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

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

【英文标题】The History and Acquisition of Shannxi’s Archeology Research 【作 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部

2008年9月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华诞。

在这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时刻，回顾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总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成就与不足，展望陕西省考古研究工作的未来，不仅是历史责任、现实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

一、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

陕西的考古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滥觞期(1898年-1949年)：

在陕西，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E. H. Giglioli)在延安的调查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有孔石斧。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桑原骘、足立喜六、水野清一，法国汉学家沙畹、谢阁兰及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先后对西安附近的古代建筑、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踏查。

1922年，法国神甫、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对靖边县萨拉乌苏河流域小桥畔村的“河套人”化石及其它旧石器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

1923年春，当安特生试图探索中亚安诺遗址的彩陶与仰韶彩陶关系，而远赴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进行调查时，在西安发现并确认了西安十里铺史前遗址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这是在陕西首次被认定文化性质和年代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殷墟发掘中后岗三叠层的确认，动摇了“中国文

化西来说”的观点，学术界开始普遍接受“夷夏东西说”，并多将夏周看成一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日益危机，知识界更加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夏、周、秦三族的起源与关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陆续开始对陕西古代遗迹、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其中以“北平研究院”“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和“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工作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率队在陕西渭水流域展开考古调查，目的“主要为关于周、秦初期文化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今西安市北院门西北侧发掘唐中书省遗址，获宋吕大昉刻唐大明宫、兴庆宫两宫残石；与此同时，陕西省考古会在西安、耀县、大荔等地对唐宋碑刻进行了调查和收集，西京筹委会对昭陵进行调查，等等。其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含有多种文化遗存的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应是陕西境内现代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

客观地讲，限于学科发展水平和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一阶段的工作显现出较多的新兴学科的稚嫩和局限。如西方、日本学者的调查具有明显的“探险”“淘金”意识；而许多中国学者则摆脱不了“金石学”传统的影响。只有苏秉琦的斗鸡台发掘和其后的《瓦鬲之研究》及徐旭生、石璋如等对渭水流域的考古调查等，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陕西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滥觞。 2.奠基期(1949年-1976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陕西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文学科发展的重点区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重点的考古研究项目几乎同时开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派遣考古队到陕西，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在此期间，中国古代都城的首次科学调查、发掘在汉长安城开展；中国考古学对同一个遗址中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对一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序列研究在西安半坡实施；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的汉唐墓葬发掘在汉唐长安城周围进行。

1958年，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在西安落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前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在这经济建设和学术研究双重高潮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从1958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多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省内各文博单位的同仁们一起，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陕西考古研究大厦的奠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公王岭蓝田猿人、陈家窝直立人及其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代表性的成果，另外，长武县窑头沟及鸭儿沟、韩城禹门口等旧石器地点及黄龙县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的发现与研究同样为确立和完善陕西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谱系提供了资料。

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发展。通过配合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工程、长江流域规划和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关中渭水、泾水流域和陕南汉水、嘉陵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大量遗址，发掘了西安半坡、长安沣西、华县泉护村、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阵村、邠县下孟村、西乡李家村重要遗址，为初步认识陕西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面貌、内涵、分期、谱系、聚落、埋葬制度、生业形态与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等问题提供了大量资料，初步确立了以关中渭水流域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序列。

在商周考古领域，有目的地对周代文化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认识了周代的文化遗存，确定了岐邑、丰镐等重要的都邑遗址，发现了不少重要的墓葬、青铜器及甲骨文。

与此同时，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察工作，确认了汉长安城的规模、形制及大体布局，发掘了“王莽九庙”等建筑遗址；对秦都咸阳、秦都雍城、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等开展勘察、测量和试掘工作，揭开了秦人陵墓、都邑及西汉帝陵、汉代墓葬研究的序幕。

在此期间，通过调查、钻探大体确定了唐长安城的范围和布局，对大明宫等宫殿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了唐长安城周围的大批唐代墓葬及部分北朝、隋及宋元明清墓葬，唐陵的调查和个别石窟的调查也开始展开。

和第一阶段相比，陕西考古学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这一阶段，现代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地层学和类型学逐渐或已经广泛、熟练地运用；随着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旧石器、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各种文化的不同元素逐渐识别和确认，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演变序列开始或逐步建立；少量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重大进展，如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汉长安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等。这一阶段同时还具有着初步发展时期的某些特点或缺憾。一是田野工作的重点多是局部的勘察和试掘；二是由于调查、发掘工作开展的较少，综合研究工作也相对薄弱；三是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几乎是空白。

3.发展期(1976年至今)：

十年“文革”浩劫后，陕西考古研究工作与迈入“发展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一起①，已经有着长足的进展，并继续高速前进。

这一阶段，大荔人及其文化、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及聚落系统、梁山旧石器遗存以及龙王辿旧石器地点等重要遗存的新发现，建立和完善了陕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以蓝田猿人及其文化、大荔人及其文化、河套人及其文化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发展序列。

在此期间，陕西先后发掘了临潼姜寨、临潼白家、渭南史家、西乡何家湾、龙岗寺、宝鸡福临堡、临潼康家、商县紫荆、华县梓里、神木石峁、岐山王家嘴、扶风案板、蓝田泄湖、神木寨峁、陇县原子头、临潼零口、华县泉护村(第二次发掘)、神木新华遗址、宝鸡关桃园、西安米家崖、高陵杨官寨等一大批新石器遗址，确立并完善了以渭水流域为中心的考古学编年序列，同时对各阶段遗存谱系源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结构、生业与环境等

领域的探索也有较大进展。

伴随着寻找周文化渊源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国家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一系列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墓葬被发现、发掘。华阴横阵村、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大荔赵庄、华县南沙村、千阳望鲁台、礼泉朱马嘴、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彬县断泾、扶风刘家墓地、宝鸡纸坊头、长武碾子坡、麟游蔡家河、城固宝山、清涧李家崖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陕西夏文化的空白，构建起陕西商文化的基本框架。周原、丰镐大型宫室宗庙类建筑、大量青铜器窖藏、大型墓地以及甲骨文的发现，显示出陕西作为周王朝都邑及中心区域所在地的厚重文化积淀，为全国周代考古树立起了年代学的标尺；岐山周公庙、眉县杨家村、扶风赵家台、泾阳高家堡、韩城梁带村、凤翔西村、宝鸡国墓、商南过凤楼、商州陈塬、紫阳白马石、丹凤商邑古城、米脂县张坪墓地等遗址和墓葬的发掘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珍贵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西周考古研究的深化。

秦汉考古方面，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一步勘察了汉长安城的结构和布局，探明了东市和西市的位置与基本形制，确定了高庙的地望；勘察了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并先后对汉长安城的城门、礼制建筑、武库、长乐宫宫殿、未央宫宫殿和官署及角楼、桂宫以及制陶冶铸和铸币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究明了其时代、性质及内涵，部分确定了遗址与文献的对应关系。同时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等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大致究明了杜陵的布局，掌握了寝殿、便殿的形制、规模。近年来又与西安市考古所联合对秦阿房宫开始进行勘察和试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则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发现了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东陵，探明了秦都雍城、秦始皇陵内外城，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秦宗庙、秦汉蕲年宫区、秦咸阳宫殿及秦始皇陵铜车马坑、百戏俑坑、铠甲坑等，大致确认了西汉帝陵的陵位，掌握了阳陵、茂陵的整体布局，发掘了阳陵南区从葬

坑、帝陵东区从葬坑、南阙门、阳陵邑、平陵从葬坑及雍城秦国人墓地、西汉京师仓等等。在以秦汉文化研究为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以基本建设为契机发现并发掘了神禾原秦陵园、咸阳任家嘴秦墓、白鹿原秦汉墓、长安郊区秦汉墓、西安交大壁画墓、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凤翔长青仓储遗址等。通过这30多年的发掘研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陕西秦汉考古研究体系，完善了秦人陵墓和都城的发展序列，掌握了西汉都城、陵墓的形制、布局及基本特征，等等。国家“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为保护好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秦公陵园、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秦汉长城、秦直道这些珍贵无比、享誉中外的人类文化遗产，新的、更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正在和陆续展开，已经获得了可喜的考古成果。

隋唐考古方面，随着长安城城门、宫殿、寺院、里坊的发掘，长安城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了解；九成宫、华清宫、灞桥、东渭桥等遗址的发掘，为隋唐时期离宫别馆、道路桥梁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北周孝陵、咸阳机场等北周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安伽、康业、史君、李诞等粟特、婆罗门墓葬的发掘掀起了有关问题的研究高潮；唐靖陵、惠陵、新城公主、惠庄太子、节愍太子、李茂贞、明秦王家族、清李氏家族等一大批各个等级陵墓的发掘，或填补了研究空白，或较大地推进了相关的研究。最近三年来，随着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唐陵调查、统万城调查等，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与“发展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相适应，这一阶段，在广泛、熟练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的同时，区系类型学说普遍认可，逐步推广；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伴随着更多的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旧石器、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进一步得到识别和确认；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多种文化不同时期的演变序列已经或基本建立；洛南龙牙洞旧石器、临潼姜寨、商州东龙山、蓝田老牛坡、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秦都雍城、秦都咸阳、凤翔秦公陵园、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较多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重大进展；空间、时间两个方面的考古学综合研究也已展开；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有了较大进步；针对大遗址保护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已初见成效。 二、陕西考古研究的主要收获 1.史前考古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公王岭蓝田猿人、陈家窝直立人及其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代表性的成果，1963和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蓝田发现陈家窝直立人和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1965年和1966年在公王岭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第一次提供了陕西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化石完整的资料。有学者对两个标本的体质形态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两个地点地质时代的先后，哺乳动物群的差异，提出把公王岭出土的头骨化石命名为“蓝田人”，给陈家窝下颌骨化石以“直立人陈家窝亚种”的学名，也可俗称“陈家窝人”。蓝田发现的石制品特征属于“匼河——丁村系”，即“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发现、自己发掘和研究的第一批古人类化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

另外，长武县窑头沟及鸭儿沟、韩城禹门口等旧石器地点及黄龙县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的发现与研究同样为确立和完善陕西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谱系提供了资料。

梁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石器兼具“匼河——丁村系”和华南一些文化特征，这种南北文化因素混合的特点，使人们第一次对地处南北自然地理交汇地带的陕南远古文化有了认识。

大荔人及其大量的以小型石片器为主的出土遗物，在时间上弥补了我国更新世旧石器文化的缺环，空间上又是东西小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对研究小石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乃至东亚古人类研究的空白。

对洛南盆地花石浪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和龙牙洞居住类型中心聚落共同组成的早期人类聚落系统及其石器工业面貌差异的对比研究，不但对秦岭山区旧石器时代古生态环境、遗址年代及古人类聚落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龙王?{遗址的绝对年代在2万至1万5千年前后，其中发现的带有局部磨制痕迹的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曙光的到来。

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绩尤为突出，目前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考古文化编年系列，为周边地区的考古年代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1959-1963年，我们对渭水、泾水、汉水、嘉陵江上游、无定河、北洛河、延河等陕西主要河流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调查与试掘，为全面了解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线索。从2002年开始，为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的实施，我院课题组在大理河流域进行了长达5年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这种以卷地毯式调查为基础，以了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试掘推动区域调查的方法，为区域考古研究摸索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径。目前，我们已经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了陕北北部地区的考古文化编年系列。 陕西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要算老官台文化了。1960-1961年，我院在西乡李家村遗址发掘中，发现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在当时就受到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组建的汉水与安康两个考古队又先后在何家湾、龙岗寺、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址发现了“李家村类型”遗存，马家营遗址还第一次发现了这类遗存的彩陶，阮家坝发现了其早晚地层关系，龙岗寺发现了它最晚期的单位。这些发现使“李家村类型”遗存的研究走向深入，为探索汉水上游地区仰韶时代遗存的渊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2002年，为配合宝兰铁路二线工程建设，我院对宝鸡关桃园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和复杂的层位关系，据此可将该遗址的前仰韶时期遗存分为三期，使渭水流域同类遗存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关桃园遗址的发掘对我国新石

器时代早期的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1995-1996年，为配合临潼至渭南高速公路建设，在临潼零口遗址发掘中发现的“零口遗存”，使沉寂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在陕西形成一波涟漪。目前可以确定，该遗存是处于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与晋西南地区发现的枣园文化遥相呼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是仰韶时代的中心，据统计，这一时期的遗址全国共发现5000余处，陕西就占了2040处。同时，在陕西，关于仰韶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规模也比较大，截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已经对60多处这类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这其中经我院发掘并编写报告及简报的就有彬县下孟村、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紫阳马家营、汉阴阮家坝、临潼姜寨、宝鸡福临堡、渭南史家、临潼零口村、陇县原子头、华县泉护村、彬县水北、千阳丰头等遗址。仰韶时代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研究的重点却主要集中在半坡文化阶段。在上述遗址中，以泉护村、福临堡、原子头等遗址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阶段遗存较为丰富，为西阴文化的分期研究及类型划分提供了重要资料。1997年，在配合渭南至潼关高速公路建设的考古项目中，我们对著名的泉护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这一遗址西阴文化的灰坑中发现了碳化的稻米，第一次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米实物的发现推广到了黄河流域，为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阴文化的聚落形态一直以来是考古界的一个大谜团，人们既没有找到它类似于半坡文化设在居址边缘的环壕，也没有发现真正属于这种文化的墓地。自2004年至今，我院为配合泾河工业园区北区建设，在杨官寨遗址进行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首次发现了属于西阴文化时期的完整环壕，这一发现对西阴文化聚落的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仰韶晚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在陕西亦有大量发现。我们在对靖边五庄果梁遗址、杨官寨遗址、米家崖遗址及水北遗址的发掘中，均对这一时期的遗存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这是继福临堡遗址发掘以来，我院对

这类遗存所做的几项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在杨官寨我们还发现了该文化成排的房址和陶窑，这些工作为陕西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泉护二期文化是以1958年发掘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的第二期考古文化命名的。关于这种文化，长期以来在考古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过渡性文化。灰陶在这一时期所占比例明显较其前的仰韶晚期文化有所增加，陶器群中最具特征的尖底瓶由仰韶晚期的长颈直口折沿发展成喇叭状口，与其后庙底沟二期文化特征接近的平底瓶此时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但绝无空三足器。近年来，我们在榆林地区大量发现了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阶段的遗存，吴堡后寨子峁的发掘还证明，这一时期，陕北北部地区突然出现石城聚落，这种石城多选择在三面被深沟陡坡环卫的山顶上，采用堑山成障的方法，使山坡更加陡峭险峻，并在被削堑的土崖外包筑石壁，以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类似陡峭的台城。这种石城聚落从此成为陕北北部及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北地区流行的聚落形态，在陕北北部地区甚至延续至商周时期的李家崖文化阶段。

陕西的龙山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晚期基本和客省庄文化同时。由我院发掘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遗址相对较少，除旬邑下魏洛、韩城昝村、西安米家崖等遗址外，其它主要的工作集中在陕北地区，如绥德小官道、甘泉史家湾、神木寨峁、府谷郑则峁、横山瓦窑渠、金山寨、佳县石摞摞山、吴堡关胡圪塔等遗址。陕北地区，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陶器，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但个性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有如横山瓦窑渠的F3，发现有空三足器和退化尖底瓶共存的现象。另外，这一时期，陕北北部普遍使用石城，石城聚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些特征都是典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所不具备的。客省庄文化时期也揭示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康家遗址成排成列的房子，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家族生活。与康家遗址同时期或者稍早的

白水下河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以上，发现客省庄文化房址达70余处，在试掘的76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由双把鬲、三足瓮等组成的瓮棺葬27个。下河遗址的整体面貌属于客省庄文化，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新的因素，如铲足三足瓮、圜底瓮等都是客省庄文化前所未有的，这些因素与黄河对岸的山西同期文化关系密切。陕北地区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或者稍晚的遗存以神木新华、寨峁等遗址为代表，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以正装双鋬鬲最富特征，陶器群中不仅有河套地区的风格，还表现出与关中、晋中等地同时期遗存的关系，为陕西北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及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在新华遗址发现1座形似墓葬的玉器坑，其中埋藏了36(块)玉石器，共分六排排列，均竖直侧立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无刃部者背薄面朝下，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仅2件，器物与器物之间基本保持平行。玉器的器形有钺、铲、刀、玦、璜等。该坑坑底平整光滑，其中央还有1个圆形圜底小坑，埋有少量鸟禽类的骨骼。在这个玉器坑的周围环绕分布有M6等十余座墓葬，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均没有和玉器坑发生叠压或打破之关系，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且因玉器坑正好处于其中部，所以玉器坑和这些墓葬或玉器坑及这些墓葬与整个遗址应该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玉器坑之作用很可能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新华遗址玉器坑的发现，也使聚讼已久的诸如石峁遗址大量发现于陕北北部地区的玉器有了归属。 2.夏商周考古

经几代考古人的辛勤耕耘，对陕西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使文献记载匮乏的三代历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充实。

有关夏代的考古遗存在陕西地区发现较少，主要集中于关中特别是西安以东地区。华阴横阵村、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遗址等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既有关中地区龙山时代客省庄二期文化特征，又含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文化因素的“老牛坡类型”文化遗存，表明约在夏代早期，关中东部及丹

江上游地区就形成了一支与这些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一定差别的新型考古学文化。而在大荔赵庄、华县南沙村、商州东龙山等遗址发现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遗存的事实则告诉我们，到了夏代晚期，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地区已属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关中西部的千阳望鲁台、礼泉朱马嘴等遗址发现的花边罐、花边鬲、高领鬲等陶器，可能属于夏时期的遗存。陇县川口河等遗址发现了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遗存，标志甘青地区文化一度涉足关中西部，故在关中东部地区出现其影响则不是不可想象。

商代考古遗存在陕西的发现已比较普遍，并反映出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复杂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很可能正是由于夏代晚期的疆域已进入陕境，故在商王朝建立之初，早商文化就迅速覆盖了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大荔赵庄、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等遗址发现了二里冈下层早段的遗存已对此作出了较好的说明。礼泉朱马嘴、扶风壹家堡以及周原等遗址发现的二里冈上层或略晚的商文化遗存，则表明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在占据关中东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控制的范围推进到关中西部偏东的周原以东地区，形成了以商文化为主但也含有一定地方因素的“京当型”商文化。与之共存的有活动于泾、漆地区，以武功郑家坡、彬县断泾等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以扶风刘家墓地、宝鸡纸坊头遗址为代表的刘家文化、长武碾子坡、麟游蔡家河等遗址为代表的碾子坡文化等古羌族系统的文化。远在陕南汉水上游地区，以城固、洋县青铜器及城固宝山遗址为代表，与早期巴蜀民族有关的宝山文化，陕北高原地区与北方草原民族有关的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相互均曾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联系。到了商代晚期，随着关中西部商文化势力的衰退，先周文化开始崛起于泾渭地区并终居统治地位，从而促使了凝聚多种文化优势的西周文明的诞生。

到了西周时期，大量的重要考古发现显示了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作为周王朝的王畿之地，由附属于中原文化边缘跃居中心区域的特殊地位。周原、丰镐遗址的大型宫室宗庙类建筑、大量青铜器窖藏、大型墓地以及甲骨文的发现，往往带

给世人以强烈的震撼，显示出作为周代王朝都邑的恢宏气势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周公庙、杨家村、赵家台等大型遗址也有高等级建筑基址、大型墓葬、青铜器窖藏及甲骨文等重要发现，可以看出周代贵族世家所居的采邑性质聚落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夨国遗址的发现、梁带村等重要墓地的发掘，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可能属于周代畿内封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这些考古发现不同层次的、多方面地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结构的珍贵资料，在其他地区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如此全面的科学信息。丹江上游商南过凤楼、商州陈塬等遗址为代表的西周遗存，与关中及其他地区的西周文化的特征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反映出与东周楚文化特征有较明显的传承关系，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分析，其极有可能是探寻早期楚文化的重要线索。

周原、沣西地区西周考古学文化基本序列的建立，不仅为全国周代考古树立起了年代学的标尺，而且，新近关于周代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礼制等深层次探索的大周原考古，采邑考古、大型建筑性质等问题的提出，必将有力地推动西周考古研究的深化，区域类型在丹江上游地区初露端倪，均可以说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陕西是发现商周青铜器及金文和西周甲骨文最集中和最重要的地区，也是青铜器、古文字以及相关研究的关注点。许多重要铭文和甲骨文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著名的天亡簋、何尊、逨盘、毛公鼎等等均有内容重要的铭文。周原甲骨文涉及的周初的许多重要史料，诸如《商周金文资料通鉴》《金文字库和金文输入法》等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陕西出土金文资料的支持下所取得的。

周原、周公庙等遗址发现的铸铜、制骨、制玉(石)和制陶等作坊，为商周时代手工业发展状况、分布特征以及经济地位的研究，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进入东周以后，陕西地区考古遗存的发现并不逊于西周。几乎是踩踏着周人

足迹的秦民族迅速占据了自然条件优越的关中平原，秦文化再度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宰者。除陕南汉江上游紫阳白马石等遗址发现了少量巴蜀文化遗存外，丹凤商邑古城等墓地、遗址发现的典型楚墓，则表明楚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着丹江上游地区。这里应属于楚国的商於之地，至战国中晚期之际方才易手入秦。米脂县张坪墓地、清涧县李家崖墓地的文化遗存，表明东周时期陕北地区的文化既有晋文化系统的明显影响，也可能存在着与赤狄、白狄等北方少数民族有关的文化遗存，直到战国末期才看到秦文化北抵河朔的迹象。 3.秦汉考古

50年来，秦人都邑考古有了较大进展。我院在凤翔南郊的考古工作发现了秦都雍城的城墙，探明了雍城的平面形制及规模，大致区分出姚家岗春秋宫殿区、马家庄春秋宫殿和宗庙区及铁沟、高王寺战国宫殿区三大宫区，还先后发现冶铜、铸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多处。另外在雍城南郊的千河东岸还找到了蕲年宫、橐泉宫、来谷宫、竹泉官等遗址。

秦都咸阳的整体布局目前虽尚未探明，但已发现的夯土遗址大体可确定出20多处，作为分布于渭北咸阳原上的宫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它们应是同一宫殿建筑群体中的不同建筑单体。已发掘的一、二、三号宫殿遗址可能就是当时“咸阳宫”的一部分。秦都咸阳及其附近先后发现有冶铜、铸铁、制陶、建材、骨器等手工业作坊多处，如聂家沟一带发现砖瓦、冶铁、铸铜三大行业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长陵火车站附近的作坊区清理铜器窖藏3处，出土包括秦始皇诏版、秦二世诏版、铜人头像等铜器600余件、货币140枚以及烧熔变形的铜、铁器1000多斤。咸阳原上还发现了其它一些大型建筑遗址，应为秦人之离宫别馆。得到文献或文字瓦当、封泥、金文等实物资料佐证的有：望夷宫和兰池宫、步寿宫、林光宫、谷口宫、梁山宫等。

此外，对汧邑、汧渭之会、平阳、泾阳、栎阳、商邑等，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发掘和研究，目前共发现包括行宫、关隘、居址在内的秦建筑遗址二百余处。

雍城陵区位于雍城南郊，已钻探出的49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等7个类型。这49座大墓根据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分为14座陵园。每座陵园由不同类型的大墓有机地组成。陵园及部分中字形大墓的周围都设有中隍或内隍，将陵园区分为双隍、单隍及组合三种类型。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为中字形，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箱殉72具、匣殉94具等组成。大墓的墓主及年代，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基本确定为春秋中晚期的秦景公。椁室南北两壁带有的由伸出的柏木榫头组成长方形框式规范的主椁，初步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套“黄肠题凑”葬具。根据目前资料分析，雍城陵区埋葬着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约20余位国公。

毕陌陵区位于秦都咸阳城西北约10里的周陵中学附近，由2座覆斗状亚字形大墓组成。宋代以来被认为是周文王和武王之陵墓。2007年我院对其进行勘探，确认其为战国时期的秦陵。

芷阳陵区亦即秦东陵，1986年，在陕西临潼县韩峪乡发现战国秦陵园4座。每座陵园由亚字形或中字形主墓及陪葬坑、陪葬墓、建筑遗址等组成。现已发现亚字形墓3座、中字形墓2座、甲字形墓3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区4处、地面建筑7处。

神禾园陵区，2004年我院在西安南郊神禾原上发现一座陵园，内有“亚”字形大墓1座，条状陪葬坑13座，其中两座坑中发掘出6驾等级的车马。发掘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始皇祖母夏太后之陵寝，得到一些专家的认同。韩伟等则认为是秦二世胡亥之陵。

秦始皇陵是秦人陵墓中唯一的一座真正的皇帝陵墓，发掘研究证实，秦始皇陵区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8公里。陵区的中心是封土，封土以外是内外城，内、外城均由夯土筑成，且有数量不等的城门。陵区的北侧和东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可能是寝殿、便殿和园寺吏舍等陵园建筑。陵区内还发现各类陪葬坑及墓葬600多处。其主要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石铠

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铜禽坑、鱼池、防洪堤、修陵人墓地等。2003年，在秦陵封土西北部、外城以西500米处的砖房村又勘探发现6座与秦始皇陵园有关的、级别较高的墓葬。考古工作证实，秦始皇陵园确实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雍城陵区、毕陌陵区、芷阳陵区、神禾原陵区、秦始皇陵，加上甘肃礼县发现的西垂陵区，秦国陵寝体系基本完整且一脉相承，对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上世纪30年代苏秉琦发掘宝鸡斗鸡台的“屈肢葬墓”至今，陕西已发掘秦人中小型墓葬2000余座。其绝大多数发布在以雍城为中心的宝鸡市和以咸阳为中心的咸阳、西安附近。雍城秦人墓地位于雍城南郊，先后在八旗屯、高庄、南指挥西村、邓家崖等地发掘小型墓葬8批，清理墓葬174座、车马坑7座。雍城小型墓葬，大致可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和洞室墓两大类。春秋时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早期为狭窄式，中期出现宽敞式。战国中期出现“平行式”“垂直式”“直线式”三种类型的洞室墓，晚期“直线式”洞室墓成为主要的墓葬形式。雍城小型秦墓墓主的头向大都朝西或稍偏北。葬式有直肢和屈肢两种，以屈肢为大多数。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及器形演变，有学者将雍城小型秦墓大致分为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和秦代七期。也有专家将秦墓分为五个阶段。至此，秦墓的考古学编年基本建立。

长期以来，我省学者对秦长城、直道、驰道、郑国渠等军事防御、交通、水利工程设施的研究十分重视，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国家启动的长城资源调查和线性大遗址保护工作使秦长城、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步入了快车道。 在秦文化综合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类别的考古资料、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秦人的农业与饲养业、手工业、都邑、陵墓、军事、交通、生活用器、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通过研究，目前大多学者倾向于秦来自东夷，部分学者提出秦起之于西戎，

还有学者提出秦之族源东来说，而文化源流则主要形成于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的“东源西成”之说。

本世纪初，我院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合作，在甘肃东部和我省关中西部进行“早期秦文化探索”，目前已形成阶段性成果。有迹象表明，商代末期到达陇东地区的某些秦文化因素来自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遗存，当秦人由陇东向关中折返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大量西周文化及周边其它文化因素，由此形成多元结构的秦文化。

从1956年10月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汉长安城进行了50多年的大规模的、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进行了全面勘查，探明了城墙范围。并分别对汉长安城霸城门遗址、西安门遗址、直城门遗址与宣平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了解了汉长安城城门形制与结构；对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对武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与12次考古发掘；对未央宫遗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究明了未央宫范围、宫墙、宫城角楼、宫门、宫城内部的主要道路、沧池遗址、明渠故道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分布，前殿、石渠阁、天禄阁基址的布局形制及中央官署遗址、少府建筑遗址、椒房殿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的基本形制；在汉长安城西市范围之内，发掘了21座烧造陶俑的官窑和铸币、冶铸遗址；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发掘了民营陶窑群；发现了北宫宫城遗址，发掘了这座宫城遗址南部烧造砖瓦的官窑遗址群；中日联合考古队对汉长安城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A区和B区、第三号、第四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对长乐宫遗址的地下排水设施、长乐宫第二～六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勘探、试掘或发掘；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的相家巷考古发掘了战国和秦代遗址，出土了有可靠地层关系、为数众多的秦封泥，为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咸阳、长安城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对汉长安城遗址中的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相关都城之宫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取得初步成果；近年又开展了上林苑及昆明池遗址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等等。汉长安城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果，为汉代考古、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汉帝陵特别是杜陵、阳陵进行了较多考古调查、勘测、钻探和发掘。目前的主要收获有：在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古调查和勘测的基础上，基本确认了咸阳原西汉九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多处错误记载。通过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的发掘和对阳陵的大规模、全面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最近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安排下，汉武帝茂陵、汉平帝康陵的大规模勘察、钻探工作接近尾声，并有许多新的发现。 50年来，陕西地区发掘了数千座西汉墓葬，集中发现于汉长安城周边，其他地区也有少量的发现。汉代中型墓葬发掘较少，主要有咸阳杨家湾汉墓、西安新安砖厂积炭墓、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M130、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等。其中杨家湾汉墓墓道内设多层台阶，使“整个墓葬结构，很象一座大型第宅建筑，封土堆似整个建筑的屋顶”，预示着其生前所居建筑的豪华与奢侈。根据“利成家臣”的封泥，学者认为新安砖厂积炭墓墓主应与汉武帝初年的利乡侯刘婴有关。小型汉墓发掘数量巨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西安北郊龙首原汉墓、西安东郊白鹿原汉墓、西安北郊尤家庄和张家堡汉墓、西安北郊方新村汉墓、高陵梁村汉墓等。《白鹿原汉墓》《龙首原汉墓》《长安汉墓》基本上再现了长安地区西汉时期中小型墓葬演变历程，也折射出西汉京都地区种种社会文化习俗的嬗变。 陕西发现的西汉壁画墓较少，保存较好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和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均为西汉晚期遗存。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属斜坡墓道砖室墓，由墓道、墓室及耳室组成。壁画遍及墓室顶部及四壁，内容主要为天象、升仙、猛兽、瑞禽等。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和耳室组成。壁画遍布墓壁及券顶，内容有日月、龙、朱雀、仙鹤及车马出行、骑马射猎、宴乐斗鸡等。

在难以枚举的西汉考古发现中，较为重要的还有：80年代前期，在华阴县

发掘的建于汉武帝时期的京师仓；2004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孙家南头村西发掘的一座汧河大型码头仓储建筑遗址；1980年发掘的澄城县善坡头村西汉铸钱遗址；1996年调查试掘的户县三官城铸钱遗址；1957年在西安灞桥附近的一座不晚于武帝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的麻类纤维纸的残片；1978年扶风中颜的西汉铜器窑藏中发现的坚韧耐折、色泽较好的麻纸。这些发现对西汉漕运、金融、科技史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陕西发现的汉代城址已有多座，大部分位于陕北地区，如榆林市红石桥乡古城界城址、鱼河镇郑家沟城址，神木县何家圪台城址、大阿包城址，府谷县大昌汗城址、石马川城址、前城城址、古城梁城址，佳县石家瓜城址、横山县石刻峁城址等。这些城址一般规模较小，多处于山梁之上，作为边城的可能性较大。已经发表资料的有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靖边县瓦渣梁古城遗址等。

陕西省的东汉墓葬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色，可分为西安、西安周围、陕南、陕北四个区域。西安地区见于公布的有百余座，但以中小型为主，出土器物中陶器组合比较完整。西安周围地区的东汉墓葬已发表的有50余座，家族墓葬较多，出土器物中陶俑、陶楼多见。潼关吊桥汉代杨震家族墓，总计7座，排列整齐，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多室，出土纪年朱书陶瓶、陶壶、陶建筑模型等，是截至目前为止陕西发现的最大的东汉墓葬群，在全国也比较少见。华阴县岳庙公社发掘的5座东汉刘崎家族墓葬，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单室或多室，出土朱书陶瓶、双孔灶、陶楼、铜人物骑马俑、刘崎之印及司徒之印等，极大地促进了家族茔地制度的研究。2000年在旬邑县原底乡百子村发现东汉壁画墓一座，壁画内容丰富，有青龙、羽人、方相氏、园囿、仓楼、牧牛马、牛耕、亭长夫人、丞主簿、邠王、力士等，对研究东汉政治、经济、文化、职官、意识形态、服饰及绘画艺术等具有极高的价值。陕南地区累计发现东汉墓葬10余座，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陶器与西安及其周围地区类似，其特点是出土器物中铜容器较多，也可见铜摇钱树、铜菩萨造像、陶独角兽等，很明显是受到了比邻的南方地区的影响。陕北地区的东

汉墓发现近百座，以画像石见长，墓葬多为斜坡墓道多室，以砖石结合筑造。画像石的大量出土，使陕北成为中国四大画像石出土地之一，并由此掀起了学术界研究的高潮。近年来在靖边郝滩、杨桥畔新发现壁画墓2座，壁画保存之完整，颜色之艳丽，场面之宏大，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尚不多见。 三国时期墓葬见诸报道的有1978年3月城固县博物馆在宝山公社宝山大队清理的一座蜀汉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墓室组成，墓室砖砌，铲形，出土双鱼纹铜洗、龙首把铜灯、铜弩机、定平一百铜钱。 4.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考古

大夏统万城是陕西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点，近年我院先后三次对统万城进行调查，对西城西南隅及“永安台”进行了清理，发现内城外侧的护城壕，并测绘出外郭城、东西城的遗迹分布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隋唐长安城展开了长期的勘探和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和城内街道、坊市、宫殿、渠道等遗址的初步勘察，绘制出了长安城遗址实测图和初步复原图。此后陆续发掘了大明宫、兴庆宫等宫殿遗址；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等寺院遗址；胜业坊、兴化坊、太平坊、安定坊等里坊遗址；以及明德门、皇城含光门、西市、东市及圜丘遗址、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等，大量的新成果为我国古代城址的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调查或发掘过的隋唐离宫别馆有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华清宫、玉华宫和翠微宫等。隋仁寿宫37号宫殿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隋代宫殿考古的空白。唐九成宫总体布局大体探明，还发掘了缭墙及北门址、殿址、井亭遗址等。唐华清宫遗址先后发现星辰汤、太子汤、贵妃汤、莲花汤和尚食汤等5个结构各异的石砌浴池以及作为宫内道场的朝元阁、老君殿遗址和一组庭院式建筑基址。唐玉华宫的范围以及南风门、玉华殿、肃成殿的位置已经确认。

1994、2002年，我院先后两次在西安东郊灞河发掘出隋灞桥遗址，共清理出9座桥墩，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石条砌筑联拱桥遗址。80年代初发

工作中的专题研究；只有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真正开展，我们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

陕西的旧石器考古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文化序列，但仍存在较多的时段缺环，对一些遗存的谱系脉络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洛南盆地进行的大规模课题性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令全国乃至全球旧石器考古界瞩目的成果，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系统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其它阶段考古研究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陕西旧石器考古存在严重的区域性工作和研究进展不平衡问题，导致诸如萨拉乌苏文化和河套人、水洞沟文化、梁山旧石器地点等重要遗址再无后续的系统工作开展，造成相关领域学术阵地的丢失或研究步伐的严重滞后。陕西在自然环境跨度和地理位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从而为我们造就了其它省区所不具备的文化面貌多样性特征，这个优势不但是历史时期考古工作应该珍惜的，更应该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所充分利用，否则，我们就是在“暴殄天物”。 陕西新石器考古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考古学编年序列的两端存在有大的缺环。宜川龙王?{旧石器地点的年代下限距今1.5万年，出土的石磨盘和刃部有磨制加工痕迹的石铲，已经使人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但它仍与陕西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老官台文化之间存在约7000年的漫长时段。目前我们对这个时代缺环中的考古学文化一无所知，所以，加强对这一阶段考古遗存的探寻不仅是探索老官台文化源头的主要途径，也涉及到陕西乃至中国北方的农业起源问题。陕西新石器时代编年序列的最下端是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其中，渭水流域客省庄文化之后，相当于二里头文化阶段的青铜时代遗存鲜有发现，直接限制了对这一时期文化和相关领域综合研究的开展。二是对一些文化的谱系关系和互动机制等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学界对陕西新石器时代各阶段文化的谱系曾进行过较多探索，并形成不少倾向性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谱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有几点值得格外关注。1.以北首岭下层部分遗存、零口二期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与枣园H1、下

王岗一期等遗存之间的谱系和互动关系值得重视；2.庙底沟文化的起源、谱系归属及其与半坡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今后需要深入探讨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3.仰韶时代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以至龙山时代，东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的因素的强势西渐已有明确显示，今后应更多关注这一阶段东方文化因素对陕西及相邻地区文化变异的外部刺激推动作用，同时，随着长城沿线东西文化传播带的初步形成，陕北地区在文化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而陕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却变得扑朔迷离。三是各考古文化本身的研究也存在薄弱点。仅就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而言，只有关中地区的半坡文化较为明晰，近年在陕北北部的发掘资料虽逐步显示了该区域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早期聚落形态的大体特征，但其它大部分文化的聚落形态缺乏资料支持，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各阶段的聚落进行系统地、大规模地发掘所致，也是今后需要着重致力的方向之一。而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手段对诸如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生存环境及生业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更显薄弱，考古工作的区域性不平衡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陕西夏代考古的研究，目前的发现只是一个起步，关中东部夏代文化的编年序列尚不很清楚，关中西部的情况还比较模糊，陕南、陕北地区的遗存几乎仍是空白，需要我们努力探索，下大力气去解决。商代考古学研究同样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例如：商文化对陕西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其意义如何认识；先周、刘家等文化形成、发展状况及其意义；陕南、陕北等边远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与关中诸文化的关系问题；有关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问题等。西周考古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但在对周代社会形态、结构等深层次研究还明显不足。西周都城周原、丰镐，贵族采邑周公庙、杨家村等，畿内封国性质的梁带村等遗址的基本布局、功能区划研究，许多大型西周墓地的综合研究等，几乎还未涉及；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也有不足，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陕西作为出土金文、甲骨文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我们在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方面均与所处的地位不相称，应该进一步加强。加强

陕南、陕北东周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也陕西夏商周考古今后要重视的问题，这须注意调动地方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和提高研究水平。

我们虽然借助历史文献基本构建起秦汉物质文化的年代和空间框架，“描述”和“阐释”了秦汉时期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些部分的变化演进状况，但是秦都咸阳的布局、规模及内涵；秦都平阳的地望、规模；秦中小城市的分布、结构；汉代大量的地方性城市以及聚落；东汉三国时期的城址、墓葬等等；均有待我们去发现。汉长安城各功能区的结构及内涵；汉上林苑的界限及布局；东汉三国墓葬的编年序列及文化面貌问题；西安、西安周围、陕南、陕北四个区域东汉墓葬的区域特色及其形成原因等等，均有待我们去探索。关于早期秦文化渊源、谱系结构、及其与关中地区商文化、先周文化及同期其它文化的关系问题；秦人从陇东地区向关中地区逐渐东迁过程中秦多元文化因素构成问题；秦人进入关中之后本土文化与周边外部文化如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楚文化的关系问题；秦汉帝陵制度及其形成、演变、影响问题；秦汉墓葬形制、葬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以及随葬器物的性质、功用问题；汉文化形成、确立、影响问题；东汉三国时期陕西文化面貌问题等等；均有待我们去研究。

在隋唐考古方面，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范围及布局是一个尚待探究的课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研究；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被现代城市覆盖的隋唐长安城如何进行进一步地考古调查、发掘、保护，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隋唐时期中小城址及民居村落的发掘和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应格外予以重视；唐代陵墓的全面调查正在展开，随着新的调查、勘探、测绘以及GIS等手段的使用，陵墓制度的系统研究日益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陕西境内北朝至宋元时期的石窟也还需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以推进地域性石窟考古的研究；刚刚启动的统万城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可以完成的艰巨任务；宋元明清考古过去我们一直重视不足，今后必须迎头赶上。

长期以来，繁重的发掘任务导致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发表严重滞后，影响

了考古研究、文物展示工作，近十年来我们完成近四十部考古报告，还了一批旧债，但又欠了一批新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的力度，多出报告，快出报告，出好报告，使其尽快能为科研工作者所用，能让人民群众共享，以便推动陕西乃至中国考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执笔：焦南峰、王炜林、张天恩、建林、李岗 注释：

①严文明：《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与思考》，《西部考古》。第二辑，2007年12月。又，本文是在《陕西石器考古五十年》《陕西夏商周考古五十年》《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陕西隋唐考古五十年》等几篇文章的基础上草草而就的，因篇幅、时间原因，所引文献恕不一一列出，请谅解。

来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第3～16页

掘的唐东渭桥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研究唐代桥梁建筑技术以及渭河河道变迁的重要资料。

90年代陕西抢救发掘了北周武帝孝陵。孝陵地面无封土及建筑遗迹，为斜坡墓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出土的帝、后陵志、皇后金玺、十三环铜带具、大型玉璧等均为国内罕见或仅见。

目前唐十八陵的系统调查正在逐步展开；昭陵、乾陵、建陵、贞陵、崇陵、泰陵的陵园规模、布局已经探明；这几座陵园的下宫遗址已经探明，其中昭陵、乾陵、桥陵的下宫遗址保存较好；唐僖宗靖陵、昭陵北司马门、乾陵陵园建筑、顺陵门阙等陵园建筑遗址以及韦贵妃、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节愍太子、惠庄太子、高力士等唐陵陪葬墓已经发掘。1995年，对靖陵的考古发掘，是科学发掘的第一座唐代皇帝陵，使我们得以了解晚唐帝陵的形制。昭陵考古引人注目。2002-2003年度，发掘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揭露出唐代和清代两个时期的建筑遗迹。首次发现确认了唐代建筑中阶梯状长廊遗址和“昭陵六骏”的位置，出土了包括“昭陵六骏”和“十四国君长像”残块在内的一批珍贵石刻，对研究唐陵的布局、结构及其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建陵、贞陵、崇陵、泰陵最新发现的石刻则进一步丰富了对唐陵石刻组合、石刻制度演变的认识。 北朝墓葬上世纪50年代仅在咸阳、西安发现数座。80年代之后多座西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墓葬陆续发现，其中咸阳国际机场北周墓葬群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本世纪以来，西安北郊陆续发现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北周粟特人墓葬，出土的围屏石榻或石棺椁基本反映了入华定居的外来民族的丧葬习俗，引起学界的轰动和重视。

陕西发现的南朝墓多集中于安康地区，以中小型单室砖墓为主，对研究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都具有相当的价值。

隋墓迄今已发掘30余座，多集中于西安附近。近年在长安清理的一批隋墓纪年明确，出土器物丰富，为西安地区乃至全国隋墓及陶俑演变及断代提供了依

据。2005年在潼关税村发掘一座壁画大墓，出土的线刻石棺，描绘天界和神祇的形象，与北魏流行的“升仙”石棺图像如出一辙。墓道东西壁绘制场面较大的仪卫图，代表了隋代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陕西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数量居全国之冠，西安及附近尤为密集，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数量达4000余座，一些纪年墓可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尺。学术界将西安地区隋唐墓一般分为三期，也有四期或七期的划分，阶段特征明显。从隋唐墓葬内出土了大量其他地区无以比肩的石刻线画、壁画(100余座)和三彩俑、陶俑群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全盛期的艺术宝库，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陕西五代墓葬发现较少，迄今发表的资料仅有3处：冯晖墓继承了北朝隋唐一直延续的长斜坡墓道、拱券甬道及穹窿顶墓室的形制。出土乐舞砖雕54块，属于新俗胡乐。李茂贞夫人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后室组成，装饰砖雕有抬轿、妇人启门、乘凤驾鹤、牵马牵驼、乐队等题材。李茂贞墓出土有瓷器、陶器、经幢、铁牛等。两座墓葬的正南有一条神道，东西两侧各有石雕，分别为武官、文官、马、狮、羊、华表等，是五代高等级墓葬。

陕西宋金时期墓葬发现不多。关中、陕南、陕北各有数例宋墓，砖雕仿木作门楼、砖雕人物、多室是这个时期砖室墓葬形制的主要特点。西安市北郊发现一座金墓，出土有朱书砖墓契、铁猪、陶器等；耀县董家河清理小型土洞金墓2座，其中M1出土金昌明四年朱书墓契，墓前立有石羊、石虎、石翁仲等石刻。 西安、长安、高陵、户县、蒲城、延安等地先后发现元代墓葬十余座。元代墓葬的形制多为斜坡墓道、方形或长方形砖室或土洞墓室，出土器物中的陶俑及模型明器最具特色，陶色灰黑，时代特征明显。

陕西地区明代和清代考古主要以墓葬为主，先后在西安南郊清理了秦藩安僖王朱秉檄墓，汧阳端懿王朱公鏳、朱秉橘家族墓地，出土大量随葬陶俑。近年最为重要的清代墓葬考古发现是大荔县八鱼村李氏家族墓地。所发掘的5座均为大型石室墓，多数石构件上有精美的雕刻图案。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到封捐官吏制度、

回民起义等，是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迄今陕西共发现10余处唐宋时期的窑址，重要者首推铜川耀州窑及其前身唐代黄堡窑址。黄堡窑是北方地区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综合性窑场，主要烧制黑瓷、白瓷、青瓷、三彩等。黄堡窑发现唐代作坊17座、窑炉8座，其中8座作坊、3座窑炉用来烧制三彩。五代时期，黄堡窑烧造技术更加成熟，改变了唐代初创时期烧制各种釉色瓷器的风格，确立了黄堡窑及耀州窑主要烧造青瓷的特点，也逐渐确立了黄堡窑及耀州窑产品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地位。天青釉的出现是五代黄堡窑的突出成就。“官”字款的发现，表明黄堡窑五代时期曾向朝廷定向烧制瓷器。宋代是耀州窑的鼎盛时期。发现宋代作坊40余座，瓷窑近30座，生产规模较前成倍增长，窑炉也较唐、五代时期大。宋代耀州窑以烧造青釉瓷为主，划花、刻花及印花为主要装饰手法，达到其烧造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成为我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进入金代，窑场范围扩大到陈炉地区。金代耀州窑仍以烧造青瓷为主，同时兼烧黑瓷、白瓷等。元代烧制的青瓷以姜黄釉为大宗，其釉色、造型、纹饰和工艺技术与五代、宋、金相比变化较大。

1999年，西安草阳村唐礼泉坊遗址内4座三彩窑址的发现，证实长安城内也有三彩烧制作坊，其年代大致在天宝四年前后的几十年中。近年勘察的富平桑元窑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发现陶窑40余座，出土大量建筑砖瓦，系修建渭北唐诸陵的官窑。唐长安城内也发现有几处砖瓦窑址，如大明宫内含元殿遗址中就发现有21座砖瓦窑，直接为大明宫的修建提供建材。

陕西境内石窟及摩崖造像共发现近150处，其中北朝16处、隋唐40余处、宋金元各代90余处。北朝石窟多在陕北地区，隋唐石窟多分布在关中西部和延安地区，宋金元则主要分布在延安地区。2007年在安塞县城附近新发现北魏或西魏石窟5座，其中4号窟内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浮雕佛传故事。彬县大佛寺是最大的一处唐代石窟群，有初唐至明代的洞窟130余座。千佛洞和罗汉洞造像最能体现盛唐艺术的特点。麟游慈善寺石窟和麟溪桥窟龛群是目前省内保存最好的石

窟群。陕北的隋唐石窟一般规模较小，较为典型的有铜川金锁关造像龛、富县石弘寺石窟、洛川寺家河石窟等，其中洛川寺家河石窟保存有罕见的盛唐以后密宗造像，颇为珍贵。以子长县钟山石窟为典型代表的延安宋代石窟技法纯熟，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成为陕西石窟艺术的又一个高峰。其窟内有北宋纪年题刻多处。 1985年临潼新丰镇姜原村发现唐庆山寺舍利塔基下的地宫，出土线刻石门、地宫壁画以及“上方舍利塔记”碑、石刻舍利宝帐、银椁金棺和数十件保存完好的舍利容器和供奉器物。

1987年法门寺塔基地宫的发掘被认为是建国以来的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文物多为晚唐和盛唐时期遗物。晚唐文物在出土的“衣物帐”碑上有详细记录，施主有唐代皇室成员、官员、僧尼等。除大批皇室供奉的金银器外，4枚佛指舍利的出土被视为世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秘色瓷的发现和确认使有关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为中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金银器錾文和物账碑，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

武功县报本寺塔地宫和白水县妙觉寺舍利塔地宫是陕西境内发掘的2座宋代佛塔地宫，分别清理出舍利容器和其他文物。

唐代金银器也是陕西隋唐考古的重点课题之一。1970年何家村发现窖藏唐代金银器205件，出土有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乐工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镂空银熏球等多件，埋藏时间约在德宗时期。1987年在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内发掘出金银器121件(组)，主要为生活用具、供养器和法器三类，是唐代金银器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金银器制作年代明确，器物名称、重量、制作者等都有明确记载，为中晚唐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分期意义上的标准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院的研究人员在超负荷完成我省的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任务的同时，还分别受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物局委托，先后参加了西藏古格故城、萨迦寺、托林寺、青藏铁路西藏段，重庆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河南段、湖北段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受香港中文大学、古迹办邀请参加香港的考古发掘；受越

南历史博物馆邀请，与四川考古研究院一起，参加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的发掘。这一系列的合作发掘研究工作，即增进了我院与国内外专家和兄弟单位的友谊，也开阔了我院研究人员的眼界，提高了研究水平。

三、陕西考古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综上所述，陕西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回顾历史、纵览全局，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加大力度改进、补充和完善。

研究理论的探索和完善是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的基础，也是目前的第一要务。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同为中国考古学的子学科，在理论、对象、方法上，既有共同的基础，又有程度不等的差异，因此中国考古学理论的研究、考古学各子学科理论的研究应是学科发展进步的必然。在这一领域里，许多考古界前辈专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陕西的同仁应当迎头赶上。

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分析技术方法—地层学、类型学的移植使用，考古学才有了为达成自己人文目的的两种成熟的研究方法。只有不断地接受新方法，采用新技术，学术研究才能继续深入。目前我们虽然在新方法、新技术的使用上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也取得过一点成效，但不普遍、不系统、不能持之以恒。今后在田野考古调查中，要坚持使用航空和遥感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处理资料，提取信息。在考古发掘中，要广泛使用电子全站仪等建立工地测绘坐标系统，采集数据；在考古资料采集中，要在重视传统资料收集的同时，注重系统采集植物、动物等所谓“自然遗存”；在考古资料分析中，要扩展分析方法，更新分析设备，加大各类遗物分析标本的种类和数量，注重沉积环境、埋藏学等的现场分析；在研究资料管理中，要逐步建立、完善田野资料的计算机数据库；在研究方面，要重视和扩大多学科结合，注重基建考古工作的课题研究，加强大遗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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