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突破与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

和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

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 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

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与此同时，他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创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 尤金·奈达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就应该不仅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

让·帕里斯的观点：

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做诗人同样的工作，要花同样的努力去塑造同样的形象，构建同样的韵律。努力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尽人意，但我们毕竟从中可以看到，翻译不是一件雕虫小技，它确实是一种创造。

罗贝尔·埃斯卡皮的观点

罗贝尔·埃斯卡皮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正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埃斯卡皮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称为“创造性叛逆”，因为这种“叛逆”给原作注入了新的

生命。尽管埃斯卡皮这篇文章没有专门论述翻译，但是他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给我们深入思考、理解文学翻译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实作者本人也已经从这个角度出发，另外在其著名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对文学翻译展开了讨论，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

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这本书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

乔治·斯坦纳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文学作品具

有多方面的联系，文学翻译要做到“透彻的理解”，“从理论上说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斯坦纳对文学翻译持悲观论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反对可译性的观点所依据的往往不过是一种片面的、只看一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斯坦纳高度评价了翻译的功绩，他说：“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

与语言学派的观点相比，斯坦纳显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西方译学界还活跃着另一批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共同主张、观点和方法论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

其代表人物包括：

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 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朗贝尔（José Lambert）

梵·登·勃鲁克（R. van den Broeck） 这批学者竭力想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的禁锢，试图以有别于大多数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综合理论

（comprehensive theory）和不断发展的对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

虽然，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但人们仍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相同点，这些相同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他们都把翻译理解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

2）他们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相互借鉴；

3）他们对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 4）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的因素、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到兴趣。

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学者)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参见张南峰译，伊塔马·埃文-佐哈尔著，“多元系统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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