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东岳论丛Ｍａ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ＤｏｎｇＹｕｅＴｒｉｂｕｎｅ）戤滋翟滋滋潮厂———————————————————————————～

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宋锡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邵雍学术思想以先天易学为主题展开，后世对邵雍学术思想的解读则偏重于其象数易学，而对于其内在的新儒学思想的关注则相对不足。同时，学者对其易学思想的解读亦是偏重象数方面，有失于一偏之嫌。又加之邵雍易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一步步加重其流传之困难，其对于新儒学的奠基作用也难以彰显。

［关键词］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３５３（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８—０６

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其学术思想文本主要是其《皇极经世》（亦名《皇极经世书》）和《击壤集》，尤其是他的《皇极经世》，一反传统的易学阐释模式，分易学为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视伏羲画卦前的易学为先天易学，亦称伏羲易，文王、周、孔系辞作传后的易学则被其称为后天易学。先、后天之间，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明体以达用，通过复杂的象数推演，来阐发其由后天工夫体证先天本体、穷理尽性以臻于内圣外王之境的新儒学思想。Ⅲ从表述形式与内容上看，邵雍学术思想以先天易学（亦被称为先天学或先天象数学）为主要表述形式展开，由阐释易学来阐发其新儒学思想。从学术史上看，邵雍先天学思想的流传，一方面有赖于朱熹、蔡元定等人推阐，朱又影响俞琰，俞琰则对邵雍的先天易学向道教易学方向作以发挥；另一方面．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人视俞琰等人的发挥为邵雍先天易学，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指责与评判，则在很大程度上对邵雍先天易学的流传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

一、先天易学遭遇的两极态度

邵雍的先天学思想，在宋代就遇到认同与反对的两种对待态度。

程颐对邵象数易学实不甚看重，称“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②（《二程遗书》卷七），谢良佐也曾引言“尧夫易数甚精……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明道云‘待要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丁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删程颢亦曾对其弟子说：“昨日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惜其无所用于世。”（《二程遗书》卷七）这主要是针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而发的。程氏兄弟虽然对邵雍之学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邵雍之学博大精深，故有赞邵雍之言“张子厚（张载）、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二程遗书》卷三）。

而作为程门弟子的杨时，对邵雍易学却持肯定态度。其曾赞邵雍之学曰：“康节先天之学……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盖尝玩之，而浅识陋闻，未足以扣其关键。”＠杨时虽知邵氏之学有高明之处，但却不能尽之。另外，程门的另一弟子——尹焊对邵雍之学评论至为贴切，他说：“康节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如陈叔易赞云‘先生之学，志在经论’，最为近之。”＠对邵雍之学多有否定的还有南宋末的黄震，他说邵雍之学几近穿凿，非当世之务：

康节先生才奇学博。探赜造化，又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若康节所谓先天之说，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者凡二章（指《系辞传》中的“易有太极”章与《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章）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嘞。

此处黄震持论有欠公允，其所谓“未见其确然有合者”，是不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３２０８００６３）。

［作者简介］宋锡同，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这里的新儒学，主要指宋明以来区别于汉唐以注疏为主要表述方式，而以明体达用、穷理尽性为指归的新儒学，又被称为宋明理学、道学。出于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新儒学”这一称呼。

②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儒家类》。注：本文所引用的四库全书文献，均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下同。

③谢良佐：《上蔡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需要指出的是，此处谢良佐赞邵雍“易数甚精”、“指一二近事＂－３面可验”之类话语是世俗中神化邵雍之语，不必当真。

④徐必达：《邵子全书》卷二十四．明万历丙午年刊本。

⑤参见于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第２０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⑥黄震：《黄氏日抄》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儒家类》。

４８

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认同邵雍易学对《易传》两章的发挥，同时“康节既没，数学无传”之语更是无见于南宋以来张行成、祝泌等人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黄震并进一步借朱熹的话来非议邵雍之学：“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①。则学者宜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黄氏日抄》卷六）黄震所论，无见于邵雍以阴阳消长模拟天地变化之道，解易阐儒之理路，诚为多数误解邵雍之学之代表言论。

继朱熹、蔡元定之后，推崇邵雍之学的也大有人在１。魏了翁赞邵雍易学云：“先生以易观心而得于心，其方圃《皇极经世》诸书消息阴阳之几，贯融内外之分，盖洙泗后绝学也。”②明人黄畿称“邵子之学，其仲尼之学乎？仲尼之道，其伏羲之道乎？”（《经义考》卷二七一）清人王植亦赞“邵子内圣外王之学，其于天地万物之理究极奥蕴，古今治乱兴衰之由，洞如指掌。”③同时王植肯定邵雍之学是对易学的发挥，“康节理兼乎数，大《易》之传，为能独得其宗……”㈤可见王植对邵雍之易的了解较为深刻。

宋元之际的黄瑞节在诠释周、邵、程、朱、蔡等人之学时，曾指出邵雍的《皇极经世》的流传多赖朱、蔡二人的阐发推崇．他说：

其书远过《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源于《易》，书中引而不发。……西山（蔡元定）始终以《易》疏其说，于是显微阐幽，其说大著。学者由蔡氏而知《经世》，由《经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邵子全书》卷二十四《附录》）

确实，邵雍《皇极经世》的流传，与朱熹、蔡元定等人的大力阐发有关。而此处黄瑞节所论，切近邵易之大旨。

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中也说：“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渭《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学可以列圣门，正不在此。”（萤此论可谓看到了邵雍先天易学的独到之处，而邵雍之学之所以能够被传承也多赖于此“别为一家”的学术风格。

但，对邵雍先天象数易学的非议也一直未停，尤其在有清一代，攻击邵雍先天之学者更成规模，如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他们或站在考据学的立场上，或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指责邵雍离开《易传》做阐发，并因邵雍思想渊源中有道教易学成分而将之归于道教大加斥责，这更使邵雍先天学思想的传播遭遇阑难。

有鉴于邵雍先天易学流传的复杂问题，以下拟主要从朱熹、蔡元定、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对邵雍易学思想的评论人手，来考察邵雍学术思想的流传问题。

二、诸儒论先天易学

１、朱熹、蔡元定、俞琰等论先天易学

在邵雍之后的历代大儒中，较能得其先天易学大旨的当属朱熹，他推邵雍的先天易学为“易外别传”，并大力推阐邵雍的先天易图，也正是他的褒赞、阐发使邵雍之学得以延续并产生较大影响。朱熹著《易学启蒙》（实为与蔡元定合著）、《周易本义》，从中调和象数与义理。总体来看，朱熹对邵雍易学的评论即阐释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朱熹肯定邵雍对先天易学的阐发，肯定画前之易的存在。他说：

是皆自然而生，瀵涌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势，而天地之文、万事之理莫不毕具，乃不谓之画前之易谓之何哉？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日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义⑥。

朱熹于此对邵雍先天易学解释的最为透彻，所谓面前之易乃谓Ｊ田．前之易理，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卦Ｉ田ｊ是人为模拟出来的，其本身不是画前之易，其所模拟的义理才是真正的画前之易。在朱熹看来，伏羲六十四卦即是如此而来的，他又说：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作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盖本不烦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于其间也④。

因此，朱熹强调，先天易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圣人作易的根本，把握其中的先天之理比穷究《周易》卦爻辞之文字更重要。

其次，朱熹点出了邵雍之易实为“易以道阴阳”之典范。他认为邵雍《皇极经世》一书为“推步之书”，即言历理阴阳之书，而非推命卜筮之书，他说：

《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其书与《易》自不相干。⑧

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

①参见《晦庵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书》，“康节说伏羲八卦，乾住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时更定此位。其说甚长，大既近于附会穿凿，故不曾深留意。然《说卦》所说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晓然，且当阙之不必强通也。”邵雍言易确有穿凿附会处，但不能以此全盘否定邵雍之学尽为不切实务之学，黄氏此论过于偏颇ｊ

Ｉ朱熹、蔡元定对邵雍之学的推阐，因篇幅较大，下文另作详论。

②朱彝尊《经义考》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四?目录类一》

③④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首《书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

⑤黄宗羲著，黄百家、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４４０页，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⑥⑦朱熹：《答袁机仲》，《晦庵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

⑧朱熹：《朱子语类》卷一－ａ（邵子之书》。另，此处又言邵雍《皇极经世》与《易》不相干，乃指邵雍先天图式别为一套，与传统易学有别，实际上《皇极经世》亦非卜筮之书。

４９

东岳论丛Ｍａｒ．，２０１ＪＶ０１．３２Ｎｏ．３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ＤｏｎｇＹｕｅＴｒｉｂｕｎｅ）

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其书与易自不相干。①

朱熹有见于邵雍《皇极经世》一书以一元消长来言天地成毁，纳天地万物于阴阳消长之大化流行中，由十二辟卦的阴阳消长，来推阐天地盛衰消长。因而邵雍之学在朱熹眼里乃推步之书，不是卜筮之易，故亦称之为“易外别传”。应当说，朱熹以为邵雍之书非卜筮之书是对的，邵雍之学本质上是就阴阳消长来比拟事物变化，万物都无所逃于阴阳消长之理，但这不涉及吉凶祸福问题。因此，朱熹另一方面又言邵雍“却就中推吉凶消长”是有问题的，如其说邵雍“就中推吉凶消长”，不如说是“就中推阴阳消长”更恰当。、

再次，朱熹并不因为邵雍易学思想有源自于道教易学而否定其自身价值。他看到了邵雍先天图与元会运世说的实质均是在谈阴阳消长之理，并进而赞邵雍一分为二法为洞见八卦形成的本源，称之有“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易之心髓，全在此处”。因此，他称邵雍的推天地万物之数的方法只是“一分为二法”。而邵雍就是用这种一分为二法来观万物之消长盈虚，他说：

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太玄》以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无非以三敷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②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又从里面细分出去。⑨

凡物才过到二之半时。便烦恼了盖以渐趋于衰也。

谓如见花方蓓蕾，则知其将盛即开，则知将衰，其理不过如此。谓如今日戌时。从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

从此推下去，至人消物之时。（鱼）

邵雍这种以阴阳消长推青事物发展变化，而其中有关天地万物有终始成毁的思想却让朱熹指其近于佛家，但也脱不了阴阳消息：“康节之学近似释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虚者言之。”（《邵子之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但，朱熹并未因邵雍之学有近佛教之处而否定之，而是进一步指出邵子之学重在“明理”。就邵雍观天地阴阳之消长而论，如花之由蓓蕾待放以至盛开、凋谢，为其尽性至命之过程，唯能观物则尽其理。

朱熹以为自己所阐发的先天易学只是就邵雍的先天易学而言，是子Ｌｆ－Ｉ义理之学，他说先天学“非熹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答袁机仲》，《晦庵集》卷三十八）。正是因为对邵雍先天易学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朱熹赞日：“邵氏先天之说，则有推本伏羲画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当率尔妄议”（同上）。并指出：“易外别传，非专门研究其说者，不能得其端绪”⑤。而后来指责邵雍先天学者象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人恰恰是对邵雍之学缺乏专门研究而发论。

与朱熹关系密切的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亦多有深究，《易学启蒙》即为他与朱熹的合著，其个人则著有《皇极经世纂图指要》，赞邵雍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耳。”（《皇极纂图指要?前言》）《纂图指要》除对邵雍先天易学进行阐发外，还保留了大量有关邵雍的先天易学图，颇有参考价值。明胡渭编撰《性理大全书》时将之与邵伯温《皇极系述》一并收入邵雍《皇极经世》中，明代以后邵雍先天学的流传多赖此书。清李光地编撰《周易折中》时指出：“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⑥邵雍先天易学的流传确实有赖于朱、蔡二人阐发之功。

另外，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肯定，对宋元之际的俞琰影响很大。俞琰极为推崇朱熹对先天易学的阐发。他评价朱熹的《周易本义》说：“逮夫紫阳朱子《本义》之作，发邵、程之未发，辞必本于画理，不外乎象，圣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⑦因此，他在朱熹之后进一步阐发邵雍先天易学，但其旨趣却是用先天之学，解说道教经典，进而用道教思想印证先天之学。如他在《后序》中说：“《易外别传》一卷，为之图，为之说，披阐先天图环中之极玄，证以《参同契》、《阴符经》诸书，参以伊川、横渠诸儒之至论，所以发朱子之所未发，以推广邵子言外之意。”＠此处即用邵雍的先天图式来解释道教的丹道炼养理论，最终把邵雍的先天易学引向道教方向而发挥之。其著《易外别传》、《周易集说》，又提出大量易图。

恰恰是俞琰将邵雍先天易学向道教易学方向上的发挥，使得后人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理解越来越偏离其易学本意。又，比俞琰稍前的张理著《易象图说》三卷，在推阐邵雍先天图书易学同时又造出大量易图，此后对先天易图的发挥大有泛滥之势。因此，一定程度上清代诸儒站在考据学立场上批判邵雍象天象数易学，实际上是在批判被俞琰、张理等人偏向发挥之后的“先天易学”⑨。

２、王夫之论先天易学

王夫之因其切身历史遭遇，有感于明亡之痛，极力反对宋明诸儒空谈心性之学，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总结。在易学思想领域，他继承二程、张载义理一路的同时，却以蹈虚的姿态对待邵雍、朱熹的易学思想。但，其对邵雍先天象数易学的批判多有不中肯处。

首先，王夫之从其儒家立场上出发，视邵雍先天易学为

①㈣《邵子之书》，《朱子语类》卷一百。

⑤《皇极经世索隐?提要》中四库馆臣引朱熹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

⑥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

⑦⑧俞琰：《周易集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易类》。

⑨朱伯毙先生亦指出：“元代俞琰从道教的立场肯定其学说，认为先天图是对陈抟炼丹术的阐发。俞氏此论，颇有影响。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据俞琰说，认为邵雍的先天图乃道教《参同契》的发展，进而否定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二卷，第１７１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０

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佛老之流而加以痛斥。他批判说：

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日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日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干顺坤逆而相遇于始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于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给，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数？①

此言邵雍先天易学乃是道教易学，归之于占卜之流，并赞同程氏不从其学，而责朱熹之推阐。而在王夫之看来，自己此举是更是站在周孔之道的立场上捍卫“文王之易”，对于邵雍偏离圣道携道教之术人于易学，必须廓清之。因此，他说：立一有方有体之象以言易，邪说之所由兴，暴行之所由肆．人极之所由毁也。魏伯阳以之言丹术，李通玄以之言华严，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争托焉，故学易者不辟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同上，第６５１页）。

此处，王夫之指邵雍易学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源于道教，而是视其与道教无异。

其次，王夫之对邵雍推数及理之举也不认同。本来，邵雍推数及理，用以模拟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正是他对象数易学的发展。王夫之则坚决反对，极力否定邵雍的象数之论对复杂变化的概括作用，尤其对于邵雍的“加一倍法”，王夫之给与了更猛烈的抨击，斥其“穷大失居而引人于恍惚不可知之域”（同上，第６７９页），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数字游戏。公允地说，王夫之于此主张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加一倍之数来范围天地之变化，是有见地的，毕竟大道流行不为典要。但，当他将邵雍之象数易学冠以黄冠者流炼丹修命之术或者是匹夫匹妇卜簸求吉凶之技，则是对邵雍易学的片面误解。

再次，王夫之还将本不属邵雍易学中的内容加之与他并予以挞伐，如他说：

邵康节阴用陈抟之小道而仿丹经，遂使“天一生水”

云云之遁词，横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为理数，……

是释经之大蠹，言道之荆棘也，不容不详辨之。②

本来，邵雍的《皇极经世》中几不见言五行之处，把“天一生水”之论加在邵雍身上，则更是张冠李戴，这并不是邵雍先天易学中的思想。③

总体而言，王夫之对邵雍象数易学的批判与否定，既有义理派立场上对象数易学的不认同。更有其站在卫道立场上以崇实黜虚的精神来批判佛老的精神流露。故而，有见于邵雍先天象数易学有道教渊源，而将其列入老学一脉而否定之，显然是偏激之举。因此，与其说是王夫之在抨击邵雍先天易学，倒不如说是他在抨击道教老学。而用这种态度对待邵雍易学的远不止王夫之一人，还有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

３、黄宗羲、黄百家等论先天易学

如果说王夫之是基于蹈虚的文化批判立场而针对邵雍先天易学进行抨击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站在考据学的立场上对邵雍的先天象数易学展开批判。当然，跟王夫之一样，他也是站在义理易学立场上。

黄宗羲在其《易学象数论》中，不认同邵雍的元会运世说，认为邵雍以其先天象数学言《易》是试图归历法于《易》，且很不以为然，他说：“康节之为此书，其义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奈《易》之于历本不相通。硬期相通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鹘突历书。”（《易学象数论论》卷五）这种看法明显不认同邵雍用阴阳消长来模拟天道运行，或者说是没看到邵雍是在借易学独有的说理模式来比拟天道。在邵雍，卦爻象是工具，是其观物的凭借，所以，他主张作历法者贵在知历理，知道阴阳之所以消长。如果明了这一点，就会知道邵雍是借《易》言阴阳消长，以阴阳消长来比拟天道运行变化，自汉代象数易学以来，均是以此来推明天道的。黄氏只以为邵雍在牵强比附，用《易》来比附历法，却没看到易与历法的相通处在阴阳消长之理上④。

黄宗羲有见于邵雍象数易学之明显象数特征，以为象数与《周易》并不相干，力图一举廓清之。如其言：“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⑤因此，他极力否定邵雍先天易学中的象数内容，有此先入之见，自然视《易》与历书不相通。

黄宗羲跟王夫之一样，因见于邵雍先天易学有源于道教易学之处，而归其于老学一脉。其论邵雍有关“天根”、“月窟”说时指出：

邵康节之意，所谓天根者，性也；所谓月窟者，命也。

性命双修，老氏之学，其理为《易》所无，故其数与《易》无与也。（《天根月窟》，《易学象数论》卷一）

①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全集》第一册，第６６９页。

②王夫之：《周易稗疏》，《船山全集》第一册，第７８６页。

③今人唐明邦先生也指出王夫之这是冤枉邵雍之举（唐明邦：《邵雍评传》，第２６３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④对于此类《周易》与历法问题，今人梁韦弦在其《汉易卦气学研究》中指出：“易学作为一种讲阴阳变易之道的哲学，可以涵盖历学的精神，但历法是建立在对天象实测的基础之上的。”并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历法并不是根据“易象”与“大衍之策”之类推出来的，如大衍之数的说法，实际上是以历法说《易》，如果误以为历数出自大衍之数，则是把事情弄颠倒了（详见梁韦弦《汉易卦气学研究》第２０４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７）。粱氏此论颇为中肯，点出历法与易的真实关系，其实，无论是《易》与历法还是《易》与传统中医均有相通之处，即《易》对阴阳消长的形象比拟是历法和中医均可以借来“援《易》以为用”的。这也即历代治历法、中医者每每借《易》比拟的根本原因所在。

⑤《易学象数论?提要》，四库馆臣引黄宗羲自序语。

５１

东岳论丛Ｍａ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移第３期）（ＤｏｎｇＹｕｅＴｒｉｂｕｎｅ）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亦曾指出邵雍先天图出自道教，并跟其父黄宗羲与王夫之一样无见于邵雍的自得之处，而视之为道教之流而加以指责。黄百家认为，邵雍先天图是直接来自道教。他对朱熹过于相信其为伏羲所传大不以为然，并指责朱熹将先天图放入《周易本义》之举为“未免奉螟蛉为高曾”。此论过于偏颇，一方面，邵伯温也说“希夷易学，不烦文字解说，只有图以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但希夷之外，又有邵雍于此“妙悟神契”与“多其所自得者”①，即邵雍不仅仅是简单继承，更有其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对邵雍来说“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②，即从思想渊源上也是承接《系辞》而来的。黄百家只看到了邵雍易学有来自道教易学的一面，而不见其于儒门义理之所“自得”者而简单将其归于道教。

同样对邵雍之易学缺乏深度了解而带着先入之见加以批判的还有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以及毛奇龄、胡渭等人。黄宗炎著《周易寻门余论》、《易学辨惑》，均是针对邵雍先天象数易学而言的，无视于邵雍借《易》阐儒，而将邵雍的先天易学归于道教黄冠者流内。在论及邵雍“卦变”说时。黄宗炎又云邵雍此举是“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事实上，卦变说，邵雍承学于李之才，以此解释复杂的阴阳消长规律，自有其简明易晓之功。至于胡渭，则直接不承认邵雍易学乃先贤之《易》，指责邵雍之学“非古圣人之《易》矣”③。他在其《易图明辨》中所用考据材料之繁富远胜过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但对邵雍的图书易学的指责则不出黄宗羲所论之范围。毛奇龄则于其《仲氏易》中对邵雍先天图的指责多为张冠李戴之论④。

可以说邵雍象数易学的庞杂与后人的多重误读进一步导致了后世学者对他的误读甚至是偏见，而这种误读或偏见，是建立在对邵雍之学缺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

三、邵伯温等人对邵雍先天易学的

偏向发挥

综上诸儒所论邵雍之学，可见，邵雍先天易学的流传，是比较曲折的，而后人对其片面阐发也是造成流传困难的一个原因。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论及《皇极经世》时说：

先儒《经世》全书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记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内元会运世三十四篇，起尧元年甲辰，终五代周显德九年己未，系岁纪事，以验天时人事之得失十

六篇，以声音律吕更唱迭和，为图三千八百四十，以穷万物之数。又有《皇极体要》内、外观象数十篇，子文又著一元消息等，图书甚浩繁，近世不能得起全书，无传其学者。⑤

黄百家此论，一方面指出了邵雍《皇极经世》自身的庞杂与繁琐，是“无传其学者”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在邵雍先天学的流传过程中，邵伯温等人使《皇极经世》复杂化，也是邵雍之学在流传中遭遇困难的一大原因⑥。

邵伯温在邵雍去世后，除将张岷的笔记整理为《观物外篇》加入《皇极经世》外，还将其祖父邵古的律吕声音之学也加进来，同时还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给邵雍的元会运世说进行配卦。今见《皇极经世》的主要流传版本中。无论是《道藏》本还是《四库全书》本，均未对元会运世说配卦。邵伯温推出的“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将元会运世的一个循环即一元十二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配以十二辟卦，进而用来附会历史中的人事治乱之迹。这种做法与邵雍推阴阳消长之机明人事治乱之迹的思路看似相同，实为背离。张行成又继邵伯温之后，对邵雍的元会运世说详细配以六十四卦卦象，循环往复，具体到一卦配一年。

本来，邵雍的《皇极经世》“本诸天道，质以人事”，是从观历史事迹中总结兴衰治乱之理以尽人事之用，这正是邵雍的观物之用。但，邵伯温等人的配卦之举反有画蛇添足之嫌，祝泌曾于《观物篇解》中评论：“夫《皇极》用卦之法出于方外丹经火候之遗意。其歌日：‘用卦不用卦，须向卦中作。及其用卦时，用卦还是错。…⑦很明显，卦以爻之阴阳变化显现阴阳消长变化，只是借用之举，并不能因卦推导出人事的兴衰治乱。故祝泌又说：“年卦同而祸福无一年可同者，主运与主世之卦不同也。是则开物之后闭物之前几万七千二百年中五一年只可同者，宜皇帝王伯之迹无一事可合。”⑧此言一语中的，配卦已违邵雍之意，后人以卦配元会运世，牵强附会以穿凿其间，实无多大意义。

邵雍先天易学主旨在于以《易》明道，以观阴阳消长之理而尽人事兴衰治乱之用。但经邵伯温、张行成、祝泌等人配卦后的《皇极经世》却被引向偏离邵雍原旨的方向，其问邵雍推阐天道以明人事的用心也渐渐隐没不显。可见，配卦之说对邵雍先天易学思想之流传负面影响极大。

①《宋史?邵雍传》中记载邵雍“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见《儒林传一?邵雍传》，《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四库本。

②邵伯温：《易学辨惑》，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易类》。

③胡渭：《易图明辨》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易类》。

④今人郭或先生则有专文考证指出，毛氏对邵雍先天易的指责多是“朱冠邵戴”，即以朱熹所发挥后的先天易图学当作邵雍之学而进行批判，而他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批评更有“近诬”之嫌。见郭或《易图讲座》第４９讲，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

⑤《百源学案下》，《宋元学案》第一册，第５０５页。

⑥实际上，黄百家的评论还揭示出邵雍学术思想流传之困难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不能得其全书”，从现有流传下来的思想文本看，有关邵雍的思想文本并不全面，尤其其弟子张岷整理出来的听课笔记《观物外篇》，不但内文杂乱无序，而且很多地方思想表述并不全面，因此，流传下来的思想文本的缺陷，也是邵雍学术思想流传困难的原因之一。

⑦⑧祝泌：《观物篇解》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

５２

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考论

邵伯温对邵雍易学偏向发挥是不自觉的，他在谈及邵雍之学所以不传时把原冈归结如下：

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盖其所自得也。能兼明意、言、象、数之蕴，而知《易》之体用，成卦立爻之所自……然其学卒无所传，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故当时人亦鲜克知之者，唯以自乐而己（《易学辨惑》）。

邵雍之学“平时未尝妄以语人”，自然是其难以流传的原因之一，更兼邵雍之学术自身体系兼有象数易学的庞杂性，故而使人不易接近或理解。而经过清儒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大力挞伐，其学流传自然愈加困难。

但，在清代邵雍先天学遭遇大肆攻击时，王植的《皇极经世书解》却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王植指出邵伯温、张岷等人解先天易学之失，他说：

邵伯子尝解之矣，然语其精意，子不能受之其父也；

王豫、张岷尝从之学矣，然究其指归，徒不能尽之于师也：后世不无传注之作，而或失则浅或失则凿，不知邵子之书．已往往自为解也。④

“不知邵子之书，已往往自为解”。确是邵伯温等人在配卦之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同时，王植也阐明了自己对邵雍先天学的看法，并指出邵雍之学的精髓在乎其内圣外王、穷极人事之用，而不是拘于数之一隅。他指出：

其理兼乎数，大易之传为能独得其宗。史称先生智虑过人，遇事能前知者，特其学之一端尔。呜呼，邵子内圣外王之学，其于天地万物之理，究极蕴奥，古今治乱兴废之由，洞如指掌。世但知其数学之一端，以致穿凿支离而不得其意者，率由于此。⑤

此论可谓见邵雍阐《易》之用心，王植之解尤为可贵，经过他再度诠释，邵雍先天学在经清初诸儒的抨击之后，其学术思想仍得以继续流传。

综上分析，邵雍先天学思想的流传遭遇的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后诸儒的片面阐发与误读，加之自身象数体系的庞杂及牵强附会的一面。两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邵雍先天易学旨趣一次次在历史的思想洪流中湮没不显，但又幸赖朱熹、王植等人的正面阐发，使得先天学仍得以不绝于世。

四、对邵雍先天易学流传问题的

反思及评价

邵雍的先天象数模式，试图用整齐划一的模式来笼括天地万物，并以此来推演天地变化以尽经世之功用。在此庞杂的推演过程中，为将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及变化一概纳入自己组织的四象体系中，不惜层层比附。如他将历史之事迹纳入他的元会运世说中，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推天道以明人事之旨趣，反而模糊了其先天学的主旨，以至于其《皇极经世》被认为仅仅是推演灾异、附会历史的书籍。尽管邵雍用“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来笼括其《易》旨，但其复杂地推数及理的过程。却越推越暴露出牵强附会的倾向。因此，单就这一方面看，清初朴学家对邵雍先天易学的批评亦不无道理。

正如林忠军先生所指出的，“邵氏不是在诠释《周易》，而是借助于《周易》的符号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故他的思想多与《周易》本义及传统观点不符，甚至相违背”。⑥而且这种与传统《周易》所论述的观点的“不符”之处，也正是邵雍先天易学的价值所在。首先，它突破了传统的注疏模式来阐发易学，强调“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人能用《易》，是为知《易》”，重视易之体、易之用。这种穿越文字解读经典，超越引用讲解的支离之蔽，直追隐藏在万物之后变化无穷的形上道体，进而推及人事的努力，体现了新儒学所强调的明体达用之精神。其次，先天易学虽然表面表现为数的推演，邵雍却由此推数及理，引申至人事之用，把传统象数易学由关注天道而落实以人事，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融合，至南宋熹著《周易本义》大力调和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使二者归一，邵雍的先天易学可以说已开其先。再次，邵雍通过阐发先天易学，藉《易》论儒，落实于儒家的性与天道之学，由此开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北宋诸儒一样，邵雍通过阐发先天易学，以《易》阐儒，融会儒《易》，他在这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对于新儒学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

另一方面，邵雍的学术思想尤其象数易学，固然吸收了包括道教尤其道教易学中的思想，但其主要精神却在于阐发新儒学的性命义理，体现为追求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学，其儒家立场与核心学术价值并没有改变，如果因此归之为道教，甚至自以为是地站在儒家立场上贬斥之，都是有失公允的，这种态度会导致对其儒学思想的漠视。

总体而言，邵雍先天易学在流传中遭遇的诸多困难及受到的诸多指责，同然有后人的偏向发挥与误读有关，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先天易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两方面交织导致了其学术思想流传、发展之困难；同时，邵雍通过阐发其先天易学来构建其儒学思想，在新儒学初创时期中的奠基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朱熹、蔡元定、王植等后儒的推阐让邵雍之学流传了下来。

［责任编辑：杨晓伟］

④《臆说》，《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

⑤《皇极经世书解?书意》

⑥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第２４６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８。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kuc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