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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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差异 赵继颖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154007 李殿文 黑龙江省通河技工学校 150900

[摘 要]: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诗坛代表人物,黄庭坚师于苏轼,按常理说二人的诗歌创作应是相似的,但通过两人流传下来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从苏黄诗的特点入手,来阐释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

[关键字]:苏轼 黄庭坚 差异

黄庭坚是 “苏门四学子”之一,所以苏轼和黄庭坚是师弟子的关系。庭坚最初因苏轼的提携而出名,而后黄另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苏轼并驾齐驱。虽然庭坚师从东坡,但两人的诗歌创作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总的说来,苏诗奔放恣肆,黄诗则峻峭深曲。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下面就二人的诗歌创作的差异和产生此差异的原因作以分析。

一、苏黄诗歌的内容不同 (一)内容的不同: 1.诗歌选材不同

北宋诗歌经历了诗歌的革新运动,通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不懈努力,诗歌创作一扫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之风,对重大社会政治题材表现得极为关注,苏轼正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庭坚诗的内容题材很少关注政治,即使是指刺现实的诗篇,也很少锋芒毕露,这就使二人在诗歌内容的选择上有了明显的不同。

苏轼的《山村五绝》中“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既揭露青苗法的弊端,又表现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当时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迩来三月食无盐”、“卖牛纳税拆屋炊”另一方面却是“县吏摧钱夜打门”,这种鲜明对比,反映苏轼对老百姓疾苦的关切,也表达

[1]他革除弊政的强烈情感。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比较喜欢用诗来揭露和鞭笞社会弊

端、表达对百姓疾苦的关切。

还有如《荔枝叹》“十里一臵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

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4]此诗前十六句揭露汉唐官僚争献荔枝、龙眼的丑态,希望老天爷不要出产那些成为百姓祸害的尤物,后八句则指名道姓的揭露本朝官僚争先买宠。全诗对百姓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不管百姓死活的统治者深表愤慨。还有熙宁八年他所作的《江城子》、元丰元年所作的《黄楼诗》、《石炭》、《和子由闻子瞻将如(入)终南太平宫谿堂读书》等等很多诗歌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表达作者对百姓疾苦关爱的的诗,可见,苏轼在诗歌的内容和选材上,十分关注社会生活,在他现存的两千七百多首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与之相反的是黄庭坚在诗歌创作的选材上,往往更关乎阐发义理、以登临怀古、咏物寄意、赠别题诗等为题材。

早在黄庭坚十七八岁时就写出了“人曾梦蚁穴,鹤亦怕鸡笼。万壑秋声别,千江月体同”[5]这样样阐述一切虚幻、万法平等观念的诗句。还有如《白鹤观》“复殿重楼堕杳冥,故基乔木尚峥嵘。银河不改三千尺,铁马曾经十万兵。华表故应终化鹤,谪仙未解独骑鲸。林泉一二儿童旧,白发衰颜只自惊”这样登临怀古的诗。另外还有许多如《八音歌赠晁尧民》、《跋子瞻和陶诗》、《晁张和答秦觏五言予亦次韵》、《次前韵寄润父》、《次韵斌老冬至书怀示子舟篇末见及之作因以赠子舟归》、《次韵晁元忠西归十首》、《次韵答杨子闻见赠》、《过百里大夫冢》、《过致政屯田刘公隐庐》等一系列怀古、答和、次韵的诗。黄庭坚现存诗题1298首,据统计其中次韵、唱和、再和、送赠、题赠、戏答、寄解等即879首,占全部题材的60%,其中尤其以次韵为最多。[3]

由此观之,苏黄二人在诗歌选材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2.苏诗和黄诗主题不同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多次遭贬谪,加之其又受禅宗的般若空观影响,所以,在他的很多文学作品(包括诗、文、词)中,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而黄庭坚由于受临济宗思想影响,自始至终贯穿着心性修养的主题。

早在苏轼26岁时,他就写出《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

[4]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

作者以\飞鸿踏雪泥\比喻人生的短暂无定,作者于人生如梦的感受中展开了一片自由的精神境界,笔墨恣意,盘旋流畅,是宋诗的七律名篇。再如《百步洪》中“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4] 作者从洪水的流逝联想到人生的短暂。既然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就应当超脱旷达,不为物所役使。在他的诗中,还不断出现“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寓世身如梦,安闲日似年”“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之类的诗句。苏轼自密州以后,则更多地增加了个人的切身体验。登常山绝顶,面对四周景色和席中清歌妙舞,他想起的却是“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臵何当言,万劫终飞灰”;饮酒时他也作旷达了悟之语:“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仕途的艰难、政局的变化无疑是使他产生人生如梦思想的外在原因:“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这些诗句都始终贯穿着“人生如梦、虚幻不实”的主题。

在黄诗中,却很少有类似的主题,无论是以庄禅语还是以孔孟语出之,都指向不受世俗淄染的淡泊自持。“世纷甚峥嵘,胸次欲空洞”“非无车马客,心远境亦静”“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胸中浩然气,一家同化元”[5]无论是孔孟的浩然之气,还是老庄的灵台虚室,无非都是湛然澄明的“本心”。而以此湛然澄明之心去抵御外界的“市声”“世纷”“利欲”“险躁”“荣辱”“尘缘”“俗尘”,是黄庭坚诗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他不仅苦口婆心地告诫朋友,也再三地警醒自己。于是,在北宋中叶欧阳修等人诗中常见的干预现实、指陈时弊的内容,逐渐被自我内省的道德完善主题所取代。

(二)苏黄二人诗歌内容之所以不同,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人生态度不同

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这些经历造成黄庭坚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再加之庭坚对于政治本来就没有苏轼那么热情,而他在诗歌创作上,又刻意加以冷静处理,因此使得他的诗很少关注社会政治。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这种人生态度使得庭坚诗较少涉及社

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

而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虽集儒、释、道于一身,但仍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奋厉有当世志”,少年时代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不顾身害”,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这样的人生态度让苏轼在创作诗歌上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喜欢抒发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看法。

2.生活际遇不同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任满回京后,苏轼受到仁宗皇帝及朝中权臣的器重。这期间虽受重用,但由于给父母服丧,并未真正做几年官。守孝期满回京时,政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实施变法。由于政见不合,苏轼被贬杭州,后来“乌台诗案”,苏轼虽保住性命,但此后被一贬再贬。所以,苏轼一生在朝日少,在野日多,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促进了他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因此看到了许多社会现实,并对这些实际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都促使苏轼的诗更多的关注百姓,指刺现实。也正是这些诗的创作,让他经历了更多的磨难,产生了人生如梦,虚幻不实的感慨。

黄庭坚生活在禅宗文化氛围极浓的洪州分宁县,正是临济宗黄龙派兴盛之地。他的祖母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常带着黄庭坚到附近的禅寺参拜,所以庭坚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而且黄庭坚自幼聪明好学,23岁中进士,但连续17年都在下层做官,所以,庭坚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哲宗时期,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参与编写《神宗实录》。“乌台诗案”后,因《实录》引起的文字狱,最终被贬黔州、戎州。惊悸之余,庭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致力于诗歌创作和禅学的研究上,使诗歌创作走向了脱离现实,以才学相高,以议论相尚的路子,但对现实却采取一种回避策略,这一点正与苏轼有很大不同。

3.文学主张不同

苏轼在文学上一直反对言之无物,空空如也的高谈阔论式的文章,他针对当时“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以期“缘诗人之义,

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但在文学观方面,黄庭坚却不赞同苏轼的观点,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在他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者人之性情也, 非强谏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由此可以见出,除远祸全身之外,他要用儒家传统的“诗教说”来确立诗歌的创作原则和风格规范。并与当时正在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共鸣。

二、苏黄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不同 (一)艺术表现手法不同

苏轼喜欢通篇写景,自由发挥;而庭坚则更加珍视自我,喜欢抒发个人感受。

苏轼写诗喜欢自由奔放,不受拘束,所以他有很多诗都是随性即作,通篇写景的。如《栖贤三峡桥》可以说是通篇写景,并无深意,但苏轼却将其写得奇势迭出,曲尽其妙。诗中写庐山栖贤谷水的汹涌险恶,极尽艺术的幻想、夸张和渲染的能事。纪昀批曰:“十字绝唱。”王文诰评云:“五字瘦劲,确是三峡桥草木。”[6]全篇写景状物奇警惊人,突出表现了苏轼山水诗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风格。诸如此类通篇写景的在苏轼的诗中比比皆是,还有如《有美堂

黄庭坚由于受禅宗思想,尤其是临济宗的影响,他更加珍视自我,常常喜欢表达个人的感受,如《宫亭湖》“左手作圆右手方,世人机敏便可尔。一风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江津留语同济僧,他日求我于宫亭。吁嗟人盖自有口,独为栾公不举酒。栾公千岁湖冥冥,白茅缩酒巫送迎。朱辬皂盖来托宿,不听灵君专此屋。雄鸭去随鸥鸟飞,老巫莫歌望翁归。贝阙珠宫开水府,雨栋风帘岂来处。平生来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灵君如愿傥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看似写景,其实仍然实以叙事为主。还有如《过洞庭青草湖》、《登快阁》、《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这样看似写景的诗其实也都是于叙事中穿插一两句写景之词。黄庭坚想象丰富,不喜欢客观而细致地描绘景物,习惯于表达诗人观物的感受。他认为:“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

暴雨》、《武昌西山》、《庐山二胜》、《夜泛西湖》等。

特疑端为我辈设。”正如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二)艺术风格不同

苏轼《书郡陵土主簿所画竹枝》云:“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因而他写诗往往不为题材束缚,旁逸斜出,自由发挥。黄庭坚则基本上沿题赋诗,以题材为线索展开构思,强调内容的切题。如:《题竹石牧牛》围绕竹、石、牛三者之问的关系,以表现爱惜自然生命,求得事物之问的和谐共处,像这样沿题赋诗的黄诗还有很多。而苏轼诗则不同,他追求以气运笔,纵横驰骋,笔随心性,因此他的诗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宗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而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辙可寻,甚讲法度,更有利于人们学习,所以师之者甚多,最终形成了江西诗派。

三、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性格气质不同

苏轼崇尚自然,率真淳朴,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心绪,认为文学创作就是个人全部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曾说“天真烂漫是吾师”。 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还很有理想,有报复,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这些性格特点让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性格也让东坡很难措笔写空虚无物的文章、诗词。而山谷处事谨慎,喜研读诗书,注重心性修养,他认为,读《论语》的目的在于“求养心寡过之术”,读《孟子》的目的在于“讲明养心治性之理”,治世必须首先治心。所以,如此的性格态度让山谷诗不会过多的关注政治现实,而是更加珍视自我。

2.诗歌主张不同

苏轼作诗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础。而庭坚在诗歌创作

上力求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提出“无一字无来处” 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3.所受禅宗影响不同

苏黄二人都生活在禅学兴盛的宋代,但二人接受的禅宗思想却不同。苏轼主要接受了云 门宗思想,云门宗文偃主张要勤奋,文偃对参禅的看法是要持之以恒,只争朝夕。也劝弟子抓紧时间悟道:“古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门!”而他的求道历程正是身体力行的证明。 苏轼《赠常州报恩长老之二》诗云:“荐福老怀真巧便,净慈两本更尖新。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请话人。”“老怀”指天衣义怀,“两本”指宗本、善本,就法系看,属云门宗祖孙三代,可见报恩长老也是云门宗传人。这首诗不仅表示出向往请话参禅的愿望,而且拈出“巧便”与“尖新”二词,形容云门宗风,而这二诗,也正是苏诗具有的风格。庭坚则受临济宗影响,说临济宗是佛家中的道家毫不为过,他特别强调“无”字。他主张的“佛法无用功处”,与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把无为而无不为视为天下万物的生存方式,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万物本性一致,因而只有无为才能保护自身的本性。故而临济宗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任性随缘,当下得悟。强调“道不用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2]

“道不用修,任性随缘”,这一点不同于云门宗的观点。

综合观之,苏轼和黄庭坚虽属师弟子的关系,但在诗歌创作的内容、艺术

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苏黄二人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文学主张不同,同时二人接受的禅学思想的不同,性格气质的差异也是造成苏黄诗歌创作不同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缪钺等著,1987 年 [2]《五灯会元》,中华书局,普济著,1984年

[3]《论黄庭坚诗的艺术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张承凤,2005年 [4]《苏东坡全集》,珠海出版社,苏轼著,1996年

[5]《山谷内集诗注》,商务印书馆,黄庭坚撰,任渊注,1983年 [6]《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巴蜀书社,[清]王文诰撰,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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