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唯物史观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

内容摘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恩格斯限于“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而马克思则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这种差异反证了马克思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

关 键 词：唯物史观；第一提琴手问题；生产力；生产关系

作者简介：鲁克俭(1968－ )，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2－0050－07

尽管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存在对立或差异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诸多讨论，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却是一个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来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笔者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一文中，通过比较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的《谢林和启示》得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大同小异”的结论[1]。但具体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进一步反证了马克思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

随着汉译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2005年的出版，由日本学者广松涉引发的“谁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问题”(简称“第一提琴手问题”)在国内学界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盲从广松涉的说法，仅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主要是恩格斯的笔迹这一文献学事实出发就断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恩格斯的著作，从而把恩格斯看作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笔者在《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一文中主要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马克思摘录笔记部分的文献学考察，证明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重申了“马克思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这一正统说法[2]。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第一提琴手问题”。

一、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没有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这个术语，但从“这种历史观(Geschichtsauffassung)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idealistische Geschichtsanschauung)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这段话来看，“这种历史观”指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1859年8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次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称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4]。恩格斯的书评是经过马克思看过的[5]773，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称谓《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历史观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此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1872－1873年)、《反杜林论》(1876－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对其基本观点进行了概述，《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共产党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尽管没有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阐发。

综观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我们发现他强调唯物史观三个方面的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比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5]598；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6]320；在《共产党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9。显然，这三个方面的思

想是递进的，经济基础比社会存在更具体，而物质生产又比经济基础更为具体。经济基础(其原初概念是市民社会)不但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交换关系等。因此仅仅承认经济是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承认“生产”相对于经济活动的其他环节(分配、交换、消费)来说是“普照的光”。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资本的逻辑”)是“普照的光”，是经济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恩格斯无疑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将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14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拉法格)以及德国的青年著作家把唯物史观解读成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时，恩格斯可以澄清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

虽说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但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6]297。真正属于恩格斯本人或者说恩格斯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是“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这一观点。众所周知，恩格斯初抵英国时，对英国人重视“利益”忽视“原则”的态度非常不屑，但他独立于(甚至领先于)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标志就是颠倒了“原则”与“利益”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自己在其《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所说的那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1844年)《德法年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6]232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了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的话语，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但真正属于恩格斯(或者说恩格斯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的思想体现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论述中。比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明确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8]

对于唯物史观来说，仅仅强调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唯物史观还进一步强调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如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所强调的那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阐发是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标志[9]。但是，综观恩格斯的一生，他恰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鲜有论述，偶尔的例外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也只是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段话以加引号的方式重申了一遍[5]507。恩格斯自己说，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部分“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6]312。我们仔细阅读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概述，看到的是诸如“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6]306等类似的说法。但这里，“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而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是说，恩格斯的概述仍然局限于“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这一核心思想。

恩格斯类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篇的理论概述①中：“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10]另一处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

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6]305。从上下文来看，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秩序”可以与“生产方式”画等号。

显然，恩格斯这两处都是试图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来论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被更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他没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看作是类似于阶级斗争这样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且恩格斯没有运用他自己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明确表述”，回避使用“生产关系”一词，用“生产方式”(乃至新造的“生产秩序”一词)来取代“生产关系”，这绝不是偶然的②。恩格斯一直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有很高的评价，他在马克思去世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2年重新校订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因此恩格斯应该很清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生产关系”取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更不用说恩格斯非常熟悉《共产党宣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此外，恩格斯自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在稿子送去付印之前他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恩格斯应该不会忘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反复强调的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11]，而这些话都是恩格斯的笔迹。[12]显然，笔迹虽然是恩格斯的，但思想却是马克思的。恩格斯只不过是在马克思底稿基础上誊抄了这些话，因此并没有真正转化为恩格斯自己的话语。

有一个文献学事实可以佐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出自马克思而非恩格斯。1888年，恩格斯首次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的附录公开发表，并注明《提纲》“1845年春写于布鲁塞尔”。恩格斯是在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中找到《提纲》的。根据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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