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读书笔记)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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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论点和论据分析

周立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明确的观点：

1、中国经济的特色，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

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或者如政策文件所表达的，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在配置资源上，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而非市场，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双轨运行。

在论述中，周立利用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得出中国政府一个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资本化。周立认为，发展的本质，总结为资源资本化，而改革的本质，则是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因此，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周立提出，要实现资源的资本化，首先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化，之后才有可能在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轨运行中，将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带来经典定义上的发展。

由于中国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其次，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创新等其他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我们不妨放在资源资本化的更大的思考框架下加以考虑。对于资源，人们常常做狭义的理解，指的只是自然资源，即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发展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以及这些物质与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源本”物质要素和物质力量，但这只是一个物质领域的概念。周立在2005年的一篇《穷人恒穷的逻辑》中，将资源扩充到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五大资源，并论述了资源资本化过

程中的贫困自增强逻辑。

随后，周立分别从几个要素领域，分别论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要素经济呈现出的几大特点：

土地要素：城市用地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村用地，政府也可以以公共用途（基本上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用途）的名义征用，收归政府掌握。这使得许多地方的财政，实际上只是土地财政。因为土地出让和经营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甚至最大部分。

资本要素：资本市场的开放，资金价格的管制，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我们知道，资金主要有三个价格，一个是对内价格，就是利率。在中国，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同业间拆借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形式体现。一个是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在中国，主要以外汇券的实行与放开（1993年之前），本外币的自由兑换和市场浮动管制的形式体现。第三个是股票价格，代表股权的市场价值。在中国，主要以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形式体现。

劳动要素：农民工，才逐渐地由限制流动，到政府引导下的有序流动，到至今的市场需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流动。“打工经济”在诸多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中成为口号，是地方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组织作用的重要标志。

资本要素：虽然这些年政府在不断地推动要素市场化，但不能忘记的是，要素的掌控权仍在政府手中。只是有一部分要素，在一些地方放开了。就资本而言，市场化的推进，使得资金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放开，中国的货币化程度（通常以M2/GDP来衡量），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但在关键的时刻，政府对资金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干预权利。正如中国股市常有“政策市”的说法一样，中国的银行放贷市场，更加具有政策干预的性质。比如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主要靠银行提供资金落实。中国各大金融高管的任职资格，都由党和政府审定，公开文件可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金融高管的职务晋升，都在金融当局和政府的管理之下。在集中式体制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特别强。这是中国与其他大部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

方。我们的资金市场是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日常行为中，我们看到资金更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越来越明显。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要受政府控制。中国金融业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特色的行政性的金融控制。中国市场经济的时时处处，都有政府的影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任何一个市场行为的背后，都有官场的作为；任何一个官场作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经济目的。

2、资本与劳动是天生的一对矛盾

从经济系统上讲，二者是共生关系；但从利益上讲，二者是对立。周立认为，指望商业资本解决劳动者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不会答应，基本的经济规律也不会答应。有些人曾形象地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部门势力、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赶入农村，是把狼赶入羊群，推动的这种所谓合作，是狼加羊的合作。让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大对农村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可能会暂时改善农村物流不畅的局面，使资金瓶颈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资本和劳动在利益上的本质差异，会使得这种努力类同于饮鸩止渴，问题只不过是向后推延，而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周立提出，温铁军曾认为只要是资本，就会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明显地，农业具有长周期、缺乏流动性的特性，再加上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不可抗力等因素，使得金融资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问题。

以上论述还主要归因于资金离农与机构离农的必然性。在论述中，周立强调，若考虑农村的放贷成本和农业风险的特质性，我们会发现，金融的特性，不会是爱农，只会是离农的。毕竟，农业和其他产业不一样，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人不能单独决定农业生产周期的长短、利润的多寡、产量的高低，这主要由自然条件决定。有些人会犯下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认为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大。

在当前，剥离了农业的多种功能，仅仅将其视为第一产业，同第二、第三产业去竞争利润率，竞争资金、人才、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本质上是极不公平的，结果必然是农业的落败和人类生存必需品危机的爆发。仅就自然风险而言，二三产业就有极大优势。比如，第二产业是人与原材料相交换的过程，原材料的供应大体上是可控的，生产周期和工艺流程，都

是可以人为设计和变动的。至少，外边刮风下雨，甚至下冰雹，对这个产业影响不大。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则几乎完全不受自然风险的影响。由对金融性质的分析可见，金融和农业的性质是不一致的。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已经商业化了的国有金融机构，连同本来就商业化了的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上演着一幕幕的“机构离农”（纷纷在农村撤销营业网点）和“资金离农”（只将农村作为存款动员对象，而非贷款投放对象）的戏剧，加剧农村问题的危机程度，以致“三农”问题在新世纪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重中之重”。

农业具有天然的弱势性和弱质性，而金融业，出于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考虑，只会贴近强者，进行“强强联合”，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仅如此，金融业还要把资金资源从农民这些不太会用的人、农村这些难以产生流动性利润的地区，以及相对穷乏偏远的地区，转移到会用的人、会用的工商业、会用的地区手里，做着抽贫济富的事情。从效率的角度讲，这的确增进社会效率。但从公平的角度审视，却在加剧不平衡性。我们能看到流动性的严重过剩和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同时并存。

二、与作者不同之处

作者认为，金融与农村存在不可调和之处，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发展不会由金融机构促进。然而，笔者分析，“农村金融”的本质蕴藏于农村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从未停止，当前针对农村金融的研究和认识，最终没有能跳出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金融背景下，基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形成的，以“农业”为对象，以信贷为特征，以人为认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赋予职能为标准，以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的机构范式。从而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现有机构框架下，赋予其功能，进而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即遵循机构--功能--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

但是，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农村金融的外在特征。农村金融机构是

专业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其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依靠专门化知识、能力和信誉，提供中介服务“专家”型组织，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市场扩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只要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便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

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的先进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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