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兴亡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文字版（转载）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文字版

因为一个朋友的推荐，我以漫不经意的态度开始看王康和陈平先生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兴亡的对谈（完整版），但立即就被深深吸引，并通宵看完全篇。只要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我观看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情，那就是震撼！因为它让我非常透彻地看到今天中国似乎是人类宿命的前世今生和将来的必由之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它，那里面有我们太多太多的影子，也有值得我们太多太多的镜鉴！也可以使我们身边许许多多蓄意的思想迷雾和认识陷阱不攻自破。由于无法上传影视资料，只好把文字介绍奉上，但建议最好看影视，因为那里面至始至终的充满悲剧气息的俄罗斯乐曲，两位嘉宾那举手投足、一叹一息之间的体语和充满个性的语言，都会使你更加深深地身临其境。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1--18夜文字介绍

中国与俄国共同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中国在20世纪一直“以俄为师”，发誓“走俄国人的路”，拜列宁为导师，斯大林为领袖，苏联为“老大哥”； 后来又反目成仇，势同水火，继而各行其道，渐行渐远。

但无论作为学生、追随者还是挑战者、路人，中国已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中国现代历史命运、制度和精神气质、美学符号乃至哲学思维和宇宙观早已渗透和弥漫着苏俄死魂灵。

阳光卫视《子夜》推出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以列宁、斯大林重要活动、思想、影响和评价为经，以苏俄74年兴衰成败为纬，对曾经深刻改变了中国路向的历史人物以客观、公正的描述和评价。 十月革命到底是革命还是一次政变？

面包和平土地 ，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是不是一场骗局？ 列宁遗嘱中最担忧的“斯大林”如何走上苏联政治舞台？ ……

敬请关注《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 分集介绍

第一夜.俄罗斯启示 第二夜.和平 面包 土地 第三夜.列宁与列宁遗嘱 第四夜.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夜.战时的苏维埃

第六夜.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之死 第七夜.斯大林的崛起 第八夜.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九夜.大清洗（上） 第十夜.大清洗（下）

第十一夜.二战中的苏联（上） 第十二夜.二战中的苏联（下） 第十三夜.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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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夜.苏共二十大

第十五夜.苏维埃大厦的解体 第十六夜.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第十七夜.英特纳雄耐尔 第十八夜.苏维埃的兴亡 导语

中国与俄国共同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中国在20世纪一直“以俄为师”，发誓“走俄国人的路”，拜列宁为导师，斯大林为领袖，苏联为“老大哥”；后来又反目成仇，势同水火，继而各行其道，渐行渐远。

但无论作为学生、追随者还是挑战者、路人，中国已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中国现代历史命运、制度和精神气质、美学符号乃至哲学思维和宇宙观早已渗透和弥漫着苏俄死魂灵。

震惊世人的十月革命到底是革命还是一次政变？面包、和平、土地 ，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是不是一场骗局？列宁遗嘱中最担忧的“斯大林”是如何走上苏联政治舞台的？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大清洗”运动究竟导致多少人罹难？红色苏联74年历史究竟给现世怎样的启示？

——阳光卫视首档思想文化类节目《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邀您共同探讨。

《子夜》主持人刘爽

子夜时分，万籁俱静，思绪却脱缰而走。为自由思想着的名师大家奉上清茶，一起畅聊，一起仰望星空，是享受。

听他们纵横古今，谈史论道；看他们枪来剑往，头脑风暴，清茶顿成玉液琼浆。

子夜过后，再看蓝色穹庐的尽头，黎明可以期待，明天会像新出生一样。 特约评论员 陈平

父亲堪称苏俄通，在克里姆林宫钟声中走进俄罗斯的启示行列。在父亲陪同并译介下曾拜晤苏俄20世纪下半叶圣徒安德烈·萨哈罗夫。又于苏俄旋乾转坤的历史关头，跳上红场上的坦克，将一束玫瑰花插入炮筒，与俄罗斯命运结下两代不解之缘。 嘉宾 王康

至今未去俄国，却认那片寒冷苦难的土地为精神麦加。对俄罗斯的弥赛亚救赎精神情有独钟，也为其悲剧乌托邦深致叹息。对俄罗斯的罪孽、黑暗、死亡洞察有时，而更激赏她的忧郁、美丽、高贵和神圣。深信，俄罗斯是中国最大地缘和历史宿命。

第一季第一夜《俄罗斯启示》嘉宾：王康 嘉宾介绍：

王康，至今未去俄国，却认那片寒冷苦难的土地为精神麦加。对俄罗斯的弥赛亚救赎精神情有独钟，也为其悲剧乌托邦深致叹息。对俄罗斯的罪孽、黑暗、死亡洞察有时，而更激赏她的忧郁、美丽、高贵和神圣。深信，俄罗斯是中国最大地缘和历史宿命。

陈平，父亲堪称苏俄通，在克里姆林宫钟声中走进俄罗斯的启示行列。在父亲陪同并译介下曾拜晤苏俄20世纪下半叶圣徒安德烈?萨哈罗夫。又于苏俄旋乾转坤的历史关头，跳上红场上的坦克，将一束玫瑰花插入炮筒，与俄罗斯命运结下两代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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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我的精神麦加

主持人刘爽：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和二十多年前的俄罗斯，还有今天的俄罗斯，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你有没有去过？ 王 康：我没去过。

主持人刘爽：很想去吗？ 王 康：去啊。

主持人刘爽：很想去，其实你去一趟很容易的。

王 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精神麦加》，我觉得精神上我多次去过俄罗斯，而且是作为圣地来朝拜的。

王 康：陈平说到去俄国的具体的那些感受、那些经历，我呢，我是完全纸上谈兵。我觉得俄国始终和它的专制、它的愚昧主义、它的帝国的传统相对峙的，有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追求自由、追求尊严、追求幸福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为是在俄国强大的专制的背景下，所以显得特别的英勇，特别的珍贵。

主持人刘爽：要说感同身受的话，我觉得陈平在这一点感同身受应该是比别人更强烈一些。你个人命运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应该是特别紧密的。

陈 平：我已经说了我感同身受。我怎么到前苏联，你知道我在莫斯科刚下火车的时候。

主持人刘爽：哪一年？ 陈 平：1987年。

主持人刘爽：1987年。 陈 平：我很激动。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激动？

陈 平：不完全是说我去和我的父亲见面。 主持人刘爽：您父亲什么时候去的苏联？ 陈 平：1955年。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去的？

陈 平：那时去留学并合作研究，他是搞军事的。 主持人刘爽：你去的时候，和父亲多少年没有见面了？

陈 平：1959年吧，1959年四岁，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回来探亲，然后就再没回来了。

主持人刘爽：再也没见过。 陈 平：对。

主持人刘爽：那你已经对父亲，四岁应该没有印象。

陈 平：那没什么印象。说有印象吧，我这点可能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遗传吧。他尽管很小的时候就去参加新四军，但他也是非常喜欢看书。他到1961年以后没有回来，他留下来的书有两大箱子，拿木头钉的箱子，很大的大箱子，大概箱子有将近一米六七那么长，大概这么宽两箱子书。我呢，就很不安分，我说我从八岁开始看书，那时看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包括还有其它这样的书。那时候我看书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孩对父亲还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因为知道父亲不在了，但对父亲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文革前，包括文革中，让我最初开始读书，到今天还保持着天天要看书的习惯，就从把那个箱子撬开来看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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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我们这一季的话题谈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这个话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两个名字影响了好几代中国大陆的人。

王 康：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前苏联，或者我们叫苏俄，或者叫俄苏。整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道路，对全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影响。

苏式印记在中国依旧有迹可循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老大哥”这个词意义深远，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昔日红色苏联，早已在十八年前轰然倒塌，然而“苏式”符号在中国依旧有迹可循。

王 康：现在为止中国的，我们比如天安门广场，那基本上是红场的一个延续；我们的人民大会堂，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斯大林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所谓拜占廷式的、罗马式的建筑；我们整个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镰刀、斧头那些美学象征，毫无疑问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

主持人刘爽：我们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末，还有六十年代初的人的音乐审美，还有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词汇…… 王 康：对。

主持人刘爽：都是从苏俄过来的。要说感同身受的话，我觉得陈平在这点感同身受应该是比别人更强烈一些。

陈 平：对苏联的感觉，真的我感受到，就是我前面说的，俄国人选择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他们的文化是处在，它既不完全认同这种由古希腊，包括这个古罗马，然后走向了文艺复兴，走上了工业革命的西方，以及英美为代表的，包括法国的西方。它对法国还认同一些，因为法国和俄罗斯，它都是具有农业文明的一些形态。但是总的来讲，它把它自己并不是完全归为欧洲文明，但同时它又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它又鄙视咱们，它又看不起咱们亚洲文明，这个很有意思。 徘徊亚欧之间千年的双头鹰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联姻，并皈依基督教。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第三罗马。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称号，这一称号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义语。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双头鹰一面向东，一面向西，象征着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之间的独特处境。 王 康：但我个人特别着迷的就是它的追求自由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俄国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专制主义传统极其的强大，它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来确保专制主义者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但是同时它的自由传统也同样的强大，甚至有时候更强大。你比如十二月党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贵族中的贵族，是俄国统治阶级的中坚人物，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回来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年轻漂亮财富多得很，但他们就为真理而奋斗。他们看到战败的法国比作为征服者的俄国，那些人强烈的、不可比拟的自由和幸福，俄国是如此的丑陋，如此的落伍。人家就为了他们统治的这个阶级，人家是公开起义，十二月党人在冬宫广场起义，那种是公开地起义，不是搞什么阴谋诡计。 陈 平：殉道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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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也不是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人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广场中心，公开地排好队伍起义，等待你来绞杀。人家被上绞架的时候，英勇得很，慷慨就义。

陈 平：这是它的宗教精神。

王 康：人类的精神没有一种模式。 陈 平：这是宗教精神。

王 康：我个人特别特别敬佩的，就是我永远所，就是我没法赞美的，就是俄国的那种贵族精神。 主持人刘爽：只能信仰。

王 康：包括他们的夫人们，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不是跟着她们的那些兄弟们、丈夫们到了西伯利亚去嘛，死在那个地方嘛。

主持人刘爽：对。我记得有一句诗，是一个公爵夫人写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写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在我拥抱我的丈夫之前，先把镣铐放在我的唇上。 王 康：是。

主持人刘爽：这是一些贵族革命者的一种精神气质。 王 康：在人类历史上，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我觉得是永恒的、永远的悲剧，所上升到了人类的审美和人类的诗歌的巅峰，不可超越。西方没有啊，西方哪有这些啊。西方法国大革命如此波澜壮阔，就像第三等级无套裤汉，他们要争得自己的那份财产权，那份土地权。他们本来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为了自己而奋斗天经地义啊。俄国的贵族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那些不幸的人们而奋斗。 主持人刘爽：有人说这个两种精神……

王 康：托尔斯泰本身是个贵族伯爵，誉满全球，整整十年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就是为了财产权。托尔斯泰坚决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所有的版权全部分给社会，索尼娅说不行，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庄园怎么维持下来，这是重要的一个分歧点。在托尔斯泰看起来，财产，就俄罗斯的这种精神，天底下权力和财产是骯脏的，是有罪的。当然这个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财产权在俄国从来不被认可，尤其土地私人占有，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土地不能买卖，它是神圣的。这个我觉得很难比较，在精神上。西方的，我叫资产阶级，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或者对自由的追求和俄国式的这种贵族的对自由的追求，两者之间谁更高尚，我使用这个词，我坚决认为俄国的贵族更高尚。 主持人刘爽：陈平认为呢？

陈 平：如果用高尚这个词我赞同。 主持人刘爽：赞同？

陈 平：但是如果说这个社会实践来讲，我觉得只能走向悲剧。 主持人刘爽：你觉得那种殉道式的精神没有意义？

陈 平：当然来讲了，审美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的，高尚本身就是审美的一个词汇，高尚一定和审美、和悲剧连在一起。

王 康：那么俄国人起码占有了拥有了审美的悲剧的这种高度。 陈 平：对对

王 康：也就够了。我们中国我们拥有什么呀？

陈 平：所以我刚刚说他说自由，我说这个自由和西欧文明的那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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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我就说了这点。一个是他要追求一种，真理的一种，信仰的一种，一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一种自由，一种独立的精神，而这个西欧文明的自由是一种世俗的，个人权利的最大化的自由。

王 康：那么起码就是西方的和俄国的对自由的追求，他们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自由观。 陈 平：对。 王 康：追求自由的伟大的事业，在这点上俄国人的贡献永远不可忘怀。 弥赛亚的救世情怀

“弥赛亚”来源于古犹太语，从《旧约》的“膏油”、“涂油”、“受膏者”演变而来，意思是一个人头上被涂了膏油，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便负有特殊的使命。从1597年库尔布斯基王公在通信中第一次使用了“神圣罗斯”这个称呼开始，“弥赛亚”作为一种救世情怀，已经渗透到俄国人的血液当中。

陈 平：在苏联生活半年的时候，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自己开车。我也一直，我当时就想搞明白，为什么在苏联会发生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我想从我所接触的俄国人身上，和他们身上所携带着的历史的文化的基因上面去寻找去。我真的是，我看到的俄罗斯人，和18世纪，包括19世纪早期，我所在俄罗斯文学作品里面所看到的俄罗斯人，完全是两个人，两种文化的差距太大太大了。一方面你会看到人很有这个，那种所谓的这个教养和礼貌，你比如说那么见了面，他有这种很友好的问候，很有社会公德公共道德，比如他也不会在马路上吐痰，不会的，扔烟头也不会的，包括你去问路，他有了这种西方文明共同的一种行为状态，会耐心地给你指路，告诉你在哪里。但是感觉到了，俄罗斯人身上那种大气与激情，我看不见了，那种人文主义精神看不见了，真的是很冷漠很冷漠。

王 康：现在的俄国跟七十四年前的俄国，跟1917年以前的俄国，跟1911年之后的俄国，它显然是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了。陈平的感觉是又不一样了，人们可以随地吐痰，可以乱扔烟头，因为那种暴力的约束已经不存在了，自由出现了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形态。我觉得不管怎么变，一个民族、一个空间或者一种缘分，它总有它不变的东西在里面。俄国最大的不变就是它的双头鹰，它的斯芬克斯之谜，它是在专制亚细亚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原则和欧罗巴的自由主义原则之间，两种原则在俄国土地上同时并存，而且互相踫击。这种踫击要会持续下去，直到一种原则，要么是专制主义原则，要么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占据了永远的绝对的优势，那个时候俄国的命运才算达到了一个终结点。

公元1991年的冬天，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解体。七十四年风雨飘摇，苏联乌托邦的狂想曲最终写下句号。这究竟是一次弥赛亚的救赎，还是一次历史的冒险？ 苏联—— 一次历史的试验？

王 康：美国一个历史学家丹尼尔斯曾经写过一本叫《革命的良心》，他说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失败的试验，是一个背叛伟大理想的试验。陈平又会认为这个理想未必叫伟大。

陈 平：不，理想永远是伟大的永远是高尚的。 王 康：那倒不一定，那希特勒也有理想。 陈 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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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第三帝国也有理想。 陈 平：我后面加了高尚两个字。 王 康：好。 陈 平：对吧。

王 康：这个丹尼尔斯认为，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背叛伟大理想的这么一场试验。这种结果是令人心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俄国从两个方面就出现了缺陷，第一没有物质基础，第二没有精神基础。那些献身于俄国革命纯粹目标的……

陈 平：不，没有物质基础，我认为这个是后来的一些，严格意义上斯大林的史学观所形成的一种对历史的解读。 王 康：丹尼尔斯是美国人，他坚持认为俄国的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精神的缺陷，一个是物质的缺陷。当然从美国和西方的那种标准来看，俄国的这两方面就有天生的缺陷，所以会出现这么一场革命。这个革命一直到现在，被背叛之后，那些献身于理想的人无一例外的落下了悲惨的结局，而那些把目标放在手段之下的人，至少他们生前，他们获得了他们所能获得的极大的权力。当然很多人实际上同样死于非命了。丹尼尔斯最后的结论是，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就是一种迷茫，痛苦和迷茫，它的所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们，在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戴了一百年面具的这个怪物面前，人类陷入沉思。

陈 平：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和前苏联，也就没有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包括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也就没有这个东方，尤其是中国社会走上这么一条，还在走的一条复兴之路。对历史上人物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有道德上的严厉的批判，这不应该表现为宽容，人毕竟还是有人伦，还是有道德，人毕竟还是要对生命的尊重。在这一百五十年的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上面，我觉得作为无数的这些理想主义者们，他们有高尚的激情，而作为他们的这个起步，当然过程当中也做了太多的违背道德、良知和人伦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类在今天这个社会时期应该深刻反思的。（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二夜《和平 面包 土地》嘉宾：王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成千上万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语言体系中。1917年10月的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

主持人刘爽：我想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可能对我们三个人的感受意味是不一样的。先问问老康，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 康：我最近才弄明白，这句话不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说的，不是1917年，也不是1918年，1919年，是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5月9号。那个时候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而且宣布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此不仅知道了列宁、斯大林，而且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然后中国的革命焕然一新等等。“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个结论是在1949年，我再重复一下。

主持人刘爽：老康这个说法让我感觉很新鲜，因为以前这句话我认为可能说的更早。更早就走了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的路线。那么陈平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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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 平：我认为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如果真的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他们的研究来讲，我觉得他们到了后期。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西欧的一种后来演化，后来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路线，我认为他，我是这么一个观点。但是呢，我反而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走的道路或者设计的一个社会制度，包括所做的一些，一些很激进的一些行为，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延伸。你只要信了马克思主义，你只要信了，尤其信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你就必然会走到这条路。这是我的看法。而且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我先不说对中国的什么后来的发展有多大影响，就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对于十月革命，包括十月革命之前的二月革命，实际上面还是有很多误读。基本上是认识在符号阶段。 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还是一次救赎？

陈 平：我真的是没搞懂，我没搞懂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人，我这儿指的俄罗斯人，主要是他就是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精英、是贵族，包括十二月党人和十二月党人的一种他形成的影响。在那么一种文化氛围当中，我不认为俄国革命是工农大众革命。工农大众是被运动的，不是工农大众的运动，是运动工农大众。但在那么一种文化状态下，俄罗斯怎么会发生十月革命? 王 康：陈平我来试着回答你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十月革命不是革命。 主持人刘爽：只是一些概念……

王 康：俄罗斯的革命肯定是一场革命，我倒不叫它革命，我觉得它是一场救赎。它就像它的地理环境一样，俄国的历史演变必然走向一场，最后的一场救赎。俄国革命我简单描述一下：俄国革命在中古以前，就是一千年以前，它是一个非常辽阔，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愚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多神教的国土。一直到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和拜占廷帝国联姻接受了基督教，这个时候整个这个土地上的各个民族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存在的那种认同感，才有了一种天命意识，一种拯救意识。公元988年，一千多年前了，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154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被土耳其人攻占。这个攻占的结果是第二罗马崩溃了，第三罗马在什么地方建立。当时欧洲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都一致地认为莫斯科代表着第三罗马。俄罗斯是新的上帝城的所在地。1510年，伊凡三世开始自称沙皇，所谓沙皇就是恺撒的译音。就是我们是对西方来说，我们是恺撒和君士坦丁大帝的，我们是继承人。对东方我们是蒙古大帝的继承人。所谓它的双头鹰，那个时候才形成它的国徽。这样俄国从伊凡三世，他们攻占乌克兰，攫取那个高加索，吞并克里木，一直到伊凡四世攻占诺夫多诺德公国，特维尔大公国，一直到阿拉斯加汗国，都是举着圣像，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圣战所攫取的大量的土地。整个完成了俄罗斯帝国的建立，这样俄罗斯就有一种神圣的，这种使命感、拯救感，拯救堕落的西方，以上帝的名义。所以俄罗斯自称是神圣俄罗斯。这种演变很有意思。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1919年3月，又成立了第三国际。 主持人刘爽：也有拯救的这种意识。

王 康：太强的拯救意识了!第三国际成立起来，本来就使得欧洲各国去颠覆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那个别尔嘉耶夫，俄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1947年在巴黎他曾经谈到过，从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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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来，他的总结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共产主义这种概念，是俄罗斯一千多年来的一个稀世大梦。所以俄罗斯从下到上的一个精神的命脉没有中断过，也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攸关俄国和人类前途的，一个大的选择。它不仅仅是现实的一个选择问题，俄国从拉吉舍夫，一直到恰达耶夫，到赫尔岑，一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到列宁，他们一直在苦苦地思考共产主义这个词汇的，它的精神的理念，它的社会理想究竟是什么。我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俄国十月革命，跟西方的近代的各种革命有关联，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有关联。但是它主要是…… 主持人刘爽：只能发生在俄罗斯……

王 康：植根于俄国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演变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十月革命没有普遍性，根本就没有普遍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神话。

任何一次革命都有其深邃的潜在因素。当我们顺着俄国革命这根藤向上追溯，找寻到的是英法革命播下的种子。

王 康：从德国的宗教改革开始，就进入了，我认为就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首先就是英国的革命，从1642年开始，从内战开始，然后就贡献了人类第一部成文法——《人民法案》，第一次在欧洲的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确认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政权民授、确认人民主权。然后到1649年 ，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第一次确认国会的权利高于王权，然后就是美国革命，它提出了两个口号：第一就是。人因为被造而是平等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美国因为它天生就没有欧洲的那些封建等级的残余，那些累赘，所以它天然就给欧洲那些不能容忍专制统治的那些人们提供了保护伞，提供了新的大陆。美国的革命证明了法国启蒙运动那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英国美国革命都不能叫大革命，为什么法国叫大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同时法国是严重的，经济社会失衡的一个社会，三级制嘛！所有法国人都被列为不同的等级当中，这种状态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所以法国大革命一旦起来，那就特别的暴戾。那个查苏里奇不是问吗，那个女革命家说俄国革命究竟是会不会像欧洲革命一样同时爆发或者先爆发或者后爆发？马克思说，你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马克思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不要把我关于西欧的经济发展的一般概述，你们把它说成一个所有的民族都要发展的那样一个历史哲学。如果这样做的话，对我是极大的荣誉，也是极大的侮辱。马克思一反常态。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对俄国的革命把脉，俄国太特殊了。 列宁——要么现在起义，要么永远不要起义

二月革命的发生不光让沙皇政权措手不及，也让还没做好准备的俄国进步分子手忙脚乱。一时间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立。都试图填补这份权力的真空，而列宁成为了这架天平上的最后一个砝码。

王 康：列宁，我们要提到列宁了现在。我们正式要把列宁请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家里面的这个二儿子。他是这么一个人，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悉尼?胡克。他认为列宁是一个世界性事变的创造性人才。这两个概念，一个是世界性的事变，一个是创造性的人才，这个世界性的事件因为有创造性的人才出现所以它才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他认为，我基本赞成，可以说没有列宁，十月革命不一定会爆发，即或爆发了，不一定是那种结局。如果没有列宁，在1917年4月，通过瑞士回到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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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四月提纲》，那么布尔什维克中央就不可能最后来决定在十月武装起义；如果在1917年的7月份，列宁没有及时地阻止他那些性急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来过早地发动武装政变，那么七月的革命可能就被克伦斯基镇压下去；如果没有在十月份，列宁以他的雄辩一个一个地说服布尔什维克那些领袖们，他告诉他们：要么现在起义，要么永远不要起义。 陈 平：现在不起义，将永远丧失这个机会，是吧？他看到克伦斯基在调回，一些精锐的部队，你懂了吧？但这并不能代表，或者不能说明是永远丧失了机会。我觉得列宁他一定是看到了。他所主张的这么一个，一个激进的社会革命的道路，一旦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不管叫联合政府还是临时政府，进入了比较一个稳定状态以后，这种暴力革命，或者激进革命，就失去了它的市场。因为在那么一个不稳定状态下面，他能够把那些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包括士兵，能够动员起来，能够形成一个，一场暴力革命。因为人是很现实的。

王 康：列宁是一个绝对诚挚的，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者，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这两个判断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正确的，确实后来布尔什维克用的口号，就是和平。 主持人刘爽：面包…… 王 康：结束战争……

主持人刘爽：面包，土地……

“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究竟是承诺还是骗局？

“面包、和平、土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深得人心，他们甚至还提出了成立议会和言论自由。可赶走临时政府之后,，否定议会选举结果,，限制出版自由的,，还是布尔什维克自己。

王 康：后来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能说是骗局，但是客观上后来给后来的苏联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后来到1928年开始，实际上更早时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是全盘集体化，就把农民手上的土地重新收归国有。农民要反抗，那么就是坚决地镇压。

主持人刘爽：但是当时是非常起作用的，当时太起作用了。“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王 康：对。

主持人刘爽：这个煽动性是非常强的。

王 康：《列宁在十月》里面，不是那个瓦西里，他的乡下的亲戚来信了吗？

主持人刘爽：对。

王 康：他说我们把土地，把地主给杀了。列宁说干得好！我们把土地拿回来了，列宁说干得好！是干得好啊！但是后来布尔什维克必须实行工业化，工业化必须以牺牲，俄国必须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农民把他，必须把他集体化。集体农庄起来，这样就造成了斯大林模式的第一个特点，那就是全盘集体化。国有化的过程里面，但这个祸根，如果说这个种子是埋在的，就是那个和平、土地、面包，土地的这个，当时的口号里边的。 主持人刘爽：拿你这个的理论基础来观察俄罗斯，或者观察前苏联的这种革命实践你会看到什么？ 陈 平：悲剧。

主持人刘爽：看到悲剧，列宁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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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列宁的悲剧，包括斯大林悲剧。尽管他残暴无比，但他本人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所有的宗教、道德伦理和一切对于英雄楷模，利他主义的颂扬，是对过于自私的一种，相对的一个平衡和压抑。因为太自私了！就像蛇如果自己吃自己尾巴，人也完蛋了，蛇也完蛋了，是吧？那么就不能自私到伤己，这是底线。我这个伤己就包括，你伤同类，伤利他，伤太多了，也是等于伤己。他们都在做的，不可能达到的一件事，他们都在奔向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拯救乌托邦的还是乌托邦

在19世纪前欧洲已经开始有构建平等社会的思想萌生。产生了不少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学作品。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从此，人类在追寻理想国的道路上多了一个行动指南。

陈 平：所以我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我看绝大部分人都会发出对乌托邦的嘲笑。殊不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乌托邦。而乌托邦本身是可爱的、崇高的，但它是悲剧的。

主持人刘爽：乌托邦是人类永远的梦想。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流派，一个国家都在追求人类的一个最高理想。他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实现。用你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列宁的梦想。列宁的遗愿为什么不能实现。他认为是从这个人性的基本的这个点上，是违背人性，利己的。

陈 平：你消灭差别，就是消灭运动，就是消灭生命。如果像共产主义所追求那样的，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到了按需索取，那社会就静止了，那社会哪儿有发展？哪儿有运动呢？今天的经济危机，人们着急什么？就是着急需求没了。我没有需求、增长都急成这样子了，你还要达到社会，什么是这个按需分配! 做梦！这就是梦想者们的美好的梦！必然转化为现实的残酷的悲剧。

主持人刘爽：巨大的悲剧。

陈 平：因为它不可实现，他要想方设法去实现它去，那么他就扭曲自己，也扭曲社会，扭曲人类，这就是我一方面，我不能不承认，一百五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最崇高的运动。从道德情操上面来说。但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运动，最悲壮的运动，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实践，对于天国理想的一场实践，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都现实了，再也不去做这个梦了，梦做够了。我们做过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的，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梦，最后成了最黑暗的时代，对吧？所以，梦是美好的。梦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当成真的，那就变成不美好了。这是我要说的。 主持人刘爽：那么俄罗斯的悲剧，它的根源就在这儿吗？王康同意吗？ 王 康：乌托邦当然是人类的，永远的一种理想，哪怕有苏联的七十四年的，这种血腥的乌托邦，人们还会走下去。只是它可能不在俄国，在其它的国度，在其它的年代，由其他的，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行使。乌托邦从来是有两重性的，其实有些乌托邦，它并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有时候有些乌托邦是以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乌托邦，孔子，他希望三代，那就是大同社会、大道的社会。人们在禅让，人家不要国家权力。很多都是这样，《圣经》也一样有些关于将来的。因为乌托邦有时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巨大的一个悲剧的结果。但是有时候乌托邦也是人类前进的一个巨大的动力。美国一个伟大的一个，现在一个拯救神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蒂里希，这位先生写了很多关于乌托邦的文章，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受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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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乌托邦的最后仍然还是乌托邦。其实俄国革命之前的欧洲的19世纪的几大革命，也是更早期的乌托邦的一种实践。而这种实践因为种种原因，在英国，在美国尤其在英美两个国家。英语国家完全实现了，在法国代价很高，所以乌托邦，咱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也可以从不同的类型里边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我同意陈平的这个结论。俄国的乌托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一次乌托邦。它一登上历史舞台，俄国革命那个，那种气势，那种规模，那种主张，那就真是史无前例。英国、法国、美国革命，是人权革命、财产自由、个人信仰自由、宪政等等。人民政权。它是解放全人类要根本地、重新地定义和重新地再造文明。（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三夜《列宁与列宁遗嘱》嘉宾：王康 列宁主义

公历1917年3月15日，几乎在尼古拉二世走下皇位的同时，俄国突然出现了两个新的政权。列宁作为其中之一，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一心希望能从这场决斗中胜出。他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还有平等的口号，赢得了民众们的欢心。而立刻成立议会，则成为他取代临时政府的直接理由。但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议会中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他又迅速地解散了议会。从此时开始一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就开始统治俄罗斯。 王 康：列宁多次在1917年演说时候对那些工人市民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官吏，没有常备军的这么一个半国家社会。一旦革命成功国家，国家就走向消亡。这是合乎，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了嘛。我相信这是列宁的本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列宁在他的生前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性来把他的这个关于一个新的俄国，它的国家形态，它的基本制度怎么建立起来，他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建立，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主持人刘爽：没有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条件等等。没有可能性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允许，是他根本做不到，还是跟他自己的理论，跟他自己的路径，完全自己跟自己是矛盾的。

陈 平：列宁的这种描述本身就是乌托邦，人类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也是乌托邦，它可以成为很好的一种社会良知和愿望理想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想体系一旦成为一种，这个，政治的和经济的实践，它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它从追求自由，追求人的解放，对吧。追求没有压迫，没有警察，但是一定会走向更加地，这个，压制自由，一定会走上更加地对人性的压抑，一定会比，这个没有这种乌托邦追求的，这个国度多得多的警察。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乌托邦的追求，是和人性相违背的，这里我说共产主义运动。真的它是一场很悲壮的，人类的一个思潮，一场运动，真的很悲壮。它是由人类一代又一代的，最具有社会良知。最具有同情心，最富有激情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一代的人所推动所促成的，但是他们都走上悲剧，走上对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否定。

乌托邦这个词的希腊语原意是：不存在的世界。而列宁却相信，他和他的信仰可以带给俄国人们一个乌托邦。

陈 平：人类产生了无数的宗教，多数宗教如果我剥掉它，剥掉它一层层的外衣，它在这当中都是主张的是利他。人类一个又一个的政权，或者是现实的状态，那么它都表现的人的自私和贪婪。那么我不去论述这些，这个一部人类社会史，它太长了。我们就谈为什么在，这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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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产生了文艺复兴，建立了主张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民主社会，这么一个体制的，几乎是同时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社会所必须的一种补充，一种我们用，还是用这个，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表达它。这也叫做对立的统一，对吧。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牢牢地建立了个人权利，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权。人权的根本权利，根本的定义，是个人权利。那么好，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私和贪欲，获得了它的有史以来的一种正当性、合法性。当然它的丑陋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暴露出来。自私和贪婪是丑陋的，那么这样子就必然产生摆脱了宗教色彩的一个思想体系，作为社会对这种，这个个人贪婪正当性的一个，一个制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产生的根源。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历史的解读。

主持人刘爽：陈平是指出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说，共产主义或者乌托邦，无论是列宁的还是马克思的，为什么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没有？是因为它和人性的基本的那一面是相违背的。 陈 平：对。

主持人刘爽：如果实现共产主义了，就灭绝了人性的那一部分。 陈 平：我就这么说，你只要去推行，你真的去想推行一个，这个，公有制的社会，你就必然采取……

主持人刘爽：灭私的这个行为和路径……

陈 平：你要灭掉“私”，你就必然是在政治上要走向高度的专制，思想上也要走向一种愚民政策，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生存资源也好，对于财富也好，对于权力也好的争夺么，这种争夺从来都是打着一种利他主义的旗号，所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逐步发达起来。经过工业革命以后，逐步发达起来的这个西欧社会，难以形成一种社会革命的力量，但对于刚刚摆脱农奴制的，又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来说，那么它寻找到了它的最好的土壤。所以，列宁本身他是悲剧的，他是具有这个悲天悯人的一个情怀。他具有非常好的一种希望，一种愿景，但是实现不了。 王 康：陈平先生，我在这一点上，我不尽然赞同你的看法。我认为人这种三种性质都有一个自然属性，那绝对是自私的，个体本位，否则这个个人保持不下来，这毫无疑问的。第二，就是他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肯定有两重性，有利己也有利他的，因为不利他最终不能利己。 陈 平：对。

王 康：第三，人有神性，人有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更高的那个本性，我觉得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圣贤先知为他人作出牺牲，为这个时代作出牺牲的人不绝如缕，太多了。就拿“9?11”来说，你说高度发达的，以个人利益为主体的美国社会，213名消防队员，那明知这个世贸大楼绝对是死亡了，但是，而且全是义务的那些人…… 陈 平：但是老康啊，所以他们被称为榜样，被称为英雄，就像你其它说的，所以一些人被称为圣贤，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设计绝不能依据英雄，依据榜样，依据圣贤来设计，那就是悲剧。

王 康：社会制度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毫无疑问的，否则肯定，否则肯定就是专制和暴政。但是社会也绝对不能鄙视和讽刺人想成为圣贤的冲动。 列宁遗嘱

从莫斯科往东南走四十多公里可以到达高尔克村，这里有座16世纪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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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 。1924年1月21日，列宁就是在这里溘然长逝的。在他离开之前他显然对这个世界做了比以往更缜密的思考，并且把这些作为遗嘱留给了后人。

王 康：我们要提到列宁晚期特别重要的列宁遗产的精华，就他的被认为是遗嘱，陈平，这个遗嘱啊，我们长期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研究和评价。列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献，长期以来列宁的遗嘱，在斯大林时代被认为是伪造的，是反革命文件，很多当时知情的老布尔什维克，居然因为这个原因被投入监牢，甚至被枪决。中国也长期没有把它收入列宁全集，一直到90年代上个世纪之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我的记忆，才把它编进了，列宁全集的第三十六卷，就是刚才我说的，第615页到620页。 主持人刘爽：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王 康：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列宁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的1月初，连续口述了几封信件……

看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正在进行的激烈权力斗争，列宁非常担忧，这会造成党的分裂。他在12月23号，口授了第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提出两点：一是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二是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权力。这些要求为了同一个目的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团结。

王 康：过了两天12月25号，列宁又写了一封信。就开始评价主要的六个中央委员的，他们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首先托洛茨基，是全党目前最卓越的领导人，非常能干，但是他太热衷于行政事务的行政方面，然后是斯大林，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当了党的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心他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我没有把握。

主持人刘爽：这点被后世引用的特别多，好象是说，列宁对斯大林是非常不放心的，这不是他选定的人。

王 康：这个是有背景的，他那个，他接下来分析了，其实列宁最钟爱的是布哈林。列宁是1870年生的，布哈林是1888年生的，比他小18岁。他们相当于两父子的关系。他说布哈林是全党所喜欢的人，是俄国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有些烦琐哲学，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希望 把他的这个班子。所谓，交给布哈林的但是具体的，直接的，可能作为领袖的。其实他看好还是，他垂青的还是托洛茨基。而绝对不是斯大林，最后一封信，他就在1月4号专门谈到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他说他这个缺点。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当中，我们个人的交往当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考虑到他和托洛茨基的这种分裂的可能性，考虑到党内稳定性，这可能就不是小事情了。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是一件可能就，就极其重要意义的，决定意义的“小事情”了。而他在这封信里面还提到，他说俄国的第二个危险就是工农联盟的破裂。他说我们党依靠的是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如果这个两大阶级的联盟不存在了，那么俄国的革命采取什么办法，都没法解决。后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根本不存在的基础上的。从一开始就开始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剪刀差，身份等级制度，国内通行证，现在我们叫做二元城乡结构那套东西。这个是完全没有向历史做交代的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是依靠农民建立在农民的巨大的牺牲的基础上的。但是革命成功之后不仅是背叛了农民，而且农民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列宁的六封遗嘱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列宁于1923年3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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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粗暴的，你竟然粗暴地对待我的夫人。”斯大林曾经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非常粗暴地来斥责克鲁普斯卡娅，把一封信件列宁口述的信件转交给托洛茨基，而且用粗暴的话骂了她。“你竟然粗暴地对待我的夫人，”他说，“尽管我的夫人同意忘记你的话，但是我不能轻率地忘记。”他说，“毫无疑问，反对我的夫人的言行，就是反对我本人。”他说，“现在请你斟酌，要么你收回你的话向我道歉，要么我们就断绝各种关系。列宁1923年3月5号。” 托洛茨基的悲剧

遗嘱里流露出了列宁对斯大林日益增加的不满。此时的列宁更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是托洛茨基，他心里的天平第一次倒向了自己这位昔日战友——托洛茨基。作为苏联政权的创始人之一，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是一片模糊。 王 康：托洛茨基是4月份才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以前是个孟什维克，但是有非常天才的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十月革命老实说没有托洛茨基，就像没有列宁一样，很难说是后面那种结果。

主持人刘爽：这点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我们脑子里没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画像。 陈 平：红军总政委呀。 王 康：红军之父。

主持人刘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他的形象，你能给我们建立一个。

王 康：托洛茨基的形象，托洛茨基，犹太人，俄国革命很多犹太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基洛夫，列宁好象也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陈 平：反正犹太人把这个世界搞得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在苦难当中。马克思是犹太人，对不对？ 王 康：是。

陈 平：这个犹太人真的把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当然确实，他们太富于哲学思考。

王 康：那个托洛茨基他是才华横溢，跟列宁一样。在欧洲流浪了很多年，也懂很多外语。那个，非常浪漫，他后来在跟斯大林勾心斗角权力之争的时候，开中央会议他居然就拿一本莫泊桑的小说来看。那当然是原文，或者是堂吉诃德的西班牙原文来看，表示我对你斯大林这一套权力角逐我毫无兴趣。我不，很不屑。他是1928年被开除出去，在国内流放。1929年流放到，后来流放出去了，托洛茨基在国外。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了一个特务，在1941年给他，在他家里边，用那个风镐，丁字镐，在他背后给他扎死掉了，但是托洛茨基在生前，在国外组织了第四国际，鼓吹他的……

主持人刘爽：托洛茨基组织了…… 王 康：托洛茨基。

主持人刘爽：第四国际。

王 康：第四国际，现在还有第五国际呢。第五国际那就根本不象样子了，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国外成立的，目的是在要重新改变被斯大林所背叛的那场十月革命的道路，重新继续那个道路，而且把这个道路引向全世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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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是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话了。还是走人类共同的道路。俄国人的教训就是，他太自负地，太狂妄地把自己等同于人类。把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斗争，当成人类解放的斗争，没有人授权他呀？他自作多情啊。

陈 平：马克思也自作多情，是马克思提出来，要解放全人类。

王 康：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在相对真理的小河边待着，那个汪洋大海的绝对真理，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支流而已。那种谦卑感，这种对自己的真正这种认识，才是人类高尚阶层所在；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是没有，你说如果列宁、斯大林从认识论上他们最大的谬误，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这种狂妄是各种因素滋养起来的，但是再多的因素它都叫狂妄。他给自己提出来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这是最大的认识论上面的谬误。

陈 平：那希特勒也是这样子。

王 康：希特勒还有点区别，希特勒在最后，离开他这个城市时候，他这个灾难深重的德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存在了，德国也没有必要在地球上存在。列宁、斯大林不这样，他们坚信人类绝对要走向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共产主义，那种人间天堂。反正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不管是德国的，还是俄国的，这种领袖崇拜，这种滥施暴力，这种穷兵黩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排除人性，排除其它来说，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说有罪的话，这是最大的罪。（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六夜《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之死》嘉宾：王康 列宁的退却——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确实保障了苏维埃政权，从内战中胜出。可除了胜利，它还为俄国带来了290亿至500亿卢布的物质损失，1300多万的人口减少。而农民暴动和水兵起义，直接撼动了新生的苏俄政权。列宁感到震惊，直接过渡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了吗？

王 康：那个时候1921年左右，苏联的整个经济到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比拟的那种悲惨的境地，这是列宁的原话。列宁后来在苏共的，联共的十大上面，作出了几点基本的结论。他说第一，按照我们的这要在一个小农经济占汪洋大海的国家，要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切问题都要按照共产党的那种政策来解决，那是共产党的自大狂。第二，如果我们敢于承认失败，敢于面对这个危险的现实，我们必须重新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第三，现在我们这道路，我们根本就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必须实行一条，新的一条经济路线，我们就称它为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补丁，其措施主要是对战时共产主义做修正。具体有，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在流通方面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等等。这些政策就如同一场甘霖，洒向了俄国久旱的土地。

主持人刘爽：这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王 康：1923年的3月27号，十一大开幕。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我们要面对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生存，我们要依赖这个市场。他说我们现在要，苏维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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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苏维埃的管理制度，管理的这些组织，必须要尽量地结合资本主义最新的先进的技术。然后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等于，就像一个方程式一样，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制度，加上美国的托拉斯，加上美国的国民教育，加上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 主持人刘爽：这我……

王 康：普鲁士加美国的……

主持人刘爽：这我不太懂，这几个加号之间，它怎么形成一个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王 康：他的意思就是陈平说的，他要善处环境。那个时候俄国内忧外患，从列宁去世到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刹住。在1956年期间，俄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经济学家本来预测，这个俄国的经济如果要恢复到战前水平，1913年的水平，起码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结果使得苏联的经济迅速地复兴。1926年的时候，它整个的工农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而且它第一次出现了人口的正增长。增加了1500万人，俄国的人口可不像咱们中国。中国好象我们人太多了，俄国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人口的增加是极大极困难的事情。它居然增加了1500万人。实际人口比1913年，增加了一倍半。而且它的死亡率降低到26%，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30%，2500万的农户，完成了全部的农产品的供给。而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国那些，那些作家们，那些什么帕斯捷尔纳克，那阿赫玛托娃，那些文学巨匠，发表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那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文学的黄金十年。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苏联经济一下走出困境。俄国人真正尝到了苏维埃带来的甜头。但在很多布尔什维克心目中，这一政策，在俄国大地上的开花结果，却是党在前进路上的一次退却。

主持人刘爽：退却这两个字里面是含有评价，含有列宁的评价的。你怎么看列宁自己对这个，退却两个字的理解？

王 康：我们不能再往前冲锋了，冲锋我们损失太大了。 陈 平：自己没了。 王 康：自己都没了。

陈 平：你竭泽而渔，你鱼吃光了，它就没有了，怎么办呢？想到往下面吃，没得吃！我再养点鱼吧。

王 康：但是这个退却是绝对有前提的，第一，时间，是在1921年春天到1923年春天，这个实现就大概用一年左右。列宁大概他所想的退却时间，就是一年左右。第二，他说我们掌握了俄国的经济的制高点。那就是第一我们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军队，国家各种权力，宪兵，警察等等。 陈 平：也就是暴力吧。

王 康：第二，土地我们掌握了。第三，工业和农业，大工业和大农业归我们掌握。一当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一当政权得到巩固，一当社会的不平衡，骚乱，和各种隐患被消灭掉。那么就停止退却，就停止新经济政策。所以，新经济政策对列宁来说，始终是一个权宜之计。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来的。但他明确表示，这只是后退到自己的阵地上。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在党的内部，却有人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将来前进的方向，并给予它最坚决的拥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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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这个人就是时任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布哈林。 布哈林之死——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王 康：他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家，捍卫者和执行人。列宁生前对布哈林的评价非常高，布哈林是中央委员会最年轻的一代领导人了，是全党所喜欢的人，是我们最大的理论家。很多专家都认为列宁真正所垂青的，所瞩目的那个接班人，或者将来的这个，列宁二世，不是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年龄跟他差不多了，而是，而是布哈林。那布哈林在列宁死后，他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首席发言人，也是它的捍卫者。而且他死于这个新经济政策。后来导致他跟斯大林的矛盾上升。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认识比列宁应该是更往前走了几步。更带有一种，全局和根本性的这种意义。布哈林认为俄国革命之后，口号布尔什维克，已经不应该是谁赞成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应该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那种，市场上面的自然而然的竞争，然后这种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那种急风暴雨的，而是通过阶级之间的，良性的正常的一种竞争，一种和解，一种合作，来达到，来实现社会主义。布哈林特别反对斯大林的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掠夺，进行封建军事掠夺。而这个他认为是沙皇时代的最大的罪过。布哈林尤其是不赞成。他警惕通过这个对，农民的军事封建掠夺，可能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甚至是一个成吉思汗式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非常可怕的。他说只有白痴才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需要贫农。布哈林发出一个口号，那是后来激励了俄国整个农民的，就是三句话。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这种结果什么意思呢？这种结果势必造成在经济领域的，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

王 康：我觉得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俄国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一种第三条道路。就是布哈林……

主持人刘爽：这条路…… 王 康：这条道路……

主持人刘爽：能走下去吗？

王 康：如果布哈林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力，如果他没有在他五十岁时候就被斯大林处死。如果布哈林的政策在党内的高层，布尔什维克里边，得到一致的赞成和拥护。这三个如果，那么这个道路肯定有别于斯大林模式。一定程度也区别于，列宁的那个道路，那种策略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那个放水养鱼的这种方针。

陈 平：刚刚老康说一句话很清楚，那布哈林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那布哈林是完全违背了这个，那个当时的，这个联共（布）的党章了。而且他又处在一个，一个由列宁一手建立起来的，一个集权主义政党的，一个政党之内，包括国家体制之内。所以，注定了他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工具性的悲剧人物。而他不可能成为，使苏联发生根本性的，实际上相当于国体转变的，政体转变的一个领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 康：不尽然。二十世纪。就是这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竞争，对抗。叫资本主义，叫社会主义。美国为首的，苏联为首的。拿美国来看，1929年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罗斯福上台，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说到底，凯恩斯主义也好，他的新政也好，说到底就是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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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和福利国家的那些经验，那些原则，甚至进入他们的法规。资产阶级那些名门望族们曾经谴责罗斯福，罗斯福在新政那十八条，全是一字一句从《共产党宣言》里面抄下来的，罗斯福就是把美国引向了共产主义去了。罗斯福自己他也明白，记者问他，你是共产党吗？直接问他，他说我不是，你是资产阶级吗？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的哲学是什么？他说我的哲学是什么？我的哲学就是，只要美国人民尝起来，不管它是鱼肉还是禽肉，美国人民尝起来，觉得特别可口，那就行了。最后新政大功告成的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他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拯救美国资本主义，捍卫美国自由制度，

主持人刘爽：对，我的哲学既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只要富起来就行。

王 康：那么同样就是其实，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看都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所带来的，人类要摆脱困境要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各种尝试的办法，或者社会制度的选择。这两种绝对不是完全地对立和冲突的。其实里面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像北欧，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功地融合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有所约束的资本主义。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也成功地糅合了，某些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那些，那些要求，和现代资本主义东西。绝对不是完全不相干的，而布哈林这个新经济政策，就想在俄国的土地上面，也来尝试这么一场实验。列宁本身是放水养鱼，养鱼了还得杀掉，还得吃掉。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的程度的主观和客观的意义上面，它可能导致俄国走向一个，和平的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罗斯福在美国一样，把它融合在一起的，现在叫做第三条道路出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

王 康：布哈林我觉得他犯了三个大的错误。第一，是他自己，他是真理报的总编辑呀，他是真理报、消息报的总编辑，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的社论和声明的撰稿人和首席发言人，苏联的科学院的创意人，是个大才子。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共产主义运动最博学的，就是布哈林了。他精通德语、英语、拉丁语、法语，可用这些语言勘那些原著，他又是博物学家，蝴蝶学家，还是优秀的一个画家。但是他居然，犯了这么天真的错误，布哈林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在真理报上，公开地刊登列宁的遗嘱。当时列宁还在世，凭列宁的巨大的声望，很轻易地可以让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台子上撤换下来。开始就可以刹住斯大林后来给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是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他是在三十年代初，他出于对一个整个党的团结和形象，他参与了，甚至推动了，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这个在客观上，是大大地加强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的能力。第三，一直到他被送上法庭，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和其他其他十七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内务部的地下室被枪决。直到那个时候，他没有把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和斗争，把它公开化。而在党内，布哈林永远是少数派，永远是非法分子。斯大林大权在握，但是一旦他把这种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把它公诸于世，让整个苏联社会都知道的话，那个力量就不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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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官僚方面了，就在布哈林身上了。至少那个时候历史的真理属于布哈林，而不属于斯大林。

1938年3月，站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被告席里的布哈林，在没有证人证据的情况下，对“叛国”“刺杀列宁”，等罪名供认不讳。这让旁听席里的众多西方记者目瞪口呆，因为在不久前的法庭辩论里，布哈林还狠狠驳斥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谁也没能明白，这离奇变化背后的秘密。布哈林，这个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就在这样一场荒唐的判决后，被秘密枪决。 王 康：布哈林在法庭上表现的，可以说很出色。它这个法庭是公开审理的，这个审判是非常卑劣的，但是可以很恰当地认为是布哈林最后的，最壮丽的一个时刻。西方的记者都迷倒了，在法庭上，布哈林五十岁，面容非常憔悴，须眉皆白了，但是模样非常像列宁，而且他的回答那个维辛斯基的审判的时候，他的那种强大的逻辑，和极其慑人心魄的那种雄辩，维辛斯基经常张口结舌，回来不出来。而且布哈林很明白，他自己肯定死路一条，但他就证明了，他是真正的男人，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的英勇。他是1938年的3月15号被枪毙，之前他和他的那个年轻的妻子才十八岁，拉林娜见了一面，他就给她说，你还年轻，你得背下我的遗嘱。就是最著名的，布哈林的遗嘱。 布哈林遗嘱

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王 康：布哈林的妻子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嫁给他才十八岁。然后他们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尤里。布哈林被枪决之后，拉林娜被抓进监牢里面，关了六个月的水牢。然后又在流放地，捱过了十八个年头。和她的儿子都不认识。一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局部非斯大林化之后，她才和几百万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家来，母子团圆。1961年，她和尤里，她儿子联名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和二十二大，要求为她的丈夫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当时慑于国内外的巨大的压力，根本就没有回信，晚年赫鲁晓夫自己很忏悔。他觉得自己良心有愧，应该做了那一步。又过了十七个年头，一直到1977年，1977年，她给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新的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再次提出了要求给布哈林平反。没有任何消息。一直到1980年，这个时候拉林娜完全绝望了，她已经八十来岁了，她就让她的儿子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欧洲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贝林格，要求他为他的父亲在国外奔走。这封信很快转到了那个罗素和平基金会，英国的。这个基金会然后再号召全世界的，正义的人士，有良知人士，为布哈林平反昭雪奔走。一直到1988年，这个时候拉林娜最后一次写信给苏共中央最后一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二十七大，她说我们的党政上，写着列宁的名言，共产党是时代的荣誉和良心，请你根据这一点来办事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她说我费了极大的这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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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流放地，在集中营，在艰难的岁月里边，我记下了布哈林的这个遗嘱。我当时发了誓，如果做不到，我就是违背我的誓言。她说我相信，你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未来一代正直的，年轻的，党的领导人。1988年2月4号，1988年2月4号是布哈林蒙难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过了整整五十年，苏联最高法院为他平反昭雪。但是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25号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宣布十月革命在苏联的事业已告失败。这个拉林娜已经八十五岁了，拉林娜最后是在这个，共产党被解散，十月革命道路宣布到此为止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当中，离开了人世。（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七夜《斯大林的崛起》斯大林的悲惨童年 约瑟夫?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格鲁吉亚哥里人，梯弗里斯东正教神学院学生，因参加革命被流放西伯利亚等地，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主持人刘爽：我想我们三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斯大林的画像，陈平你要给斯大林画个像的话，别多想，第一反应，什么样子？ 陈 平：第一想，那就真的是一个粗鲁的暴君。

主持人刘爽：不知道老康你心里，你有没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形象认知的画像？

王 康：形象？我们就只能援用当时的最直接的材料，就是巴库地区的宪兵队把他逮住之后，他作为一个国事犯，给他记下来那些档案的记录。说该国事犯个头不高，他很瘦弱，脸上有麻子和斑点，他小时候得天花。左手是残疾，而且他的左脚的第二个、第三个指头是连在一块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睛是棕黄色的，下巴上头有些胡子。 主持人刘爽：这完全不是我作为六十年代人心里边那个斯大林的样子，六十年代人看到是马恩列斯毛的所有的画像里面，斯大林是一幅非常英武的，就西泽大帝的样子。

王 康：他不是俄罗斯人，是格鲁吉亚人。这么一个格鲁吉亚人，成了整个俄国的、前苏联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影响遍及全世界。斯大林他的出身和列宁完全不一样，列宁是个低等贵族，受过高等教育，多次出国，也懂很多外语，对西方不陌生。这个斯大林他是，他很不幸，不幸的童年，非常的贫寒。他的祖上是农奴，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之后，他的祖父成了一个城市贫民，到他父亲就成了一个鞋匠。鞋匠在当时的格鲁吉亚在哥里那个城市老家里面地位也不太低，他手艺人嘛，但那个鞋匠特别喜欢喝酒。

主持人刘爽：酒鬼！

王 康：酒鬼，而且他的父亲粗暴，完全没有文化，对他的妻子非常粗暴，经常殴打她。所以从小，他小名叫索索，索索就完全没有父爱，而且对父亲非常憎恨，父亲有一次在斗殴当中被打死。

主持人刘爽：这个出身，酒鬼的父亲和童年没有父爱，对他的人格形成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王 康：太重要了。多少人从小缺少父爱的，他都有一种严重的一种缺陷。希特勒也缺少父爱，斯大林也一样。斯大林他后来的名字叫科巴，他在少年时代看了一本书叫《弑父者》，杀死父亲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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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科巴，他就把科巴取为自己的名字。世界的爱的一半，来自父亲那边，对他来说是堵住了。

主持人刘爽：这会不会扭曲他的人格？

王 康：那肯定会扭曲，那毫无疑问。但他母亲非常伟大，跟所有的母亲一样，那天然的、伟大的母爱。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他的母亲一直到他成为俄国的主宰之后，登峰造极的权力巅峰之后，他母亲还是住在一个很阴暗的、小小的一个房间里边，穿着那个黑色的格鲁吉亚老年妇女的那些衣服。他母亲就希望他成为一个神父，所以把他送到哥里的神学院，念了六年书。作为一个这么一个贫穷的，他母亲是一辈子给人家洗衣服，那时候那是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母亲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歌颂和诅咒斯大林的人，我觉得都更本质。最后她活了八十岁，最后她对她的儿子，她唯一的一个独生子，她说：“真可惜，孩子，你到底没有成为一名神父。” 斯大林的崛起之路

六年的神学院生活并没有让斯大林成为一个神父，宗教救赎的精神在他的内心被置换为共产主义。这个出身贫寒，童年不幸的格鲁吉亚人，在命运的驱使下走上了革命之路。

陈 平：我刚刚听你们在说，我就在想，这个斯大林这个人，他的出身，他所受的教育，他是怎么样进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核心这个圈子里面的。这点我想可能老康应该对此有研究。

王 康：他是在1907年和列宁认识。1913年，列宁把他提拔到中央委员会里面，而且让他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那篇文章斯大林写得不错。斯大林尽管出身非常的卑微，但是他非常的酷爱读书，非常贪婪的读书，他看了不少书，尤其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深有研究。斯大林后来走上一种高位，很多也取决于某种偶然，比如他总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生最高的一个职务就叫总书记，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前，苏联共产党的那个书记，没有。“书记”和“秘书”在英语在俄语里面都是一个词。一直到七大，1918年，才正式地设立书记处，就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大量的事务，成立书记处。斯维尔德洛夫是第一任这个书记，不叫总书记，完全是事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一直到1919年八大，苏共中央增加两个机构，一个是政治局，一个是组织局，斯大林进入这两个局，那进入很高的职务。到九大，到十大之后，斯大林兼管这个书记处。到十一大，他正式成为书记处的总书记。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上层那些领袖们都不屑一顾，说那个书记处，就是给我们服务的，就是处理很多日常工作。但是谁都没想到，斯大林逐步地、不声不响地、非常有耐性地把这个书记处，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打杂的这么一个机构，逐渐把它变成了一个执掌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最大权力的一个机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在列宁生前倒是一直在开，而且坚持联会制度。从1917年开始，包括内战，包括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期间，每一年，一直到1924年，这六年时间，列宁每一年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是斯大林执掌大权之后，这个联会制度被破坏，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最长的是十三年，不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最后就形成了斯大林把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转移到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又集中在政治局，而他全盘地操控了政治局。他一个人最后变为他凌驾于整个党的之上，然后所谓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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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包括政治局这些所谓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机构的那些很抽象的词汇，都形同虚设了。 二流人物斯大林

1922年4月，斯大林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位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并不是十分重要。然而到了1929年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没有一个人的权力可与斯大林相抗衡。

主持人刘爽：我刚才注意到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用一个词，就是他不声不响地、非常耐心地，这个有他的性格在里头，我不知道他这个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 康：他当年是个反沙皇的一个革命战士，就是刚才说了，后来他很有幸地结识了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他是一个二流人物，十月革命当中他是中央委员，但他和列宁、托洛茨基这些人物比起来，他完全就是很逊色的一个人。托洛茨基、列宁都是天才的一些演说家，也很能写作。加米涅夫这些都是长期和群众和这些士兵们打交道的一些领袖般的人物，光彩夺目。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不是一个演说家，写文章还可以，但是也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长处就是默默地、悄悄地，但是非常有耐性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他的权力，这是斯大林最大的一个长项。 陈 平：一方面你要看斯大林他个人的这种出身哪，成长啊，他的背景。应该说他是处在一种社会底层的，并且是一个很激进的革命者。他的本身的个人的性格一定是更加相信目的和手段，他认为对目的才是重要的。 主持人刘爽：目的一定要清晰明确。 陈 平：而且手段……

主持人刘爽：一定要不择手段。

陈 平：对，是可以这个不顾及任何的这个道德的、伦理的，或者良心的，这他都可以不考虑。

主持人刘爽：可是当时列宁是有遗嘱的，而列宁的遗嘱是不看好斯大林的。

王 康：是啊。列宁1922年到1923年的年底和1923年初，那些遗嘱不是已经明确说，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换成另外一个人。

主持人刘爽：那我就不能理解了，既然有这么清晰明确的遗嘱，而且当时肯定也还有别的人选可以考虑，为什么斯大林能够走到权力巅峰？ 王 康：布尔什维克高层实际上一直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倾向，斯大林一直没有自己的，斯大林是在不同的时间站在不同的派别那一面，同意某种倾向。你比如早期他同意右派的观点，到一定时候他转过来同意左派，但是有一点，不管同意哪一派，必须是在，一定是在这个派别占权力上风的时候，斯大林跟他们站在一起。第二，他特别善于分化瓦解他的那些同志们，他的那些未来的反对派。我曾经说过，斯大林比如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去世之后，他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盟，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他又和布哈林结盟，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一点上，那些十月革命那些领袖们多多少少有些知识分子气，有点自以为是，但是斯大林没有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天真。他很明白，一切都是为了权力。

托洛茨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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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才华横溢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一大威胁。这个列宁遗嘱中“中央委员中最有才能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的天才领袖，最终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命殒西方。

王 康：说到托洛茨基，陈平，我还真是有点感慨。托洛茨基是一生当中都是在流放、监禁、流亡异国的。他和斯大林是一年生的，他生的那天他是生日，刚好和十月革命是同一天，1879年11月7号。他在十月革命当中那是举足轻重，有时候地位是，应该说他甚至超过列宁。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红军之父”，他是这么一个人。况且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是一个老革命家，也参加过孟什维克，被德国的政府曾经驱逐过，那个霍亨索伦王朝给他缺席审判判他监禁，然后他被法国政府又被判刑，把他赶到西班牙去坐牢，后来又被驱逐到美国去，在加拿大坐牢。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他后来1928年被开除出党，1月份，1929年2月份，他被驱逐到中苏边境的阿拉木图，然后驱逐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这个人一生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他被驱逐之后，他的前妻，他和他前妻生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两个年幼的外孙，先后都被处死。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婿，也先后被杀掉。他的长子列夫，列夫跟他一块被驱逐到国外去的，陪伴他，做他助手的，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工处死。他本人同样命运。1940年8月20号，被斯大林的特工用那个冰镐，在他的家里边，在墨西哥家里边给他扎死。

陈 平：这个托洛茨基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一个，可以说他带有宗教倾向的人。

王 康：对。

陈 平：本身就是个很激进的，是吧。早期的很多的这种暴力都是托洛茨基是冲在最前面的。

王 康：托洛茨基不认为他自己是个悲剧人物。他在写《我的自传》里面他说，有人经常问你，你怎么看你的命运。他说我知道这些问话的人是带着一种，某种挖苦的味道，好奇的心情。他说我从来不关心，我不懂什么叫个人命运，我能够非常客观地看待我的命运，而且我把它和历史进程的客观进程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就是一个牺牲者，但是一切人类的伟大的，历史文明推动进步的，都是由我们这种牺牲者做出来的。他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应该是他的遗嘱，他引用巴枯宁的一段话。巴枯宁说，历史运动从来不会按照直线或某种规则运动，但是总的历史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所有反对革命的都会烟消云散。他说我就是这个历史运动的参与者，我喜欢它的风景，对其他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那些大灾大难，它们就成全了我，让我变得非常高尚。他说我对时代，我从来不怨天尤人，对于他们那些个人，他们非常的渺小，他们无知，他们充满奴性，我也不怨他们。他说这个巴枯宁这段话虽然有一些宗教的意味，但是说得很精彩，他说我愿意在这段话下面签上我的名字。托洛茨基就是这种人，那跟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不同风范和结局的人。

陈 平：如果我们说托洛茨基，包括刚刚老康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但是这代人普遍的，他们所歌颂的这个价值观不是安宁，不是平静，也不是要一种和谐。他们需要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一种运动。

王 康：运动就是一切，托洛茨基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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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运动审美，是一种这个美的，审美的代名词了。这是他这一代的价值观。

斯大林缘何登上权力巅峰？

列宁生前已经预感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导致党的分裂。1922年12月24日，在第二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直言对斯大林强烈的不满和担忧，但此时的斯大林已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个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领导人，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陈 平：你和这个王康对话的时候你一直在问，斯大林怎么会拥有这些权力的。我在想，这种结构的设计，实际上面我们说这个，从中央委员会，然后包括后来发展到政治局，这个过程的设计实际上是列宁主导的，尤其走到政治局的时候是列宁主导的。王康是不是同意这么一个判断？

王 康：还是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到全国人口的2%，它是一个绝对少数派。而且这个阶级，这个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很不成熟。所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叫发展也好，叫偏离也好，叫背叛也好，这是列宁主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么落后的，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承担那个历史使命。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一个党。这个党在无产阶级和整个俄国社会的上面，从上面灌输给这个阶级他们的历史使命，并且受他们的委托来统治整个俄国。所谓这个党的建设、党的绝对领导、党的独裁和集权，这是列宁主义的第一原则。

陈 平：列宁主义的政党就是一个集权的政党，这两者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说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因为它是一个在野的一个革命政党，它内部应该来讲还是一个民主的。我想老康可能同意这个意见，对吧？这个包括老康说了，列宁是一个个地说服那些其它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领袖们，同意他的武装起义的意见。但是，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一条从革命的、民主的，一个激进的政党，逐步走上一个个人专制的一个组织体系。 王 康：列宁曾经说过，人家说我们一党专政，他说我们就是一党专政，我们永远需要一党专政，这确实是列宁的一大发明。但这个列宁的发明，不是他完全主观凭空想象来的，他只要要搞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这个革命，而在俄国的具体环境里面，它肯定就是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这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列宁也好，其它人也好，在这个革命里边，要么就不搞，只能走这个道路，这是个必然。

陈 平：你可以看现在世界上面，几乎所有现代的这个专制政党，它的设计的这个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基本上都源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这是我要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观察斯大林这个人，分析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个在组织、设计的过程当中，斯大林是一个有极高的这个组织能力的人。

主持人刘爽：就是他的执行力非常强。

陈 平：尤其组织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等到刚刚王康说，等到列宁就是遗嘱上说建议把他给免了，那已经是免不掉了。 主持人刘爽：已经来不及了。

陈 平：刘爽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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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已经建立起来，运转起来了。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八夜《自上而下的革命》超速工业化

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在1929年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整地建立起后来延续70余年的斯大林模式。共产主义的死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如此评价斯大林，“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

主持人刘爽：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就带有统治者那种高压的，或者一厢情愿的，或者强迫式的这种色彩吗？

王 康：也是一方面。由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社会内部的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政治上的分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国外的一些新的情况发生了。你比如德国法西斯这种因素开始上升，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国外的这种压力开始增大。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比较自由化的那种政策，被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必须给它停止下来，反过来要强化党的领导，要强化专政的力量，强化国家的力量。斯大林顺应了这个潮流，或者斯大林引导了这个潮流，所以他来了一场整整10年的自上而下的，他来领导发动的一场革命。我来描述一下这场革命。首先他要开刀的是农民，理由就是必须接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在农村的这种自发的，有富农倾向的这种农业经济。他们虽然缴了很多粮食回来，但是他们构成了对苏联，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的某种威胁，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不能容忍的。另外就是更重要的，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各种新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必须完成一个使命，那就是工业化，而且要超速地完成工业化，叫超工业化，快速工业化。这个工业化对苏联来说，只能在国内进行殖民剥夺，只能把农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

主持人刘爽：牺牲品。

王 康：基础，也是基础和前提，当然就是它作为牺牲品。 陈 平：老康，在十月革命爆发前，沙皇治下的俄罗斯工业并不是太弱。十月革命前，俄国它是名列西方强国之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 王 康：就有俄国。

陈 平：对不对，对吧，俄国可不弱啊。

王 康：它不光是八国联军，瓜分波兰、进攻瑞典、进攻芬兰，一直到远征巴黎，俄国都是盟主。

主持人刘爽：这个脉落就是他走上权力顶峰之后呢，他对农民的态度似乎是在动摇他自己的统治基础，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加速工业化，似乎又是为了让他的权力更结实一点。

王 康：我们不能永远都说他仅仅是为了权力，他已经大权在握了，他得做事情。苏联的工业化是令人震惊的，很多历史学家对苏联的工业化一直到现在，还是持相当的肯定态度。他这个10年当中，比如到了1927年，1926年年底，1927年左右，苏联的整个重工业比1922年左右已经提高了整整5倍，钢产量提高了3倍，水利和煤提高了两倍，电力提高了6倍，机器生产提高了19倍。整个重工业为中心的超工业化时代这十年当中完成了，这个时候苏联的重工业后来直接奠定了反抗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的重要的工业基础，这是历史学家肯定苏联工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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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跟西方相比，西方是用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斯大林总的来说用了二三十年，但是实际上主要时间在那10年当中。但是同时，就是苏联的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化的完成，是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换得来的。你看俄国的农民，是十月革命的基础，就跟中国革命一样。没有俄国农民的参加，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列宁绝对不可能战胜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不能战胜那些白匪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谓当时的“和平土地 面包”是深得农民的拥护的，农民确实拥护。这个道理太简单，农民天然的要求就是跟土地在一起，“耕者有其田”，全世界农民都一样。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是农民，农民挽救了因为内战、因为饥荒，因为各种起义和骚乱所带来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局面。新经济政策核心就是把余粮征集制改为纳税制，实物纳税制，就是尊重，或者说引发农民的这种生产主动性。短短五六年时间，俄国的农民就再一次挽救了俄国。但是到了1928年开始，斯大林必须要搞工业化。

全盘集体化与集体农庄

高速工业化急需资金，可是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却并不合理。虽然农业丰收，农民却不愿把粮食出售给政府。1927年底，苏联爆发了所谓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破坏和小农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提出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大农庄。这一事件成为了苏联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导火线。 陈 平：那叫集体农庄运动。

王 康：对，叫集体农庄。俄国的农村就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口号下面，把俄国的一亿两千万俄国的农民卷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浩劫当中来。那是非常血腥的，非常残暴的。这些农民们被各种各样的财政的、行政的、法律的措施强迫他们交出他们的粮食，他们的土地出来，还被那些工人、城市的工作队、农民、农村的干部，甚至警察，甚至部队，多次地反复地给他们追剿、流放、监禁和处决。当时的整个俄罗斯大地上面，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这些都是传统的欧洲的粮仓啊，这些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面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衣衫褴褛的、完全是乞丐式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的农民离乡背井。俄罗斯当时的农业到什么惨的情况，因为它是农村，机械化还没有实现，全俄国的农民拥有的牲畜，7000万头牛、2500万头猪、14600万头羊、3300万匹马，一大半全部给宰杀了。农民是，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俄国整个农民都在含着眼泪宰杀他们自己的牲畜。农民的语言简单地说，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

主持人刘爽：1932年到1933年发生的大饥荒，当时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这种现象。 王 康：乌克兰前前后后大概要有500万左右被饿死，这是后来乌克兰独立出去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整个俄罗斯大概饿死的农民是1000万，包括300万儿童，1300万一共。这个数目已经够惨烈了，不光是乌克兰。这样农民就大量地。 陈 平：10%。

王 康：大量地流浪到了城市里面来。为了阻止这些农民流入城市，苏联政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内身份证”制度。身份证制度成功地阻止了农民流入城市，那么大批的农民就死在城市之外。身份证制度本来是沙皇俄国的一种安排，十九世纪末期之后到二十世纪初，几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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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一就是在苏联废除，在俄国废除身份证制度。他们认为身份证是警察统治的一个恶果，它唯一方便的就是警察，对老百姓是一个绞索，所以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废除了身份证制度。但是全盘集体化之后，为了防止农民涌入城市，苏联政府又恢复了身份证制度，叫“国内护照”。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也是没法向历史进行交代的一个政策。斯大林为了工业化，坚持要把粮食出口到西方去。我再说一组数字，我觉得数字比我们评论要更有力量一点。1928年，苏联出口的粮食是100万公担，1929年一下增加到1300万公担，1930年增加到18700万公担，1931年上升到58700万公担，一直到1933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还出口了1000万公担的粮食。这些粮食的其中的一半，统计学家计算过，就可以让整个的俄国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主持人刘爽：出口这些粮食目的是换回外汇。

王 康：换取外汇，急需的外汇。发展工业也是为了打破那些西方的媒体说俄国饿死了人，出现了饥荒这个无耻的谰言，捍卫苏联的光辉形象。主要是急需工业化的外汇，尤其是进口那些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外汇。这就是斯大林，他自己是一个农奴的后代，而且他被认为他是一个俄罗斯农民的解放者，真正的解放者。中国一样，一旦建立大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什么好教育的，农民永远不可改造，农民就是种田，养家活口，他是朴素到了极点的一个阶层。农民的所有的那些毛病、那些弊端、那些缺陷，我认为统统都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加于农民身上的那些无端的那些迫害、那些围剿、那些剥夺是绝对不能谅解的。

陈 平：如果说中国这么做，我应该说情有可原，而苏联那么做，天理法理都难以容。因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沙皇俄国是一个强国。十月革命后，这一批极端的革命党人使这个俄罗斯以及后来苏联，他们的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倒退。这就我说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对于苏联造成的巨大的破坏。 阶级斗争尖锐化

正当集体农庄在苏联国内遍地开花之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一事上出现了分歧。1929年12月底，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自此全盘集体化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引发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王 康：这个全盘集体化同时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就是在工业化的同时，他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运用很多集体的名称，来给各色人等编制绞索。苏联的这种犯罪分子，被处决被逮捕的人的罪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发明。在欧美各国，他是刑事犯就是刑事犯，他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在苏联不对了，苏联他是叫“人民公敌”，你是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个非常抽象的，巨大的一个概念，你是祖国的敌人，你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三十年代苏联的罪名太多了，我简单说一下，它有很多案件，沙特赫案件、乌克兰解放联盟、留京小组、波格丹诺夫机械论、什么左右右左集团、33人案、军人案、劳动农民党、工业党……无数名目繁多的这种名目，都可以让这些人死于非命。这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这个比战时共产主义那些罪名还要多得多。成千上万的俄国的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那些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乃至那些集体农庄的主席、拖拉机站的站长，甚至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学校长、普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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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都被关进大牢去。那个时候是完全人人自危，重新进行一次恐怖统治。 陈 平：为什么？

王 康：你想它这种制度，斯大林高高在上，他一人发号施令，不可能所有人都赞成。恰恰相反，不管党内还是党外，总有不同意见。如果是一个相对民主的这么一个架构，那么我们可以协商，我们可以辩论，甚至我们可以投票来赞成谁有道理一点。但是斯大林大权在握之后，统统这一切都不必要了，只能我说了算，你必须服从，如果你不服从，我就消灭你。就像《列宁在1918》跟那个农民的谈话，我们要粮食，你不给我们就强制你给，你要反抗我们就消灭你。斯大林做的就是这样子。 大萧条——资本主义的溃败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开启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股市崩溃、疯狂提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治安恶化……世界经济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期。

王 康：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布宜诺斯和那个纽约的交易所停盘，崩溃。罗斯福1933年刚刚上台，美国资产阶级献给他的礼物就是全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我们现在都知道交易所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多么重要，它不是停盘，它是关闭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生产下降了40%，美国左翼工会和共产党组织的罢工是130万人大罢工，美国全国的退伍军人从美国各地，有些带着武装，向首都华盛顿进发。胡佛总统叫艾森豪威尔威尔和麦克阿瑟，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和他的副官，用坦克车，用正式的美国国家军队机器来进行镇压。伊利诺伊州的那些5000名那些中学教师，冲进银行去，半年没发工资，去直接抢钱。到处都是难民。那些小的股东，从楼上割破自己的手腕，然后跳楼下来。大量的中小老板破产，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美国真是风雨飘摇，真是如此。罗斯福在1932年选举成功，1933年上台之后立马施行新政。我曾经说过，美国资产阶级谴责他把美国引向共产主义，他修改大量的了宪法，他对宪法的修改超过了美国历届总统。然后千里迢迢把那个凯恩斯从英国请过去，两人谈了半天也不相投。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如果是胡佛继续当政的话，还不要苏联动什么手，美国很可能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要么是法西斯天下。法西斯势力也来势汹汹，强大得很。因为美国它经过所谓十年那个黄金时间，已经证明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难以为继了。 光辉夺目的红色帝国

相对于西方各国的哀鸿遍野，此时的苏联经济正在超速工业化的作用下高歌猛进，繁荣景象，举世瞩目。

王 康：苏联在三个方面是西方的楷模。第一，苏联的制度它是真正的自由的天然的盟友，它是反对专制的，这是第一；第二，它是真正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间的感情，它把西方从那种个人原子似的，自私的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的关系解放出来了。第三，苏联的模式才是人类文明的新的起点。三十年代十六大时候，斯大林也意识到，他做政治报告，他说现在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大萧条，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爆发了，那么，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行将到来。但是他没有具体地采取有利的措施，其实那时候他真是有机会，那个时候连美国的那些共产党，左翼力量就非常强大了。以当时的苏联的这种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渗透的能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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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那种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促进，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发动世界性的革命，有可能，有可能让资本主义雪上加霜，甚至让资本主义寿终正寝。

主持人刘爽：还有可能扩大苏联的版图吗？ 王 康：它不是版图，全球都是苏维埃制度了。 主持人刘爽：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王 康：那是斯大林掌权时候唯一的一个可能。

陈 平：你这说法是一种可能，也可能没有希特勒，斯大林就是希特勒了，他会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

王 康：当时美国有55个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文章，号召美国人向俄国人学习，俄国人是世界道德的顶峰，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当时苏联驻美大使馆发了一个招工的启事，招6000名熟练工人，报名的有10万人。连杜威，约翰?杜威这么一个80岁的，头号的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都屁颠屁颠跑到莫斯科去朝圣了。

主持人刘爽：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人要排在俄罗斯的大使馆门前去领签证。

王 康：不光是工人，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毕加索，现代绘画的大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甘地，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约翰?杜威，甚至包括罗素那些反共反苏的老手，都对莫斯科景仰得很，向往得很。当时的三十年代，西方是风雨飘摇，而这边是光辉夺目。那时候整个苏联相对比较稳定，也有初步的繁荣，甚至文学艺术界也出现了一些繁荣。但是这个愚蠢的斯大林，他就非要坚持他的在政治上所需要的，我搞一国社会主义，我不管其它的事情，我镇压我的反对派，我要整肃农民，他错过了西方大萧条给他带来的千载难逢的颠覆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个历史时机。我是这样认为的。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九夜《大清洗》(上)在沾满鲜血的皮靴下， 在囚车黑色的轮胎下， 无辜的罗斯在痛苦挣扎， 死亡的星辰高悬在我们头上。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圣彼德堡市东北部，在涅瓦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座典雅的巴洛克式的建筑，这里曾经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也是在这里，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遭到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展开了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为名的一场极其血腥残暴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史称“大清洗”。

王 康：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斯大林由此开始说刺杀基洛夫的这些人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暗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军内、高层的，那些非常地残忍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主持人刘爽：这只是一个借口。 王 康：党内对整个三十年代的这种全盘集体化，和他的包括外交政策，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当时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和日本的关系，都反映到党内的高层布尔什维克，以至于斯大林本人的权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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