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红色之子

乌兰夫：红色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副主席乌兰夫，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献身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乌兰夫于1906年12月23日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少年时代投身革命，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1日，在他的主持下，胜利地宣告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在乌兰夫主政的19年里，内蒙古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在乌兰夫身边工作18年之久的一位工作人员，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乌兰夫一生无比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内蒙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跨越几个世纪，实现历史性突变，一跃进入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乌兰夫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取得的伟大成果。”防疫：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1948年1月1日，乌兰夫在《元旦献词》中提出了打仗、生产、防疫三大中心任务。他把防疫提高到与打仗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完全是从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性病、鼠疫和布氏杆菌病等疫病在内蒙古地区流行多年，严重损害了人民健康，造成人口持续下降，开始威胁到了蒙古民族的生

存。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1946年时的乌兰夫。对内蒙古情况了如指掌的乌兰夫，对发展卫生事业，搞好防病治病，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早在抗战刚刚胜利后的1945年11月，以他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就规定了发展卫生事业，免费为内蒙古民众医疗疾病的政策。1946年5月，联合会成立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卫生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卫生处。为了培养急需的医疗卫生人才，乌兰夫在他担任院长的张家口军政干部学院设立了医务班。1947年“五一”自治政府成立后，更是加快了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同年7月，乌兰夫在哈尔滨开会期间，恳切地向东北局、东北军区提出支援内蒙古卫生干部的请求，得到了大力支持。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几经调整确定下来后的1954年，内蒙古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当强有力的医疗卫生队伍。1954年末，乌兰夫在与刚刚改组扩编的卫生厅一二把手谈话时，鼓励他们要保持战争年代的精神，说：“你俩如同司令员与政委的关系。”乌兰夫身居内蒙古的领导职务，一直亲自抓防疫工作。在扑灭鼠疫方面，经过几次大规模行动，到1950年，人间鼠疫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呈直线下降。曾经被称为是鼠疫“恐怖之城”的乌兰浩特，1952年成为了全区第一个无鼠市。到1956年，整个自治区的鼠疫完全得到了控制。昔日的“疫发天无色，田荒断炊烟，荆棘伴白骨，闹市无明灯”的惨象，终于永远成为了历史。1960

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乌兰夫任组长。领导小组设在呼和浩特。所谓的防治北方地方病，主要还是防治鼠疫。内蒙古的扑灭鼠疫成功的经验，在其它北方地区得到了迅速推广。一位国家卫生部派到北方地方病防治小组工作的干部回忆道：“乌老不仅关心消灭内蒙古的地方疫病，也十分关心东北、华北、西北的防疫工作。他胸怀宽广，不论哪个地方发生疫情，他都心急如焚，坚决扑灭，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对内蒙古人口直接威胁更大的是性病。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族人口只有83.2万，比1912年还减少了4.6万。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性病蔓延，严重影响了人口的繁衍。有几个性病患病率高的地区，占到了这些地区总人口的70%至80%。有的地方甚至看不到15岁以下的儿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乌兰夫提出：贯彻“人畜两旺”方针，迅速扭转民族人口下降趋势，要像打仗一样，消灭性病。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内蒙古终于向世界宣布，内蒙古已经消灭了性病。当牧民抱起婴儿时，往往发出同一个声音：“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乌兰夫主席。”很多牧民把毛主席和乌兰夫的像供在神龛内，显示了他们虔诚的心。共产党就是这样在草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2006年，在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面对蒙古族人口达到420多万的兴旺局面，一位年逾古稀的药学专家感慨万千：“内蒙古卫生事业乌老功不可

没。他抓住了解决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核心问题——消灭疫病，即消灭鼠疫、性病和布氏杆菌病。”“党和政府仅为消灭性病，我们就专项调进了大量的进口盘尼西林等药品，免费治疗性病人数达12万人”，“内蒙古的卫生工作可以说是‘从防疫起家’，都是乌老的关怀直接抓的。”从建军打仗到巩固国防乌兰夫非常理解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1946年当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时，就兼任军事部长，着手组建第一支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担任主席的乌兰夫仍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内蒙古的人民军队初具规模。针对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相当大的部分是由旧军队整编而来的具体情况，乌兰夫决定整训部队以提高军政素质。1947年7月22日，他在团以上干部的会议上说：“我们肯定，旧军队可以改造，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改变立场，要和群众结合，要建立与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要在斗争中去考验锻炼。”他还注重抓好骑兵1师这个典型，把支部建在连上落到了实处，成为了一支标杆。1948年1月1日，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内蒙古的人民军队由原来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代表团慰问骑兵战士，乌兰夫与战士亲切交谈。

在乌兰夫的率领下，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以威武之师更加昂扬

地投入到解放全内蒙古和全中国的作战中。骑兵1师和2师参加辽沈决战，骑兵11师和16师参加平津战役，打出了骑兵的犀利作战风格。乌兰夫回忆道：“他们发挥了骑兵部队勇猛、神速、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以内蒙古骑兵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了除步兵之外的最大兵种。随着全国解放，人民军队由以打仗为主转向以国防建设为主，加之军队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作为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成为了国防的重地。为了回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研制原子弹。1958年初，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青山头一带建设国防试验场区。试验区内当时有260多户牧民，1100多人（占全旗人口四分之一）和7万多头牲畜需要搬迁。作为树立了正确“打仗”观的老革命，乌兰夫深知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作为对内蒙古地域民情心中有数的父母官，乌兰夫也深知动员牧民搬迁的复杂性。经过周密慎重考虑，他在他主持的自治区领导和额济纳旗地方负责人的会议上提出了破解难题的思路。他指出，额济纳旗是土尔扈特部落地域，牧民在此定居300年了，要他们迁走，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塔旺嘉布是爱国王爷，深明大义。可以把做好他的工作作为突破口，跟他讲清道理，讲清搬迁移牧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讲清没有

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的道理。他应该会通情达理，协助我们动员牧民搬迁。乌兰夫还要求地方领导一定要亲自去谈，一定要谈通。乌兰夫的判断是正确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预期效果。为了顺利开始搬迁，额济纳旗地方领导写出了一份工作汇报提纲，包括搬迁方案和需要国家解决的问题，飞往北京向乌兰夫汇报（乌兰夫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每年都有一定的时间在京办公）。乌兰夫听完汇报，表示满意，接着派车送来汇报的同志前往总参谋长黄克诚处汇报。黄克诚听完汇报，连声称好。由于党政军民紧密配合，从1958年5月到9月，搬迁顺利完成。整个过程出现的“事故”，是死了几只羊和丢失了3袋粮食。试验区建成后，在青山头树立了纪念碑，纪念当地人民做出的贡献。1990年，聂荣臻元帅满怀深情地说：“不要忘记额济纳旗人民对导弹基地建设作出的贡献，有机会理当回报。”参与这个大搬迁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军干部，在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际，纷纷撰文，指出：“乌兰夫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解放生产力”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采取了一整套有效措施，保护和发展当时十分脆弱的社会生产力，牧区内很快初步呈现出“人畜两旺”的景象。他曾强调指出：“不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乌兰夫

主政的19年里，内蒙古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首先归功于他敢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根据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政策。在早期的牧区民主改革中，乌兰夫敏锐地发现，“照搬照套”内地农区土改办法的某些牧区，第二年牲畜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他迅速组织调研，制定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很快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牧区合作化运动中，又制定出“政策要稳、方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保证了所有制改造的顺利进行和畜牧业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实事求是的政策方针取得的成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体现得特别明显，那就是：内蒙古不但保证了本地区人民有吃的，而且调出大量的粮食和牲畜支援了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内蒙古，也像全国一样，遭受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乌兰夫带领自治区领导一班人，倾听群众呼声、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终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乌兰夫的老家土默川，1958年至1960年连续遭受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特别是1958年夏连续七天七夜的滂沱大雨，“这一灭顶之灾让人们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这年初冬，正当人们考虑来年生产的时候，刮来了照搬内地的挖“卫星田”的风气。农民们知道这种做法在自己的家乡是肯定行不通的，于是向上面写信反映。1959年初春，乌兰夫亲自来到灾区调研。他没有惊动当地盟和旗的

领导，直接向乡亲们嘘寒问暖，了解灾情。乡亲们如实讲述了灾情，同时不无忧心地反映挖“卫星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这样做是犯了农耕之大忌。乡亲们的意见引起乌兰夫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乌兰夫又走门串户，慰问乡亲，继续征求大家对生产自救的意见。第二天上午，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乌兰夫请来了公社和大队领导，围绕灾区人民灾后的生产生活安排，特别是对挖“卫星田”一事进行座谈，交换意见。乌兰夫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乡亲们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是来自于自身的生产实践，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他说，要多调查了解，多听取农民的意见，要讲实际，不能盲目搬用外地的经验，实事求是，决不要把挖“卫星田”搞成教训，搞成劳民伤财的事情。在乌兰夫的悉心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挖“卫星田”运动，不但在土默川及时停止，而且在整个内蒙古也及时停止了。这次调研，乌兰夫保持一贯的低调行事，不喜张扬的风格。既不“扰官”，也不“扰民”。当地小学的师生们，出自于内心对德高望重的乌兰夫的崇敬，本来准备举行一个送行仪式，同时请乌兰夫在仪式上讲话，对师生们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乌兰夫婉拒了这个安排。他让人告知学校，不能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为此在群众中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连续的灾年，仍然使农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饿肚子成为许多地区的普遍现象。乌兰夫带领一班人，坚持经常

下到基层，帮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停办公共食堂，还是制止虚报浮夸，都体现了乌兰夫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后来人们回忆道：“那个年代的村里敢于适量偷分粮食，敢于抵制虚报浮夸，能让人们少饿肚子的真实情景，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不会忘记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的胆识与以民为本的宗旨理念。”1955年，乌兰夫陪同朱德视察内蒙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主政内蒙古取得的成绩深深影响了全国。在千方百计保障全区人民吃饭的同时，积极帮助国家和兄弟省市度过难关。他指示有关部门：“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坚持内销服从上调。自己不够吃怎么办？一是增产，二是减人（指压缩城市人口）。其它物资的调拨，必须执行‘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总之，要使自治区的财富成为全国的财富，首先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服务。”据统计，内蒙古在此期间调出15亿斤粮食和大量牲畜。当时上海等地几十个孤儿院里的三千多名孤儿严重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请乌兰夫设法提供一些奶粉。乌兰夫立即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把这批孤儿接到内蒙古来抚养。这就是至今仍备受赞赏的“乌兰夫与三千孤儿”的故事。乌兰夫不但关心普通群众，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还给予重点关照，同时还把眼光放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同全国一样，物资匮乏。乌兰夫本来就特别重视邀请内地、

特别是北京的专家教授来内蒙古指导交流。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想到了请他们来改善生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脍炙人口的《内蒙访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篇文章曾多次收入中学生语文教科书。教师们在讲解这篇文章时，总会指出，“本文是翦伯赞同志写的一篇史论。1961年7月23日至9月14日，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应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组成了一个有16位委员参加的学术代表团，由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同志率领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历时近两个月，行程15000里。访问结束后，翦伯赞以流畅的语言，写下了这篇旅游记。发表在196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收入周立波编选的《散文特写选》。”“全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无比珍视民族传统友谊的感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团结，共同去创造幸福的未来，这正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的确，乌兰夫在主政内蒙古期间，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抓好三大中心任务，使内蒙古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牧草丰盛，遍地牛羊，人畜两旺，安居乐业。一位当年负责自治区公安工作的同志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回忆道：由于贯彻了乌兰夫多次强调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指示，“当时内蒙古政通人和，犯罪现象明显减少，抢劫杀人、投毒杀人、纵火等案件几乎消失，各级公安看守所在押的人犯明显减少，有些旗县甚至牢狱为空。

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派出所、基层单位和群众工作解决得很顺利。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景象。”【党史博采】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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