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及当代启示-最新年精选文档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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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解决急需找到解决危机的出口。事实证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这一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后现代倡导的片面的生态中心主义也难以指导我们找到合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路，根本不可能成为指导当今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自然观。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扬弃了片面的自然观，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为生态实践找到了动力，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一、对片面人化自然观的解构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理论认识，即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片面的生态中心主义，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和谐关系，这就势必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分裂，陷入虚幻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人类逐步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原始的有机自然观和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性宇宙观念的反动，对促进人类精确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起了重要作用，人类第一次在思想和观念的意义上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征服和改造自然，主宰和控制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自然界成为人统治和征服的对象，与客体对立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性意识在近代被确立下来，人类中心主义获得了客观现实基础。

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必然产物，解构了神的权威，确立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彻底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意识，高扬人的价值和理性，要求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人的智慧去发现自然和作为主体性的大写的“人”，确立起“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意识，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客体成为主体的作用的对象。笛卡尔的“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任和统治者”、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等近代哲学思想都体现了“我”作为主体，大写的“人”成为主宰客观世界的力量。 “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使人类在神和自然面前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主体的力量，人类不再接受上帝的奴役，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确立起了人的权利和地位。人不再简单地是融入自然界的一个普通成员，被动接受外在自然大力的支配，自然界也不再被人们看成是不可侵犯、不可改造的神秘实体，人积极地以主体的姿态、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被改造的自然才成为现实的“为我之物”。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积极改造的同时，藐视自然、奴役自然，人的需要和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人对自然的态度由“敬畏”走向“无畏”，造成人与

自然的对立，自然也就成了异化的自然，自然对人进行了报复，一系列生态灾难发生，最终危害人类自身。

马克思虽然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强调通过工业的力量实现人类发展，但是马克思绝不主张人与自然的对立基础上的片面发展，“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即和谐关系的基础上的发展，自然才真正成为“人化自然”。 （二）片面的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人与自然观，彻底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唯我独尊的人与自然观，抛弃人类征服自然的态度，把人从“理性和万物尺度”的神坛上拉下来，摆在与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平等的位置上，用生态系统的观点重新审视和评定人的价值，强调用整体性和运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作为整体的系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组成部分包括人在内都处于绝对服从地位。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产生的深刻根源，在于对“把人看成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这一基础上。利奥波特的大地伦理学把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共同体，人只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在《环境伦理》中，罗尔斯顿曾提出，人和自然既具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具

有道德价值的自然物不仅包括动物、植物，而且延伸到一切无机物。 他说：“人类独有的精神和人性的逐步成熟，‘自我’便会逐渐膨胀，这样就会得到一种关于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整体共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与世界上的其他存在物的不同之处是由其各自的存在关系所决定的。”[2]“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尊重生态，一切都是价值的主体，强调以自然生态整体为中心，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人只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重视自然物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统一，为我们自觉批判近代以来出现的人对自然过度改造、反思片面的工业化活动，进一步思考人类合理的生活样态，重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合理关系，树立合理的生态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域。

然而，“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一切自然物和人一样都具有内在价值，把人的价值和自然物价值的平等和谐作为最高原则，必然反对一切工业化，反对一切对自然的开发和改造，因为以工业化的方式改造自然必然会侵犯自然物内在价值，使其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回到“前工业化”的自然经济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物各自的内在价值，达到和谐统一，所以最终结果必然会否定一切现代文明，主张回归到前工业化的贫乏状态。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物种平等”，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泛化到一切自然物上，使人与自然物、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都具有道德关系，陷入泛主体主义、泛道德主义的泥潭，这实

质上是推行一种“普罗克提拉斯式的伦理学”，是佛教“众生平等”的翻版。 “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其倡导的和谐是建立在反对一切人对自然的开发和改造基础上，其实质是社会的倒退。马克思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3]，而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真正的和谐统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 [4]，所以“生态中心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而且在现实中只是一种不可能真正推行的“乌托邦”式的幻想。

二、对片面人化自然观的超越：马克思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人化自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超越了片面的人与自然观。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5]，“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6]“人化自然”思想中的“人化”是指自然界由于人的作用而与人发生的一种属人关系，即自然界由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而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变成满足人类需求、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那些独立于人的实践和劳动之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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