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执政 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文化多元而提倡儒家思想，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 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以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即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是无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在社会中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

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 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2/3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苍蝇”，既有因受贿 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元贿赂而被判刑的。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用了7天。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参与非法赌马而被清退。

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

“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二是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法定案的难题。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其次，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再次，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与我国特别是广东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政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廉政建设经验尤为值得学习借鉴。

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方式。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断健全完善服务群众制度。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群众中的带头、推动、监督、保证作用。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健全信访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整顿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突出问题，加大对干部作风状况的明察暗访工作力度。

推进反腐倡廉重大基础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展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探索新任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出台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规定接受礼品的场合、价值、种类等，明确接受礼品范围之外赠送的报告、上交、返还、购买等程序。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吏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重点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坚持民主推荐的基础性，规范推荐程序，尊重推荐结果，做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注意综合考量。加大对选人用人重大失察失误等问题责任追究力度，让用人失察问责成为一

种常态。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对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建立一批能够直指问题要害的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的监督。

提高发现腐败概率和打击精准度。制止犯罪不在于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被发现、被处罚的概率是否高。要规范受理申诉或举报程序，对举报的受理、移送、查处、答复等程序以及每个程序的时限作出规定。充分发挥网络揭露腐败、强化监督的作用，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推动贪污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国家立法，对重大案件的举报人实行保护计划。建立反腐咨询制度，设立专职对群众行使反腐败民主权利的咨询指导机构，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贴支助制度，设立奖励举报基金，对突破重大案件有功的署名举报人进行重奖。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加大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建设廉洁高效、具有较高权威的监督体系。一支廉洁高效、相对独立的队伍是反腐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要按照教育、惩治、预防、监督等基本职能调整力量，整合资源，优化机构设置，确保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办案。整合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形成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同级纪委统一指挥，按干部任免权限行使办案管辖权，分区域、分行业的集中办案工作机制。在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强化上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任命。紧密围绕信访举报处置权、案件检查权、案件定性量纪权、纠风执法和效能监察权、干部选拔任用权等，建立健全纪检监察权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打造廉洁诚信社会文化。廉洁的社会文化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支撑。科学制定教育策略方针，规范对反腐倡廉党纪条规的定期宣传，防止反腐倡廉教育简单化庸俗化。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党员干部，实施分类教育，采取启发式、互动式和动态立体的高科技手段等开展教育，解决要求的统一性与个体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注重发挥社会秩序规范建设对实现持续廉洁的重要作用，大力培养公民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让秩序、廉洁、诚信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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