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关于1961年夏“北戴河国防工委会议”那一段，忍不住问一声：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电视剧是如此记叙当年那一幕的前前后后的：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

——范济生：“各种意见都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

——聂荣臻：“是啊，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但是，国防建设，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二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三五年内这个尖端武器要力争突破，是历史任务，不能动摇。”

——范济生：“聂总，你身体不好，事情又这么多，还有那么多非议，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聂荣臻：“你说什么？辞掉？让我不搞原子弹导弹？”

——范济生：“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提过。两弹研制困难重重，又有许多矛盾，现在很多人提出下马。”

——聂荣臻：“范济生啊，你真糊涂！”

——范济生：“聂总，你别发火。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聂荣臻：“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的！”

——范济生：“聂总，我是担心你……”

——聂荣臻：“你在我身边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导弹、原子弹是主席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主席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央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叶剑英、陈毅这些老帅挺身而出。

——叶剑英：“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剑英同志说得好嘛！我陈毅啊举双手赞成。说过的话大家都晓得了，在今天呐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赫鲁晓夫让我们穷得没裤子穿，好啊，那我们就干，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聂荣臻：“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

——周恩来：“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聂荣臻：“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亲自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简直就是军令状：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争取四年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原子弹。

——毛泽东：“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特意提醒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

——毛泽东：“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心，不但及时平息了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而且使两弹试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攻关。

看来当年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势力可真不小：一是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达到高潮”、“那么多非议”、“很多人提出下马”、“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二是大有来头，连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吃不消——“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压力有多大？大得跟随聂帅多年、最知道他脾气的秘书都挺不住了，斗胆建言：“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能让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压力巨大、说出“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这种悲壮话，可见这“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至少得比聂荣臻这个元帅大。当时主管军委的人即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林彪，而林彪当时说：“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军委其他参与两弹讨论的元帅——陈毅、贺龙、叶剑英都坚决反对两弹下马。这就证明“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是比军委成员更高的主，是政治局、书记处的级别。

那么究竟何许人也？本人在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四十五周年时已有分析。（见附录：“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是谁？”）

有人对我的追根刨底非常恼火，劈头盖脸摔过来一堆大帽子：“极左派们就是这样，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连没有明确表态都不行。嘿嘿！还特会捕风捉影陷害栽赃”、“在会议上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就是不光彩的历史？什么思维？”

“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难道就是不爱国吗？每个从自己的主管领域看都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正当的都应允许说出来讨论，否则何来民主。还谈什么讨论？”“就算是当时想让两弹一星暂停就说明他怎么着了吗？”“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己，绝不是某些人嘴里的什么革命反动一样的区别”、“人也没说下马，是休整再上马”、“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也无损于此人的伟大贡献！”“没有谁主张彻底放弃啊！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如果光从字面上看问题，似乎确是如此。但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记叙的一些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一分析，立刻可以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把中国的两弹一星搞下马并非仅仅是会议上的争论，也并非仅仅就1961年那一次。

不信？请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记叙的如下事实：

1．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存粮仅十几天，面临绝粮，几十公里内的野菜挖光，几百里内的黄羊打光，只好打沙枣叶磨成粉混在粮食里吃，却立刻被告状通了天。

2．周总理得悉导弹发射基地的情况，立刻亲自部署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副食，却中途被劫。

3．周总理要求导弹发射基地坚持，而有人不但疏散撤走了正在施工的工兵团、汽车团和警卫团的官兵，而且开始遣散技术人员，“把直接从事导弹火箭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聂荣臻得悉，立即下令：“你现在就打电话，不要等回去才办。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5周年之际，人们除了纪念还不免有几分好奇：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还不是个别人”的人究竟是谁？

如果历史证明当年搞原子弹错了，那这些人的名字今天肯定不会藏着掖着，而会大肆宣扬：看我多么英明。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当年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无比正确——如今中国人一提起“两弹一星”无不为之自豪，一提起当年坚持搞原子弹的人无不满怀感激。这种现实使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的名字如今成了“国家机密”。

不过这个“国家机密”恐怕保不住，因为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分析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人必定同时符合以下四条：

1．当年已经属于“中央领导层”。

2．现在政治上仍然走红吃香有势力、所以要隐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名字要保密。（如果政治上不吃香、需要搞臭，那只消公开其反对搞原子弹的历史就够了，何需为之保密？）

3．当年参与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

4．拿不出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供今天宣扬。（既然主张原子弹下马，当然拿不出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

而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名字、言行等等如今当然无需保密，早已公开，众所周知。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先把当年参加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的要员名单列出来，再把有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言行列出来，然后看看当年参与其事又拿不出支持原子弹上马的言行的人有谁，再看看其中谁如今政治上仍然还走红吃香有势力——用“排除法”这么一处理，“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这“国家机密”便成了“公开的机密”——“此时无声胜有声”。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在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个要员的名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毛泽东：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1961年）

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坚决主张继续。（1961年）

陈毅：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1年）

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1961年）

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刘少奇：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1961年）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核工业部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962年）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张爱萍的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1961年）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再也不成其为“国家机密”——所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还有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盘野菜（马齿菜）或一盘子炒菠菜，以至于全身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呜？大家都不吃。?” （注：艰苦时期毛泽东不吃肉，周恩来不吃肉。其他人呢？显然没包括在内，尤其是今天仍然走红的——否则岂有不大肆宣扬之理？）然而即便如此艰苦，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放慢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建设——全中国从上到下同甘共苦，就这样硬是勒紧裤带搞出了原子弹。

如今只见中国文人“精英”们大肆歌颂封建帝王“卧薪尝胆”（如《吴王金钩越王剑》）；大肆歌颂日本明治天皇为扩军侵华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甚至卖身捐款购买“吉野”军舰的“壮举”（如《走向共和》）；唯独不见他们对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野菜、全中国人民从领袖到平民举国一致勒紧裤带也要搞成原子弹的奇迹有任何歌颂——这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捐款，为的是向英国买“吉野”军舰——从技上看没什么创新；从政治上看是要侵略中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赔偿巨款、旅顺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

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只吃一顿野菜、中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搞出了原子弹——从技术上看是创新，是奇迹；从政治上看是保家卫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使中国从肥大变为强大、从此再无人敢计划打进中国搞南京大屠杀……

中国文人号称“精英”，却只看得见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看不见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对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津津乐道、赞扬备至，对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最彻底的“卧薪尝胆”）鄙夷不屑、百般诋毁——作为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的后代，享受着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期每天只吃一顿野菜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搞出的原子弹的保护，却对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天皇日本人的“艰苦奋斗”满腔热忱、颂扬不已；而对致力中国人永远免受南京大屠杀的中国领袖毛泽东和中国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却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开口闭口当年如何如何穷，如今如何如何阔——怎么不见他们用“特别是”去嘲讽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时期是“吃不饱肚子”的时期？怎么不见他们用同样的逻辑嘲讽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如何贫穷？怎么只见他们对外国人勒紧裤带穷兵黩武歌颂备至（不管是明治天皇还是彼得大帝），不见他们对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家卫国有任何肯定？这些文匪“精英”这些年不遗余力的描述对象除了乌龟婊子王八蛋、贪官匪盗吸血鬼，就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洋大人的“先进文明”，何曾搞出过哪怕一部象点样的描述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艰苦奋斗搞出原子弹的影视文艺作品？——老实讲，真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些文匪“精英”：揍他杀他欺负他的，他死乞百赖讨好；救他养他保护他的，他无孔不入咒骂。一边仰仗着别人卧薪尝胆成果的保护，一边恬不知耻冷嘲热讽别人卧薪尝胆的“贫穷”……真是见过贱的，没见过这么贱的；见过劣的，没见过这么劣的，不折不扣“老和尚的木鱼——活该挨揍的货”。

纪念中国首次核试验45周年之际仍然用得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逻辑判断——无论是用来判断当年是谁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还是用来判断今天是谁专门吃里爬外、专门替敌人张目、专门长敌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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