从公司和高管两个层面对建立和维护与政府间关系的需求角度来看，对于投资者而言就需要认清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动机，而有关高管的政治关联与公司采用慈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还很缺乏。

etal.,2000）。因此，为了降低公司控制这些重要资源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公司就有积极的动力采取慈善行为。

2.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是公司慈善的另外一种动机。一方面，Boatsman和Gupta（1996），Galask-

iewicz（1997），Helland和Smith（2003）研究指出经理和董事会对企业慈善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一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慈善捐款能够为管理者提供非货币化的私人收益。高管可能为了满足董事会的某种特殊需要或者个人偏好，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捐赠公司资产（Bernard,

1997）。

捐赠行为使得经理和董事可以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个人需求，并且公司慈善行为能够提升高管的社会声誉并为他们提供其他形式的好处如参与慈善活动的机会（例如参加中央电视台在“5·12”地震后所举办的慈善募捐节目）。代理人的这一动机使得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同时却给股东带来了机会损失（Brownetal.,2006）。这种情况下，除非捐款成本能够被其所带来的好处所补偿，否则公司花费在慈善活动上的开支就表现为一种代理成本。

三、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将商业和政府分开的机制（Detomasi,2008）。在这一体系下，契约常常是以关系为基础（Spenceretal.,2005）。政府依然掌握着分配关系到公司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资源的权力，从而

（二）政治关联

相关研究考察了不同国家中公司高管政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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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与政府建立联系是公司所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源（Fanetal.,2007）。Detomasi（2008）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公司采取怎样的方式来获取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由于中国不存在如竞选捐款、游说等国外常见的手段，而随着制度规范的不断完善，公司通过贿赂官员、拉关系（张建军、张志学，

业进行捐款的时候，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得到了诸多利益，政府也希望这类公司能够积极参与地震救援，并且政治关联本身也代表公司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政府对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预期也就更高。那么，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政治关联级别越高，政府对公司的预期更高，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就越高。这种情况下，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也有极强的动力维持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以能够持续地从与政府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张建军、张志学，2005）。当政府部门遇到困难需要公司协助的时候，帮助政府应对危机的行为就成为公司保持与政府间互惠关系的极佳途径，并能增进政府对公司的信任，从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政府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强化公司与政府间关系。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或者政治关联级别越高的公司，采取慈善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大，也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捐款。

2005）等灰色手段来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时就需要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慈善捐款具有合法性，符合公众价值观，代表公司具有更高的价值准则，有利于树立公司具有社会责任的形象而更为普遍地被采用（MaandParish,2006）。因此，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行为之间就存在紧密的联系。

（一）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行为

1.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政治关联是公司重要的关系资源（Faccioetal.,2006；Faccio,2007）。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当利益相关者所掌握的关键资源对于公司而言价值越大，公司就越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获得和失去关键资源的风险（PfefferandSalancik,

1978）。政治关联对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程度由政治关联对公司的价值和政府与公司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共同决定。

首先，从政治关联对公司的价值角度来看，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水平与政治关联作为关系资产的价值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ossin,1968）。当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对投资者收益有较大的贡献，或者政治关联贡献的价值占投资者利益很大比例时，那么对于公司而言，最佳的决策就是增大参与慈善活动的水平，投资者也会允许和鼓励更高水平的慈善捐款。在中国，政治关联所给公司带来利益的水平取决于政治关联的级别（潘越等，2009）。公司高管当前或曾经担任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政治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相对于政治关联级别较低的公司（或者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政治关联级别越高的公司；或者相对于与地方政府建立关联的公司，当公司与中央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时，融资的便利性、政策扶持等好处能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从而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水平也就越高。

其二，从政府与公司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角度来看，黄敏学等（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会根据公司的特征，例如企业实力、知名度、企业形象等，形成对公司捐款水平的预期。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面临严峻的救灾困境，并号召企

2.代理成本理论视角。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高管做出捐款决策的部分原因是对预期的回应（HambrickandFinkelstein,1987）。但是，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公司以提高投资者的利益为目标，战略性地采取慈善行为的前提下。然而，由于利益相关者并不必然是公司慈善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就使得许多利益相关者并不了解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情况（Wangetal.,2008），而为高管为了牟取私利而运用公司资源参与慈善活动提供便利。

在中国，高管想要担任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需要首先得到社会认同和政府认可，慈善捐款显而易见可以给公众和政府带来利益，是高管赢得和保持在政府部门席位的极佳途径（Maand

Parish,2006）。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了牟取私利而捐赠公司资源的水平受到政治关联给高管带来的私人收益的价值和高管捐赠公司资产行为所受到的约束决定。

首先，从政治关联给高管带来的私人收益的价值角度来看，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关系型资产，不仅能够给公司带来利益，也是高管重要的社会资本（KimandCannellaJr.,2008），并能给高管带来私人收益（Fan,WongandZhang,2007）。一方面，强化与政府间关系的需要驱动高管捐赠公司资产。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现在或者曾经作为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而具有代表国家、政府和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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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社会地位也更高（Battilana,2007；Maand

另外一方面，投资者也不会反对高管捐赠公司资产援助灾区。高管强调公司具有向某项有价值的事件进行捐款的社会责任，这与投资者的价值标准是一致的，而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投资者的支持，从而达到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捐款的目的。

高管以牺牲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最大化个人利益（李维安等，2009）。这种情况下，除非高管的败德行为能够被有效约束，不然就会损害公司投资者的利益（Jensen,1986；

Parish,2006）。利益相关者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社会责任和道德标准方面有更高的预期（Hoogh

andHartog,2008），而希望其所在的公司能够更为积极地参与地震捐款。政府部门对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的评价中，很重要一方面就是“德”，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所在公司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有利于高管获得高的评价，而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社会公众也会根据高管所在公司的慈善表现来评价高管个人的道德素养。如果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所在公司参与震后捐款不积极或者水平不高，那么，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也会将此归咎为高管不具有社会责任心，而招致公众的批评。无论是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对自身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还是仅仅为了获得政府和公众认可、维系政治关联所采取的政治策略（MaandParish,2006）,维护高管的社会地位，强化与政府间关系的需求促进了高管采取具有高尚道德的行为（BellandHughes-Jones,2008），例如慈善捐款（MaandParish,2006）。

另一方面，政治关联的价值决定高管捐赠公司资产的水平。对于高管而言，政治关联的价值越大，那么高管采取政治策略来维护关系资产的投入也就会越大（Godfrey，2005），例如拉关系（张建军、张志学，2005），推动公司参与慈善活动（Godfrey,Mer-

Eisenhardt,1989；Jones,1995）。这表明，尽管高管的审慎行为能够保证公司通过慈善活动给股东带来收益，但是高管同样可能为了提升个人声誉，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扩大社交圈，而推动公司参与慈善捐款，损害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Friedman,1970）。

所以，由于政治关联能够给高管带来私人收益而驱动高管捐赠公司资产，并且由于高管捐赠公司资产的行为难以受到约束，而使得高管推动公司参与地震捐款也容易实现。相对于政治关联级别低的高管而言，如果高管的政治关联级别越高，如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治关联能够给高管带来更大的私人收益，从而高管也会更积极地推动公司参与慈善捐款，并且捐款水平更高。

根据以上论断，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均认为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行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提出假设H1。

rillandHansen,2009），作为提升公司形象和产生广告效应的媒介（WerbelandCarter,2002），代表公司在慈善募捐晚会上进行捐款等。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短缺大量救灾物资的时候，这种维护政治关联的需求促使高管直接参与公司慈善活动的决策过程并努力提高捐款水平。

因此，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而言，当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与政府建立关系所能给高管带来的私人收益越大，那么高管捐赠公司资产的激励就越强，并且也倾向于捐赠更多的公司资产。

其次，从高管捐赠公司资产行为所受到的约束角度来看，在公司采用慈善方式参与地震救援的决策过程中，公司治理机制和投资者对高管捐赠公司资产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一方面，公司治理机制本身无法有效约束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行为（Fanetal.,2007）。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在董事会决策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高管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行为（贾明等，

H1：相对于高管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捐款水平更高。

H1a：高管政治关联级别越高，那么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捐款水平也越高。

延续代理成本理论视角，分析公司捐赠行为与若干代理成本变量间的关系。高管为了满足维护政治关联的需求和社会公众的预期而向地震灾区捐赠公司资产，这就使得制定捐款决策的过程中产生代理成本问题。虽然不像指向性明显的捐款活动能给高管带来显性的货币化私人收益那样，例如高管所在公司给大学捐款能够方便子女就学，向地震灾区捐款这一类慈善活动更多的是给高管带来非货币化的私人收益，例如，在慈善捐款活动上的媒体曝光，社会形象的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董事会成员为了获得这一类私人收益均有动力推动地震捐款。在制定公司捐款的决策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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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lsn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