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历史_家族_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

“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陈思和

,,可以大胆地说,这些作品集体代表了近几年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线。当然好作品还是会有遗漏,但并没有错上,这七部作品中任何一部当选首奖我以为都是有充分理由的①。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评委各有所好,各抒己见,几轮投票,结果是莫言的《生死疲劳》荣获榜首。与上届首奖获得者《秦腔》的高度一致相反,对《生死疲劳》的评价不是没有争议。我起初也感到诧异,因为这部小说与上届获奖的《秦腔》在创作题材、历史观念、民间叙述立场等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两者相继获大奖的事实,证明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叙事———“历史-家族”的民间叙事模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但是我在指出这样一个创作现象时,自然联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真正的民间精神只有一个标志,就是追求自由自在的境界。它将如何在作家的艺术实践中获得进一步的自我更新呢?当“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成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主

。这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家族史的

描写展现了半个世纪来中国农村的兴衰和巨变,表达了作家的眷恋土地、自然轮回的民间立场。《秦腔》是一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②,其绵密踏实的文笔笔法,丰厚饱满的艺术细节,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如果以写实手段来描绘中国农村历史与现状的要求来看,《秦腔》是一部当代文学中很难超越的扛鼎之作;相比之下,《生死疲劳》在细节的考究与过程的描写上不如《秦腔》那样饱满,但是阅读《生死疲劳》时你的心灵仍然会感受到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如小说一开始,西门闹在地狱里忍受煎熬、大闹阎王

流叙事的时候,它是否还具有生命活力来突破自己,攀登更加高度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呢?

问题可以从《秦腔》与《生死疲劳》之间

①第二届“红楼梦 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入围作品共有

七部:莫言《生死疲劳》,王安忆《启蒙时代》,铁凝《笨花》,张炜《刺猬歌》,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朱天文《巫言》,董启章《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但我觉得,同一时期出版的余华《兄弟》和严歌苓《第九个寡妇》都是应该入围的。②关于“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我有另文论述:“沈从文、贾平

凹们的现实主义则是努力感受天地自然的运作旋律,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就像是早春时节你走在郊外的田野上,天气虽然还很寒冷,衣服也并没有减少,但是该开花的时候就开花了,该发芽的时候就发芽了,你走到田野里去看一看,春天就这样突然地来到了。《秦腔》所描写的正是这样的感觉,自然状态的民间日常生活就是那么一天天地过去了、琐琐碎碎地过去了,而历史的脚步早就暗藏在其中,无形无迹,却是那么地存在了。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

(见陈思和的魅力。”《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西部

) 华语文学》2007年第3期。

殿、鸣冤叫屈的惨象,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聊

斋》里的席方平,“必讼”的呼声震撼人心,这个开篇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揪住了读者的心,迫使你非要读下去———这样的描写不能说其不饱满,但是它的饱满显然是体现在怪诞的叙事形态上而不是历史细节的真实之上,这是与《秦腔》的差别,也正是《生死疲劳》的独创之处。《秦腔》的叙事是通过一个傻子的眼睛来看世间百态,为了达到细节的真实和过程的合理,作家采取灵魂超越肉体自由飞翔的怪诞手法,《生死疲劳,捭阖,阅读效果,①。我指出这样一种的差别,当然不仅是为了说明这两位作家天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更不是为了批评莫言个人的叙事风格,我是把他们放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叙事风格的层面上讨论这种差别,为的是要揭示出当代长篇小说民间叙事形式的嬗变及其自我突破与更新的意义。

改变了党史内容为故事的原型模式;原始性则体现于人性冲动(如性爱和暴力等)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从而改变了意识形态教育(如政治学习等)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这些叙事要素的改变,在《白鹿原》出版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议,同时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遂成为民间历史叙事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由两大要素———历史和家族建构而起的。“”,其时间概》是》以北洋军;贾平凹的《秦腔》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都是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农村土改为起点,而下限则打通了历史与现状的联系,直指当下的农村社会变革风云。其次是“家族”的要素,作家通过对旧家族史的梳理,尤其是对农村家族形象的重塑,来表达和叙述民间对历史的记忆,这与一种老人在昏黄灯下怀旧讲古的形态有点相似,却与从学

“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形成及其局限

我必须先要解释一个概念———“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前面所说的作家的自我突破与更新,是指作家在这种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家族”民间叙事的基础上再次突破,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是没有界限和终点的。一九八○年代中期,以《红高粱家族》为标志,民间叙事开始进入历史领域,颠覆性地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解构了庙堂叙事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草莽性、传奇性、原始性构成其三大解构策略:草莽英雄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从而改变了政党英雄为主角的叙事;神话与民间传奇为故事的原型模式,从而

①《生死疲劳》在叙述中由于混乱驳杂,多种叙述交错进行,

细节上的错误在所难免。仅以时间描写为例,就有多处出错。例一:金龙与互助、解放与合作的婚礼时间,在第三部里多次提示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但是到了第四部的故事叙事里,这场婚礼在人们的回忆中变成了1976年。

如1990年时,当事人蓝解放称自己:“十四年的结婚生活中,我与她的性交……总共十九次。”又,书中一再提到春苗年龄问题:解放和合作进棉花厂(婚礼的同年)的第一天遇到春苗,她才六岁。解放与春苗年龄相差二十岁。解放生于1950年元旦,那么,春苗应该生于1970年。显然,叙事者把那场婚礼的时间挪后了三年,以为是1976年。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说,那时因为猪的记忆与人的记忆不一样,但不管是哪一方记错了,肯定都是作家的错。例二:第三十章互助用神奇的头发治疗小猪的时间,叙事人特意强调:“此时已是农历的三月光景,距离你们结婚的日子已近两个月。此时你与黄合作已经到庞虎的棉花加工厂上班一个月。棉花刚刚开花坐桃,距离新棉上市还有三个月。”前文已经交待,婚礼时间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那么,解放进工厂的时间是1973年五月中旬,互助救小猪的时间应该是同年六月而不是三月,这样才与农村棉花开花坐桃(小暑节气,一般是公历7月)、新棉上市(公历9月以后)配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错误来自作家的笔误或者编辑的不负责任,但这些时间书写的错误会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对叙事内容的模糊理解。注:本文所有引用本书的内容,均出自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不再一一说明。

校课堂里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内容划清了界线。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没有家族小说,只有家庭小说,作家是把旧式家庭作为旧文化传统的象征,给与了无情的揭露和攻击;当代作家则将家族作为怀旧的象征,在血缘关系上绵延的几代人的命运中建构起一个与历史变迁相对应的怀旧空间。《白鹿原》的白鹿两家冲突,《圣天门口》的杭雪两家冲突,《笨花》是以向家的历史为主线,《秦腔》则是以夏家两代人的生活为主线,等等,家族的兴衰演绎了历史的演变。可以说,事对庙堂叙事的解构,,,,体现了,从而稀释了阶级斗争理论观照下的报复与暴力构成的历史血腥气。除了这两大要素以外,还有一个要素隐约其中,那就是神话原型与民间传说,这往往成为民间历史叙事的主要标记。《白鹿原》一开始就出现了白鹿的神话意象和白嘉轩与七个女人的传说,可惜这些意象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圣天门口》开始有共工造反、浪荡子被斩等创世神话,通过汉民族史诗《黑暗传》而贯穿整部小说情节的发展,到了《秦腔》、《生死疲劳》等作品中,神话、传说已经成为叙事构成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了。如果说,在“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中,核心是重塑民间历史,那么,家族史是民间历史的主要载体,而神话和民间传说往往成为其标志性的话语特征。通过一系列长篇小说的艺术实践,“历史-家族”二元因素建构的民间叙事已经成为当下主流的叙事模式了①。

家族小说是从家庭小说的传统演变而来。回顾中国小说历史的发展过程,古代就有《金瓶梅》、《红楼梦》等家庭小说,其描绘的家庭都是独立封闭的空间,并不特别承担反映历史兴亡的功能。五四新文学的长篇家

庭小说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模式,外部社会的信息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并不直接与家庭故事对应起来。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三大卷的故事几乎都是在家庭内部冲突中完成的,而社会变故仅仅是外部的环境。但是,新文学的作家已经有了用小说直接塑造现代史的愿望,茅盾、李劼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尤其是茅盾,他的长篇小说《霜》、《虹》、《》等几乎。,家庭并。我们可以这么说,,“家庭”与“历史”在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二元并举的,并没有合二为一。一九五○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②出现,作家为了普及革命历史教育,曾经尝试以家庭为叙述单元来宣传现代革命历史。如欧阳山的《三家巷》通过几户家庭的命运演变来揭示中国革命的分化,其内容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但其形式首开了以家庭来图解现代历史的先河。一九九○年代,以《白鹿原》为标志的民间叙事崛起,批判地承传了以家庭图解历史的表现方法,但为了表现一个较长时代的历史演变,家庭小说相继演变为家族小说,即通过一家或者数家几代人的命运,直接表现一个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历史。《白鹿原》从辛亥革命推翻满

①我把1997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作为这类

“历史—家族”民间叙事被普遍认同,转变为主流叙事模式的标记。虽然《白鹿原》获奖是有条件的,作家陈忠实对原著作了一定程度的删改,这也可以理解为民间叙事在与主流的庙堂的关系上总还是弱势的一面。

②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创作

现象。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历史观念。这些基本历史观念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共名”,即人人都在政治教育中达到的共识。代表作有《红旗谱》、《三家巷》、《青春之歌》等。其中描写了不同形态的家庭意象,来对应当时的历史观念,《三家巷》最为典型。(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四章,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1999。

清皇朝的时刻写起,绅士白嘉轩与朱先生联

袂提出村规族规,开始了民间社会取代庙堂的历程。“家族”成为民间立场的一种象征,以家族的视角来解释历史,步步照应了大革命、清党、肃反、抗日、土改等等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风云通过家族的命运折射出来①。

用家族史来对应、表现近现代史的民间叙事,包含了两种历史轨迹的陈述,大的轨迹是从民国成立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或者写到“文革”;小的轨迹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写起,经历土改、大饥荒、“反右“文革”,世纪前后。》《圣天门口《秦腔》、《》等。在这些作品中,描述的故事是家族的故事,可是家族故事和人物命运直接演述了现代史的发展过程,贯彻了作家对这段历史的民间读解,仿佛是历史直接走上了纸面为观众表演,而家族的演变只是历史的注脚和符号,传递历史的信息。而且,这类“历史-家族”的民间叙事模式不仅仅是大陆文学的现象,台湾香港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如陈玉慧的《海神家族》,董启章的《时间三部曲》之一,等等,都有类似的创作模式。大约古往今来的小说创作中,还没有像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那样沉重地背负着历史的大主题。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香港回归需要梳理自身的历史,台湾面临着主体身份的认同,大陆学界需要对近现代史的重新清理和历史迷雾的澄清,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需要重新界定,一切都需要返回历史的原点———文学创作在这关键的时候又一次自觉担任了先锋功能。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家族”的民间叙事模式被主流化以后,也不能不看到它给创作带来的明显束缚。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历史的地位远高于文学,以史传文的作用也

远高于以文传史,传统的庙堂意识并不在乎民间文学对主流史学的篡改和解构。所以在古代,历史小说基本上是民间叙事,其对正统的庙堂叙事的解构体现了民间叙事的活力,文学中的想象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但是在当代中国人文领域里,文学的影响要比历史深远广泛,所以当代文学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系统,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就,对历:,要求历史小说能够“史诗”般地歌颂和普及现代革命历史。一九九○年代的民间叙事虽然旨在解构正统的庙堂意识,但其远远没有恢复到古代历史小说的民间立场,“史诗”的阴影仍然笼罩其上;就其解构功能本身而言,与一九五○年代的教化普及功能一样,都是要用人物命运和家族故事来图解和说明历史观念,那么,家族与人物的故事就不能不承担其不堪重负的“历史”使命。

①关于《白鹿原》的民间叙事特征已经有许多研究论著阐述

过,这里仅引最近韩毓海教授发表的论文《关于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反思》中关于《白鹿原》的批判:“(陈忠实)对于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没有把握,因为作者处在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崩溃的时代,所以作者‘价值中立’到了不能批判地肯定‘历史主体’,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统治者还是被压迫者,他都不能肯定的地步,于是,他创造人物的办法,就不是塑造不同时代最鲜明的‘自我’,而是按照理学的‘天理-人欲’观,按照气聚成形,气消形散,不同禀赋造成不同气质———这样原始质朴的理学思想来塑造人物,这样一来,所谓的‘民族的历史’自然也变成了他所谓‘民族的秘史’了。”(见《粤海风》

)韩毓海教授的观点有自己的理解方式,2008年第4期。

这里不论。但他的敏锐批评和分析仍然是表达了《白鹿原》的某种特殊性,就是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营造的‘核

()心价值’而不是民族的‘核心价值’,从传统理学来整合

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我以为这正是陈忠实的民间叙事观念的表达。

②我这里所说的史诗性,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史

诗,而是指修辞上对于某种历史叙事风格的概括。准确地说,应该是“诗史”。如学界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的意思。宋祁《新唐书 杜甫传》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

(见仇兆鳌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详注》,)史诗与诗史是两个不一样一册,第7页,中华书局,1979。

的概念。

94当代作家评论　2008年第6期

原来在家庭小说中的历史背景现在成了表述的对象本身,人们盛赞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毋宁说是一种新鲜感,均是从其历史场面的描写而来,而非从其人物内在性格的发展而来。再者,即使是民间叙事下的历史场面也很难达到真正的深刻洞察力,任何时代的历史观都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与政治诉求,盛世修史是为了当下统治的需要,而民间的原始正义只能表达在民间传说以及相关的野史记载中,还必须躲躲藏藏,掩盖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假雨村言之中。说的意思是,去侦破、形式出现的,史本身,而是通过象征、隐喻、夸张、变形等虚构手法来表达一种近似于历史某些真相的信息,起到的仍然是小说的审美效果。因此,文学的民间叙事模式承担澄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其实是不可能的,民间叙事对主流的庙堂叙事的解构仅仅是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种游戏,在文学范围内起到一种“戏说”的作用。所以,这种“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本身处于尴尬之中,人们期望从中读到新的历史信息,而它能够真正起到的作用却仍然在文学审美方面;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期待,文学就不能不努力重负历史的大主题,结果损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

这一困境在民间叙事模式中与生俱来,每一位作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作家们要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使其尽可能地减轻、放弃历史的重负,回归到文学的审美范畴。所谓“自我更新”,是指民间叙事模式的自我更新,要求作家更加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自觉突破这种叙事模式的现有格局,大胆地放弃和减轻历史主题带来的沉重压力,使民间因素以更加内在化和自由化的形态表达出来。当然我所指的自我突破与更新都是在

“历史-家族”叙事模式系统里进行的,并不是要放弃这一模式另起炉灶,历史的元素不能放弃,通过艺术创造来达到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仍然是这一叙事模式的重要使命。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表达民间叙事中的“历史”,并且通过民间的叙事形式来表达。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在“历史”和“家族”的二元元素外再加上第三种元素———神话,其实在历史-,越,在像《生死疲《等作品里,神话的元素不仅仅,而是融合为叙事的有机部分①,随而建构起“历史 家族 神话”三位一体的新的民间叙事模式。在这种新叙事模式里,小说不仅将继承西方长篇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艺术,还将重新启用中国古代小说中怪力乱神的另类叙事传统,将瑰丽奇幻的神话传说因素融入历史小说叙事架构,让创作艺术的想象力重新迸发,建立中国特色的小说叙事的美学范畴。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以《生死疲劳》的叙事特点为对象,作家莫言如何在“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融入神话传说的元素,实现了新的突破。

《生死疲劳》:作为“历史-家族”叙事模式的创新意义

作为一部“历史-家族”二元建构的民

①关于什么是“有机部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作家刘醒龙告诉我,《圣天门口》要出版一卷本的简本。我当时就提醒说,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可以删除,但民间史诗《黑暗传》部分最好不要改动。可是醒龙告诉我,简本正是删除了大量的民间说唱部分,因为许多读者认为这部分读起来太累赘。我当然无言可说。但我想,如果在《刺猬歌》的文本里删除了刺猬的故事,在《生死疲劳》的文本里删除六道轮回和动物的故事,小说文本还能成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被删除的神话或民间传说部分,我称之为“有机部分”。

2008年第6期　当代作家评论95

轮回隐喻的生命转换链

主线:———→—,

　　　　　　　　　　　　　　　　　　　　　　　　　　　,　　　　　　　+西门金龙(黄互助)——　　　　　　　,

(马良才)——　　　　　　　　,大头蓝千岁副线:()　　　+　　　　　　　　　　　　　　　　　　　　　　　　　0—————————+———→蓝解放(黄合作)——　　　蓝开放图一

间叙事作品,《和“家族。直接再现,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大小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都是作为一种故事背景而模糊存在于作品中,并且给以模糊的表述。其模糊表述的形式,就是关于西门家族史的怪诞叙事。我以为《生死疲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以非常怪诞的叙事形态展示了“家族”的元素,从而再进入了对历史的审美的描绘。

在这个文本里,被灭亡了的西门家族的命运成为主要叙事对象,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成为主要的叙事者。一个不存在的人和一个被毁灭的家族,通过两条生命转换链被连接起来,构成整部作品的叙事。这是相当奇特的构思。其两条生命转换链也很奇特,第一条是西门闹转世投胎为西门驴、西门牛、西门猪以及狗和猴,最后是大头儿蓝千岁,这一代代生命转世的动物隐喻了西门闹的生命实体,或可视为隐喻性的西门家族成员:西门闹虽被枪毙却没有消失,他只是转换了生命的形态继续生活在西门屯,参与这个世界的各种事务;第二条生命转换链是西门闹的一双儿女金龙宝凤,他们获得雇农蓝脸的庇佑,延续西门家族的血脉,宝凤的儿子马改革最后成为作家理想的农民形象,金龙的私生女

岁,成为西门闹的第六次生命转世者,这个大头怪胎的身上,血缘上的传宗接代与佛教中的轮回隐喻合二为一,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其生命的转换和延续关系可以排列如图一:

除了西门闹为主角的生命转换链以外,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来展示西门家族的历史,那就是从家族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来把握家族的社会功能。西门大院是其象征。西门闹原有一妻两妾,土改后,除原配白氏顶着地主的帽子受罪外,两个妾都随房产田地一起被再分配,给了长工蓝脸和民兵队长黄瞳作老婆。黄、蓝两家分别居住于西门大院的东西两厢(本来就是西门两个妾的居住所),而西门大院的正房当做了西门屯的村公所,依然象征西门屯的权力所在,洪泰岳主持大权。所以,西门大院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洪、黄、蓝三家继续延续了西门家族的社会功能(统治西门屯)和生命功能(传宗接代)①,直到“文革”后西门金龙重掌西门屯的领导大权,生命功能和社会功能才合二而一。这就是

①《生死疲劳》里有一个细节是洪泰岳与白氏之间仍然存有

感情上的暧昧,这也能解释西门闹死后他的妻妾和子女在洪泰岳统治下都没有受到过分的迫害。虽然洪、白的关系最后以悲剧告终,但仍可以隐约看到小说的隐形结构中,洪、黄、蓝三家瓜分了西门大院。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地方政权、民兵队长和基本群众(雇农)。对应的人物关系为:洪泰岳———白氏(虚构);黄瞳———秋香;蓝脸———迎春。

说,整个西门屯的故事,黄瞳一家和蓝脸一家的故事,全都是西门家族的故事。通常的“历史-家族”民间叙事的模式,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族史的恩仇演变来描述历史的复杂性,而在《生死疲劳》中,所有相生相克的矛盾冲突和演变,都包容在这一个西门大院内,一个家族在通过其自身的矛盾分裂、吐故纳新来发生演变和再生,影射近半个世纪来的农村历史。

一般来说,家族小说总是由鼎盛写到衰败①,而《生死疲劳》相反,败写到盛兴,写到新生,,复杂、争风暴、,轮回转世的各种牲畜的悲惨故事,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解体和乌托邦理想的破灭,改革开放以后各阶层人们面临新的困惑和灵魂挣扎,还有一代青年人的迷茫和悲哀、三代中国人在时代裹挟下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等等,都是体现了家族命运所折射出来的“历史”。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文本在解说历史、评价千秋功罪方面没有刻意追究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没有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强烈的人文立场和道德义愤,而是采取了模糊的拉洋片似的手法一笔带过。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不是莫言的擅长,他将兴趣着重放在叙事的艺术形式上,叙事形式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元素,其意义远远大于小说所展示的历史内涵。我们在其中获得了大量的生动活泼的民间信息,神话与历史、轮回与血缘、天道与贪欲,通过西门家族和蓝脸家族交错在一起。所以,这个文本在“历史-家族”二元建构的民间叙事系统里是非常特殊的一部作品。

由于生命轮回转世的叙事建构,已经死亡的地主西门闹的生命复活了,不但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文本里,而且主宰了整个叙事的基调,形成了叙事的整体风格。西门闹的性

格与蓝脸的性格互为对比:西门闹性格里凸现了一个“闹”字。他有钱有势,无法无天,身体里藏有过度的力比多,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突然遭到命运的残酷打击,人被枪毙,家被瓜分,他的狂放无度的个性和死后的愤怒控诉,都体现了“闹”的氛围,决定了小说叙事声音的喧闹、骚乱、混杂,也影射了整个时代的轰然动荡、冲突、崩溃和分裂。小说,,静”字。他少年时代被西门闹所救,认过西门闹为干爹,应该是一个相当乖巧的孩子,土改以后他作为赤贫户雇农,分得了东家的浮财住房甚至老婆。但是从这时候起,蓝脸却成为一个孤独寡言的人,他对西门闹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抚养了西门闹的一双儿女,对家养的牲畜(其实是西门闹的转世)都视为亲人,备加爱惜。他坚持单干三十年,当被剥夺了一切,逼得众叛亲离妻离子散以后,仍然坚持在月光下默默劳动,这些劳动的片断,是文本里最抒情最美丽的片断,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一闹一静平衡了小说的叙事基调,让人看到在最悲惨最混乱的时代里仍然有某些种坚定的、美丽的力量存在。这就是民间大地的力量。我们几乎很难把蓝脸与土地、月光、劳动等民间概念区分开来。

我注意到一篇《生死疲劳》的批评文章,

②指出这是一部“放弃难度的写作”。我起先

①由家族的衰败写到中兴的小说叙事结构,在1980年代有

过一部相当杰出的作品,就是张炜的《古船》,我把它列为“历史-家族”二元建构的民间叙事系列中的一部先驱式的作品。不过《古船》的时代是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开始阶段,作家不能不全力以赴地对现代历史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历史元素与家族元素占据了小说的主要画面,而民间叙事的元素尚未提到重要的地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文《关于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通信》,《笔走龙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②邵燕君:《放弃难度的写作》,《文学报》2006年7月6日。

也有点同意这个看法。什么叫做写作的难

度?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指写作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从文本出发,“难度”意味着文本向自身的挑战,也就是莫言自己声称的:“只要跟《檀香刑》不一样就行,别的咱

①也不管。”这里指的“不一样”当然不是两部小说的内容(这本来就不一样),而是指小说

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中,而是置放在处于蜕变和创新过程中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中来考察,那么,它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遭遇到的瓶颈,就是历史意识过于强大,以至于“家族”的元素完全为了图解历史服务,失去了文学想象力的自由放纵。曾有许多作家为此殚精竭虑,做过多种尝试,《生死,还有张炜》。这两位山东籍作家,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对现状的批判以及对民间叙事形式的探索,都有惊人相似之处。但《刺猬歌》没有家族的元素,它在企图摆脱史诗模式,转向更加自由的民间叙事形式的探索方面走得更远②。更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之间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细节,

的叙事形式。这就意味着作家要向自己挑战。我们如果孤立地分析叙事形式,一次一次的生命轮回,用动物的眼睛来看五十年中国农村(包括整个国家的政策、体制、等)所发生的变化,,是《《檀香刑》的不一样,,但是否做得更好,就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说明。《檀香刑》的叙事结构犹如品三国,魏、吴、蜀三方军事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逐鹿江南,形成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檀香刑》也是如此,人物的叙述分别代表庙堂视角、知识分子视角和民间视角,三种叙事交叉于文本,叙述同一件历史事件,构成了对抗性的多种叙事层面。而《生死疲劳》没有这么复杂,一道道轮回的视角是同一立场同一视角,如果继续用不太确切的比方,《生死疲劳》有点像《水浒》的叙事结构,叙述对象一会儿是林冲,一会儿是武松,一会儿又是宋江,他们的故事连串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了整个叙述的进展。所以说,如果把《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仅仅定义在“通过家族命运反映历史”的叙事模式,仅仅把它看成是对历史的轮回形态或者多元解释的表述,那么它确实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死疲劳》缺乏难度和挑战性,我想是有理由的。

但是,要认识《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的意义,还不是那么简单。假如我们把《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不仅仅置放在一般

①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2006年03月15日):ht2

tp:///f?kz=139523502。②《刺猬歌》的结构里明显包含两个世界的奇妙结合,一个

是人间传说的世界,讲述了棘窝镇上半个世纪后半叶发生

的故事,另一个是民间的世界,有更加深远的时间意义……从民间传说的原型来看,刺猬的遭遇隐藏了一个普遍的神话母题:仙女(或女精怪)羡慕人间生活而下凡,与平民男子缔结良缘,但终究无法与人间社会共处,最终遭遇背叛而离散。小说展示的历史时间要遥远得多。第一个阶段是传说中的霍公时代,影射了动物人类浑然难分的阶段,可以看作是人类逐渐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响马时代,影射了人类进入文明史后自相残杀的漫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然界是以伟大庇护者的旁观立场存在的;而第三个阶段是唐童时代,是人类开发自然,大规模掠夺、破坏自然资源的阶段,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爆发“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民间传说的世界里,时间的模糊性与大地的亘古性甚相符合,所以在民间叙事里,刺猬与人类都不是叙事者,真正的叙事是大地的叙事,刺猬、狐狸、海猪、土狼、人类等等,都是其中的角色。这部分叙事舒畅而绚丽。如果我们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紧张、偏执、绝望,与奇幻、赞美、绚烂所构成的截然对立的美学意象相结合,形成了《刺猬歌》特殊的叙事风格,作家把两方面的美学意象都推向了极致。(见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之二十八———〈刺猬歌〉》,《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5月11日)。

甚至达到了互现的程度①。《生死疲劳》在民间叙事的形式探索上没有《刺猬歌》走得那么远,然而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民间叙事利用了简单的轮回形式,比较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一般情况下,作品的叙事形式是服从作品叙事的总体要求,为的是让故事更加有效地说下去,但在《生死疲劳》中,由于叙事形式的意义要大于历史大叙事,作为民间的、边缘的叙事者身份出现的鬼魂叙事、怪胎叙事和动物叙事,有意遮蔽了历史大叙事的庙堂记录,呈现出特有的民间记忆的时间表(,:

一九四八年农历腊月廿三　西门闹被枪毙　金龙宝凤一岁余。

一九五○年公历一月一日　蓝解放和西门驴出生。

一九六○年大饥荒西门驴被杀②。一九六四年　西门牛约一岁。一九六九年春节　西门屯成立革委会。金龙当选主任③。

一九六九年春耕　西门牛被烧死。一九七二年农历六月　西门猪出生④。

一九七三年农历四月十六日　金龙互助、解放合作举行婚礼。

一九七六年公历九月九日　毛泽东死。西门猪追月逃亡,成为野猪之王。

一九八一年四月　西门猪回乡。洪泰岳发疯强暴白氏,被西门猪咬掉睾丸。

一九八二年四月　西门猪死。西门欢、凤凰、开放、改革等三岁。

一九八三年初　大雪。狗出生。

一九九一年夏　蓝解放与庞春苗相

爱逃亡。

一九九八年农历八月十五　蓝解放与春苗结婚。蓝脸与狗当晚自然死亡。二○○○年　西门欢与凤凰流落街耍猴,西门欢被杀。开放自杀,猴死。

二○○一年元旦　世纪婴儿蓝千岁诞生,,但这,有些连背景材料也算不上。比如,第一阶段(驴折腾)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大

①如《刺猬歌》里有大量动物参与人类筵席和狂欢的场景,

而在《生死疲劳》中写到金龙与互助的结婚场面上,也有一段非常相似的描写:“月亮往高处跳了一丈,身体收缩一下,洒下一片水银般的光辉,使月下的画面非常清晰。黄鼠狼们从草堆里伸出头来,观看着月下奇景,刺猬们大着胆儿在人腿下寻找食物。”这与《刺猬歌》的写法非常接近。还有,《生死疲劳》把一切罪恶归咎于“贪欲”,同样在《刺猬歌》里,作家最后把悲剧原因归结为人们误食了一种淫鱼,其谐音为“淫欲”,暗示人性深层的原始欲望,其实也就是莫言所说的“从贪欲起”的意思。②《生死疲劳》第11章,饥民暴乱,冲进蓝脸家抢劫,西门驴

叙述:“面对着这群饥民,我浑身颤栗,知道小命休矣,驴的一生即将画上句号。十年前投生此地为驴的情景历历在目。”以1950年1月投生的时间推算,当时应当是1960年。③《生死疲劳》第19章,金龙当上了西门屯革委会主任,动

员蓝脸入社时说:“您望望高密县,望望山东省,望望除了台湾以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只有咱西门屯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就是你!”“文革”中,“全国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委会政权的事件是1968年11月。以此推算西门屯建立革委会应该是1969年的春节。烧牛事件应该发生于当年的春耕时节。④《生死疲劳》第27章,记载西门屯的一片杏林:“因为这些

树太大,根系过于发达,再加上村民们对大树的崇拜心理,所以逃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1972年大养其猪的劫难。”小说第三部一再提到农村大养猪,开现场会等等。查有关资料,记载1970年8月底,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号召人们努力积肥,主要是养猪,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实现两人一猪,争取做到一人一猪。见央视国际:《戊年记忆———1970年》2006年2月19日,来源:ht2tp:///program/witness/20060419/101465.shtml。从小说描写的时间和场景看,西门猪应该生于1972年。

跃进等,本来都是农村“金光大道”的一个个

里程碑,但是在莫言的笔下一笔带过,点到为止。驴的生命过程只有两个时间点———生:一九五○年土改以后,农民有了土地的欢欣;死:一九六○年大饥荒。这就是民间记忆。大约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忘不了这两个时间点。第二阶段(牛犟劲)的两个生命时间点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二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经济开始复苏,到一九六四年有了新的气象,农民又有可能买牛了;一九六九年“文革”的动乱稍稍平息,“民来说“成仁。(猪撒欢)的生命时间点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二年。一九七二年农村经济由于提倡大养猪带来起色,而一九八二年则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三年,所谓“初见成效”之时,农民从大包干责任制得到了好处。很显然,这些事件都是来自民间的特殊记忆,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一九七○年开始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都与农民的记忆没有关系,他们的记忆是从尝到了实际利益开始的,与教科书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没有关联。或者说,在民间记忆的时间表上,人民公社、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模糊一片,不甚记忆,而清晰活跃在民间记忆里的,就是什么时候日子过得欢畅,什么时候日子艰难。前者是一九五○、一九六四、一九七二、一九八二等等,后者是一九五八(大跃进),一九六○(大饥荒),一九六九(“文革”中期)等等。这个记忆时间所展示的历史,与庙堂记载的历史大事纪,与知识分子感到兴奋的历史时间都不一样。因此,莫言笔下的鬼魂、动物或者怪胎的背后,其实就是一股汹涌澎湃的巨大的民间叙事。

《生死疲劳》的民间记忆不但真实显示

了底层的农民对于历史的认知,还表达了作

家本人对于历史的特有的解释方式。小说运用了大量怪诞奇特的叙事手法,作家对于历史内涵的丰富性都隐蔽在叙事的形式当中,超越了“历史-家族”民间叙事中通常出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了历史内涵的暧昧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关于土改历史的反思。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礼,。中国农民经削,只能从一次次失败的叛乱和起义中释放他们的仇恨与疯狂的集体无意识;而在现代革命中,农民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土改是他们最后一次仇恨心理的集体释放,其中的暴乱和残忍是可以想象的,可以看作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弱势群体长期积压在无意识里的仇恨的集体发泄。但是这样的过分的仇恨心理和以暴抗暴的行为,在今天以和谐传统为基调的太平盛世中,无论历史观还是现实意义,都是作为不和谐之音而骇人听闻。中国文学中的土改叙事从来就有两种相对立的声音,丁玲、周立波的小说与张爱玲、陈纪滢的小说就是对立的代表作。这且不去说它。值得思考的是在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关于土改的作品明显减少,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土改小说的代表作,依然是全国建立新政权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而当时新文学的主流却汹涌彭湃地扑向了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鼓吹和宣传。很显然合作化运动的集体主义道路才是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目标,而土改,则仅仅是“最后”一次农民革命胜利后土地再分配的梦想成真。农民获得土地这一事件的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的目标,而且这些土地也即将被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剥夺,那就是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的

所谓“创业史”和“金光大道”。在历史长河的变故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就成了历史过渡时期没有价值的牺牲品。由于土改的现实意义已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消解,一九五○年代以后很少再有作家对土改感兴趣(尽管有大量的作家亲身到农村参加了土改)。而现在一代主流作家是在一九五○年代成长起来的,当年的农村顽童从老一辈的土改记忆中获得的都是血腥信息,“文革”中当地政权残害地主家属后代的罪恶无疑又加深了历史的印象。了“文革”腥风血雨过去后,,,莫言这一代,他们笔下反思土改往往是凭借了童年的“文革”记忆,再加上现代流行的人道主义、和谐社会等主流思潮影响,而不能用真正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暴力事件。莫言特意声明:“土改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小说的简单背景,这确实算不上什么艺术创造,大概更是个政治问题,代表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炜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后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红耳朵》和《丰乳肥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争光先生的《从两个蛋开始》,尤凤伟先生的短篇小说和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都涉及到了。”我想莫言在土改问题上不争头功,既是承认了一个事实———《生死疲劳》在描写土改这一历史事件中没有特别创意之处,他只是根据童年记忆中被渲染的血腥印象以及“文革”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普遍憎嫌心理,塑造了这么一个冤案的细节,但同时也不能回避的是,这个细节在《生死疲劳》整个叙事中有关键性的意义:一切是非皆由此冤案而起。它是西门闹投胎转世的起因,也是所有历史纠葛的源头。莫言在具体描述历史事件中极力淡化的细节,恰

①

恰在叙事结构上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头条位置。

历史小说中如何考察作家的历史洞察力和历史观念,不能仅仅看作家如何有意识地设计小说的情节,倒是要看作家在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中如何泄露了他对历史的真实感觉。在《生死疲劳》中,这种感觉是从小说的叙事形式中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十八,历经酷刑的故事,也许作家在描写这些地狱惨象时有逗乐心理,把一个无辜的地主放在油锅里煎熬似乎很滑稽,但是叙事的隐形结构却泄露了两层意思:一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射人间地主在土改中遭受的非人折磨并积累了巨大仇恨;二是暗示了这个鬼魂在阳间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只做善事不做坏事,也许其罪虽然不至于被枪毙,却也并非没有孽债,所以他只有经过下油锅受煎熬,五次畜道轮回的惨痛磨难,才能够真正地返回人间重新做人。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像《聊斋》里的席方平那样,遭遇了阴阳勾结,暗无天日的迫害,关于这一层意思,小说的叙事文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提供相关逻辑,但是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它,暂且不论。所以,比较有说服力的可能性还是前两层意思,西门闹作为剥削阶级的一个成员,他在土改中遭受了残酷折磨,但尽管他主观上不承认,实际上他仍然有孽债未清,阎王爷把他放在畜牲道里轮回并非冤假错案,地狱也有地狱的法则。

我们继续读下去,文本的叙事形式还会一步步加深这类印象:好像除了西门闹的鬼魂在鸣冤叫屈外,整个小说文本只提供了一

①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2006年03月15日):ht2

tp:///f?kz=139523502。

2008年第6期　当代作家评论101

个长工蓝脸在怀念他和维护他,也许是西门

闹曾经是蓝脸的救命恩人,而蓝脸又是一个极其忠厚的人。而西门闹的两个妾,或别的人,都没有对西门闹生前所为有过片言只语的好评。(如两个妾在批斗会上对西门闹的揭发控诉,也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但当场与后

)再者,小说的叙事是来都没有得到过澄清。

通过轮回转世和血缘遗传两条生命转换链来完成西门闹的形象刻画的。首先,在血缘遗传链上我们看到,西门闹的儿子西门金龙身上的所有暴戾贪婪,恩将仇报,无情无义,色腐烂等习性,力,遗传密码,成员的“共性。其次,在轮回转世的生命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动物都充满了彪悍疯狂的暴戾之气:驴能杀狼,牛能疯狂,猪能咬死人。据叙事者的安排,那几个动物之所以暴戾如此,是因为还没有脱离人的复仇之心的阶段,到了狗和猴的阶段就渐渐离开了“西门”姓氏,变得麻木温和富有动物性了。如此推理的话,那暴戾之气正是西门闹的性格转换的写真,从中似乎很难体会其前世为人时的平和仁慈之相。

我之所以要分析这样一个看上去虽然有趣但近似于无聊的现象,主要想说明的是,本来在文学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变得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者以人道主义的同情来解释历史复杂现象的文学描写局限,在莫言的怪诞的文学叙事中轻而易举都获得了弥补和提升。“西门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的问题,在史诗式的或者思想家的文学叙事里,是必须探究得一清二楚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历史的合理性或者荒谬性。从《古船》起,作家们就一直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范畴里翻腾,然而,《生死疲劳》

的民间叙事形态显然是超越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莫言对一切深刻的理论思考都有所涉及但又忽略不计,读者能够在各种风趣的叙事中有所感悟,但不必去深入探究那些过于沉重的历史;从怪诞有趣的叙事中朦朦胧胧地感受到,西门闹的个人品行似乎并不像他的冤魂所描绘的那样单纯,那样仁爱,现实情况。西门闹的,、体会和感受。,也是小说中最有难度的部分,而所谓的历史“真实”的探究,则在不经意的叙事中被淡化和戏化了。

可以说,淡化历史元素,凸现神话传说元素,把沉重的历史叙事转换为轻松幽默的民间叙事,从而强化了小说的叙事美学,我以为是《生死疲劳》的最可爱之处,也是对于“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一次有效性创新。以轻松调侃的喜剧功能来书写沉重历史,如果我们仅仅从外部向文本里面去寻求历史,就会觉得其缺乏难度,但是从文本内部的拓展来对比已有的“历史-家族”叙事作品,它的突破与创新的功能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

助,项目编号:B104)

【作者简介】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于黑水斋

(特邀编辑　林　源)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lrl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