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理论基础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摘自《社会工作概论》（李迎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其理论基础具有综合性。以下我们主要介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或直接影响的一些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学说即构成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学的社会福利理论

（一）社会学的社会福利研究的演变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早期社会学家一般都不太关心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及斯宾塞等从实证的观点及社会有机论出发，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结构，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关联性、互赖性及整合性，以此暗示社会的持续特质与稳定形态。而以解决社会不稳定为对象的社会福利，被视为是短暂而过渡的矫正行动。社会问题解决之后，社会福利亦当随之消失。斯宾塞就曾严厉批评社会改革的方案。在他看来，慈善性的社会改革方案，其作用不外在于阻碍社会进化的规律。后来的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及韦伯等，对社会问题不是不感兴趣，就是对解决问题的改革行动持怀疑态度。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颁行一系列社会保险政策，开创了通过政府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继之，欧洲各国陆续制定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政策。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把发表于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提出的理想付诸实施，开创了现代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的新纪元，亦开启了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化阶段。

不过，在1970年之前的欧美福利理论研究，研究者只是试图从欧美社会福利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归纳出一些简单的分析模式，其所抱持的观点，除了秉承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福利研究漠不关心的态度，其记述社会福利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必需性，正如牛津大学的弋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在1962年所批评的，完全是一种“为解释而解释”的观点。只说明了社会福利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事实，即“社会福利存在的状况”，而未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存在”以及“如何存在”。①

这种局面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转变。社会学家开始摒弃传统上社会学不重视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的态度，为当时欧美积极且广泛的政府干预社会福利服务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这一研究是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能主义开启的，其他学派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亦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领域。这里我们仅对结构功能主义及冲突理论的社会福利理论一简要述评。

（二）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1、功能主义思想的演变

功能主义所探讨的，是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结构、过程和方法等。它从整体的观点和静态的角度出发，认为欲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必须从对社会整体的探讨入手。因为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是由社会所影响的，社会体系的子系统（sub-system）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依附于整个社会体系的功能而存在的，并促进社会体系的整合。

早期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及迪尔凯姆等，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功能主义的内容。但功能主义的直接提出者是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他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功能是为了达到社会秩序，联结社会关系，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内才能达成。“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体系内不同部分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功能”指的则是不同部分所扮演的角色，以使体系能够有效率地整体动作。伴随人口的成长产生了社会分化，社会关系趋向复杂，因之需要复杂的社会体系来维持全部体系的整合功能。

继早期功能主义学者之后，帕森斯、默顿（R.K.Merton）、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莫尔（William Moore）、斯梅尔瑟（N.T.Smelser）等对功能主义理论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帕森斯是将功能主义更系统化的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体系”才是社会学所要探讨的主题，惟有透过社会体系的理论才能建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社会中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体系，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功能性目标。而社会体系的功能性目标分为四种，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及潜模式维持（latency）。帕森斯在建构社会体系模式时，着眼点为共识（consensus）、均衡（equilibrium）和整合（integration）。

默顿在批判帕森斯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修正功能主义”。他不

认为社会体系中的不同部分必然是相互依赖的，指出这种相互依赖的情形只能存在于某种特殊的关系之中。他亦反对社会体系趋向稳定与均衡的观点，认为个人的某些行为对社会稳定和均衡反而有破坏作用。默顿将此称为“负功能”（dysfunctional）。他还指出了帕森斯理论中视“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对社会体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的偏颇，以为这种假设忽略了“结构因素”如何影响这些体系内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社会中，其形式可能有所差异，但却并不影响其功能的发挥。戴维斯和莫尔的功能理论则着重于社会如何透过结构阶层化体系来达到功能的发挥。戴维斯和莫尔的功能理论则着重于社会如何透过结构阶层化体系来达到功能分化的目的。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得不同的奖赏和报酬，也取得不等的权力，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阶层借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他们的理念亦旨在证明由于社会分工和阶层化过程而出现的不平等似乎是所有社会必定存在的现象，因而是普遍的。

斯梅尔瑟的功能理论应用了“结构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后被引用来解释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体系、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由于逐渐僵化而无法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同时外在社会的需求需要组织体系改变其功能，社会体系本身势必产生分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重新适当有效地发挥功能。

2、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就出现了一种从功能主义出发的社会福利理论，被称为“社会行政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这一理论把社会福利视为解决社会失调或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以维持社会的整合和秩序。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政府社会福利，以及这些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该理论认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了为解决人类社会贫、愚、懒、脏、病等“五害”，因此乃有维持政策、教育政策、就业安全政策、住宅政策以及健康政策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社会行政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设计的，其理论假设的基础十分简单，解释力也比较弱。而且该理论只重视工业社会福利制度的分析，因而限制了这种研究观点的比较能力，特别是工业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的比较研究。

帕森斯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及后来学者对其进行的修正补充，为社会福利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完善的理论框架。持新功能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者将社会福利视为政府的一种积极的干预措施。政府透过社会福利服务来干预解决社会

问题乃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功能必要性”，是为了达成社会体系的整合功能。帕森斯、默顿、斯梅尔瑟等对政府透过社会福利干预解决社会问题都持相当支持的态度。这一态度与早期功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功能主义社会福利学者将社会福利视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导致社会福利项目与模式发展与演变的基本原因还在于经济与技术方面的因素。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卡特莱特（P.Cutright）、里姆林格（Gaston Rimlinger）及加伦逊（WALTER Galenson）等人的世界范围的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模式演变的比较研究一再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高度相关。而人口结构、都市化因素及政治结构等也与社会福利有密切的联系。卡尔（Clark Kerr）在其1962年于伦敦出版的《工业主义与工业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一书中则强调技术因素在福利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卡尔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原子本质的趋势。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如原子扩散一般，逐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从前工业社会的慈善福利和家族福利，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职业（企业）福利和国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发展是种原子本质的趋势。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如原子扩散一般，逐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从前工业社会的背着福利和家庭福利，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职业（企业）福利和国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发展显然是有阶段性的。而工业技术的发展，成为决定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先决条件。

虽然以上观念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却提供了一种解释工业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

虽然以上观念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却提供了一种解释工业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

综合考察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可见，他们一般是从“功能必要性”的角度出发剖析社会福利模式的发展与演变的原因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福利国家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两种结构因素的影响，第一种即社会结构本身的“成长过程”，第二种即“结构变迁”。“成长过程”指的是社会成长的能力，其中心因素为经济力量，以及改变结构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加速了社会的成长变化。“结构变迁”包括组织和制度的变迁，其变迁的方向势必导向“结构功能分化”。而此结构功能分化导致社会规范的松弛及社会流动的迅速增加，结果引发社会的问题和压力。

从结构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至少以下三种推动着社会的变迁使其走向分

化：其一是工业化，它促进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成长；其二是都市化，人口向都市集中，带来新的社会压力，如规范解体与新的社会需求；其三是科层化，政府科层组织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机会不断增多，导致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参与对政策形成的压力。受此三种结构功能分化因素的影响，社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福利需求，如工业社会中劳工因工作条件和环境改变而引起的问题；缺乏劳动能力人群如老人、残障人员及儿童等福利保障问题，原本这一问题由家庭来解决，但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家庭功能的式微，上述人群必须由其他福利机构来照顾；都市人口的集中，造成对公共设施如住宅、卫生设备、交通等的严重需求等等。这些问题或需求形成问题压力，它透过民主政治的参与来影响政府政策，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求。因此，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社会福利的发展，其结论必然是，社会福利的兴起和发展乃是结构功能分化后的功能性反应。

功能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达于全盛不是偶然的。在50至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并处于优势研究地位。 这一体系的理论假设趋向于保守和支持既有的社会秩序。由于社会福利传统上的保守本质，使得从功能观点来解析社会福利的意义似亦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由于功能观点迎合了社会政治优势团体的的需要，并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提供功能理论学术研究的环境，

理论学术研究的环境，借此来合理化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权利基础，同时亦借此来解决工业社会所发生的问题。

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具有合理的成分。它视工业化与都市化为社会福利之因，愈是工业化的社会，其社会福利愈趋相近。这种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业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逻辑联系。既然社会福利由工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来决定，那么，各国就应当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其相应的福利项目。功能主义视政府透过社会福利干预社会问题为理所当然，亦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社会福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功能主义福利理论在强调工业化等因素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福利所具有的主观性质，因此就难以解释例如中国在其工业化之初何以能够建立起城市工业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问题。这一理论的构建者希望创立一种社会福利的“大理论”，并以此诠释所有社会的社会福利及其发展，因而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采取了“异中求同”的方法忽略了社会福利的差异本质。此外，功能主义的福利理论对社会变迁和发展未作充分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kv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