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当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i义市场经济之路。这将是一个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以某种内在的机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如何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结实，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研究课题。

在这一问题面前，如果不考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单纯地将“拿来主义”的方式视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捷径，那将是十分短视的。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必须以其传统文化的土壤为根基，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主体所做出的选择必定要受到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在旧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机制、伦理道德等都将产生复杂的变化。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于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将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新发展观：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从这一点出发，许多经济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被植入，而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漫长历程。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共同表象一一经济主体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但却没有深究隐含这些共同表象之下的一个决定因素一一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由以产生的内在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文条件。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在探讨和研究市场经济问题时，遵循的往往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维方式，而忽视了对中国现实背景的考察。在这种理论里，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被视作外生变量而不予考虑，经济行为主体只作为“经济人”出现在市场体系中，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为”，而行为主体复杂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则统统被舍弃。这种分析方法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缺乏一种对于发展中的主体—一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整体性问题上说服力不强，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尤其是在用以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展问题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演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因素—对特定发展主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进行透视，以期发现更为深刻的发展规律。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过程正在来临。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在这里，文化因素正是发挥了上层建筑的作用。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片面曲解唯物史观的倾向，即总是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唯物因素，从而忽略了人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比如，在经济学研究中把市场与交换的出现看作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而不去深究市场与交换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道德基础。这样做其实恰恰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他们忘记了，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同时也是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n

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问题，许多经典作家都曾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自爱、同情、追求自Ek,的欲望、正义感和相互交换的倾向等就已经被视作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东西方诸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则突出地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宗教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立性与自发性，因此理性精神与物质质料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质料和精神一一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求得发展。上述这一基本思想贯穿着韦伯整个庞大的比较宗教研究体系，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代表作中。虽然韦伯本人对东方宗教与伦理(尤其是濡家伦理)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他确实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要素。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至此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产生和运行有其内在的自然秩序，这一内在的自然秩序是物质质料和理性精神要素所决定的各种约束条件共同起作用的内生化过程的产物。这个“内生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因素间的相对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文化因素对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将使产生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色的自然秩序。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文化积淀的擅变，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要素作为有形制度体系的基础，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当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了将经济、技术才制度、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内生化”的过程之后，它才能准确地揭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具有内在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仅仅是视作一种手段。从这样的发展理论出发，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也有其文化基础和条件。在文化的进化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和思维模式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并成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与伦理基础。而这种由特定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一经形成，便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秩序密不可分的内在成分。

总之，不去冷静地和深入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民族心态，而是单纯地去谈论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起码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是浅薄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放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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