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路（发表于《世界博览》2009年24期封面）

未来之路

记者 邵振玮

2009年11月10日，“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与会的诺奖得主和国际机构专家纷纷表示，得益于中国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的复苏在世界各国中是最早最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甚至表示，中国采取的措施堪称榜样。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被称为世界级“阴谋家”的投机大师也以“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来描述“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索罗斯说，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

而一些与中国经济“深度勾连”的商业机构专家则在今年下半年表示出了担忧。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11月10日表示，“监管机构及中央银行须谨慎留意股市、楼市资产泡沫的形成可能”。此前罗奇曾发表专文表示，“中国加剧了本已令人忧虑的失衡。由于去年底实施的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本已超出控制的投资额”。

而英国汇丰银行则相对比较温和，10月23日，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放在全球相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一轮应对危机的措施，应该说是最成功的”，并表示“很难得出结论中国资产有泡沫”。但屈宏斌同时说，“需要政策下一步做出调整，化解潜在过热和通胀的风险”。

中国“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形势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经济危机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中国的高速增长代表“中国模式”已经战胜“华盛顿共识”，甚至要求输出并不存在的“北京共识”去当世界领袖；有人认为应该保持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看。煌煌大言，不着边际。

对于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有人担心通胀风险，有人发誓两年内无通胀；有人反对资产泡沫，有人认为房价应该继续涨。而另一些经济学者则纷纷围绕一个挑逗中国意识形态脆弱神经的“所有制”结构失衡现象——“国进民退”进行猛烈批评。更多的经济学家则选择了沉默，即使表态也是小心翼翼，两边都说，生怕说错话“坏了一世英名”。

通胀“隐忧”与资产泡沫

2009年9月1日，发改委一改过去“半夜鸡叫”的通知方式，晚上刚过21点就贴出了涨价告示。这使得当日前半夜加油站进入“疯狂时刻”，很多私家车主在家看电视获知油价上调的消息，便赶紧晚上开车跑到加油站。

这次涨价使得北京油价达到历史最高位，两个月零9天后，该次提价记录被刷新，北京普通私家车最常用的93号汽油价格统一上涨为每升6.66元的新高。发改委匡算，这次油价调整直接影响当月消费价格指数上升0.1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降幅进一步缩小0.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5.8%，比上月降幅缩小1.2个百分点。而环比来看，居民消费价格自今年7月份由下降转为持平以来，8、9月份分别上涨0.5%和0.4%。

对于CPI今后的走势，中金公司预测，CPI可能于11月份转正，之后将一直维持高位，在未来半年内通胀将呈上升趋势。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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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等多位经济学家纷纷测算，CPI将于11月转正。此前，央行预计CPI将在今年年底触底后开始回升，通胀预期持续加强，但信贷仍将维持高位。

但事实上，令人谈虎色变的通货膨胀似乎已经不仅仅是预期。

2009年11月10日，全国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80元；11月20日，销售电价每度平均提高2.8分钱。同时，更多的资源产品价格如煤价、水价、天然气价格、供暖价格，也都趁着CPI相对不高的“时间窗口”乘机涨价或蓄势待发，公共产品涨价都好似箭在弦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一位人士也表示，明年粮食价格也会小幅上涨。同时，外部输入型物价价格包括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上涨。

显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房价上涨更令人触目惊心。10月份，全国城市楼价上涨近4%，达到14个月来最大月度增幅。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全国房地产市场经过短期的较大幅度波动后，今年初开始企稳，并在第二季度出现量价齐涨的火爆局面，三季度房价泡沫继续吹大，膨胀速度远超预期。

“保增长”的多数国家级项目，都有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很多甚至以中央资金为主，地方资金配套，这样的蛋糕自然各路诸侯抢着来干。中央资金缺口有国债等解决赤字的制度，而没有发债权的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则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解决。

2009年9月，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八家银行合计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意向性授信额度1150亿元。而截至2008年12月30日，农工建中等六大银行共与佛山市政府签下了2800亿元的授信贷款额度，其中1800亿元是投资政府的市政项目。

实际上，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开发性金融模式由来已久，但此前并没有大面积铺开。今年一季度的一个文件提供了一个契机。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银发〔2009〕92号文件”，表示为“保证符合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贷款及时落实到位”，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从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飞速发展趋势。来自监管部门内部的资料显示，2008年初，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而截至目前，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

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其实往往都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出资组建，受政府委托从事开发、建设等任务，名为独立法人，实为政府附属单位。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赖财政拨款偿还贷款，平台公司贷款实质上就形成了地方政府负债。

安邦分析师周子勋分析，“无论是4万亿刺激方案，还是上半年的7.4万亿天量信贷，其中一个主要流向便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0月15日，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透露，截至目前，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万亿元。

而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作为“保增长、调结构”的主要线条，成为银行“授信”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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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海啸”，央企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不退反进，加快推进世界最大铸锻钢生产基地建设，到2009年2月已完成了全部工程量的80%，总计投入40亿元。

而在2008年7月，媒体对该基地项目的投资规模报道为23亿元。记者在中国一重所在地齐齐哈尔市政府项目库中查阅发现，项目总投资额也为约23亿元。到2009年2月，该项目全部工程量的80%已计40亿元，这意味着总项目投资应该为50亿元，比2008年7月的数据翻了一番不止。

据悉，2008年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推出后，一些管理部门也“相当发愁”，如何不突破国土、环保、政府项目管理及投资体制的框架，而安排下去这些没有实质财政资金注入的项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要知道，当时企业信心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处于崩溃边缘。

产业振兴规划确实为企业带来了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再加上管理部门安排庞大规模投资项目的现实需求，很多报项目的企业被暗示或鼓励把项目总投资规模人为扩大，“修改一下可研报告”。于是，很多因所有者缺位而缺乏投资效益评估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项目被严重放大。

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1到10月，全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2.46万亿元，同比增长81.1%。显然，新开工计划项目投资仍有加速之势，这意味着2010年上半年的实际投资仍会加快增长。

对于多数国有企业而言，经济危机到来后，资金并不宽裕。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依然是银行“授信”后的信贷，更重要的是多家银行重复授信。

中国一重的资金来源，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一位官员介绍，一重集团在3家金融机构综合授信113.5亿元的基础上，还积极推进企业上市拟融资100亿元，发行债券10亿元。

2009年2月，中国铝业“东轻大改造项目”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投资额度也从此前的29亿元增加到48.7亿元。2009年全年，中国铝业压缩30%后的投资计划为130亿。同时，中国铝业还随时准备以上百亿美元的投资规模，进行海外并购投资。而在此前，中铝已获得2000多亿元的并购贷款和1200多亿元的多家银行授信。

2009年2月，注册资本金100亿元的国有独资公司山东钢铁集团先后与12家银行达成整体意向，授信总额度高达2395亿元。于是，今年上半年亏损12.85亿元的山东钢铁开始磨刀霍霍向盈利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喊话”。

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再次兴起和国企大规模投资房地产，背后也有信贷膨胀的影子。不久前，北京市房山长阳镇起步区1号地被上市公司万科和国有企业中粮以22亿高价竞得，溢价率高达263%。而在此前，万科发布公告称将获得建行500亿元授信额度。

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是PPI拱着CPI走，2010年下半年开始也许将会是CPI牵着PPI走。

投资亢奋与“国进民退” 2009 11月18日到19日，“搜狐企业家论坛”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进民退”问题成为与会企业家和专家讨论的重要议程。

但是，参会著名企业家的切身感受似乎与媒体和部分专家的议论不太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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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非常直白地表示，“我认为所谓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国进民退这个命题可能是民间提出的，可能是媒体炒作的”。刘永好说。

与刘永好持相近看法的还有著名民营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面对记者的提问，向文波也表示，据他所知，中央和国家有关机构没有提过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事实上，我们三一重工也在进”。

在北京昌平区南口镇的正南方向，三一重工的一个风电生产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该项目是“三一重工北京制造中心”的第一期，拟投资80亿元，于2008年10月18日奠基。据北京市昌平区信息办介绍，“三一重工北京制造中心”是北京市近年来引进的规模最大的装备制造业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年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纳税额度18亿元的世界级工程机械制造中心。

但是，对于日照钢铁、建龙集团、江苏铁本、山西煤老板，以及多数未上市的房地产商和文化产业运营商而言，估计不会存在这种“与国同进”的感受，对他们而言，“生意确实越来越难做了”，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

“4万亿的投资或者是近10万亿的贷款，更多的倾向于支持央企，而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就相对少一些”，刘永好表示，“所以一方面，由于大量4万亿资金和10万亿的支持投到国有企业，另一方面矿山、煤矿的整治导致一些中小企业关门，所以导致国进民退的说法出现。”

虽然大规模“民退”被“与国同进”的大型民营企业称为是一个伪问题，但大规模“国进”几乎没人否认。不但在房地产领域，在“铁公基”和竞争性产业领域都有突出表现。

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秘书长陈云峰吃惊地表示，“楼市上半年的爆发性反弹，已经让人跌破眼镜，而央企的突然发力更是让人掉了下巴”。

继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门10号”地块之后，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又以19.6亿元拿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四天之后，中化集团旗下的方兴地产以40.6亿元拿下“广渠门15号”地块，楼面价1.6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实施招拍挂以来的“地王”。

另外，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并购房地产公司。央企中国恒天集团旗下的经纬纺机斥资6800万元收购廊坊恒盛房地产开发集团20%股权，又以1.8亿元买下廊坊嘉轩地产30%的股权。目前，A股市场的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向国有企业集中，国资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已占60%以上。

同时，省市地方国企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商业集团斥资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等。

事实上，目前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都有房地产子公司，无论是中铁、五矿这些普通国字头企业，还是中核集团和中航工业这些国防科技工业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据统计，当前国资委管理的130多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副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80多家。据统计，在今年二季度，80多家房地产列为“副业”的央企有近三成收益来自房地产业务。

“面粉贵于面包”的地王效应，成功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房价的预期，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制造业低景气度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却量价齐升，销量及涨幅甚至超过泡沫非常严重的2007年历史纪录。国企资金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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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

相对于房地产市场，股市是否存在泡沫比较难说。同时，国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证据也难以获得，因为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这查起来相当困难，比如通过把自有资金通过委托理财或信托投资的方式投入股市，而信贷资金用于企业经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据人民网转载的一篇报道，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涉嫌严重违纪一案，就疑涉挪用资金炒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根据他的测算，今年上半年，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他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铁公基”领域的大项目投资显然让各领域的国有企业占尽风头。在“铁公基”方面，4万亿拉动内需保增长的政策公布后，铁道部就公布了三年超过3.5万亿元的铁路投资计划。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也进行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三基”建设。交通部及其部属国家局管理的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纷纷依托相关领域的专项规划，仅公路水运方面就拟定了约5万亿的公路、航道和港口建设项目，“多数项目是将远期规划项目提前批复和施工，为保增长做准备”。

此外，其他部委如住建部、环保部、科技部、教育部、民政部、水利部、农业部、文化部等部委，也都结合相关各自工作，依托相关领域的规划，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做贡献。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中央级项目建设工程和配套设备，多由谈判能力较强的“国字头”企业获得。而地方级项目中，运作规范的则多由“省字头”国有企业获得，而有些不规范的则由那些“背景深厚”的企业获得或通过比拼商业回扣来决定。当然，也有已经形成强势社会地位的规范民营上市公司获得项目的大量案例。

“不规范的民营企业进行商业贿赂的现象较多，我们国有企业可能领导受贿的现象多，为拿项目而行贿的很少见”，一位国字头企业的中层管理者这样向记者说，“都是为党和国家干活，吃吃喝喝的还可以，要我们行贿，凭什么啊”！

这使国有企业在平时与不规范民营企业在某些公共项目的竞争中存在劣势。但这次有点不一样，拉动内需保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不久，国家发改委和审计署的监管和督察就紧随而至。更厉害的是，中纪委也派出中央检查组督导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落实情况。“形势有点紧张”，这使得很多潜在接受商业贿赂者“不敢造次”，加上某些官员存在的“怕查”心理，还是把项目交给运作相对规范并且具有传统联系的国有企业省心。

中国最大工程承包商中国铁建发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前三季度中国铁建累计新签合同总额同比增长80.30%，累计在手合同额达622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48.76亿元，同比增长66.17%。另一家国字头工程承包商中国中铁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而原为铁道部所属企业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则在铁路设备的招标中获得天量合同。

此外，正如前些年对外资的招商引资热一样，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面向国企尤其是央企“招商引资”。2009年8月26日，安徽省率领安徽17个市负责人及省属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政府代表团进京，与中央企业举行合作发展座谈会，表达了安徽省与中央企业合作联姻的诚意和强烈愿望，出席的央企多达107户。8月28日安徽省召开内部动员会，安徽省一位高层领导说，“央企有10万亿巨大资本，投资能力和扩张欲望都很强”，要把吸引央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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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省就在京召开央企对接合作座谈会，并组建了央企在湘联谊会以增进感情，吸引央企增资扩股。而从2005年开始的两年内，湖南已与57个央企对接，引进资金1800亿元。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至少还有上海市、河南、浙江、河北、江西、江苏、甘肃等十数个省份，启动了类似的央企对接合作活动。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表示，“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刺激政策，造成了资金不成比例地流入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国有部门出于政策原因，而非盈利性考虑，进行大量投资。因此，中国正在经历实体经济相对薄弱、资产市场却十分红火的时期。”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1—10月份，城镇固定投资150710亿元，同比增长33.1%。

消费难启与中产缺失

“保增长”措施并非忽略了消费问题，在投资飚进的同时，中国消费也在快速增长。来自工信部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中国电信用户总数达到了10.4亿人次，移动电话7.2亿户，网民总数达到了3.6亿人。显然都超过了美国3亿人的总人口规模。据来自汽车行业协会的数据，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200万辆，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些消费强力增长的信号，凸显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规模。

在2009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整体零售额按实值计算增长了16.5%，比去年危机爆发前至少高出两个百分点。但由于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零售额数据并不是反映中国家庭消费情况的可靠指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撰文指出，与零售额相比，通过城乡入户调查得出的家庭消费开支数据能更好反映消费者支出情况。

“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到9%，明显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在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刺激下，消费确实得到了很大增长，但“实际消费增长远低于整体增长率”（ 许宪春）。这意味着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提高。

从2000年一直到2008年，中国的消费增长明显低于出口和投资的增长速度。除了储蓄率偏高的习惯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不能惠及全民，及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因素。

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贝恩11月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称，2008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约为86亿美元，而2009年可望增至96亿美元，增长率约12%。中国奢侈品消费在经济危机中得以爆发性增长，正加速向“世界大奢侈品市场”称号靠拢。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关税等因素，中国奢侈品价格普遍比国际市场高。中国消费者在内地的奢侈品消费总额，远远不如他们在境外购买的奢侈品数额巨大，2008年中国消费者境外奢侈品消费超过116亿美元，内地消费额只占总消费额的四成左右。因此，中国富人2008年奢侈品消费总额约为202亿美元。如果比例不变，2009年中国消费者境内外奢侈品消费总规模则可能在226亿美元左右。

与此相对应的是，扩大内需的“家电下乡”则出现疲软之势。商务部的数据显示，9月全国家电下乡总销售额为61.78亿元，较8月下滑了18.66%，较7月下降30%。虽然其中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消费需求的启动依靠一次性偶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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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意义也开始显现。

同时，进入10月以来，西方有关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议论突然多了起来，他们希望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填补美国内需空白。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内需空白在结构上实际就是中国出口市场空白。这表示布鲁金斯学会等西方智库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所形成的庞大消费需求，将不仅能够填补出口空白，而且可以消化内部产能过剩并扩大进口。

虽然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厚望，但“最有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严重不足”。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同时，被视为消费中坚的中国中产阶层也正面临尴尬，在不断高涨的房贷、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造成的压力下，中国中产阶级开始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消费态度。

此外，比起周边国家和香港等其他市场经济体，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阶层“税率相对来讲爬升得太快”，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低收入阶层消费需要通过免税、减税、社保完善等方面来启动。但是“培育中产阶级，从长远来讲对我们稳定市场，对我们真正靠国内消费来发展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

奢侈消费在政策限制下的“不启而动”与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在政策激励下的“启而难动”形成鲜明对照，显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状态：一个缺乏中产阶级消费支撑的消费体系肯定是畸形的。而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社会总消费的低水平状态，富人消费倾向低而无可消费，穷人消费倾向高而无钱消费。

目前，中国消费仅占GDP约3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显然，在中产阶层“严重不足”和全民社保解决之前，消费很难成为“扩大内需”的第一动力。

外贸“围剿”与畸形分工

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状态，又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畸形分工有关。 2009年9月，长三角地区爆现“用工荒”，苏州企业用工缺口在15到20万人之间。而整个温州市场劳动力缺口将近5万人。青岛市也表示，青岛企业缺工约3.9万人。其所缺工种均主要为外向经济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在延续和恶化。2009年7月，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68%。该数据一经披露，关于“被就业”的调侃就开始在网络上爆传。舆论普遍质疑就业率数据的真实性。

“民工荒”和大学毕业生“被就业”至68%的低水平并存，反映出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不发达的深层原因，在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极端不合理。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产业间的分工方面，中国负责裤子、打火机等低端制造产品，美欧负责制造飞机、系统集成软件等高端产品，这表现为所谓的“裤子换飞机”（杨帆）；在产业内分工方面，是“高成本的工业化世界”把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在出口的产品特别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中，中国负责的“主要在组装上”（史蒂芬·罗奇）。

产业发展的低层次性，决定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孕育中产阶级的白领职位不可能得到相应增长，对于高等教育群体的职业吸纳能力，不可能得到相应提高。这使得中国的发展与中产社会为主体的稳定结构渐行渐远。教育部方面也表示，2010年就业形势会更严谨，不过这同高校扩招无关。

虽然中国在全球化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方面并没有赚到便宜，但这种国际分工模式收益最大的美国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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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美国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的反倾销税。据统计，自1月奥巴马就职以来，在各行业和工会的请求下，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开展了至少10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不仅是美国。11月23日，阿根廷决定对中国产的抽油井传送设备采取为期5年的反倾销措施。欧盟、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均纷纷对中国商品提起贸易措施。据统计，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11月19日，“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自豪”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中央电视台表示，对于“没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一家中国企业采取不公平的手段向美国出售商品，那么就会有针对这家中国公司的申诉，美国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去调查那家中国公司。“这是全球贸易体制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美国类似的贸易行动并不会因奥巴马访华而得到改善。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也在奥巴马访华期间通过媒体表达了相同立场。11月23日，美国宣布继续对中国输美的四氢糠醇征收为期5年136.86%的反倾销税。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每年增速高达20%—30%的出口，就成为了中国GDP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而出口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众多出口型中小企业命运和数以千万计农民工就业问题。

数据显示，虽然中国10月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3.8%，但仍然实现贸易顺差239.9亿美元，几乎为9月份129亿美元的两倍。

相应的，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调查，包括17起反倾销和9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总计102亿美元。

在竞争性产业领域“扩大投资”的另一个结果是产能过剩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对于出口经济的依赖进一步加深，这将在未来加剧中国经济的对外不平衡。但这只是总体上的分析，从结构方面来看未必。

竞争性产业领域“扩大投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分为两部分：进口替代领域和出口导向领域。由于中国外贸存在高端进口和低端出口的结构性特征，进口替代领域的投资多同时具有产业结构升级的意义，将以国内需求为主要市场，有利于对外经济不平衡的改善。同时，因其具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特点，也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和中产阶级的发育和形成。

而出口导向经济部门的“扩大投资”，则毫无疑问会强化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由其产业层次的特性，也将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荒”问题的加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切皆有因缘。《涅盘经》：“种瓜得瓜，种李得李。”

中国经济前30年基本上是国家组织资源搞建设，形成了大批资产，这些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所属的工厂和科研院所等资产在改革初期渐次与政府机关脱钩，被转变为“国有企业”，国企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通过放开搞活，一大批民营企业得以成长。

一方以改革为第一要务，另一方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自然就会形成相对的“国退民进”局面。但是，如果排除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性国有资产流失和对低效企业的关停（不包括并转），实际上是“民进国不退”。

与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外开放，中国各地方积极引入了大量外资企业。这样最终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族民营企业为主的“三分天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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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接近尾声，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告一段落，“做大做强”成为李荣融这位大老板思考的主要课题。

经过股市融资解困后的国有企业开始显现威力，而其庞大的资产积累经“圈钱”洗礼以后，资产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即使在没有民营经济歧视的金融环境中，国有企业也可以雄厚的固定资产为依托，获得天量银行“授信”。

同时，在前30年，他们本来就遍布中国各个行业。在“保增长”、“产业振兴”、“转变增长方式”的政策刺激下，有着强烈“做大做强”意愿的国有企业被放出了牢笼，与同样有着强烈GDP情节的地方政府一拍即合，依托天量银行“授信”开始了惊人的“产业振兴”和“扩大内需”之旅，形成一股骇人的相对“国进民退”景象。

而事实上，除了一些不规范的行政之手，民营企业并没有真正的“退”，只是相对“不进”罢了。甚至像三一重工、新希望集团等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资产质量的民营控股上市企业，不但没有退，反而也在“进”。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正是在经济危机到来的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浙江天马入主国有战略产业齐重数控，并以此为基础谋划其重工产业链。

因此，事实上，如果排除掉腐败性国有资产流失，前几年争论的“国退民进”与本轮争论的焦点“国进民退”，同样都有一定的伪命题性质。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市场是主题，在不“与民争利”培育民间市场和社会的视角下，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让利于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进步意义。

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也成为主战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主要命题。此时，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支持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基础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于中国商业利益和国民经济综合质量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始探索“扩大内需”之路。但是，内需的扩大主要依然依赖基础建设和房地产等公共投资和商业投资，而在2001年入世以后，中国外贸顺差急速扩大。中国经济走上了依赖基础投资、低端产品外贸顺差和中高档消费快速发展“三驾马车”的增长之路。而其中中高档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存量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大爆发。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寒意终于通过净出口额下降这一管道传导到中国，这使对外经济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陷入初遇商业周期的高度紧张状态。由于事出仓促，在各利益主体的紧急诉求中，中国经济政策进入一种没有预案的出牌阶段。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我们提出了“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的方针，但由于结构难调、消费难扩、出口难增，最终落实的仍然是扩大投资，和进一步的资产证券化。同时，信用的扩张使得流动性过剩集中投向股市和房市这两个出口，形成更为强大的资产泡沫。

“扩大内需”演变为“扩大投资”显然不能解决国内经济的综合平衡，反而只能创造更大的国民经济内部不平衡，而这个不平衡的出口，则形成民怨甚大的通胀幽灵、房地产泡沫和国有垄断利益集团的进一步膨胀。

到2009年末，在“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飙进的信贷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一系列“强心剂”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消费增长、投资亢奋、外贸迅速反弹并繁荣，政府财政收支也快速扩张。

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多年积累的以房地产、股票、资源能源等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也得以延续并继续扩大，中国经济在某些领域进入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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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阶段：股市重回3400点，房价再次冲高，基础资源价格提升，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重要市场之一。与此相应的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钢铁、机械、纺织、化工等几乎所有制造业产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新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高收入者不断增加，百万富翁人数已经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四。最新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也显示，中国的超级富豪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增加，中国已知的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仅次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中国政府刺激房地产和股市的措施，正让中国以抗衰退的速度制造着新的亿万富翁。

利益结构之困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就业就是比爹”，“谁的爹狠点儿，谁的工作就好点儿”。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利益集团所导致的阶层分化。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

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和国有企业的突飞猛进，显然是投资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根源，也是这次经济失衡的两个主要推手。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两难困境，“政府的政策正面临两难：冷却资产泡沫将使经济进一步降温，而不冷却泡沫，可能会导致未来的灾难。”谢国忠表示。

安邦分析师周子勋表示，一系列央企利用其垄断优势获取超经济利益的疯狂势头，显示出了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其优势和利用各种手段形成了越来越黑的利益网，对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表示，转型国家由于原有政治与法律秩序的缺失下官员主导转型过程，最容易产生权贵资本利益集团，且这种利益集团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而单方面影响社会经济政治过程，对此，必须引起转型国家执政者的高度警惕，同时在必要时必须毫不犹豫予以打击。

“我在1994年就提出来‘超越左右翼’”，杨帆表示，对于利益集团问题，不能仅看到垄断国有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利益集团，而且要看到外资利益集团，普通国有利益集团和普通民营利益集团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杨帆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成为中国基本社会矛盾之一，也是民主法治改革的基础。”

在与外资竞争为主的高科技新兴产业领域，华旗资讯董事长冯军的态度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冯军表示，“我们数码产业现在巴不得求国有企业进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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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码相机产业和摄像机产业只剩我们一家了，我们孤军奋战。九个日本品牌基本上类似于日本的国企，都是整个日本民族全力支持的”。

冯军表示，国有企业早就应该进来了，大家一起打群架，我们小飞机搭载航空母舰就可以远征到全世界去挣钱，这样我们可能活下来，否则我们一个孤单的民营企业在这儿抗几个跨国巨头，确实很难。“我们盼望着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可以国进民退”。

而另外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银发〔2009〕92号文件”公布之前，今年1月，摩根士丹利分析指出，中国楼市成全球经济复苏关键，“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退的程度将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显示了外资利益集团似乎因其超强的研究能力而获得了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惊人预测能力。

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表示，“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进入到一个利益集团立场分歧的时代，任何具体政策主张与选择都很难得到民众一致的拥护。了解更多利益群体的需要，提供适当的表达、谈判与辩论机制，以形成相对接受度较高的妥协性政策方案。将成为未来主流的政策选择模式。”

事实上，美国也同样存在利益结构问题。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贸易和服务部门在这种国际分工得到了巨大利益，如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领域，金融、会计师等高端服务业；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低端制造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纺织等领域则在这种国际分工中受到巨大损失。

于是，受损部门的企业和工会必定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向美国政府申诉，美国的制度决定政府就必须进行调查。这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贸易代表柯克所说的不会以减少贸易行动换取中国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一旦签署协议，我们就会执行”的潜台词。

而在中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这种调查所依据的标准具有很强的随意性，简直是一查一个准。这和中纪委对于官员的查处“一查一个准”具有异曲同工之道理。

在利益纷争的结构下，规则是无法交易的最终裁判。

未来之路：综合平衡与规范重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目前，我国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各项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前三季度7.7%的经济增速中，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只有4个百分点，外贸贡献率仍然为负。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事实上，需要调整的不仅是产业结构，内需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都需要调整，这涉及到内部均衡问题；外贸结构、国际金融结构、国际分工结构等同样需要进行调整，以解决外部均衡问题。而与此同时，利益集团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外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则隐于其后，形成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制约因素，这些都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

国内经济的平衡不仅要调节投资和消费，而且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同时，国内经济的综合平衡也建立在利益集团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对此杨帆表示，“国家应依据‘遏制与平衡’的原则，把各种利益集团纳入新的政治框架之中，必须以综合手段遏制利益集团的恶性发展，同时扶持弱势群体形成利益集团，以求得平衡。这是关系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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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的平衡则不仅要调节外贸结构、国际金融结构和国际分工结构，而且需要主张大国权利和输出大国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合作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美国享受了“世界货币”和单极力量带来的全球性权利，但是不愿意或者受制于国内政治而不能履行全球责任，是这次世界市场体系接近崩溃的深层原因。为了支付其几次“反恐战争”单边行动的成本，美国不得不利用欺骗性衍生金融工具的泡沫来释放美元，当泡沫破裂时，美元遇到了信任危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索罗斯所说的“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有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

世界还没有准备好以目前的方式接受中国，中国没有准备好同时也不该片面承担全球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问题重重，甚至还没有学会使用自己的全球权利和影响力。

在未来，中国的人口、版图、市场以及长期追求国家复兴的实践积累，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学会合理应用自己的国际权利和影响力；同时，也要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对本国公民和国际体系的义务。

这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国，其复兴不可能重复此前诸多侵略性帝国的崛起方式，全球市场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中华帝国。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公平的全球治理模式之上。

于是，中国被历史地推向了“解放全人类成为解放自身的条件”的位置——中国国民经济的平衡必须建立在一种内外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把内部综合平衡和对外综合平衡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全面平衡的治理之道。否则，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不了“摁下葫芦起了瓢”的总体性问题。

因此，以一种全球市场可以接受的方式融入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应用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探索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模式，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新课题。

旧时代的体系性特征还将继续延续，终点还没有到来。但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压力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任重而道远。

对于内外综合平衡的调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规范共识基础之上。

无论是“国进民退”的争论，投资亢奋和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还是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出现和通货膨胀幽灵的游荡，以及对外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其背后几乎都有政策的影子，但又不能归结于短期政策。

我们一直存在着国民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也存在着严重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而这些不平衡籍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之际形成一次总爆发。在这两个不平衡的背后，是社会结构不平衡和权力运作的不规范。

事实上，很多“国进民退”案例背后都有不规范行政之手的影子，无论山西的煤矿整合还是山东的钢铁整合，都摆脱不了“强买强卖”的嫌疑。

11月16日，身处“国进民退”舆论漩涡的日照钢铁却通过全国工商联公开表态，表示“山钢重组日钢是符合市场化的双赢之举，外界传出的‘政府拉郎配’以及‘国进民退’说法严重脱离了实际。”

而一个可能有必要介绍一下的背景是，2008年5月，日照钢铁曾通过全国工商联而不是地方政府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人民币，据说这使得地方政府相当不爽。

而国有企业对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发力而扩大泡沫，也有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定位以及行政干预国有经济方式不规范的因素。无论是国有经济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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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进入内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还是在对外经济竞争领域的缺位，以及某些机构以行政之手推动国有企业“扩大内需”，都来源于“行为不规范”。

而对于不得不“退”的民营经济，不规范的影子更是到处可见。如果不是在公共项目夺标中“不规范”长期存在，相信早已形成“大”的民营工程公司了，规范的市场竞争必定导致优胜劣汰，有助于规范“大公司”的产生，而他们对于中纪委等国家相关机构的“严查”具有免疫能力，不至于在“不敢造次”的氛围下退出市场。

另外，此前一些与地方权力勾结的民营经济相当不规范，甚至产生“收拾”全国性传媒记者的现象，使得记者成为一种“危险工种”。当他们遇到不规范行政的挤压时，只好投靠新的权力机构或者诉诸以“国进民退”、“回归计划”等方面的主义之争来向行政施压。而知情权长期得不到保障的传媒不知就里，结果就造出了“虚实结合”的意识形态之争。

而同样性质的问题发生在行为规范的新经济领域，就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科技日报》报道，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涉嫌收受瑞星公司贿赂，“官商勾结：制造假案”，“指令网监处案件队副队长张鹏云‘铲’了从事计算机病毒防范软件研发业务的东方微点公司”。2008年9月10日，于兵被北京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瑞星公司常务副总裁赵四章2008年8月也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当“不规范”形成社会普遍现象时，社会结构就会加速分化，同时各自依托相关力量以求形成“恐怖平衡”。表面的平衡之下，是背后的“抓辫子”与“捅刀子”，最后矛盾激化，中国回到1927年和1946年甚至1913年的局面。这不是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此外，短期来看，这次中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通过与各方面工作的结合，形成一种通过几乎所有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和市场传导的整体国民经济动员。

只是，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建国60周年和市场化改革已经如此深入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动员能力竟然依然如此之强。不但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国内创造出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而且甚至波及全球市场。

国家拥有如此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当然不能算作什么坏事，毕竟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整体上还算比较成功，避免了国民经济滑向深渊的危险，甚至在不经意间向全球市场输出了大国责任。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大的能力一旦应用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悲剧发生。毕竟，50年前的事件依然在我们的脑海中存在阴影。

一个危险的信号是，伴随着流动性过剩的出现，国家发改委不得不把很多价格重新管制起来，一些专家表示，存在回归计划经济的潜在风险。中国建国初期从新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正是在“赶英超美”的建设热情下，市场、财政、信贷等方面的综合平衡难以解决，经济动员能力用足用尽后，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结合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

把握这种平衡和规范的尺度需要高超的治理技巧，“中庸之道为至德”，但中庸之道谈何容易。在一种原则和力量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另外一个方面的不规范是对外经济关系，扩大无效进口并不能换来外部市场对中国压力的放松，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他们而言，规则比数量平衡更重要。而这一切的焦点在于“市场经济地位”，其背后的问题依然是国有企业从“政府所有”转变为“社会公共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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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实行的国际规则本身也是国际利益集团主导的结果，权利和义务的不公平也处处存在。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很强的不规范特点。这种不规范在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同时，最终也危害了发达国家自身。因此，国际体系也需要走出大国利益集团主导的不规范格局。

因此，无论是内部平衡还是对外平衡，我们都需要在规范基础上的重建。要规范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和诉求，把利益的争夺摆到台面，公开进行。

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观推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形成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并重建工商文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表示，中国在成功处理重大危机、维持增长率方面有很好的记录，所以“赌中国输通常是个很蠢的想法”。“但眼下的情形很复杂。不管有没有这场危机，中国都处于迈进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阵营前的过渡期，这个时期意味着产业结构，包括贸易部门，都将经历剧烈的变化。很多国家都败在了这个转型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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