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方法》读后感

本学期我们小组共同阅读了大卫莫里森的《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一书，通过小组读书会的讨论以及结合专业课的其他知识，我对焦点小组和拉扎斯菲尔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写道：“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从自然赋予的传播能力出发，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动力推动下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过程。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现代社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19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出现之后，大众传媒不仅成了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各个国家、政党、团体等等都对传播媒介的利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因此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各类经验性方法研究以及实地调查型研究竞相出现，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也呈现出空前热烈的景象。《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一书中，作者便是围绕着方法论上的论证，详尽地阐述焦点小组方法的发展，并从真理探求的高度、而不是技术或程序的角度，去讨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作者在书中写道：

我们常常认为方法是乏味的甚至是无聊透顶的;在任何书或者文章中，关于方法的部分总是被读者一扫而过，他们更关心结果和现成可用的理论。这是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我们使用什么语言决定了我们怎样与世界交流和描述世界。从另一方面讲，方法是我们阐述事情的技术根基，因此不仅仅只是技术，它是研究工作的语言，简洁明了地阐释我们怎么做事情。

作者点出了方法的重要性，提示我们任何研究的成果绝不仅仅是最终的结论，还有贯穿其间的研究方法，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的使用，对方法的重视是一切理论成果的根基。

在阅读中我了解到，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最初来自于社会科学中的量化和实验方法，之后大量的人文学科方法被引入，开始更多地将文本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引发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争论。研究者们认为，定量研究法都是不假思索地直接利用了那些其实还需要基本检验的实证“事实”，而随后焦点小组被默顿发明了出来，伴随着的就是关于这种方法的好处的声明：它可以“解释”通过定量方法收集来的数据，然而就像詹姆斯柯伦的评论，有些研究者过分依赖焦点小组，把它的优点过分夸大，因为这个方法产生出来的数据不能够推广到总体。作者从方法发展的源头说起，回顾历史过程，从“掳夺”、“玷污”两个角度述说焦点小组方法在市场领域以及学术领域出现、消失、又重新兴起的过程，最终，学者们达成统一，即定量与定性两类方法应相互结合，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才可以有效促进研究的发展。

除了关于方法本身的介绍，本书的另一特点便是对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介绍，带读者深入了解了两位学者以及他们的思想，也让我对拉扎斯菲尔德——这个无数次出现在传播学领域的名字，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正如作者所说，人们常常看到拉扎斯菲尔德在边缘领域的创造性，以及在个人层面及更广层面上被压抑的热情。从他的成长环境和气氛来看，阿德勒给予了他很大影响，督促他学习数学，也将他的目光引向了政治和社会生活。阿德勒将自卑视为人格发展的动力，对于自身身份的强烈自卑使得拉扎斯菲尔德迫切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取得成就来证明自己。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单个琐碎的研究会发展处更高层次的普遍理论，而是要通过一系列这样的研究进行整合构筑。

每一个成功的人身后都不乏支持他的良师益友，拉扎斯菲尔德的成长有着许许多多伟大学者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默顿。默顿是文风雅致的作家，是善于改善他人作品的优秀编辑，是"概念创作者的杰出典范"。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写道：默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因其在书写和言谈中对于词语的出色选择而广受敬重。默顿出色的文字运用能力几乎贡献于拉扎斯菲尔德的每一篇著作中，例如默顿交给美国社会学学会的题为《实证研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的论文。

拉扎斯菲尔德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实证主义者”。他与持理论取向的默顿友好合作，试图用其“中层理论”设想来弥补经验研究理论化力度不足的问题;他曾在广播研究中积极吸纳阿多诺进入，期待批判研究视角能够为经验研究注入新的力量。拉扎斯菲尔德不愧为对后来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影响最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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