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新华文摘11期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迄今为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其他亚洲国家、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为一个超10亿量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32年接近10％的增长，并使约2．5亿人口摆脱贫困，脱贫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这是前所

未有的巨大成就，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前所未有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实现了由原先铁板—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初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经过三十多年的渐进转轨和跨越发展，从总世上看，中国经济的诸多指标已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位臵，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

上—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创造出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放

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满足了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承认个人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入各类激励(包括市场)机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当然，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还包括实行对外开放融人国际社会、地方政府分权鼓励区域竞争及采用渐进改革体制平稳转型，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获利(松释了参与性约束条件)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进一步经济发展。

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动态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其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是由于市场的力量是从无到有，“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一样，在婴儿时期，家长的抚育、引导、帮助(甚至是干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孩子逐步长大，这种来自家长的介人就需要逐步减少，让孩子独立和自我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同样需要逐步减少这种来自政府的家长式的干预和约束，理应让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更多的作用，这理应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一些短识者、短视者

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臵、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比如，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分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作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及其对于经济的介人，有可能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改革开放的长期导向弄反，使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蹒跚。

二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有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导向是相违背的。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保八”任务，但是其代价也是不菲的，以巨额经济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所导致的后果是：当前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以及深层次经济结构的更进一步的扭曲和制度障碍的加大。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短期内也不能立即下降很多，因为在社会保障机制迟迟未健全的现状下，传统的依靠大量低成本劳动投入和巨大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式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其必要性，否则一刀切地拉低经济增长率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

尽管如此，从长期看，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永远保持8％以上这么高的增速。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步放缓，应是一个渐进下调的过程。届时，如何实现达到长期平衡增长轨道下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社会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当下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满足人们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增加经济效率，最终让市场有效。

反观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宏观调控频繁，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使得市场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扭曲，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用多了不好，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是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还是应当采取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赫维茨等从经济自由、创新、信息和激励等方面论证市场最优性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从经济自由导致资源有效配臵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了市场而不是政府最能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哈耶克从所需信息量大小的视角，论证了市场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而赫维茨则给出于—个分析不同制度优劣的统一框架，

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导致资源有效配臵的经济机制，并提出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要采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从“道、势、术”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道”即基本原则、客观规律、正义，必须遵循；“势”即指环境、大势、气势、优势；“术”即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中国经济改革首先要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客观规律，这是大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国内外现实发展环境，善于取势、借势、树势，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经济短

期治理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需要标本兼治，短期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使长期深层根本问题恶化；忽视长期深层根本问题，可能使短期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形成新的藩篱。所以，应该理性看待经济增长，不能为了短期的保增长目标，延宕深层次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机会，应该在经济基本恢复常态的情况下，认清和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第一，重政府轻市场，深层次改革滞后。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发展起

来，政府不断从本不应该管的地方退出，使得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一些人便将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导向当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精髓，使得政府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抓着不放，该管的许

多事却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越来越多：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人，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限制。而由于政府主导所致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也导致民营企业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

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有关。比如，政府与民争利、行政干预增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机会不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和违法乱纪屡禁不止、利益集团影响变大；其他如社会诚信危机，教育投入严重滞后，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增多，社会结构不稳状态有扩大化趋势，等等。

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改革已然越过普惠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难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政府由于高度介入经济而形成的

自身庞大的利益存在。这使得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少。很多人沉湎于过去改革的成功，停滞于过去发展的经验，殊不知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成功并不必然确保未来的成功，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经验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在此背景下，要确保改革深入推进，更需要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

第二，重国富轻民富，市场作用欠发挥。政府与民争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税收增长居高不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保持lO％以内，而同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则接近20％，近些年两者之间的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二是政府的发展型属性过强。政府依然在许多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臵作用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市场利益主体，挤压了居民的市场激励收益机会。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转手以商业化手段拍卖，形成极为普遍和巨额的地方土地财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靠垄断利润过得很滋润，而一旦发生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人为压低，使得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及决定收入分配三个基本作用被严重扭曲，等等。

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倾斜，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一是

导致中国国内消费总上不去，只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有48％，不但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超过80％)，而且也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2008年巴西是80．9％，俄罗斯是63．7％，印度是67．1％)。即使是追溯到主要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阶段看，中国的消费率也是偏低的。二是使得与制度性利益冲突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官民矛盾，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社

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中国早期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和民众福祉就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实现国富民也富的根本出路在于，在降低税赋、还富于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有论者将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归结

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转变。但如果不将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国民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难以有效弥合，将损及—个有效制度安排所应满足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条件与激励相容条件，不利于社会和

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产权的视角切人，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

第三，重发展轻服务，政府定位不准确。这一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相互耦合。如前所述，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的倾向，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臵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一方面是政府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

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收益。近年来，中国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虽逐年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仍非常小。比如，2009年，国家财政支出为76299．9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0437．54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6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3994．19亿元，环境保护支出1934．04亿元，四项支出总额仅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0％左右。

实践也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都与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和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有关。

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从这个意义上

看，民富的内涵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对拾理。

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作出重大转变。 〃 三

基于以上对于中国经济“三重三轻”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的分析，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要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切实有效地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

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政府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

的起点。

因此，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

共服务范围和力度，而不是经济建设甚至牟利，这才是政府的本质。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单单依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不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

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第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

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建立有限政府，关键

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然而，政治

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

实践表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所遗留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是造成当前社会一些不和谐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迫切需要把本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

的基础作用，同时把本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坚决管好，切实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应加快转变全能政府管理模式，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管理模式，由微观管理为主转为宏观管理为主，由直接管理为主转为监督管理为主，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更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总之，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目的在于合理界定政

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具体

而言，只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富与民富、效率与公平、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发展与稳定、发展与教育、发展与生态”这十大基本辩证

关系，加强深层次改革和长效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合理健全规则的无为而治，以及推动科学发展，最终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加快推进我国对外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一、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高于9％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2年，连续超越了意、法、英、德、日等多个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子人类经济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使我国的生产能力空前提高，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民群众生活状况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首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取代传统的贸易大国德国和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改善。

其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迅速增加的趋势。再次，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币地位在不断提高。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对外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了32年以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我国按照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还能持续增长多少年?特别是2008年明美国金融危机激化以后，我国出口大幅度下降，我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给我国对内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

我国对内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国对内经

济发展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即依靠大规模地投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产值增长。第二，我国产值的增长在需求结构上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而在产业结构上又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相应地，我国包括对外贸易、直接投资、对外金融在内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1．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虽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名义上已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但在实质上我国还处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出口的主要方式还是加工贸易，具有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不多。由于外商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生产环节，我国企业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费。这样，我国成为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陷入了以外商为主导、加工贸易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很大风险的对外贸易格局。

其次，尽管我国实际上得到的国际贸易利益不多，但我国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1979--2007年，共有38个国家对我国发起各种贸易救济调查897起，涉案金额188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80起，涉案金额162亿美元。到2008年，我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外国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世界总数的35％和71％。

再次，在传统非低碳经济条件下，依靠传统的“低成本、高能耗、高排放”和“碳成本”外部化的发展战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

第三种类型的产业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长远和重要影响的产业。虽然它们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是有可能成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这部分产业要通过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对这些产业，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我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扶持这些产业。

第四种类型产业是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新兴产业，我国不可能在这些产业中与发达国家全面竞争，但是应该争取在个别产业建立超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对这些产业，我们同样需要探讨我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 来培育这些产业。

由于扶持和培育第三类和第四类产业需要政府—定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因而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而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又是有限的，因而需要从中选择最值得扶持或培育的产业。

实施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战略，本身可以转变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方式，提高我国对外货物贸易的层次和效益。同时，还可以通过培育自主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方式，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战略选择与对外货物贸易战略选择相似。在科学判断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前提下，从提升本国分工地位和实现贸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在我国服务贸易部门构建以改善传统比较优势、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和培育超比较优势为框架的雁型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即以比较优势变迁为背景的雁型对外服务贸

易发展战略。

所谓“雁型”是对该战略的一 种形象表述。目前，在对外服务贸易中，我国低端传统服务业如旅游业、运输业一枝独秀，但它只是一只孤雁。该战略提出要扶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具有超比较优势的新兴服务业，以在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中形成雁群。开始的时候领头雁可能还是传统服务业，但随着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在未来对外服务贸易中将逐渐成为领头雁。

以比较优势变迁为背景的雁型》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传统服务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对我国各服务业部门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其中

旅游服务已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密集型的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则表现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趋势，这表明我国部分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面，临着同行业内部转型和要素重新分配的严峻考验。我们需要以此为背景，面对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要求，提出我国传统服务业积极进行战略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寻求我国传统服务业在新一轮全球分工中稳定贸易收益的最佳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依靠政

府的支持和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我国在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开始显现比较优势的迹象，但在金融、保险以及专利权使用费等标志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更多生产性服务业上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和能力，而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其转型的重大影响却正在显现。为此，我们需要考察国内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具有弱比较优势的部分服务业发展现状，研究通过机制创新、市场开放和政策引导等策略，有针对性地建立其动态比较优势，以使这些行业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获取较高的收益。

第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培育超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服务经济的绝大部分领域已占得先机，但在当前低碳经济和应的全球合作中又衍生出环境服务业、碳排放权交易等诸多新兴服务业，目前还只初现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行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还不完全清晰，国际

分工及其利益分配机制还有待完善。我国一直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我国已明确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以气候变化和环境有关的现代新兴服务业作为我国重点培育的可能建立超比较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在即将形成的该行业全球分工格局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以带动我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新一轮的增长。

三、我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选择

在直接投资方面构建和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超所

有权优势为重点的多方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和以调整结构为主线的质量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l)整体性战略布局问题，是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以构建超所有权伏势下的ODI战略为研究方向，以我国ODI战略布局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我国企业ODI战略运营模式为切入点，注重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我国大国国情与特色文化影响这个综合视野，深入研究并总结我国oDl战略布局的一般规律与内在逻辑，并据此总结提出了符合我国跨国公司理论的“超所有权优势”理论。

超所有权优势理论，是在继承不完全市场中分析跨国公司行》的所有权优势这个基本假设与条件的基础上，引进国际贸易的核心理论——比较优势思想(国与国之间自然性要素比较)，以及小岛清(Koiima Kiyoshi)的核心思想一宏微观一体化理论，加以动态组合而形成。所谓所有权优势的内涵发展，涵盖了从海默(Hymer)的市场结构下的所有权优势，到内部理论中的交易性所有权优势，直至邓宁(Dunnin2)理论中的“综合所有权优势”：即资产所有权优势(oa)／交易所有权优势(ot)+区位制度所有权优势(oi)。

超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之间存在着自然性要素的禀赋差异(宏观因素)，而企业之间存在着创造性要素的禀赋差异(微观因素)，企业不但可以将本国自然性要素禀赋与自身创造性要素禀赋相结合，提升所有权优势(静态所有权优势)，而且可以将不同国家的自然性要素禀赋通过内部化融合在一起，提升所有权优势

(动态所有权优势)。所谓超所有权优势就是通过将国内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国内宏观因素和国外微观因素、国内微观因素和国外宏观因素、国外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进行最优组合，创造出超越静态所有权优势和动态所有权优势的超级所有权优势。

显然，在超所有权优势理论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邓宁的“综合所有权优势”，而且可以将企业作为一种内部化的有效制度载体，获得降低交易费用、融合外部资源扩张与聚焦核心资源收缩的功用。

基于超所有权优势理论的范式，可以分解得出不同的所有权优势战略组合。在此基础上，不仅从产业层面详尽探讨了我国目前具备不同所有权优势的产业ODI战略，及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进一步从企业层面深入探讨了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开展的几种重要ODI战略模式，如自然资源导向型、研发资源导向型与市场规模促进型的运营特征、适用条件及其战略手段，并集中对我国多元化产权ODI的风险与公司治理问题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对完善我国ODI整体性战略布局的配套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如果说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还处于实验阶段，那么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则经历了30多年的实践根据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结合现实经济情况的变化，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必须转变为以调整结构为主线的质量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

以调整结构为主线的质量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主要

内容是：以调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来提高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调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将是全方位的：在产业结构中，适当限制对制造业的

投资，鼓励对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在地区结构中，当限制对东部的投资，鼓励对中西部的投资；在技术结构中，适当限制对低技术部门的投资，鼓励对高技术部门的投资；在能源消耗结构中，适当限制对高能源消耗的部门的投资，鼓励低能源消耗的部门的投资。

以调整结构为主线的质量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要转变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观念。我国以前往往以引进外国资金为目标，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资金已不缺乏。因此，我国要转向以引进高新技术、高端人才和先进管理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了最大限度地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我国还需要加强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建设，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第二，酌情减少或逐渐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对于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中小投资企业，应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进行严格监管。从长远看，培养在技术和管理上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企业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我国企业只有在政策上获得与外国企业相同的待遇，才能正常地发展。

第三，严格限制外商对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同时采取政策鼓励

外商对投资周期长的行业的投资，如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商对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口值的行业的投资，如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外商对技术和管理型行业的投资，如科技、卫生、环境等行业；鼓励外商对中西部投资。

第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是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来我国投资的前提。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是跨国企业不愿意把最新科研成果引入我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这是我国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一条捷径。

四、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选择在对外金融方面构建和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的对外金融发展战略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存在缺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切入点的选择，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来构筑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机制，进而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理论体系。要有效地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考虑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双重因素，从对外贸易发展的角度展开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第一，这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现状的要求。在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在金融资产方面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和作用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选择是发挥人民币的贸易货币的功能，以贸易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只有逐渐成为贸易货币、借贷货币、投资货币，才能最终成为储备货币。

第二，这是货币国际化内源动力的要求。市场选择是货币国际化的内源动力，而贸易发展则是市场选择的内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市场选择的发展动力，也主要来自于贸易中货币的使用。因此，以贸易网络带动货币网络的发展与扩张是提高市场选择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只有以此作为基础，通过金融发展建立起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安排的推动效应才更加显著。

第三，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选择的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在人民币区域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从当前的实现来看，人民币的周边区域化发展还是要以我国的边境贸易发展为基础，以边境贸易发展，配合货币结算使用方面的制度安排，共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从对外贸易发展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我国在贸易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现实矛盾和问题：即我国逐步成为贸易大国，但并非是金融大国，金融发展滞后于并制约着贸易的深入发展，贸易发展对金融发展存在强烈诉求。

基于上述分析，需要构建以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的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第一，在我国的普通贸易中推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这样—方面可以减少我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第二．以可控的方式如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QPn)和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QDⅡ)推进人民币在资本与金融项目可自由兑换，以实现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的多数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三，推动在中国香

港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在与人民币在岸金融市场相隔离的情况下探索人民币资金融通的国际化道路。第四，推动以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并在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体现人民币因素。这个战略之所以说是“渐进”的，是因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之所以说是“中心”是因为它可以推动国对外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对外金融的发展。

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从货币职能的角度来看，是“三步走”，即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与此同时，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也是“三步走”，即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

第一，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结算货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结算货币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形式，虽然这意味着人民币还停留在国际化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和必经阶段。当前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中的使用范围，为之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我国政府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办法》是好的开端。随着《细则》的进一步完善，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加强，以及对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逐渐适应，人民币作为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结算货币的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第二，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投资货币。结算货币职能的实现，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人民巾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除了充当结算货币之外，还要成为投资货币。

因此，应当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为人民币

自由兑换奠定基础，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投资货币。当然，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应该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限制，其次放开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限制，再次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最后放开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总之，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进一步促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

第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历史来看，在美国经济超越英国经济半个世纪之后，美元都还没有取代英镑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尽管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美元不再表示乐观，我国也在多种场合表达了设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但在短期内要产生一种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更多的是一项长期目标。就目前来说，我国更需要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基础性工作。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将更加开放，金融创新将更加活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因此，如何完善金融监管，构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以适应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成为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要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构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要防范由此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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