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 现代化大学的起源

第254期 李工真 现代化大学的起源

时间：2010-10-12 来源：湘农青年 作者：李工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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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很高兴来到湖南农业大学。我第一次来到贵校，能够在贵校举办一期这样的报告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湖南长沙我不是第一次来，1966年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来到过长沙，1978年的春天我第二次来到长沙。我在湖南大学的校舍里听到了郭沫诺的一篇文章“全国科学大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那篇文章叫做《科学的春天》在十年的浩劫之后科学终于迎来了春天，从此萌动了向科学进军的理想，所以湖南是我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城市。

湖南和湖北本身是一个省，在1928年才真正分开，我们武汉大学有一栋楼就是湖南省政府资助（武汉大学老外语楼），我们学校的领导、校长很多人出身湖南。我们大学跟湖南有很多的关系，我只点出几点，中南矿业学院(中南大学今天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我们武汉大学的工学院旷野系创办的。解放以后的湖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是比较有名的，那个学校的主要力量也是由工学院的建筑系土木系来创办的。当然湖南大学也为武汉大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李达校长

带着湖南大学的哲学系到了武汉大学。第三点我要特别谈到文化革命的末期，党中央动员所有湖南籍的老师回毛泽东的家乡建一座新的大学，这就是湘潭大学，当时我们师资队伍中有三分之一是湖南人，所有武汉大学和湖南的很多学校有不解之缘。

今天我谈的话题“现代化大学的起源”，大学是早已古语有知！我们真正谈到“university”这个概念，是在公元十二世纪的时候出现在意大利和巴黎的佛罗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应该说大学的体制是和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大学和以前的书院、很多教授称之为大学的机构是不一样的。因为公元十二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学和以前的书院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苏格拉底时代、孔夫子时代，你去拜访这些名师，跟他们学习，他们是不会给你一张文凭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要是跟苏格拉底、孔夫子学上三个月，就一定会向他们所要一张文凭。为什么呢？是以证明这件事是发生过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十二世纪大学的意义，这样的学校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固定的教室，它有严格的考试，有得到社会认可的文凭，这些都是大学基本的特征。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能说明他是现代化的大学，现代化大学主要是经过启蒙运之后，在德国出现的。所要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谈谈谁是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何为现代化大学？

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在德国？因为德国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的，当时现代性的国家是英法美，而德国是非常落后的还处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工业化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像压路机一样从欧亚大陆横扫过来，压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德国，所以德国曾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个落后遭到挨打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第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以前我们说一个社会从传统的社会发展成现代的社会必须经过一场流行的革命，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德国人改变了这段历史，德国在1807年的时候，第一个有现成的统治精英们，他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运动，把德国带进了现代化的门槛，同时德国还是第一个提出“国兴科教”战略的国家，德国人搞“国兴科教”。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创办以来，德国的教育现代化就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以至于柏林大学的模式成为了世界大学的样板。不仅是欧洲邻国，而且远渡重洋的日本、美国都纷纷仿效，今天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如果是从现代化大学体制的角度来追根溯源，那么一定会追溯到1810年的创办的柏林大学。不仅是德国历史学家连同全世界的科学家、教育学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唯有1810年成立的这所柏林大学才能称得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化大学。

今天准备谈三个问题，第一个，究竟是“科教兴国”还是“国兴科教”？我们要理解柏林大学的模式以及它的义务，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人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科教兴国”的概念加以澄清。

我们首先要说什么是“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从字面就能看出来“科教”是主语，“兴”是动词，“国”是宾语，“科教兴国”就是国家权力的机器，不对教育不做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允许科学和教育自由的发展，通过它自然地发展优化国民的素质，继而达到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后果，这就是科教兴国的原因。像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他们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走的是一条摸索性的现代化道路，他们在工业中摸索，在寻找现代化的时候不知道搞的是现代化。英法美这些国家一步一步发生社会变化的时候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干一件惊天动地、划分传统和现代分界线的事情。这些国家处在当时相当有利的出发点上，他们最先走现代化的道路，在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很少遇见真正的对手，所以那个局面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没有觉察到科学、教育和现代化有什么联系，只是随着发展的惯性继续朝前走。所以在英国那些搞工业化的伟大进步的这些人，比如瓦特等都不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而是些能工巧匠，根据自己工作经验或是灵机一动或是旅程试验失败最后获得成功，他们的教育和现代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看看发展中国家，他们实际上都不是走一条像英法美这样国家“科教兴国”的道路，而恰恰是“国兴科教”的道路。我们从“国兴科教”的字面也能看出是什么意思，“国”是主语，“兴”是动词，“科教”是宾语，大概意思是：国家利用现有的权威通过对科学教育施加强有力的积极干预政策来促使科学教育的昌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繁荣经济繁荣国家的结果。我们说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必须先“国兴科教”然后才可能有“科教兴国”，这些落后的挨打的国家，他们之所以走上“国兴科教”的道路，那是有他相当自然地逻辑。因为这些国家都是遭到工业化猛烈冲击后，进入到民族的生存危亡当中。为了救亡图存，这些国家的上层的统治者、权力精英们只有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来摆脱困局。

英法美国家是现代化的原身型国家，德国、日本、俄罗斯、我们今天的中国都一样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他们的现代化是预定式的，不像英法美这些国家摸索式的现代化，这是很清楚地事实。在遭到工业革命猛烈冲击的德意志土地上获得了自觉的、目标明确的道路，德意志的政策都是经过仔细研究、认真思考、公开讨论的策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当上层统治者们认识到科学在这样一种赶超型的发展进程当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时，他们就再不允许科学和教育像原来那样自由缓慢发展，必须提高到国家主体的高度上加以促进，这种促进政策称之为“国兴科教”战略。

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以英法美这样原身型的现代化国家，在大学教育体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首先，在英法美这样原身型的现代化国家里面，尤其像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最好的大学一定是和中世纪的神学论有着相当联系性发展的大学，或者是由一群私人自由投资创办的起来的大学。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好的大学一定不在天子脚下，比如英国最好的大学，牛津和剑桥，一定不在伦敦；再比如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最漂亮的最好的大学，一定不在华盛顿。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学校都是非功利性的大学。它都是自由的、私人的创办的，或者由某一人或组织创办起来的大学，而不是国家站出来，以自己的名义办的大学。这些大学为了保证自身发展的连续性，所以他们不愿设立在天子脚下。

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这些最早的，最好的大学，一定是在天子脚下，比如说，首先从柏林大学开始，它是很特殊的，因为当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有那么多的国王，大概有360多个国王，360多个王国。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格林童话能够发生在德国，一说就是什么白马王子来了，其实德国的白马王子很多，有千百个王子在民间活动，所以一位小姑娘和一位王子住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中国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当然我们现在要说，德国的

柏林大学，德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王国，它们也要办大学，越大的王国，他们办的大学越有名，不过他们都在天子脚下，很有意思。

另外我还要谈一点，日本有两所最好的大学，一所是京都大学，一所是东京帝国大学，为什么是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1864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的首都在京都，不在东京，东京是在1897年才迁过去的，那么，迁到东京以后，最好的大学就要放到天子脚下了，所以就有了一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也是向德国学习了，所以它最好的大学，原来是彼得堡大学，因为当年俄国的首都在彼得堡，后来迁都到莫斯科，就有了莫斯科大学。

中国最好的大学在1898年就是京师大学堂，武汉大学那个时候说它是1893年办的，很多人出来抨击这件事情，虽然我也是武汉大学的人，但我不赞成说武汉大学1893年办起来的。不过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不在这里，我们知道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曾经挂上大学堂的学校，而湖北的这所学校在当时只是一所中专性质的外语学校，但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它是我们中国人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不过很可惜，是个中等的学堂，在当时创办的时候，因为慈禧太后再糊涂也不能糊涂到那一步，自己要办第一所学校时不放到自己脚下而放到武汉，她肯定不会做出那样的决策，中国的权利也就决定了这一切。京师大学堂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辛亥革命，袁

世凯当了大总统，成立了国家教育部，久而久之，袁世凯又要称帝，就导致了“二次讨袁”战争，所以中国就处于分裂当中，革命终于来临，于是在1921年的时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这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两个政府，北方是军阀政治，南方是孙中山领导的新政治，天子脚下在广州，于是我国又有了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去世后，北伐军分两路打向这里，蒋介石带军打到南京，说南京是首都，于是就有了中央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来源。汪精卫带领军队向武汉打，攻下武汉后，武汉第一次成为首都，不过它成为首都的时候，中国处于三分的状况下，那时中国有三个政治，不过，好歹武汉过了回首都的瘾，历朝历代，没有在武汉建都的，很有可能是武汉气候太热，在武汉建都划不来，做天子的人，一年有半年是没有办法穿龙袍的，不过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对，因为南京也很热，不管怎么说，既然打到了武汉，又成为了天子脚下，于是就有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到最后把它废掉，汪精卫“宁汉合流”，武汉是首都也就完蛋了，这个学校也就被撤销了。到了1928年，在陈玉梅的极力主张下，在辛亥首义之都——武汉，建立了一所大学，中国也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北大、武大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以后中国的教育格局也就靠这三所大学的肢解。换句话说，就是三只老母鸡在不停的下蛋，比方说，在湖南就下了三枚蛋。

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发展中国家大学的特点，那些最好的大学，都是由国家财力作为后盾的公立大学，第二个特点就是一定在天子脚下，那么为什么要放到天子脚下？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显示本政府如何重视教育，另外一点就是便于控制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容易形成一种规范化的模式，不像西方的一些大学，因为它是私人的、教会的。灵活性、自由度都非常的高，在发展中国家里，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它很容易形成全国看齐的某个模式。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小视这种国立大学，这种国立科教大学，在科学、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指引下，并且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那么它所带来的大学制度上的先进性，科学上的快速进步，是那些私立大学都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人们对美国、英国这样一些大学都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向德国大学模式进行学习，德国别的方面也许很落后，但是大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机构，它们的机制会成为世界的榜样。另一方面，国家突然间发生变卦，比方说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改朝换代，那么情况就会逆转过来，它会带动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普遍衰落。当然，这也就说明了国家整体战局的失败，同时也成为了国家政府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

今天，李老师在这里谈德国的大学那么好，那么牛，为什么它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为什么大家眼里看到的是哈佛，

牛津，剑桥？而不是柏林大学？道理很简单，因为德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出现过改朝换代，希特勒上台后，他毁了德国的科学和教育，毁掉了他们世界一流教性，这种教性是值得后代继续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柏林大学的兴衰，的确提出了科学与发展的辩证法，或者说是最典范的主角。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在以后一个一个的去谈论，今天我们主要谈现代化大学是怎么来的。

现在就转向我们第二个课题：国兴科教与战略体的出台。在19世纪的初期，德国正处于德意志罗马帝国的神圣时代，不过它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这个很有意思，一是它不神圣，二是它的首都不在罗马。这就是两所很著名的大学，一所叫做哈勒大学，它是在1694年由普鲁士的国军自己出资建设的；另一所大学是汉洛威的国王——乔治二世在1737年建设的，哥廷根大学。乔治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他既是汉洛威的国王也是英国的国君，因为当时欧洲的王室都是一家人。都是通过联姻传宗接代，所以全欧洲的王室都是一家人。那现在更是一家人，都是表兄弟，堂姐妹等等。但是这种关系很糟糕，不像中国的一妻多妾制，他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这样一种近亲联姻经常造成绝后的现象，或是怪胎。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导致这个国家今后没有继承人，所以欧洲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欧洲人跟中国人又不一样，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排的很清楚的，外家和内家是清清楚楚，比

如爷爷奶奶的重要性远远要超过外公和外婆，女人是外家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大家都学英文，所以大家都知道欧美的文字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姨妈和姑妈是一个词，伯伯、舅舅、叔叔又是同一个单词，所以他是分不清的。所以当一个国王绝世以后，那么很多亲戚都有权来当这个国王一职，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么打仗，要么从另一个国家找个继承人。那么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荷兰的国君就到了英国，但是他死了之后又没有儿女，结果乔治家族与他最亲，所以乔治就当了英国的国君。他到了英国之后是英国唯一一个不会说英文的英国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建设了哥廷根大学。

关于这个话题我今天不多谈，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两所学校，它们是稍具现在性格的大学。准确来说，哈勒大学是哥廷根大学的榜样。最早，哲学是从神学中解剖出来的。哥廷根是最先建立起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的大学。但是这两所大学的命运都是很不幸的，尤其是哈勒大学。实际上所有的国外大学都是很不幸的。因为在1806年拿破仑战争中，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所到之处首先就是封了这里的大学。但是他的手下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所到之处要先封了这里的大学。拿破仑跟这些手下说了一句很内涵的话：要想征服一个名族，首先要做的是打击这个名族的知识分子。这句话很厉害，希特勒当年应该也是学了这一招。杀进华沙大学之后，第一件

事就是封了华沙大学，把教授全部抓起来。拿破仑是懂得了这个道理，你打败了他的军队不算什么，他的灵魂还在，思想还在，士气也还在。如果打败他的知识分子，那剩下的人就是群盲，那就好对付了。哈勒大学就是这样被撤掉的，它和所有的德国大学一样，在战争时被撤掉。当撤到哥廷根大学的时候，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故事，从而保留了哥廷根大学。这要归功于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她的未婚夫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副官。于是她就写信告诉未婚夫，千万要劝拿破仑保留哥廷根大学。结果这名副官就真的做了这么一件事。拿破仑听了就说这所大学真的有这么好吗？结果他就去了哥廷根大学的课堂，就在最后一排坐下，看这个教授讲课。讲完了之后他也非常感慨，他就说这所大学可以保留下来。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横扫欧洲以后，应该说推进了德意志社会的巨变。因为在拿破仑时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那套维生的规则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工业和政治这两场革命给欧洲带来的新时代的洗礼。过去的社会靠什么东西来稳固呢？靠封建王权、靠宗教法规、靠世袭继承权、靠正统主义，而在拿破仑的时代靠实力。一个名族要想生存下去，关键的问题是你有实力吗？如何能够保存实力呢？那就必须要保证你的竞争效率和你的能力。所以这时候拿破仑向全欧洲，甚

至是全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任何一个名族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要保存自己的竞争实力，否则你就是死路一条。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原则，很多国家的政治家都看在眼里。当时德国的一位做宰相的伯爵叫做哈登堡，他是一名改革家。1807以后，斯泰因哈登堡的改革就是把德国送上现代化门槛的这样一位宰相。哈登堡当时给普鲁士国君写了一封信，信中就讲到原则。他说这是当今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遵从的一个时代的新原则。

所以我们说在外来的现在话的猛烈的冲击下，动员起德意志社会内部的改革力量。所以当时德意志是最大的王国之一，普鲁士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并且成为全德意志改革的代表。当然还有一个反面代表奥地利，当时那么强大的一个王国就是因为不改革，落后于时代，最后就沉沦下去了。所以以后德国的统一，不是由那个庞然大物奥地利，而是由一个新兴起来，善于改革的普鲁士来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普鲁士的改革与教育的关系。1806年，也那大战以后，普鲁士的军队遭到了惨败。拿破仑就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一条合约，这个合约非常的苛刻。普鲁士一半的领土被化为法国的领土，当然还承认普鲁士当时是个欧洲第五大军事强国，还愿意保留它王国的地位，这样也就不错了。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还要给拿破仑提供沉重的战争赔款。欧洲的国际法有这样的规定，打败仗的国家要赔一笔款

项给打胜仗的国家，款项是两国战争用费的总和。这就是欧洲的国际法，它是合法的。下一次就是德国人反击法国——普法战争，结果法国人乖乖的赔了50亿金法郎，这也是符合欧洲国际法的。然后就是1918年法国人乘着一战的胜利，又勒索德国人赔款。逼着德国人赔了1230亿金马克。这就是欧洲，欧洲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这样一个流尽鲜血一贫如洗的国家，处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中。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群从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他们赶到了柏林，拜在国君的脚下，哭诉法军撤销大学的罪行。当时德国的国君是赫赫有名的威廉三世。威廉三世有一个外号——叫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他当时就把这些教授们扶起来，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这个国家需要他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这句话非常有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物质已经极度的匮乏的时候，如果精神也磨灭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但是暂时的物质匮乏是不要紧的，只要精神还在。这个国君为什么会如此的聪明，这又要说到欧洲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典故。这就是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他一直在从事地下写作，他被一位贵妇人收留到自己的家里，留了20年。这位贵妇偷养伏尔泰的事最终败露，于是伏尔泰出逃。结果普鲁士的国君收留了他，并且把他奉为宫廷的教师，把王子王孙都叫来听他的课。德国就非常有意思，跟法国很不一样。法国的启蒙运动不是由国家贯彻下去的。国

家完全是站在启蒙运动的反面，启蒙运动的思想是通过地下运动深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而德国恰恰相反，恰恰是王宫里面那些王宫贵族们，他们最有启蒙的头脑，他们最早接受启蒙的思想，德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对此事相当的迟钝。所以看到这个结果和后来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当年听伏尔泰的教导，威廉三世也是在其中之一，所以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

到了1807年9月大改革正式开始的时候，国君就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也就是内阁会议。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困境与办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想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关心这样的问题。德国都处在那样一个经济状态下，居然会讨论这样的问题，这真是我说是有真知灼见的。那么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威廉三世主持会议，第一个是他发言。他谈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正是因为贫穷，所以我们要办大事。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国家办教育而办穷了，导致最后亡国的。亡国的方式零零总总，唯独没听说过因为办教育而把国家葬送掉了。”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

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两百多年前的国君，一个封建君主居然能说出如此的话来，那还真是了不起。我不是批判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了，我还真没听说过哪个国家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真的

是这样。一个封建君主居然说得出来。我们国家每一次关于经济和教育关系的讨论，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一时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办教育。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每一年我们的总理都豪迈地宣称我们去年GDP又上升了多少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很难看到我们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能够像GDP那样继续上升。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1993年我们国家教育部通过了一个93年国家教育的发展纲要。当时定下来就是93年，要在97年以后，也就是2000年我们要争取达到GDP的百分之四。但是七年过去来了，达到了没有？没有达到，只达到了3.28％，而当时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多少？是5.1％。那么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4年，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是一直呈直线下降，到了2004年的时候居然降到了2.78％。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每一次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教育部一定会成为全国人民被告的对象，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2004年以后开始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也是相当有限。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在GDP当中又重新回到了3.28％。然后2007年的时候，我们政府信誓旦旦的说到2010年的时候一定会达到4％。不过今年我仔细观察，在海外我都仔细地盯着眼睛看，结果还是三点几。现在依旧在施行教育纲要，温总理说还推迟两年，到2012年的时候可以达到4％。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这是对教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每一年

教育经费的绝对数是在上升，但和我们的GDP是不成比例的，这点是事实。

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以后再来看看威廉三世。在200年前，他就有这样的头脑，所以我说他真不简单。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国王都说了这样的话了。下一个站起来的是谁呢？就是当时普鲁士的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一个捏刀把子的人，一个谁都感觉会不会跟搞知识的抢地盘的、抢经费的人。哪晓得这个国防部长听了国王的话后非常地表示赞同，为什么？因为在1806年的普法大战中，曾经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军队碰到了一个封建的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后一出即溃。这样的场面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对国王的话表示支持，他还站起来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普鲁士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地位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取得科学和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结论呢？军队打战输给别人，输在哪里？首先，你的武器就不如人家，所以这就涉及到科学。还有一个问题，士气不如人家，这涉及到一个思想，涉及到教育，这是他很经典的一段话，以后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应用这种思想。从拿破仑以后，工业革命以后，打战就越来越不靠人海战术了，越来越靠科学和教育，靠人的素质。光不怕死是没用的，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火烧圆明园》，影片中骑士一批一批向洋枪洋炮赴汤蹈火。这样冲过来的时候，

洋枪一排“啪啪”的一响，打倒一片，后面的人仍然不怕，再来一批，又死一片。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军官拿着望远镜看见又来了一批，脑袋摇摆着，冲过来明摆着送死！所以我要说，虽然这个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但是没用，只是可泣，只能哭。关键的问题是科学和教育，是素质。这是很重要的，太重要了。

我们的甲午中日战争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有洋枪洋炮，但人的教育不行！整个体制都有问题，每一个层次上负责的人都有问题。所以你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虽然有洋枪洋炮，但是以夷制夷，你治不了人家，所以这就涉及到教育。沙恩霍斯特这段话讲完之后，下面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出场了。也就是威廉三世想指派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也就是准备在（当时是五大部）内政部中设一个教育司，全人类第一个教育司，最后演变成人类的第一个教育部。我们刚才说到了英法国家是不干预科学和教育的，所以他们这种部门没建立得很早。这个即将出任教育司司长的人是谁呢？就是德国赫赫有名的威廉·冯·洪堡。德国历史有两兄弟，一个是哥哥威廉·冯·洪堡，还一个弟弟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为什么有一个冯字？这个冯字就是表示贵族的代号，哥哥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学家，也是柏林大学的奠基人，也被后人称为“德国的教育之父”。弟弟也了不得，弟弟是著名的大地理学家，他一个人开创了人类的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

地理学和植物学等五大学科，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世界地图，这个人了不得。他后来做了柏林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一年有十个月在全世界考察，所以他能开创那么多。

我们想一想，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在某一个行当中的某一个专业方面，哪怕为人类的知识高峰增加一毫米，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他一个人弄了五个专业，真是可怕，所以德国为了纪念他们两兄弟，在今天的柏林大学的校门口两兄弟的石膏塑像一边一个，因此柏林大学也被称为洪堡大学。两兄弟，一个代表教育，一个代表科学。所以德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最重要的基金，就是洪堡基金，能够拿到洪堡基金的那就拿到了德国最高的奖赏。对于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是最有力支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还有某种学术上的荣誉。威廉·冯·洪堡站出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手段，惟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够为自己赢得全德意志，以致全世界受人尊重的地位，从而取得在启蒙和教育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大学是何等的重要，你看一看一个国家的大学，就会知道这个政府的态度。 甚至还有人说：“你把这个国家的大学看一看，你把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看一看，你就能够确定这个国家政府的进步、落后或是反动。”所以这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洪堡说了这句话以后，盘子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这天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大家一致决定一定要在柏林建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消息传出来以后，在皇宫的门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等着这个消息，这就是大哲学家费希特。费希特听到了这个消息，准备办一所大学的时候，非常的激动，然后他就到离皇宫不远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说。很多人围观，当他发表演说的时候，法国的巡逻兵正在这个广场周围，敲着鼓“嘟嘟嘟”地过来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但是费希特面无惧色，他在广场上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普鲁士的解放，就得力于他能否建立起一套适当的教育体制，而在我看来，这个体制应该是国有制的体制。”同时还这样说了，他要求普鲁士政府必需承担起教育整个民族的历史责任。而且他还认为这是以后任何一届普鲁士政府都无法摆脱的最伟大、最光荣，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任务。讲到这里，我们要说，大学和科学就这样在大改革之初成了改革派、官僚们的口号，而且普鲁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科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细细想起中国的改革又何尝不是这样！邓小平最开始抓的是什么？不就是教育吗？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始，国兴科教的战略就这样出台了。国兴科教的战略就是要废弃一切旧大学，要建立现代的理性的新组织，现代化的大学。德意志他们决心通过对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素质，从而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好的官员 ，很少的犯罪，更高的理性，更多

统，所有的文章一交上来，经过处理之后就知道哪个地方是抄袭的，抄了多少。这就使很多大学生心里开始不高兴，于是我们大学生，八百辈子不搞科学研究的现在开始搞科学研究，干什么？本科生居然把这个检索系统给破译了，不过这也难怪，年轻人总比较老家伙做得好。所以他就垂头丧气，说这实在是没办法。这话都说得这么难听了，我们的大学生要被逼到这个份上他们才肯动动脑经，搞点科学发明创造，实在是太苦恼了。

洪堡原则第三条，科学研究的精神。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科学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仅仅处于第二位。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可能导致最为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这讲的就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只是根据科学发展的进程来提出问题，科学家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用于一个目的而提出问题，实用主义并不是科学家的第一要务。当然它也并没有否认它的应用价值，它只是强调科学家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追求真理。

洪堡原则第四条，科学是与高等院校联系在一起的，惟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惟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洪堡原则第五条，高等院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即“坐冷板凳”与“学术自由”。）没有这两条，它就不是一所高校，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我真的非常赞成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某某讲座请来了权威的人士，这些都是假话。那些被吹嘘的人就感到了飘飘然，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权威。这只能说明这些专家在这方面显得有点无知，他要牢牢的记住，在科学的领域从来都没有权威。

洪堡原则的大学三原则和科学五原则，写成了一个哲理成文。这位君主看了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在旁边批注了一行字，这几句话应该是可以流芳千古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讲到这里，让我不得不感叹，一个两百年前的君主，能够拥有如此的气度和眼光，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就是德意志取得胜利的原因。今天在我们中国的科学院，理工科领域中已经没有什么禁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禁区，武汉大学出过这样的丑，物理系的学生高喊着一个口号：我们一定要推翻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组织下建立一套全新的物理理论。这件事情上了凤凰卫视，还特别点了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名，当时我听了，气的脸是一阵白一阵红。那时候的学生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时候谁要谈论相对论，那一定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改革开

放之后我们的这方面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在理工科领域上应该是没什么禁区了，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太多的禁区。很多人问，人文社会科学解禁的时间还有多久，那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

就是唤醒的意思。好老师应该怎样对待学生？当学生遇到挫折时，去安慰他：“你行，你一定行！你看，你跟昨天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这就是好老师。一个学生被父母骂都不怕，就怕被老师骂。我们从小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些中学里面很可怕，只能用“可怕”二字来形容。中学老师们，特别是高年级的。他们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是充满了仇恨，要学生滚到最后一排去。

现在都实行排名制，凡是排名落后的就坐到最后一排去。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教育理念及教育原则的。一个学生的学习一时没有学好，就更应该受到老师的关注，应该坐到第一排来。我小时候还看到过这样的老师，文化革命以前的老师都不是现在这样。老师要对那些学习暂时跟不上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关照，要唤醒他的力量。看看我们现在的高中老师多可怕，他们会因学生的成绩不好而对学生充满仇恨。这样学生会害得他们的升学率不高，会害得他的年终奖金不高。他们这哪里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我看来，他们是标标准准的“扼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这样的“工程师”竟然在我们祖国千千万万的学校中比比皆是。

难道不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也许这也不能完全怪老师，可能是教育体制使然。现在有句话：“房地产改革，钱包捞空；医疗改革，提前速冻；教育改革，把人逼疯。”确实就是这样。现在连小学生都有人

自杀，更不用说大学生、博士生自杀。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更全面的反思什么是教育问题，而我们的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费希特他能把教育定位为唤醒学生的力量，这就是他比别的教育学家高超的地方。大家可能要问，学生的力量唤醒后又能干什么？

费希特还有一句话：要培养的就是学生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思维能力与归纳能力。把这四种力量唤醒起来又要干什么？以便能够使他们在目前还无法预料到的未来局势当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这才是教育的意义。你受过教育吗？如果你受过教育，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做有意义的选择。做选择很自然，我从小就去抢银行就是一个选择，很容易做出来。但有意义吗？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而且最终自己也难逃法网，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一个人作的决定，一定是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社会，同时有益利于自己的，是“三赢”的局面。我看了那么多有关于教育的电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教育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也不是首先非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学生的力量。教育是全民族的事，需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这就是费希特的理论。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教育，都应该尽可能的接受最好的教育。费希特理论的提出其实得益于德意志民族的解放。

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洪堡。洪堡也有很大的贡献，洪堡是头一个提出“和谐发展论”的。比我们的胡主席提出的早得

多。在两百多年前，他就提出要“和谐发展”的口号。他认为教育就是使人的状况获得一个整体的发展，使人的个性与特性获得全面的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有人说，我已经拿到文凭，就不需要再受教育了。错！你永远要接受教育，教育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人生最高的价值体现，这就是洪堡“和谐发展论”的基本思想。有人问：“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我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俏皮话：人会自杀，动物不会。现在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动物有时也会自杀的。所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可能还不在这里。但是，人和动物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进行非常系统的教育，动物也能。比如，老鸟会教小鸟啄食、做窝等。但这些都属于适应自然，而不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人却能做到这一点，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人能系统性的传授知识，能够认识世界并且能改造世界。

当然，洪堡的贡献远不止如此，他是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在1807年后他就筹备柏林大学的事情。威廉三世也非常慷慨，把太子宫让出来用于建造现代化的大学。他的太子宫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在1810年9月29日，我要告诉大家，再过几个月就是柏林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到时候，全世界的目光将再一次聚焦柏林，以此来庆祝人类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的两百周年校庆。我走时，他们就已经在忙着重修教学楼等事情了。我是不可能参加，如果我晚去半年就可以参加，偏

偏我早去了半年。洪堡在筹建学校时都只是代理校长，由他主持了9月29日的全校大会，会后才选举正式的校长。在会上，洪堡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许多精彩的思想。同时，在全校教授的自由选举投票后，产生了柏林大学第一位正式的校长，他就是大哲学家费希特。后来，很多的大哲学家都担任过柏林大学的教授。比如说，黑格尔，苏根华等等。洪堡在临走时，留下了“洪堡大学三原则”。这是讲什么？就是三句口号：“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何为现代大学的标准。他还祝柏林大学好运，并以一句口号作为自己演讲的结尾。那就是：为科学而生活！这句话最后就成为了柏林大学的校训。我在中国看到过很多大学的校训，我没看到哪个学校的校训能超过“为科学而生活！”这条校训。我知道清华大学的校训是“厚德载物”，里面没有科学，很怪。中国大学的校训好像都没有包含科学。这句口号是不是很吓人？仔细想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在大学里生活的人，你们的生命之所以要保持住，其实不是为你们自己，而是为科学。你每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每饮一杯水，每吃一口饭，都是为着一个目标，把科学进行下去。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倒过来，为了生活而科学，还有更多的人是为生活而混文凭，这就是差别。中国没有一个大学弄得出“为科学而生活！”这样一句口号。

下面我们来谈谈洪堡的又一个贡献——洪堡的科学五原则。洪堡为现代世界的科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第一，科学是某种还没完全得出结论、没有完全发现或找到的东西。今天你到柏林大学去，你会看到它房间的正厅上记着洪堡的这句话，要让每一个搞科学的人都记住这句话。科学取决于对知识真理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对自我行动所作的不断反思。由此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谁要是对你说，这就是最后的结论，那你千万别信。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向你散布神学的观点，而绝不是科学观点。

第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一个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惟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真正区别开。洪堡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人桌上堆满了书，不要看他伏案而坐，不要看他忙到深更半夜，这都不能说明他在搞科学，他很可能在做一件剪刀加浆糊的构造，当然现在叫鼠标加复印纸。即使是盗窃别人的东西，也是要看书的，但这不是，一个科学家就应该到人类的智慧高峰中去增加那一毫米。你做了吗？这就必须要研究、综合与反思。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充满怪异的。前几天我们武汉大学的一个副教授沈洋，垂头丧气的被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两个小时。由于实在是受不了现在大学生的抄袭成风，去年他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检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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