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讲义

形象学

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D.H.Pageaux）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

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

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

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F.Baldensperger）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J.M.Carr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M.F.Guard）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

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RenéWellek）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形象学研究发出责难，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一文中从文学性出发，批评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文学研究吗？”并说其“代价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料研究之中”[7]。此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1963）一文中也批评形象学研究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有关，而文学性不足。

但形象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研究者们一方面认真检讨和反思形象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吸收各种后现代理论，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如果说20世纪40—50年代是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阶段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其当代阶段；如果说卡雷、基亚等是传统形象学的奠基者的话，让-马克·莫哈（Jean-MarcMoura）、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Pageaux）等则是当代形象学的创始人。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1992）一文中指

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8]强调“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异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1989）、《形象》（1994）等论文中指出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形象研究不是“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10]，而“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11]，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2]，提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强调了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对思考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套话，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国对异国文化有三种基本的态度或象征模式，即狂热、憎恶和亲善。

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对形象塑造“主体”——“注视者”或“观看者”的研究，即由原来只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传统的形象学特别关注形象的真伪，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被注视者一方；当代形象学吸收了接受美学、保罗·利科的想象等理论，由原来单纯注重被注视者，转而重视注视者。按照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如果把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就可视为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另外，异国形象和想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想象有两类，一是休谟的再现式想象，把形象归于感知；二是萨特的创造性想象，根据缺席来对他者进行创造。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注视者对被塑造者“接受”的结果，是创造性的想象，因而没有必要追究形象的真伪程度，研究重点自然就转到形象塑造者主体身上，研究形象塑造者是如何接受和塑造他者形象的，同时透视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欲望和需求。

此外，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还特别注重“被注视者”与“注视者”的互动性。在当代语境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在与“他者”的互识、互补、互证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因而不再把异国形象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而是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

形象学的当代发展还从其他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理论，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剖析了西方人眼中“他者化”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内涵。另外，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形象学同样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研究了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和想象，以及这种隐喻和想象所蕴涵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冲突。如：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形象学的特点与功能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形象，但二者也有诸多差异。

首先，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只限于异国异族形象，而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既可以是异国异族形象，也可以是本国本族形象，而且大多是本国本族形象，也就是说，一般文学研究中形象的含义要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宽泛得多。

其次，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通常只局限于人物形象，而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器物（比如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瓷器、丝绸的描述）、景物（如18世纪英国的中国园林），还可以是观念（如英国的培根、韦伯认为中国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和言辞（如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哲人王”、“傅满洲”、“陈查理”）。而且异国异族的形象一方面注重对他者的塑造，另一方面更注重探讨隐含在他者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评价的标准也不再是逼真性和独创性，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要。作者的个体行为也退居次要地位，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一个承载着集体想象和时代需要的中介。

在明确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的异同之后，我们把形象学的特点归纳为投射性、互动性和跨学科性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国作家对异国的观察永远不能像本土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样，作家们往往将异国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乌托邦。因此，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既有客观因素，又有情感因素。从辩证的角度讲，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

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3]一种文化关于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断裂，于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异域文化中去。这种异域形象实际上是渗透着自身内在本质的形象。

一个社会在想象和塑造异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异国形象对本土文化来说是一个他者，是一种外在视角。一国作家在对异域形象进行描述时，能够说出对自己的社会不便表述、不易感受、不曾想象到的某些东西。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异国这一他者是作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对象而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其间确认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渴望，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英国学者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认为欧洲人的中国观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14]。因此，构成他那本书的历史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观察对象的历史。

二是“他者”与“自我”的互动性。异国形象的欲望投射也带来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当代形象学的重要发展是“他者”概念的确立，而“他者”概念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差别和对立把语言中的一切成分联系了起来。这一思想后来在本弗尼斯特（EmileBenveniste）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我”之为“我”是由于与“他者”的区别，“他者”之为“他者”是由于与“我”的差别。“自我”和“他者”都没有确定的本质，只能处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之中，“自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他者”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当代形象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阐释了形象的基本含义，我们上文谈到的巴

柔对形象的定义即是如此，他说“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5]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需要，塑造出什么样的异国形象，都是在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种相异性来看待的，这个他者，这种相异性是认识自身、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因而对他者的剖析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认知，即互证、互补、互察、互鉴

三是总体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研究者在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学科交汇处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因此，形象研究涉及诸多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形象场”。“形象场”这一概念是我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专家孟华提出来的，她受到物理学中“场论”概念的启发，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对形象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场论”在物理学中指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裔美籍学者勒温（K.Lewin）将其应用到心理学领域，用以描述人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学当中，认为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的场，提出了语言场、文学场、艺术场等概念。孟华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形象学研究当中，认为异国形象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一个粒子，其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认识和巴柔的见解不谋而合，巴柔说：“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6]

曹顺庆还把变异性作为形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17]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异国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莫哈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集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18]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而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颠覆、构建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将塑造者一方的社会群体价值观投射到异国形象身上，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消解和改造异国形象，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而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因此，对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不会造成自身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它只是在既定视野内提供一套编码符号，将异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传统之中；而乌托邦化的形象则是将他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

三、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

形象学主要研究异国异族形象，而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人物、风物、景物描写，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辞。下面我们从注视者、被注视者、注视者和被注视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加以探讨。

首先是注视者。注视者是当代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注视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受到身份、先见、观看异国的时间、距离、频次等因素的影响。[19]

先说时间、距离和频次。观看时间的长与短、观看距离的远与近、观看频次的高与低，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看者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作为观看者，他只能看到他观看时间内的他者，而观看时间的长短决定了他看到的是细致还是粗略，是走马观花还是下马看花。观看时的距离则具有物理和心理双重含义。其中的远与近，决定了观看的清晰与模糊、兴趣盎然与兴味索然。观看频次的高与低同样会影响观者对他者的印象。低频次的观看会使对象局部化、单面化，对他者形象的把握也会流于粗浅、零碎，而高频次的观看则使对象趋于整体化、多维化，观者塑造的他者形象也会趋于完整、细腻。比如，与仅到中国观光的美国作家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相比，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又译《西行漫记》）中塑造和描述的中国形象要丰满、细腻得多，也更完整，更具立体感。这是因为斯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长，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比较近，观看的频次也高。

再看身份和先见。观察者的身份和对异国的先在认识，同样影响着对异国形象的塑造。观察者不论是到异国旅行、访问，还是在异国长久居住，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定的身份。身份一方面赋予人既定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对人的活动领域及方式做出某些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份直接决定着观察者在异国能够接触的人群和社会生活的层面。比如，在中美交往早期，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代表着美国人观看中国的三大群体，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来中国的不同动机。商人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当同中国做生意能够赚钱时，他们不吝赞誉之辞；而当生意难做、活动范围受局限时，他们的赞誉之辞又变成了愤恨和诋毁。商人身份决定了他们接触的是中国的商人和少数官员。外交官站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符合本国利益时就赞赏中国，有违本国利益时则展示一个负面的中国。他们的高官身份限定了他所接触的是中华帝国的高层人物，得出的中国印象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教士抱着解救数以百万计不信仰上帝的中国人脱离苦难的信念而来，当他们发现中国人难以皈化时就指责、诅咒。他们的传教士身份、较为渊博的知识和在中国较长时间的居住，决定了他们接触面广泛，对中国文化、对不同阶层的人了解较深入，因而他们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如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明恩溥（Arthur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都是影响美国乃至西方之中国形象的重要作品。

在所有制约形象塑造者观看异国的方式中，先见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观看者所拥有的经验世界、知识体系、价值参照、认知方式和伦理取向，决定着他在观看时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伦理态度及价值评判标准。先见盘踞在人的内心，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观察者观看他者的重要因素。比如，由于美国是从英国脱胎发展而来的，他们都使用英语，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因而美国早期的中国观受英国中国观的影响很大。安森（GeorgeLordAnson）在其《世界航行记》（Anson’sVoyageAroundChina）中所记述的中国人“怯懦、虚伪、不诚实”的看法，影响到后来美国商人山茂召（SamuelShaw）的中国印象和美国建国初期学校使用的地理教科书，教科书里把中国描述成“最不诚实、低贱、盗窃成性，并利用天生的机灵来提高骗术”[20]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将中国视为“半蛮夷”的国家，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把中国人看做“不受欢迎的移民”。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与注视者有关的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异国异族形象虽经作家之手创造，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以作家本人所属的社会和群体的想象为介质的。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只充当一个媒介，法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称为“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想象物与一个社会、集体的过去和未来密切连在一起。一个异国形象可以是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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