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敦煌藏经洞艺术品

第三章 敦煌藏经洞艺术品

第一节 藏经洞艺术品内容概述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偶然发现，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二十世纪最为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永载史册的大事。但是极其不幸的是流沙石室藏书的出土，出不逢时，当时正值内忧外患，清政府奴颜婢膝，八国联军侵华，在新疆甘肃境内有众多的所谓西方探险家活动，也就注定了藏经洞物文献文物的不幸遭遇。石室的开启，引来了当时正活动在新疆一带的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俄人奥登堡等，他们先后来到莫高窟，通过各种欺骗的手段，从可怜而愚昧的莫高窟下寺主持、即藏经洞的发现者和保管人王道士手中劫走了大量的经卷文书，藏经洞文献文物从此四分五裂，流散于世界各地。

本这里只就有关藏经洞发现的艺术品作一简略介绍，因为这也是敦煌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藏经洞艺术品主要仍是先后不同时期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绘画品，如有绢画、麻布画、纸画，也有丝织物如彩幡、刺绣等，又有木雕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藏经洞这些艺术品的发现大多为极其珍贵的艺术品，因为由于这些艺术品特殊的质料在历史时期是相当难以保存下来，更何况是保存有内容和数量如此丰富、历史如此悠久的绘画艺术品，在国内外其他各地极其少见，因此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一、稀世珍宝——“藏经洞”绢画、麻布画

绢画是指绘制于绢上的图画，麻布画是指绘制于麻布上的图画，这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种常见形式。藏经洞发现绢画共计约有近四百副左右，麻布画共计约有二百副左右，这些绘画品现主要分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三处，俄罗斯也有为数不少的藏品，另在中国各地、日本、美国等地均有数量不等的收藏。这些绘画品时间可上至初盛唐，下至宋中晚期。绘画内容与题材几乎包括了敦煌石窟壁画艺术所包容的内容与题材，有尊像画、经变画、说法图、佛教史迹画、佛传故事、世俗供养人等等。大小不等，巨副画可达二三平方米，小者有仅具几平方厘米的，但均保存完好，色彩鲜艳如初。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敦煌绢画和麻布画，大多为上乘之作，线条刚劲有力，著色适当、协商，在艺术成就上是和敦煌壁画艺术不相上下，二者无论在内容题材，还是表现方式，构图经营、笔法用色等方面均相一致，显示了敦煌壁画和敦煌绢画、麻布画等共同为敦煌绘画艺术不可分割的关系与性质。

敦煌绢画和麻布画的产生，主要是用于供养，是供养人用于进行还愿、敬佛、礼拜而作，这我们可以从画面上所画的供养人和供养人题记得以证明，也可以从大量的幡画作品中得到表现，因为彩幡是专门用作寺院供养的物品。

二、 珍贵的画史记录——敦煌纸本画

在藏经洞遗画中，又有约二百多副纸本画，分藏于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吉美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处机构单位，也就是说有敦煌遗书的地方就有敦煌纸本画的可能性。敦煌白画，不仅是敦煌遗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敦煌绘画艺术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说敦煌壁画、敦煌绢画、敦煌麻布画、敦煌纸本白描画几者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敦煌绘画艺术。这些白画资料大多是散布在藏经洞文献当中，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白描画是画在佛经等经卷文书的背面，当然并非全都如此。敦煌白描画若以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并性质来划分，大体可分为专门用于供养、同壁画、绢画、麻布画的如有各类尊像画等，此类画有纯白描，也有著墨色，也有著淡彩的；专门用于洞窟壁画（或绢画、麻布画）制作的粉本、小样和壁画底稿，此类画有各类尊像画、经变画、说法图、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等，大多十分草率，仅具其形，只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也有部分粉本刺孔，当然同时又有少量样稿画得极其精美；另一种白画是穿插在佛经当中用于解说经文，如佛说千佛名经中等；还有一种白画是表现和图示佛教内容与意义的，如坛城、曼荼罗；至于画工、书手们的信手随意之作也零星可见。各种印本尊像和雕版本佛画，也是敦煌白描画的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画制作简单，又方便易于携带，很适合于人们普遍的供养和尊像崇拜心理，因此在晚唐五代宋时大量流行。

在这些白描画当中，当数第二类最为珍贵，因为大量敦煌粉本、小样、壁画底稿的存在和发现，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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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和了解敦煌洞窟壁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解决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特别是洞窟壁画艺术史上、以及敦煌历代画匠与画院组织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画史上少有的现象。

三、巧夺天工的刺绣与彩幡

藏经洞发现的丝织物中主要有彩幡的三角形幡首、两侧挂悬的幡带，也有用于包裹经卷的经佚，也有用于寺院或洞窟悬挂的长长的彩幡，也有部分刺绣，制作的材料主要有绢、绮、纱、罗、绫、锦等。

四、书法宝库——“藏经洞”写经

敦煌藏经洞遗书可谓是中国古代书法资料库，藏经洞所出经卷文书，主体是墨迹写本，数量达几万卷，又是以敦煌本地为主的分别写于不同地区的，上自东晋，下迄北宋初年达七百多年的书法真迹，绝无仅有。在敦煌写本发现之前，传世书法作品凤毛麟角，极少存在，因此敦煌写本显得犹为难得与珍贵。敦煌自从东晋以来，由于佛教的发展和需要，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自成体系的“敦煌写经体”，这种体是由专门从事抄写佛经的经生首创并相沿系。另外敦煌写经中可以看到出和盛行于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如有魏晋的草书、北朝的隶意仍浓的法体、唐人的楷书、行书和草书等体，又有独特的如飞白体、乌虫书、篆体。同时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如后人临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书法家如王羲之、智永等诸帖的发现，以及敦煌唐以前名家体例的大量存在，等。另外甘肃藏敦煌文献当中，更是书法价值之高，非同一般，因为甘藏敦煌文献大多为早期北朝写本，是其他所藏敦煌文献所不及者，加之甘藏敦煌文献的时间跨度大，各体皆有，特别是有如“简书”向“经书”的过渡体、隶书向楷书转化的“隶楷体”、部分唐代宫廷写经等等，可谓异彩丰呈。此外敦煌写本中硬笔书法的广泛存在又是敦煌为书法艺术史的另一伟大贡献，在敦煌写本中大量的由硬笔写成的汉文和各民族文字的佛经、及各种社会经济文书，时间上也跨越了从早至晚的各个时期。敦煌硬笔书法的发现，证明了在中唐国书法史上，从甲骨文到钟金文、石鼓文、科斗文直到秦篆的一脉相承的硬笔书法的发展过程。

五、方寸之内的敦煌艺术

在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印章文字，大多为河西特别是敦煌历史上的官印，其中又以归义军时期的为多，又其中最为特殊的是诸如“龙兴寺藏经印”、“报恩寺藏经印”、“开元寺藏经印”、“净土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乾明寺藏经印”、“莲藏经”、“显德寺藏经印”等，也有特殊的私印如“李丑儿宅经记”，同时还有如“河西都僧统印”、“沙州都僧统印”等寺院僧职印章，此外几种曹元忠、曹延禄等人的“鸟形押”更是少见之印章，这些均为其它地方和文献中所不见者或少见者，因此显得极为珍贵。

六、木雕艺术

敦煌藏经洞所出木刻艺术品很少，共有二十余件，斯坦因所获品中有一尊彩绘木雕佛像和高僧像。伯希和所获木雕共有二十多件，其中如有一尊彩绘佛像、两尊彩绘天王像、两只小祭坛，以及若干以单块木头刻成的小佛像和菩萨像。另外俄罗斯也有收藏。这些木雕艺术品，造型精巧别致，其手法和题材应是和敦煌洞窟彩塑艺术相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敦煌雕塑艺术。

第二节 藏经洞艺术研究

最早记录和研究敦煌藏经洞绘画品的应是中国人，当时清代末年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其所著《缘督庐日记》中，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二日记有关敦煌石碑拓片、经卷、绢画的一段文字，是最早见有对敦煌藏经洞资料的文字记载，距藏经洞发现仅有三年多时间，那时西方探险家还没有涉足藏经洞资料。其中特别是对个别涉及绢画内容、题记和来源等的记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再就是斯坦因所著《沙漠契丹废址记——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私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n and westernmost china ,by M.Aurel Stein,Macmillam and co.,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1912.)，192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这本书主要是了解斯中亚西域和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探险考古的详细经过的记录，其中也有对发现敦煌藏经洞艺术品包括绢画等的记录。

同年斯坦因又在伦敦出版式了一部对我们来说是了解和研究其所获敦煌绘画品的重要著作《千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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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古代佛教绘画》(The Thousand Buddhas—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by Aurel Stein,London Bernard Quaritch,LTD,1921)版，分文图二卷，挑选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其中的48幅绢画与纸本画，对每一幅画均有详细描述与介绍，是我们最早较全面了解敦煌遗画的著作。书中有艺术史家劳伦斯·宾雍对《千佛图录》的介绍论文《敦煌绘画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一文。1978年日本株式会社临川书店再版了该书，以大型图册的形式出版，同样分文图二个部分。

又在同一年，斯坦因出版了《西域考古记》（又译作《塞林迪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n and westernmost china,by Aurel Stein, K.C.I.E.By arrang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First Edition:Oxford 1921.Reprint:Delhi,1980.)，共五卷，第一、二为文字记录斯坦因的探险活动与收获，第三卷部分涉及敦煌洞窟，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是地图集，其中第二卷主要讲的是斯坦因在敦煌的探险经历，其中涉及绢画等内容、题记、图片介绍，第三卷附有一些学者如宾雍等对敦煌佛教图像等的研究论文。第二卷自第937页始全为发现于藏经洞的绘画品的记录与介绍—即图像志。

192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人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书中简明扼要地讨论了中国印刷术产生的背景、印刷术的发吸的时间与主要成就，西传的进程及其影响。书中附有一些敦煌出土印刷品的图版。

1928年英国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了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记—在中亚、甘肃和东部伊朗考查的详细报告》（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n,Kan-Su and eastern Iran,Sir Aurel Stein,K.C.I.E.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8.），共四卷，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1913—1915年）的正式考古报告。

而对斯坦因所获敦煌绘画品的全面而详实的编目工作则由英国人魏礼完成，1931年大英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联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n the museum of central asian antionuities,delhi.By Arthur Wailey,London,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eseum and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1931.)一书。斯坦因第二次探险于敦煌所获绘画品，根据赞助他此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之间的协议，于1918年由二家瓜分，归印度的部分入藏德里的中亚古物博物馆。在此之前，魏礼为全部收集品编制目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英国博物馆藏品目录，第二部分为德里中亚石物博物馆藏品目录，总共著录五百余件，对每件绘画品的内容作详细记录，并抄录上面的中文题记并译成英文，还简记其颜色、质地、大小及研究文献出处。书前有《导论》，对敦煌绢画内涵作详细探讨。书后附录是两件纸本绘画上所抄《甲戌年四月沙州邓庆莲状》和《乾德四年曹元忠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的英译文。是研究敦煌绢纸绘画的重要工具书。其著录的敦煌绘画品，藏于英国博物馆的部分，已由韦陀在《西域美术》一书中重新进行整理研究；藏于印度的部分，至今未公布全貌。

对敦煌遗画的研究，较早注意到这批重要资料并用以探讨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早在1937年松本荣一先生在其敦煌学巨著《敦煌画的研究》一书中，松本先生对敦煌画作全面而又详尽深入考察，在以洞窟壁画、藏经洞绢画、白描稿为主，对敦煌佛教绘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共收录和利用了其中中的223幅包括绢画、纸本画、白描等，内容涉及敦煌遗画和各个方面。

1940年至1941年东京审美书院出版了由日本人结城素闻编著的《西域画聚成》，共十五辑，五十九叶图版，刊布了英、法、德等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绘画精品，包括如敦煌的绢画毗沙门天王眷属像、炽盛光佛五星图、观世音菩萨像、降魔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每幅均有编者的解说。

1954年法国国立图书馆出版了法人尼古拉-旺迪埃（Nicole Nicolas-Vandier）著《舍利弗与六师外道图卷考（Sariputra et les six maitres derreur）》，对S·4524绘图本《降魔变文》作了深入的考证，此为最早所见对相关敦煌纸本画进行专一的研究，也是我们考察敦煌纸本画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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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由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六卷《历史与美术诸问题》一书中，其中收录有日本著名的佛教美术史家秋山光和先生有关敦煌白描画和壁画中弥勒下生经变等论文，是研究敦煌壁画底稿与洞窟壁画关系最早的文章。

1957年伦敦英国博物馆董事会出版了由翟林奈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By Lionel Giles,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57.），著录斯坦因收集品中S.1—6980和Or.8212/1—195中部分写本以及S.P.1—20号刻本。按文书分类编目，共计22项，其中第21为绘画、图表。其中编目的方式是对每一写本，著录其新编号、汉文名称及威妥玛式转写、卷数、品第、汉文题记并英译，以及书法、纸色、质地、长度，最后是斯坦因编号。书中并附录有专门索引及S编号与新编号对照表。

1958至1963年京都法藏馆出版了由1953年成立的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整理大谷探险队资料的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多卷本，即分别为《敦煌佛教资料》、《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中亚古代语文献》、《中亚佛教美术》、《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其中1962年出版的《中亚佛教美术》中有对敦煌《十王生七经赞图卷》的研究，1963年出版的《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中有对敦煌白描画和壁画中的弥勒下生经变的研究。

1970年纽约出版了美国人罗兰德（Benjiamin Rowland）著《中亚艺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主要探讨了犍陀罗、米兰、粟特、阿富汗、和田、巴楚、焉耆、库车、吐鲁番和敦煌千佛洞发现的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的艺术特征与相互影响等问题。

1970至1995年法国出版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汉文文库》（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已出版有第一、三、四、五册。

1970至1976年出版了由法国韩百诗领导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Mission Paul Pelliot，documents conserves au Musee Guimetet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Documents archeologiques），其中包括有与敦煌有关的如1981—1992年出版的《伯希和石窟笔记》共六册，1970年出版的《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1974年出版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解说》与1976年出版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

1974和1976年法国巴黎阿德里安·梅松纳夫书店分别出版了由法人韩百诗主持，尼古拉-旺迪埃（Nicole Nicolas-Vandier）等编写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解说（Bannie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ees au Nusee Guimet）》和《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Bannie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ees au Nusee Guimet Pianches）》，列为《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第XIV卷，系统整理伯希和敦煌绘画，共注录二百十六号，总共二百十幅作品，内容分五部分，分别注录有关佛像、菩萨像、天王力士像、高僧像和其它形象。注录项目包括顺序号、原编号、名称、质地、长宽度、时代、内容描述、保存状态、有关注记和研究文献目录。对画上的汉文题记作部分汉字录文和汉文转写与翻译。最后是索引和编号对照表，总共有二百八十幅敦煌绢幡图版。

对敦煌白描画进行系统性和专题研究的是饶宗颐先生，1978年法国巴黎出版了饶先生的大著《敦煌白描画（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g）》一书，书中饶先生通过对法藏敦煌白描画的考察和研究，进而探讨了“白描画源流与敦煌画风”，以敦煌白描画为基础，结合中国古代白描画资料，分“白描画与敷彩”、“素画与起样”、“粉本模拓刺孔雕空与纸范”、“敦煌之画官与画人”、“敦煌画像与邈真图赞”、“敦煌画风与益州”等几个方面加以讨论。文中附有戴密微附录《达磨多罗考》，通过一份敦煌白描画探讨汉藏禅宗交涉史上的达磨多罗问题，弥补子饶先生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1982年至1984年由英国博物馆与日本讲谈社联合在东京出版了由英国敦煌学专家韦陀先生主编的《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品》共三卷，选印现藏于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的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得绘画品、丝织品等。第一卷为敦煌八世纪以后的绢画，按佛传图、菩萨像、金刚力士像、天王像排列；第二卷为敦煌十世纪以后的大幅绢画，然后是纸本画和木版画；第三卷为染织品、雕塑、壁画等。每卷有总说及彩色图版、黑白照片文字解说。

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马明达、由旭声编著的《敦煌遗书线描画选》一书，是对敦煌白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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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专题研究的又一专著，书中选编了部分敦煌白描画图录，并作有简单介绍和描述，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更谈不上把敦煌白描画放在艺术史特别是敦煌艺术中去作以讨论，也没有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壁画相联系，因此显得极其单薄。

另外在这一时期，在敦煌研究院从事翻译工作的张德明先生对敦煌白描画作了一些目录和简介工作，特别是他对法藏和英藏敦煌遗画有较多涉及，现藏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有张先生当年对这一工作的译稿和手稿，如有L631/4246《千佛洞遗画》（斯坦因收集品），L64/2642《伯希和劫画录》、L641/4246《敦煌遗画总目索引译文选》（斯坦因劫画录题记汇编）、L641/4246《“描述清单”及索引》、L641/4246《斯坦因劫画录》、L641/4246《〈西域美术〉图录及索引四种》。张先生的翻译和目录整理工作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敦煌遗画的参考。

1986年韩国汉城三和出版社出版了，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著的《中亚美术——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一书，本书刊布了一百二十五幅彩色图版，包括大谷收集品中从敦煌、吐鲁番等地获得的绢画、纸本画、壁画等。

1990年英国博物馆出版公司出版了由韦陀与法瑞尔合编的《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艺术》，内容共三部分：一是敦煌绢画、纸本画和版画；二是敦煌丝织品；三是其它地方的古代文物。书中附有精美的图版并有详细的解说。

1994年至1995年由法国吉美博物馆与日本讲谈社联合出版了由法人吉埃编，日本秋山光和等译的《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收集品》二卷，第一卷与第二卷前半部分为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绘画品的彩色或黑白图版，以佛传图、经变画、净土变、曼荼罗、菩萨像、金刚力士像为序，另有部分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绘画品；第二卷后半部分为敦煌及中亚各遗址出土的艺术品。每卷有总说与详细解说。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以外部分）第十四册出版，其中有一部分即为“英国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及写本上汉文部分”：Chxxxviii005（BMSP03）—Ch00422（BMSP260），虽然本卷的目的不是在于绘画品，但却也是对斯坦因敦煌绘画品的部分（主要是有汉文题记者）的局部图示。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I，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书前分别有孟列夫、府宪展、鲁多娃三篇《序言》，另有陆柏《敦煌纺织品—藏品、年代、工艺技术和艺术内格》一文。1998年第二卷出版。地卷内容主要是来自莫高窟的绢画、麻布画、纸本画，幡画、丝织品等。

第三节 藏经洞绘画艺术研究之意义

敦煌艺术的包容量和其所含盖的范畴是相当广博而丰富多采的，而就敦煌佛教艺术本身来讲，洞窟壁画和彩塑艺术是其最为主要的二个组成部分，沿续了一千多年，历经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十多个朝代的八百多所洞窟，五万多平方米洞窟壁画和三千多身彩塑构成了人类文化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藏。特别是敦煌壁画艺术，洋洋大观，挥洒千年的灵光，可以说是包容了一部中国中古历史的艺术画廊，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和看到历史上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每一步脚印，是一面历史记录的真实镜子，因此可以说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而构成敦煌绘画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即是发现于藏经洞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白描等。

藏经洞敦煌绘画品无论在艺术的风格、内容题材等各个方面均与敦煌壁画艺术是相一致的，同属一个系统流派与组织的绘画艺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了解和研究这一部分绘画显得二者有相同的必要性和意义与价值。

更为值得注意到的是，藏经洞绘画在表现形式和材料上是以诸如绢、麻布、纸等为主，这是敦煌绘画艺术的另一重要的表现形式，大大弥补了洞窟壁画的单调性，也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敦煌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以洞窟壁画为主的同时，其它诸如绢画、麻布画、纸画等也广为流传。成了当地敦煌人们进行佛教信仰和供养的另一重在表达方式。

此外更不重要的是存在于藏经洞遗画中的画样画稿，即洞窟壁画底稿，了解敦煌壁画艺术的制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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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十分有意义和大家感兴趣的课题，而在敦煌洞窟资料和藏经洞的文字资料中均对这些的记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是一片空白，而恰恰藏经洞白描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参资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对洞窟壁画的绘制有了解和认识。 第四节 藏经洞其他艺术品的研究 一 书法研究 二 印的研究

三其他研究 剪纸、幡、经秩、 木雕、刺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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