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于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若干问题的思考

马俊山

在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总结发展成果，回顾发展过程，揭示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未来发展的目标任务，必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一、三十年发展成果的基本估价

回顾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其发展成果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即“吃”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基本发展”问题，即生产收入能够基本维持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简单再生产。三是初步确立了农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农村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但远未健全和完善。

三十年农村改革开放，成功解决了农村人口“吃”的问题，成就巨大，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一成果也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基本发展’问题”这一判断，是针对农村总体情况而言：这其中有少部分人口已经实现了小康生活，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已远远高于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但也还有不少农村人口很难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不能以工补农，如果不是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贴补家用，则是收不抵支。三十年虽然弹指一挥间，但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段不短的时期，与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农村社会的变化就不大了。看一看湖北的江汉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但低矮的砖瓦房比比皆是，就是当今农村社会的典型写照。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无法享受现代生活，进城务工的农家子女，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再次，农村社会体制只能算是初级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形成健全和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从若干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二、当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分析当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需要从经济问题着手，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农村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农民家庭经营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而造成这一困局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被层层盘剥和被环环侵蚀。如前后两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前一次是国有粮食企业赚农民的钱，而后一次放开粮食市场，则是私商粮贩赚农民的钱，而且私商粮贩在农民身上所赚的钱要远远多于国家给予农民的粮食直补。

当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即家庭经营体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体制之间没有合理和有效衔接起来，这之前两个体制的利益诉求是相互矛盾的。如果社会化大生产体制是盘剥农民利益的，则农民就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可能提高。

要解决当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就必须建立健全全国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有创建农民自己的组织，才能确保农民自己的利益。真正改革，则凡立必破，必须破除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 三、农村改革难有新的突破

之所以有“农村改革难有新的突破”这一判断，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农民这一块，既然过去的农村改革已经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的“基本发展”问题，那就难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和能力，他们的愿望就是希望亲民的政府能够更多地关注其利益。继续推进改革，涉及调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体制，这是农民无力研究和推动的。再从中央上层来看，当前中国的经济难题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进行积极主动的、全面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难以统一思想认识，还是以稳为主、以稳为上。从国家的政策方向看，在既不收税，又实行各种农业直补，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下，农村发展就是自生自灭。在此情形下，除非是强势的领导集体，并着眼长远和未来，才可能深化进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若干错误的思想观念和作法

不破不立，凡立必破。改革就必须破除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过去三十年的农村改革有哪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呢？

（一）村级组织的定位。村级组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要看它实际履行了哪些职能，并以此进行定位。因此，必须对我国村级组织的性质进行专题研究，在职能分析的基础上，对村级组织进行准确定位。现行的“村民委员会”制度无法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论证。村民委员会制度是在改革初期，为了守护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产生的，在这种制度下，村民委员会就是维持会长。在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及要求下，这一制度就必须被废除。无论《宪法》也好，还是《土地管理法》也好，既然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那么土地经营合同的发包方就必然是一个经济组织，就必须存在，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对等，显然，村民委员会并不具有经济方面的职能。

（二）村级社会的直选。村级社会的直选是农村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我国的村级社会直选是一个特例，即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包括业务人员在内的一帮人，而非重要官员。选举制的真正内涵是由人民选举产生重要官员。而村民委员会中的财会人员、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民兵连长等绝不是重要官员。同时，另外一个理论冲突是，现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把村民的选举权当作了村民的最基本民主权利，这肯定是错误的。村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包括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及监督权四个方面，选举权应该是由四个方面的基本权利衍生出来的。而承认村民四个方面的基本民主权利，就必须确认“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级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进行村级组织定位的基础上，村级社会的组织架构就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制度自然必须被废除。再次，村级社会事务由村民大会决策的法律规定，完全不切实际。村级社会的选民人数在200至3000人之间，组织一次村民大会的难度可想而知，应实事求是地提升“村民代表会议”的法律地位。因此，村级社会的民主进程必须回归正轨。

（三）谁为农民服务。回答“谁为农民服务”这一问题，现行的答案毫无疑问是村级组织和各级政府，这样的答案从总体上来讲并没有错，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则是错误的。村级组织确实是应该具体为农民服务的；但各级政府的服务，则要看服务内容是什么：如果是农民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以及对政府机关行政职能方面的服务要求，则是正当的。而如果是粮油种植、果树栽培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则不应是政府机关的服务内容，应由专业合作社提供相关服务。在缺乏专业合作社的情况下，这就是矛盾之所在。但有一条，政府机关肯定不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方面的微观服务。通过这些年的农村改革，已经越来越难以回答“谁为农民服务”这一问题了：湖北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把农技推广、畜牧兽医等组织推向了市场，把他们变成了与农民争利的组织，而不是为农民服务的组织。

（四）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无论是市场经济也好，还是计划经济也好，“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都是错误的。既然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那就不需要制定什么农业产业政策了。当然，这些年来，如果还有农业产业政策的话，也是一句空话。在工业领域，产业政策鼓励什么、限制什么、淘汰什么一清二楚。农业产业发展同样要有明确的政策，并通过财政资金、税收、信贷等措施来落实。在农业的专业化发展方面，不少专家一直在提倡土地的规模经营，希望以此实现由小而全到大而专的跨越，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使其很难放弃土地，同时现在土地政策不交税也不交费，农民宁可抛茺也不转让土地，土地的规模经营只能是专家的一厢情愿。但如果有产业政策的约束，辅之以财政资金、税收、信贷的支持，以及专业合作社体制的建立，则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能够确保农民利益的实现，农民也不会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五）现行政策直接剥夺农民民主权利。比如，涉及农民公共利益的水电路问题，在国

家财政资金不能全额解决建设资金的情况下，理所当然由农民自己出资进行建设，但现行政策规定必须“一事一议”，农民每年每人出资不得超过15元，这就是国家直接干涉农村社会内政。国家只能是把握方向和大的原则。如果经过村级社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涉及农民公共利益的事项，国家应是无权干涉。再如，在双层经营的前提下，村级社会的土地经营选择何种具体方式，也不应是国家进行强制规定的。平原地区如果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土地交给村级集体经营，国家肯定不能进行强制。国家必须给予农民自主决策的空间。这样，就有利于尤其是平原通过渐进的方式将家庭经营方式过渡到集体经营方式或合作经营方式。

（六）模糊的土地政策。农村改革以来，土地政策是最为模糊的。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同时法律和现行政策所体现的又是土地的私有制。如《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发包方的权利就几乎没有，而且国家也没有对土地发包方进行立法。土地政策不能摇摆不定。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绝对没错，不容否定，关键是法律必须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农村土地需要转变为国有土地，农村村民在什么情形下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村土地对所辖区域农民的保障功能不能被否定。 五、无法回避的改革课题

要使农村社会经济得到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并与国家整体的长远发展目标相协调，化解和消除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使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两者的利益诉求相一致。这样，无法回避的改革课题包括：

（一）对村级社会的职能和性质重新定位。村级组织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它又具有双重功能：集体经济发展功能以及合作经济发展功能。而它所履行的行政职能是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产生的。在健全和完善村级组织架构的前提下，村级社会的业务工作人员必须实行脱产化。各级领导经常讲要为农民服务，但为农民服务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来为农民服务。村级社会必须有专人以及必要的办公、住宿、经营设施等软硬件条件才能真正为农民服好务。

（二）农村民主必须回归正轨。废除村民委员会制度，直选产生“村民代表”和“村民代表会议”的负责人；优先实现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基本民主权利。为防止村级社会民主的无序或失序，通过制定《乡村关系法》，确保村级社会的民主在宪法和法律的可控范围内。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创建。从村级开始，到国家层面，应有健全和完善的专业合作社组织体系。如粮油产销合作社、畜禽产销合作社、柑桔产销合作社、桑蚕产销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工商注册登记，并与农业产业政策相配套，国家通过财政资金、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及加工，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利益，也能获取加工及销售环节的利益。中国的农业要遭受毁灭性打出不是没有现实的可能，比如我国的油料加工行业主要掌握在外商手中，这样在油料的生产和加工方面就丧失了话语权。如果国家从各个方面的政策上来支持农民自己的生产加工企业，则境况完全不同。当然，在建立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农民政治经济综合组织的创建也是必然之事。

（四）国家涉农事业单位的机制转变问题。乡镇以上的涉农事业单位改革，不是要将其推向市场，而是要通过配套措施的落实，将其纳入到农民组织体系中来。按此方向进行涉农事业单位改革，也有利于行政机构改革，从而真正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创建和涉农事业单位的机制转变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和人的问题。

六、农村发展理论急待创新

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理论界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是不够的。当然，历次的农村改

革，都是由基层发起，再由上层决策全方位推开。如果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农村改革，理论创新仍然是关键。

理论创新的若干方面包括：1、对我国村级组织性质的定论；2、我国农村民主化的正确方向是什么。是强调农民的选举权，还是强调农民基本民主权利的实现。3、村级组织的管理不能是业余的，而必须是专业的，要有专人为农民服务。4、农业专业化生产中的所谓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公司的利益诉求与农户的利益诉求肯定是不一致的，公司只有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考虑农民的利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才有可能确保农民的利益。5、实事求是地制定农业产业政策，创新农业发展方式。以农业产业政策指导农业生产，并配套国家相关财政、税收、信贷等措施，提升我国农业的专业化生产水平。6、双层经营体制是否一定是矛盾的。毛泽东时代重视的是集体经营，改革开放三十年强调的是家庭经营，二者是否能够实现有机结合？答案是肯定的。在平原地区，如果还权于民，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家庭经营完全可能过渡到集体经营；在山区，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也不是矛盾的，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农村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的有机结合，应是未来农村改革的价值取向或第三条道路。

作者单位：湖北省长阳县经济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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