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还是“文本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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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还是“文本诸人”

作者：王培元

来源：《读书》2014年第09期

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鲁迅在《书苑折枝》里摘录了这两句话，之后议论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集外集拾遗补编》）巧合的是，钱锺书也曾引述过这段文字，并指出：“此言端慤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管锥编》第四册）

曾不满于中国精神的“萎靡锢蔽”，以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鲁迅，赞许的自然是梁简文帝作文“且须放荡”的看法；而钱锺书着眼的，则主要是“立身”与“为文”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的相关章节中，钱锺书征引了大量中外文史资料，以力求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谨严确当的诠释。

“文如其人”，无疑早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话题，人们常常这样说，也这样想；然而实际上，“文”与“人”之间，却远非字面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相互对应的关系。有“正人能作邪文”者，也有“邪人能作正文”者。钱锺书引元好问评潘岳《闲居赋》诗后说道：“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他又引了赵令畤《侯鲭录》中的一则史料：“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其意旨就与后者相同。《文心雕龙》便区分了“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形，指出：“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有记云：“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这与克罗齐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是同样的道理。十八世纪一法国女性还说过，“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钱锺书引述了这些国外的材料后，发出了“文如其人”虽为老生常谈，但亦“谈何容易哉”的感慨。

既然如此，“文”与“人”的关系是否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呢？鲁迅不是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吗？自然，问题也并不如此简单。钱锺书提出了理解“文”、“人”关系的另一种角度：“观文章故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由于元好问知道潘岳谄事太尉贾充，每候其外出，便“望尘而拜”，故径指《闲居赋》之鸣“高”为饰伪“失真”。假如潘岳未作此赋，元好问则只能根据《晋书》本传，了解其人的“乾没”趋炎了。由此钱锺书以为，认识潘岳的“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

文章与为人的关系，绝非孰虚孰实、谁伪谁真那么简单。从“?文章?与?为人?”“各有其?真?”，到“文章”“总失作者?为人?之真”，钱锺书以为是思考的深化，知言辨人者亦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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