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修订

中国史学史讲义纲要

授讲对象：本科生三四年级

专接本二年级

主讲人：董文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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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讲义纲要目录

导论

第一讲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

第二讲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

第三讲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

第四讲史学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

第五讲辉煌的时代——宋辽金史学

第六讲多民族史学的发展——元朝史学

第七讲走向社会深层——明朝史学

第八讲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

第九讲新旧更迭的开端——清代后期史学

第十讲近代史学（上）

第十一讲近代史学（下）

第十二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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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讲义纲要

导论

历史学八个二级学科、中国历史文选篇目、史学史招生院校

中国史学史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一个中国史学分支学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八十多年的路程。现在，这个学科已初步确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史也不例外。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和发展及其阐述其特点、规律的历史。

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人们有了语言和文字以后，也就有了关于人类历史的记载、撰述的活动，这就是史学。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对史学也就逐渐产生了认识，这就是史学史。

当然，这一发展的历程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也分成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在这里，将首先对史学史或中国史学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史”的含义的演变: 史官、史书、史事

首先，要讲讲“史”字。不同时期的“史”字，含义不同。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中对“史”之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先后印证了《说文解字》、以及清代著名学者江永、吴大澂（澄）、王国维诸说，又依据《大戴礼记》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认为古代史官“左史”即“内史”、“右史”即是“大史”，并证明了《汉书》所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可信。并列了《古代史官表》。

后来，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稿》中，专有“释史”一节，对史的意义和上古的简册制度，进行了考证，把史官分成历史官之史和书记官之史。

可见，“史”的古代含义是史官，而其职责范围很广。

“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官员的称呼的基础上，人们不断的赋予他“史书”、“史事”、“史学”的演变过程。

秦朝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史不绝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国十二公，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前722—454，共269年的历史。五传。《春秋》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前722—481年，共242年）是指史官没有中断记载的意思。《论语》“史之阙文”、《孟子》中“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史”也是指史官。

“史”具有史书的含义，是较靠后的事情了。而且，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称呼。大概在秦汉之际。

《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SHI，猪）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已亥涉河’也。”（干支纪年，十天干，十二地支，朔、望、既望、归，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是最早出现的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中华野史》元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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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钱塘遗事》，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山小，五百年间出帝王。谶语七字，东汉尹敏“君无口，为君辅”）

司马谈讲：“自获麟（麒麟，公元前481年）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战国七雄），史记放绝。”（《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也讲“史记”一词。

这里的史记即是“史书”之意。

三国以后，“史”称作史书的的情况多了起来。

孙权讲：“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二十四史，《后汉书》流传后，取代《东观汉记》。三史与《三国志》合称四史。从《三国志》算起，再加上唐房玄龄《晋书》、南朝宋沈约《宋书》、南朝齐萧子显《南齐书》、唐姚思廉《梁书》、《陈书》、北齐魏收《魏书》、唐李百药《北齐书》、唐令狐棻《周书》和唐魏征《隋书》等九部，称“十史”。《隋书》以前共十三部，就称为“十三史”。到了宋代，加上唐李延寿《南史》、《北史》和北宋欧阳修、刘祁《新唐书》、《新五代史》，就是十七史（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到了明代，又把元明官修的元丞相脱脱宋、辽、金史、明宋濂元史四史加上，共21史（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清代乾隆年间张廷玉《明史》修成。又有二十二史之称（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后来又下诏将五代后晋刘昫（音叙）《旧唐书》列为正史，合为“二十三史”。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清朝灭亡后，又增加了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巽下缺，兑上断，坎中连，离中断）和清光绪柯劭忞《新元史》，所以也可以称为二十六史。现在正在重修《清史》，建清史馆，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预期十年。清史人员调查表，就是为了弄清全国研究清史的人员情况。

到了晋代，“史”、“史记”、“国史”、“旧史”等，都是史书的意思了。

魏、晋以后，直接称史书的也就多了。

“史”具有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了。直到汉晋时期，“史”还没有史实的意思。而是用“事”、“往事”、“本末”等来表达。如《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向、刘歆父子《七略》）。《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易·系辞下》“彰往而察来”。《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

到了盛唐，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出现了。《隋书·经籍志》所说的“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这里的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客观历史过程。刘知几《史通》所说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所说的某家为上、某书为主，无疑都是指历史撰述。《隋书经籍志》、以及刘知几都有了对史书及史家的论述。在史学概念上是一大进步。

二、“史学”是什么

1、“史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瞿林东在其《中国史学史纲》中讲，史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开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后赵石勒政权设立了“史学祭酒”这一职务，和“博士祭酒”、“经学祭酒”、“国子祭酒”、“律学祭酒”等职务相同（祭酒，本意是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这是政治上的一大举措，也是文化学术上的一次创举。在史学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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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

2、“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南朝时期，宋代，设立了玄、儒、文、史四科。隋唐之际，《汉书》学兴起。唐初，官修史书繁盛，史馆的设立，史学又成了科举考试中的科目，最重要的是刘知几的《史通》的问世,都对史学概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当时，所谓史学，有不同的含义。中晚唐之际，殷侑讲“历代史书，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勘为代（世，避讳改）教”。这里讲的是史学的社会意义。而刘知几、胡三省的史学则是编纂学和文献学的内容，郑樵的也是如此。元末明初陶宗仪撰有《辍耕录》在叙中提到“专门史学”，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发展。阮元所说的“史学”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特别是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他认为史学的本意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比事指方法，属辞是指体例，意是对史事的认识的撰史的目的；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也就是独创性；将史学工作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专著与编著），“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

4、“史学”的现代含义：这里首先要讲的是近代的梁启超和李大钊，梁启超首先提出了“国民史学”的概念。而李大钊则撰写了《史学要论》一书并且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概念。而后的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垣、顾颉刚、陈寅恪（克）、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则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中国的传统史学和西方的近代史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了史学的概念和内容。

三、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和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产生

1、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们对自己的历史经历的回忆意识，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历史意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是人类历史产生的前提。

2、史学意识史学意识，就是史学这一学科从产生后就意识到它的存在，所以有对这一实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精神活动。这种活动，在于探讨这一学科的价值。克罗齐说：“历史就是思想，因而是关于普遍的思想，是关于具体的普遍的思想，所以总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加以规定的。没有一件事实，不管他多么微小，能不被认为（被表现为和被形容为）普遍的。历史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是判断。”（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5年）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去看清现实。（胡如雷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毛泽东有一段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史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着，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与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史学意识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和前提。

3、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梁启超他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可以说，这是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随着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社会化和学术现代化的标志。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史学史著作的问世，最著名的有金毓黼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解放后，主要的学者有：白寿彝、杨翼骧、吴泽、刘节等人。八十年代曾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史学史找工作）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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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说到历史上的史学史意识那就更久远了。

四、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

1、史学史的性质

这里只是就史学史的本质特征而言，只是它在学科上的属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讲：“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社会史、政治史、道德作为史等实际性质的历史，但它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统一性。虽然它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克罗齐强调了历史思想方面的内容。

梁启超则把史学史同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并列，统称为“学术思想史”，是学术思想史范畴。

我们认为，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来看，史学史应该是社会科学史的一个部分。

2、史学史的任务

从班彪、刘勰、《隋书·经籍志》、刘知几、高似孙、章学诚、赵翼等，梁启超认为应当把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主要任务。刘节在21世纪五十年代强调把“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白寿彝提出要阐明规律与总结成果

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学的时代特征或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征）。

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特点

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

史学发展的规律

归纳起来：史学史的任务是阐明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五、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

1、史官制度的演变

据《周礼》、《礼记》所记，三代所设史官名称很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职掌也各不相同，说明不同性质的文书及其机构，史官名称各不相同，可见史官是官府机关的文书官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有自己的史官，晋国董狐、史墨、齐国齐太史、南史氏、楚国左史倚相。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拥有史官。汉承秦制，设立了太史令，这时的太史令可以反映出古史官的职责及其变化。太史令属奉常，另外的属官还有太乐令、太宰令、太卜令、太祝令、太医令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史令，六百石，掌记天事、星历、良日、禁忌、瑞应、灾异诸事，丞一人。”可见史官是官府所设的官职，并不具有学术性质。

汉武帝时在宫廷设立了女史之职，用来记录皇帝起居，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务和名称。东汉时，班固以兰台令史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时设立了史官，叫做著作郎，晋时改叫做大著作，又设立了佐著作郎8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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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以后，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以后，又设修史学士，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官职务，此时史学有多途的发展，史学名家辈出。

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趋于规范化。宰相监修，专职修史者是史馆修撰。从五代以后到清代，史官制度多因袭唐制，各代略有损易，名称各代不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多以它官兼任。（官私修史学的争斗）

2、修史机构的发展

修史机构的出现要晚，正式的修史机构的建立则是唐朝。

三国曹魏以前，并没有稳定的修史机构，东汉曾在兰台、东观修史，魏、晋时期，开始设立了修史的机构。魏明帝时，中书省是职掌修史的机构，至晋，则改由秘书省职掌修史事务。东晋、南朝、以及北魏、北齐沿袭了这一制度并有所发展。南朝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这是一个变化；南朝齐、梁、陈又设置了修史学士，这是第二个变化。唐朝初期（贞观三年，629），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后来经历了宋、辽、金、元、明、清，有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专职修史机构十分明显的经历了建立时期，发展时期，完善时期。

六、中国史书的特点

1、记述的连续性

从现存的文字记载和历史典籍来看，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世本》、《竹书纪年》记述了先秦的历史。司马迁继承了这些成果，增加了秦汉之际以及汉初的历史撰述，创作了《史记》。从此以后，或者是朝代史，或者是通史，或者是传记，撰述从来没有间断。这样就形成了连续不断有系统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这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史家的贡献。

从中学的、文化的观点看，这一记述的连续性的特点的形成有以下原因：一是有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作为制度上的保证；二是有众多史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作思想想上的保证。

每一体例的史书也是连续的。如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

纪事本末体：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每卷分上下，共82卷，标目239。梁启超“善抄书者为创作”、章学诚“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马骕《绎史》（从远古至秦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春秋）、《通鉴纪事本末》（战国至五代末年）、李铭汉《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北宋至元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编年体：《春秋》、《左传》60卷、《汉纪》、《后汉纪》各30卷、《资治通鉴》（403—959，1362年）294卷，南朝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载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从960—1127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高宗一朝的系年要录。清人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续资治通鉴》220卷。

纪传体二十四史4000万字左右，分为3249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是朝末年共四千余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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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体，唐杜佑的《通典》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200卷；宋郑樵《通志》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四夷、世谱、年谱、二十略200卷；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24门共348卷。清乾隆年间续三通，清三通，加上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合为十通。

还有历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汇编“会要”。起于隋苏冕、终于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孙楷《秦会要》、杨晨《三国会要》、龙文彬《明会要》。

2、内容的丰富性

历史的进步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日益纷繁复杂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这些不断开阔着史学家的视野，丰富着历史撰述的内容。

先秦时期的史书，已经涉及到政治、军事、民族、国家制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内容，而《史记》则展现出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

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撰述数量剧增，种类也在发展。南朝的阮孝绪著《七录》，把史书分为十二部。唐代的《隋书经籍志》把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类。刘知几的《史通》把史书分成正史和杂述，而杂述又分成十品。唐宋以后一直到明清，史书分类大致如此，而略有损益变通，这反映了史书内容的丰富。

3、形式的多样性

形式的多样性主要是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史书的体裁是史书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学发展中，中国的史书体裁经历了辩证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按年、时、月、日的时间顺序记事。《左传》记事丰富，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还有记录一件事情的原委的，象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的经历。。

纪传体出现的较晚，作为综合性体裁的史书，春秋时期的《世本》可能是先驱，而后，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将其在正史中的统治地位确立下来。后来，编年纪传互争短长。

到了中唐，则出现了典制体，宋代则出现了纪事本末体。

此外，中国史书还有学案、图、表、史论、史评等都有出色的成就。

七、历史思想

历史思想或历史观念，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史学家、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又叫历史观，包括起源论、过程论、动力论。主要考察历史是怎样变易的，历史变易的动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表现了史学家、思想家们不同的历史观点。如关于历史是怎样变易的，就是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历史停滞论、历史进化论、历史螺旋式发展论等等；关于历史变易的动因问题，则有神意史观、英雄史观、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种族优越论、地理环境论等等。当然，二者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作为具体史学家、思想家而言，他们的历史观往往不是单一纯粹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思想，基本范畴与主要问题有：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意、时势、事理的作用、古与今的关系、循环与变化、人物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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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历史思想之变化轨迹。

“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是至上神，王朝兴旺，世间治乱，人的祸福寿夭由天命决定。春秋时期开始对天命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重视人事的著作。记载了政治上得失成败，其水、旱、虫、雨都是作为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看待。是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一致的，在历史思想发展上是一大贡献。

战国以后，历史思想上还末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但从发展的趋势看，人事受到重视，是不可逆转的。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课题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二十四史中宣扬“天命”的也很明显，但究人事是主流，不否认“天道”，更重视“人事”。

在思考天命与人事关系时，就萌生了人世间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属，于今为庶’”。司马迁的《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关于人的地位问题，也是史家在探讨历史变化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关于人的地位问题，有两个阶段：1神与民的关系；2“圣人”与“生人”的关系（对帝王将相作用的认识）。

关于历史变化的认识。一是前进，一是循环，一是后退。五德终始论天人感应论法先王法后王华夏与夷狄到了近代，则产生了历史进化论、唯物史观。

八、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史学思想史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其二是对影响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诸多因素所作出的理论说明。

要了解史学思想的发展史，首先就必须对史学思想的内涵作出界定。我们认为，史学思想的内涵虽然丰富多彩，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指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是指史学家。

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必须借助于历史记录，这是历史一去不复返性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史学家对于史学本身的认识，是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那么，史学认识的内容又有哪些呢？首先是对史学功能或价值的认识，研究历史究竟有何作用，这是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从史学思想史来看，史学家们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的学术功能，二是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求真”与“求义”的问题。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叫做学问，史学必须要求真，否则就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同时也无法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史学又必须要求义，要经世致用，来为一定的社会集团服务，象史学思想史上提出的借鉴垂训、经世致用、爱国主义等等思想，便是这种求义意识的具体表现。因些，在史学思想史上，史学的求真与求义从来就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当然，史学家们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即使是相同的命题，却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其次是对史学方法的认识。史学家关于史学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史料方法论、历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诸多方面。由于史学方法问题相对具有纯学术的意味，从而也是史学家们最为普遍重视的问题。史学家对这些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行思想总结，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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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尝试，从而推动了史学方法的改进和史学研究的提高。

史学思想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它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一，史学思想的发展离不开时代政治的影响。思想上层建筑往往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一定时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斗争和政治思潮，必然会对一定时代的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离开时代政治去探讨时代史学思想，史学思想的内涵与实质将不会得到科学的诠释。其二，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一定时代哲学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影响到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同时，史学思想中包含的历史观，本身就是时代哲学的组成部分。些外，自然科学的发展，它的某些理论往往通过上升为哲学理论，再对史学思想发生影响。其三，史学思想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思想本身的发展。一定时代史学思想的产生，往往通过继承、总结和发展前人史学思想的结果。撇开前人的史学思想，无视史学思想本身的发展历史，史学思想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理论源头和基础。其四，史学思想的发展与构成史学思想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分不开。一般来说，在史学思想中，历史观往往是起着主导与核心的作用。但是，它又必须借助于史学家的史学观来反映出来。具体来说，便是需要通过史料的收集工作、一定的编纂形式和适当的语言文字，来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给予很好地表述出来。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与曲笔、史之为用、史之为美、史学与经世、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历代讲求信史原则“《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反映在对史馆记事的要求上，“君举必书”、“书法不隐”。《左传》中记载了曹刿的话，“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北周的史官柳虬：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鉴戒也。这是讲，一是记事以保存信史，一是鉴戒以彰善贬恶。但是都是以秉笔直书为前提。刘知几发展了这一理论，在《史通》中专写了《直书》和《曲笔》篇，从社会根源、史学工作、史学家的个人修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中唐时期，柳宗元对这一问题又有了论述，他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的“为史者，不有天祸则有天刑”进行了批评。直笔是基础，但要写成一部信史，又有对史家的一般要求，其中主要有刘知己的“史才三长”，还有采撰理论，这要求一是必须谨慎对待各种文献，一是必须征求异说采择群言，也就是博采和慎择。这实际上是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实践的总结。直笔论和采撰论是新式原则的理论基石，其核心是求实与取信。

功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又一重要方面。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的鉴戒作用，《尚书》、《诗经》已经有了认识。而春秋时期的楚国申叔教导太子时讲：“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观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起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之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傅太子》）意思是说：叔时说：“教他学历史，向他夸耀善，贬抑恶，告诫和鼓励他的意志；教他学国君的谱系，向他宣扬贤明美德，扬弃愚昧糊涂，使他为善行而喜，为恶行而惧；教他学《诗》，用光辉的德业去开阔他的心胸，使他心意清明；教他学《礼》，使他懂得上下的规矩；教他学音乐，洗涤头脑中的污浊，制止他言行中的轻浮；教他学习法令，使他能议论为官的职事；教他学习名言，使他懂得美德，懂得致力于用美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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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道理；教他学习古书，让他了解历代兴亡，从而戒惧恐惧；教他学习先王的教导，使他了解宗族的繁衍发展，使自己的行为比方先王，得其所宜。”

申叔的话包含了对历史记载功用的广泛认识。说明史学对于政治、统治者个人修养的作用。

孟子、司马迁都论述了孔子对历史撰写与社会功用，在政治领域，汉初君臣懂得历史撰写对政治的功用。司马迁更加明确的阐述了史学的政治功用和社会功用。

1 《春秋》辨是非，长于治人。

2《诗》、《书》、《春秋》、《国语》等都有述往事，思来者的作用。

3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撰写史书的主旨之一。两汉以后，对史学功用的论述就更多了。

东汉荀悦：《汉纪》“可以兴，可以知，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唐代刘知几：“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如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又，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中唐以后，史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后来，又有司马光、郑樵、马端临、以及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

史家修养论，在古代史学理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论史家休养的人极多。主要有刘知己的“史学三长”。宋代的曾巩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概念。提出了意、实、理、辞几个方面的要求。章学诚则提出了史德的概念。

史学批评论。史学产生后史学批评就开始了。孔子评董狐。《左传》评《春秋》。司马迁评孔子。班彪父子评司马迁。后来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专篇（文心雕龙·史传篇）而《史通》则是史学批评的专著。而后史学批评不断发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

九、史学和社会

学习和研究史学史，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增强对于社会历史的责任感，自觉地投身于社会历史前进的潮流。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归宿。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1、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史学的发展

首先，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待社会的变化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周王的事业衰落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春秋》。孟子还说，《春秋》一类的书，写的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情。在孟子看来，周王室兴盛世的时代，是《诗》的时代；周王室衰落了，便是《春秋》的时代了。《孟子》引诗43处，有的借以阐发孟子的伦理思想、道德原则，而比较多的是为了说明历史，强调以史为鉴，进而表明孟子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总之是说：一个时代的衰落，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表现形式也衰落。

其次，以近期的历史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讲：“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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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甚惧焉，汝甚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几句话，前半部分讲的是社会的变化，后半部分讲的是应把这种变化记载下来，写成史文。司马谈所说的史文，就是反映“汉兴”的历史。这种把史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是很丰富的。唐高祖李渊《命萧瑀（音禹）等修六代史诏》主要是说明撰写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是以这些朝代的历史为出发点的。元初大臣王鹗上书世祖忽必烈“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讲修《金史》的重要性。唐初先后写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和《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则写出《宋史》、《辽史》、《金史》，这同他们对有关时期的客观历史的认识分不开的。总之是说：社会变化了，要把这一变化记载下来。

再次，从历史的大变动来说明社会同历史学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隋书·经籍志二》的“霸史”篇小序颇具代表性，讲了十六国兴起、存亡这一重大事变，是“霸史”出现的原因。

再其次，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习惯看社会与史学的关系。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习惯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小序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本望而重谱系这种风气的盛行给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那就是谱系之系的发展。其遗风余韵，至盛唐世而未减。宋人郑樵反映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之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氏族略》氏族序）郑樵指出的这一历史现象，包含两种辩证关系：一是门阀风气与谱系之学的相互关系；一是社会风气之变化与史学现象之变化的关系。

总之，一定的社会条件必然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和特点。

2、史学的社会作用

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一定的史学。但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也就是说，史学既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反映，但它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这就是史学的社会作用。

史学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由于时代的特点和史学自身的特点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在诸种表现形式中有一些表现形式更为突出。

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表现形式：

人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认识历史，但是通过史学认

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种种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胡如雷的“双向借鉴”作用。关于这一点，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上也有许多体验。孔子回答学生提问时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文献”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南朝人刘勰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概括性的认识“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唐代刘知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世无竹帛”与“竹帛长存”（《史通·史官建置》）给予人们的认识带来的两种结果，如果后人能够“神交万古”与古人对话，“穷览千载”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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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成活人，在时空上就可以极大地开拓自已的视野和心智。一语道出了史学的本质属性。

以上这些认识，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别一种是见贤思齐，强调史学对后人的启迪与教育作用。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最为密切。

政治决策：《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同旧贵族关于是否变法的激烈辩论，其中商鞅的历史见解以及他运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秦国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政治决策有着重要的作用。汉初刘邦的政治决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写出《新语》十二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云梦秦律）（《新语·无为》）。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基本国策“与民休息”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根据。唐初借鉴历史经验，李世民为秦王时，时时同虞世南“共观经史”、“商略古今”（《旧唐书·虞世南传》），这对李世民即位后的“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在决策上是有裨益的。

历史经验：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到许多方面，前面说到的政治决策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历史经验还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的广泛的表现。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败百二十篇，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这里有历史的考察，也有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命运的关注。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子之际历史经验开始，以下各部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两《唐书》、《明史》等。又如同司马迁并称为“两司马”的司马光，其所主编的《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再如汉贾谊的《过秦论》、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宋论》等，这些史论、政论不乏真知灼见。

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孟子讲到治国、做人时指出：“生于忧患死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龚自珍强调：“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象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等古代史家，无一不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近代以来，如魏源、张穆、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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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涛、姚莹、王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顾颉刚、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都是如此。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近代救亡图存爱国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如同郭沫若所说，即使是“风雨如晦”之际，也正是“鸡鸣不已”之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事实证明，史学上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生重大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史学与文化积累的关系上。从狭义的文化观念上看，史学的第一进步都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成果，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史书，可以看到这种成果积累的趋势。从广义的文化观念站看，史学所反映的内空，无不与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所反是映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史学的范围，而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教育等等，并成为这些方面演进的记录和载体。

其次，是表现在史学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关系上。

上层文化——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所积累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料，对促进思想家的思考、文学家的诗文创作、科学家的发明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如，先秦诸子以下，不少思想家在历知识识的分析、运用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唐代以下，历代诗人的“咏史”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家们（如天文学家、数学家、农学家等）利用科学史积累的资料撰写他们的鸿篇巨制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史学对较高层次文化发展的影响。

大众文化——唐宋俗讲变化与宋元话本——同时，史学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影响更为突出。从很早的时候起，史学就分成了两个部分的学问，一是在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中，成为官方史学，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二是在民间，讲述历史成为人们的一种兴趣，一种习惯，相沿成俗，最后成为一种传统。在乡间院门绿荫下，在城市酒楼茶肆中，茶余饭后历史讲起来，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民间的口述历史，逐渐演变为话本、民间故事、演义、历史小说、野史等。

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传记。，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历史事实为依据，又有文学创作成分，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一首（《全唐诗》卷七七四）叙述了一个女讲唱者的表演：

妖姬（妖艳的美女）未著石榴裙（石榴一样红色的裙子），自道家連錦水（锦江，传说蜀人织锦濯其中则锦色鲜艳，濯于他水，则锦色暗淡，故称）噴。檀口（象檀木一样红艳的嘴唇）解知千載事，清詞（清丽的词句）堪歎九秋文（指講唱者持有的話本词句比唱出来的《九秋》文字还好听）。翠眉顰（音频，青黛色的眉毛皱起来时）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指講唱之際隨時還有圖畫展開，增添講唱內容的形象色彩）。說盡綺羅（音起，穿着绮罗的人。多为贵妇、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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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称）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

据研究表明，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如《韩擒虎话本》。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的历史题材更丰富了，以致于有“讲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四大古典小说。北宋《三分》讲的是三国史。南宋有人记载临安的讲史盛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吴自牧《梦梁录》）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王六大夫都很有名。特点是女性多，书成即讲（《资治通鉴》），关注本朝史事，显示出史学通过说话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生机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宋元时期讲史的话本又称平话，现在只能看到《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后集》、《三国志》。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战争，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与平话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与创作，就象我们今天听到的评书连播与看到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与评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先驱者，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民间口述历史都需要讲求真实。历史小说、演义是以历史上的人物、史事为基础的，在不违背生活常理的前提下，不免加上了各种各样的虚夸、杜撰，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老百姓对清官、英雄、好皇帝、爱情及各种美好事物的理念和向往，这就产生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矛盾。比如，清代历史上有“苏麻喇姑”这么一个特殊身份的侍女，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她实际上比康熙帝的年龄大了四十多岁，她与康熙皇帝之间是不大可能产生情爱一类的暖昧关系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为了“爱情”的需要，将她的年龄改小了几十岁，这样康熙帝对她的情愫就有了可能。这样一来，历史剧尊重了生活的真实，保全了艺术的真产，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一般来说，历史小说、演义，包括现代的影视剧等等，往往为了艺术的真实而牺牲历史的真实。金庸先生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一语道破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区别。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两岸三地，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大量出现，一热再热，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其间或有佳作、力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任意曲解历史的作品。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在为台湾黎东方教授的《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大陆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扰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着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之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邓文铭98年去世，当时他以九十高龄言及于此，愤概之情，跃然纸上。

蒙学读物——史学对蒙学读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别一个重要方面。唐宋以后涌现蒙学读物，唐人李翰所撰写的《蒙求》通常被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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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早的蒙学读物。今存的北宋王令编的《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明程登吉所编的《幼学琼林》（琼林在唐为内库，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等进士的场所，这里指丰富重要之意）是三部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从人性、教育讲起，然后依次讲到自然、社会、人伦、经籍、历史，最后讲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终成大器的故事（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像宋朝的梁灏，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参加朝廷的考试，中了头名状元。他成功以后，大家都说他了不起，你们这些后生小子，更应当立下人生的志向）。蒙学取材于史书，所讲内容有的属于先民的传说，所作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妥当；所反映的历史观点并不是进步的，这是我们读时应当注意的。

再次，表现在史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上。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朝开始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多民族历史渊源上的共识，各民族历史文化相互吸收、融汇。从炎黄成为文明的源头，到十六国、辽金西夏元对于华夏族同祖同源的认同感，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到现在的“多元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是一脉相承而不断发展的。二十四史是一部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和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

第四，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中国的先民从很早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畜德：“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象传》是对这一传统的总结。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司马迁重视推崇那些“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刘知几《史通·人物》开明宗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的几句话表明了两点认识：一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须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这里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二是如果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这里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应当是专慎之又慎的。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这里讲到天子、人臣、儿女，是从立事和修身两个方面来归纳的。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字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性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认为读史、撰史可以治道。清朝龚自珍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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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认识价值，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第五，史学与历史教育

史学的社会人用，在论是在于人们认识历史方面，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还是在于推动文化发展方面，裨益人生修养方面，以及其它一些方面，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恩全集》第二卷）关于这一点，中国史学自产生以来，就越来越自觉地重视历史教育。首先是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记述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我们通过记述历史的重要典籍去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古人已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认识。我们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分析和把握历史典籍上应当超过前人，了结它的历程，有何优点缺点，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作为，民族精神是什么，积累了哪些历史智慧、精神财富，它们的载体是什么，人们如何去开发利用等。中国史学历史悠久，典籍丰厚，内容繁富，形式多样，史笔优美。有短篇小录，有宏编巨制，有的成于官府，有的成于私撰，有的方以智，有的圆而神，德才学识各有所长代有所出。这些优秀的史学遗产，使历史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特点和优点，由于历史著作覆盖空间广大，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受到熏陶与教育；由于历史著作内容形式层次的结合多姿多彩，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突出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受到有益的教益与启示；由于历史著作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这就使历史教育有具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这话仍然是对的。

十、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与研究现状

史学史如按其空间而言,可分为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国别史学史等；如按时其时间而言，又可分为古代史学史、近代史学史、现代史学史、断代史学史；若按其性质而言，还可以分为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史。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长期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各家都有自己的分期标准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要以史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作为分期标准。如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

2，

封建社会的史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其中又把封建社会的史学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分为上下两个阶段。

3、以史学自身的发展进程作为分期标准。如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古代史学的萌芽创始——商至战国的史学；古代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秦至南北朝的史学；古代史学的繁荣兴盛——隋至元的史学；古代史学的迟缓发展——明清史学。而陶懋炳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则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五个阶段：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先秦；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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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成长期——秦汉；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期——魏晋至唐前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期——唐后期迄于宋元；中国古代史学的迟滞（或衰落）期——明和清前期（鸦片战争以前）。

4、将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结合起来，以之作为分期标准。如施丁的《中国史学简史》，先把中国史学分为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历史阶段。其古代部分，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标志，分为先秦史学史、两汉至明清的史学史两个阶段，约相当于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而封建时代的史学，又分为两汉、汉唐之际、中唐至明中叶、明末至乾嘉等四个发展阶段。其近代部分，则以李大钊的史学为标志，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段。

5、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以之作为分期标准。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的《叙篇》，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七个时期，即：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代前期、近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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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

先秦时期，是指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阶段。

人类的历史活动是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人类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是史学产生的客观条件，人类创造的语言文字是史学的产生有了具体的途径，中国史学的萌芽和形成也经历了这一普遍发展的道路，显示出自身特色。

一、史学的源头

1、反映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的传说——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时期：中国史学的起源，应该追寻到古老的传说，因为那些人神混杂的传说，反映了先民的一种历史意识，保存了先民历史的一些影子。而古代最初的史学思想，便是这种远古传说内蕴的一种历史意识。因此，可以说先有历史意识，再有史学意识，然后有史学的诞生，从而有史学思想的产生，可以说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史学的产生是同步的。

原始社会的传说是是先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传播，可以被视为“口述史”，当文字产生以后，这些传说被加工、整理、记载下来。从流传的传说来看，原始时代先民的历史意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经验意识，人们口述或流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后人能够从中学到过往的生产生活等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种崇拜意识，因为在这些传说中，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常常因为对自身来历和种种自然现象的不解，从而附会和编造出耿各种神意的观点，于是便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然产生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与英雄崇拜等崇拜意识。

甲骨文、金文时代：到了商周时代，开始有了文字记载，同时也就有了记事、记言的史官。商周的甲骨文是帝代史官留给后人的占卜问事的史册，是关于殷帝历史的重要史料。甲骨卜事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一方面反映了历史记载的严肃性、神圣性和简洁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历史记载的时间观念、世系观念的加强，特别是这种甲骨卜事往往是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成为后世史家真实性与神意性之史学二重性的滥觞。甲骨文之后是铭文，它起源于帝末，盛行于西周。西周的铭文是西周史官所秘，内容主要是颂辞以及训诰、册命等，也有一些记事之作。铭文所蕴含的历史意识，集中表现为人们对于历史记载的目的性和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表现在历史记载上则是内容包容量更大了，记事的时间更加清晰了。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后神话时代”，历史记载中人神杂糅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五经时代：甲骨文、铭文之后的历史记载，便进入了“五经”时代。《周易》、《尚书》、《诗经》、《礼经》和《春秋》，它们是上古三代文献，也是后世诸子百家之学的共源头。五经并非一时之作，却也孔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五经内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周易》的历史变通思想、《尚书》的历史借鉴思想，《诗经》的天命王权学说，《三礼》的因革损益史观和《春秋》的史义史法论。

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百家兴起与百家争鸣的时代。面对当时社会的大动荡、大分裂和大变革，六家等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当时史家尚未形成，但是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自从孔子作《春秋》后，历史记载“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了，出现了私家修史的局面，而且还诞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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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私家史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诸子百家学说还是私家所修史书，都非常重视关于历史变易及趋势和动因的探讨，如关于历史变易的特点的认识，就出现了朴素的进化史观、历史循环史观和历史复古史观等不同历史过程论，关于历史变动原因的探讨则有圣王史观和重民史观等。

2 、传说中的古史踪影

关于氏族社会的生活和生产

关于人同自然灾害进行的斗争

关于始祖传说

关于部落首领与部落战争。

史学是在先民创造出来文字以后才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官书、史诗和国史，是史学产生的初步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在文字出现以前，先民对于历史的记忆、认识和传播，则反映在口耳相传的传说中。不论是从客观的历史内容来看，还是从人们的主观历史意识的发展来看，远古的传说本是史学的源头。

在文字出现以后，远古的传说经过人们的整理、加工并记述下来，从中可以看到文字出现以前的古史的一些踪影。根据现有的比较可靠的材料，远古的传说主要是关于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其中包含两大类：一类是战用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

治水和耕稼的故事是第一类传说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传说中，有许多氏族都流传着治水有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原在今山西境内居住的金天氏的昧及其子台骀，都是善于治水的人物，台骀后来成为汾水之神（《左传·昭公八年》。原在今河南北部居住的共工氏，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氏族，产生了后土、四岳这样的治水能手（《国语·鲁语上》，又《周语下》）。相传，四岳曾协同禹治水，而禹是传说中最杰出的英雄。禹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严重情况下，采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孟子·滕文公上》、《国语·周语下》），备受后人景仰。女娲补天的故事，是中国南方和西南方许多氏族中广泛流传的治水女英雄的传说。女娲补天、正极、除害，使人们得以生存（《淮南子·觉冥训》），成为有大功的女神。

水患以外，人们还要同干旱作斗争。相传，在羿的时候，“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人们没有吃的，还有许多妖物为害。羿身下了九个日头，除掉了妖物，人们都很感激他（《淮南子·本经训》）

耕稼的英雄人物，也在不同的氏族中出现过。柱，是烈山氏的耕稼英雄（《国语·鲁语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弃，是周人的始祖，是比柱更有影响的耕稼英雄，他在传说中的地位，差不多是同禹相等的（《尚书·吕刑》、《诗经·鲁颂·閟宫》、《论语·宪问》）。柱与弃都成了农神，弃也被称为稷或后稷。

关于氏族由来的故事，大多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相传，夏后氏陶唐氏、有虞氏，唐尧、虞舜）的始祖，是从鲧腹中生出来的（《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商族是由于其老祖母简狄吞了燕子的蛋，生了契，才开始有了这个氏族（《诗·商颂·玄鸟》、《楚辞·天问》；周族的祖先弃，是因为姜源践巨人迹怀孕所生（《诗经·大雅·生民》）。禹、契、弃后来被尊为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始族。

关于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记黄帝同蚩尤之战是最有名的，黄帝、蚩尤都是社通广大的英雄，他们的时代比禹、弃还要早。

传说虽然不能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历史，但其中毕竟包含着一些后人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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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真实，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史留下了可以追寻的踪迹。传说对于史学的关系，恰恰在于它是远古的和非史学的，它一方面提供了关于史学来源的最原始的资料，一方面又曾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史学要走出传说的投影，那是许多史学家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

二、史学萌芽于官府

1、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时事的记载和对于历史的追述。

《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思是说我不能不以夏朝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又说“上下，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历经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

《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强烈的自觉历史意识。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于《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

卜辞和金文中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到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到殷王朝的世系，就已经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所遗忘的历史意识。《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的记载，同上面所说到的《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

金文是单纯的人事记录，作为官文书的特色较典型。

甲骨文与金文与以后历史记载的方式有很大关联。也就是历史记录的习惯。

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目前所知最早的官文书。卜辞是殷周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有甲骨文之称。殷代卜辞所反映的年代，自盘庚迁殷迄于殷的灭亡，所记以农事、戎事、祭祀方面的内容较多，它们作为档案被储存起来，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金文因是铸在铜器上的铭辞，故又有铭文和钟鼎文之称。殷代晚年至战国末年，都有金文出现，而以西周金文占有重要的地位。金文所记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卜辞、金文同史学产生的关系更密切了，它们所记虽多是当时的事情，但包含了后来的历史记载所必不可少的几个方面：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历史记载的萌芽。金文中还常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话，则反映了一种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的滋生。卜辞记事，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达百余字；金文，从百字上下，直到五百字之多。

2、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书》、《诗》和国史

被后人汇集起来而称为《书》、《尚书》、《书经》（指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若干篇，也是较早的文字记载，它比卜辞、金文具有更明显的官书性质，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尚书·商书》中的盘庚迁殷这件大事，是写成最早的一篇。周初八诰即《大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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