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

篇一：高适

年轻时的高适是“愤怒”的。

尽管高适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高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他出生之后，有两个伟大人物也跟着来到人间，这两个伟大人物就是李白和王维。另一个伟大人物杜甫约在十余年后也赶来奔赴这场前世的约会。

但是，对于高适本人来说，他却丝毫也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因为在他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走向了衰落。高适的祖辈做过大官，只是到他父亲这一代，高家已经显出败落之相。高适的父亲只是勉强做了一段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家庭已经落魄到了要靠躬耕田垄才能过活的地步。

虽然家境败落了，但高适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他好逸恶劳，对耕田种地之类的事情极其厌恶。他爱做白日梦，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年轻贫寒而又盼望富贵，高适在弱冠之年带着自己美丽的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来到了京城长安，他想通过关系弄个一官半职，从此告别农村，成为公家人。他心高气傲，认为理想的官位一定会手到擒来，因此，他自负地写道：“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他要通过做官来改变自己一文不名的生活。

谁知，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到了京城，高适才发现自己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不要说“屈指取公卿”，就连一个有身份的人物，他都没办法见到。在京城晃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高适依然一无所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高适很快就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于是开始走另一条道路。他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建立一番功业。当时燕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经常进犯唐朝边境，高适主动前往参加战斗，他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疆场之上。尽管他很卖力，但战斗结束时，他的愿望再一次化为泡影。

此后，高适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业游民，长期在中原地带的梁、宋间浪游，虽说称不上是衣不蔽体，但食不果腹却是常事。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高适曾不止一次地做乞丐，四处作揖求人，只为一餐一饭。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李白、杜甫成了好朋友。三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整天聚在一起，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同食同宿。

岁月就这样一晃而过。尽管心有不甘，但身在底层的高适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长期的下层生活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理解，并且逐渐被环境塑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愤青”。他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有情绪，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诗歌——哀民生之艰难，叹权贵之淫逸，感慨自己之怀才不遇，痛骂政要之有眼无珠……

唐朝和现在一样，整个读者层对自吹自擂而又喜欢抨击他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偏爱。显然，高适这些充满牢骚的作品极能迎合读者的口味，因而很快就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也让高适在唐朝诗坛上有了固定的市场。高适的很多诗篇被广为传诵，史书记载，“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高适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

名气有时候可以当饭吃，高适很快就感觉到了做名人的好处。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年约半百的高适经由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张九皋的举荐，中“有道科”，不久之后，他就被朝廷委任为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尉。

做官可是高适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朝廷给他的官职很小——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县尉。县尉是县令的佐官，主要负责当地的治安捕盗之事，其职能略近似于今天的公安局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的县尉和今天的公安局长又没有任何可比性。那时候流动人口少，赌博嫖娼又都合法，县尉要管的无非是一些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可以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并不太多。高适的目标是公卿啊，而朝廷给他的却是县尉，公卿和县尉之间的区别有如云泥，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高适是多么失望。尽管失望，高适还是捏着鼻子上任了。官职虽小，也算跻身于官僚行列了，有官做总比乞讨强吧。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高适，他错了。当他进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体制内时，体制的强大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然身在体制之内，就不能继续享受体制外的自由。体制之外，高适是个有诗才的乞丐；体制之内，高适是个无地位的官僚。高适显然没有适应自己身份的这一转变，因此，种种在别人眼里可以忍受的事情，在高适这里就会感觉特别受不了。譬如再平常不过的迎来送往，譬如再正常不过的社交应酬，每遇到一次类似的活动，对于高适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折磨。于是，高适的“老愤青”底色显露无遗。

他实在无法忍受迎来送往的日子，他觉得这不是他要过的日子，做了将近三年的县尉之后，高适挂冠而去。

临走的时候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通过这首诗，高适的“老愤青”形象跃然纸上。

该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广泛传诵，其中的“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更是被大肆引用，并为高适赢得了“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评价。其实“鞭挞黎庶”是不是真的让高适感到“令人悲”，我们不得而知，但“拜迎官长”令高适感到“心欲碎”，却一定是真实的。“鞭挞黎庶”受害的是普通民众，因此让高适悲伤，而“拜迎官长”受伤的却是高适的自尊，因此让高适“心欲碎”。

但是，这却是高适最后一次作为“愤青”在表演。

高适也在暗暗总结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委屈、活得那么失败的原因，痛定思痛，他终于得出了结论——自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平衡都源于自己的职位太低，正是因为自己的级别太低，才会出现“拜迎官长”之类令人尴尬的场面。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尴尬，天宝十三年，约54岁的高适毅然西行，投奔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他要探求另外一种可能，一种无须从最底层做起就可以成功的可能。 选择哥舒翰，高适显然经过了认真思考。

当时哥舒翰任河西节度使，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哥舒部人，世居安西（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南部一带），他的父亲是哥舒部的首领，曾做过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哥舒翰讲侠义，好纵酒。他40岁那年，他的父亲在长安去世了，他亲自到长安守孝三年。他的孝行深受长安各界的好评，并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等哥舒翰为父亲三年守丧结束之后，他就被任命为长安县尉。和高适一样，哥舒翰对县尉这个职位很不感冒，他和高适一样，选择了辞职。

辞职之后，哥舒翰跑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河西节度使的帐下当了一名军官。他仗义疏财，很快就赢得了下级军官和士卒们的敬重，不久就担任了大斗军副使。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从此，哥舒翰走上了康庄大道，不久就担任了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后被唐玄宗任命为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鸿胪卿，并代行陇右节度使的职权。因和吐蕃作战有功，唐玄宗拜哥舒翰为特进(文散官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摄御史大夫。天宝十一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唐时为文散官第一阶，相当于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即可以按照宰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的成例开府设官）。天宝十二年，玄宗皇帝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其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其为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哥舒翰在西部边陲享有崇高威望。

此时的哥舒翰是海内瞩目的焦点，他和安禄山一起被视为政坛双星。也就是在此时，高适来到了哥舒翰身边。高适坚信，和自己有着大致相同经历的哥舒翰不会让他失望的。

果然，同样做过县尉并且同样因胸怀大志而辞职的高适很快就赢得了哥舒翰的器重，不久，高适就被哥舒翰任命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这个位置是哥舒翰留给重要幕僚的。

后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哥舒翰被唐玄宗任命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要他统领20万大军出征御敌，去前线镇守潼关。玄宗皇帝亲自在勤政楼犒劳他，并且命满朝文武百官到郊外为他饯行。高适也因是哥舒翰的幕僚而被唐玄宗高看一眼，在危难关头，被突击提拔为拾遗，后转监察御史，辅佐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哥舒翰镇守潼关。

由于奸相杨国忠等群小弄权，战机屡屡被误，哥舒翰战败被俘，潼关失守，长安被破，玄宗出逃四川。

机会悄悄来到了高适身边。

自己的直接上司已经落入敌军，自己显然可以直接面对皇上了，也不用再担心上司批评自己越级汇报工作。高适抓住时机，抄小路昼夜兼程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并在河池当面向唐玄宗痛陈了潼关失守的经过和原因。唐玄宗闻之动容，唏嘘不已，格外开恩，再次突击提拔高适为侍御史，随即又升其为谏议大夫。官方对高适的评价是：“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逖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

高适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在谏议大夫这个位置上，高适做了一件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安史之乱的紧要关头，为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目的，唐玄宗决定分兵，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各自领兵占据一方，以防其中任何一个人独自坐大。在这个节骨眼上，高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样做虽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却会为将来留下隐患。

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下来坚持抵抗安禄山，谁知李亨却趁机称帝，单方面宣布唐玄宗为太上皇。第二年，唐玄宗的另一个儿子永王李璘起兵于江东，欲割据扬州。唐玄宗当初分兵的后遗症终于发作。后遗症的发作，突显了高适当初劝谏不可分兵的正确——至少在唐肃宗李亨看来，当初高适反对分兵是正确的。于是，高适进入了刚刚登上皇位的唐肃宗的视野。唐肃宗亲自召见高适，询问高适对于时局的看法。高适高瞻远瞩，痛骂欲割据江东的永王李璘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利欲熏心，火中取栗，必将玩火自焚。高适的回答让唐肃宗眉开眼笑，高适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皇上“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

与此同时，李白正在李璘的幕府中高谈阔论，吹嘘自己就是前朝的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从前一起浪游的两个兄弟，最终变成了冤家对头。

李璘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在唐肃宗凌厉的攻势之下，李璘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在平定永王的战斗中，高适“联兵誓师，共同讨伐”，表现神勇，终因平定永王有功而官运亨通，而从前的好兄弟李白却因“从逆”而锒铛入狱。

关键时刻，李白想起了高适，托人向高适求情。看着成为政治犯的朋友，高适转过头去，不置一言，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唯一可以帮得上李白的人。连高适都不肯出头帮忙，李白真的成了“世人皆欲杀”，最终李白被“长流夜郎”。

之后，“政治正确”的高适成了新贵。唐上元二年（761年），蜀地发生战乱，高适出任蜀、彭二州刺史，后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来，高适被召回京城，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并被封为渤海侯。

早年的“愤青”早已没有了愤怒，只剩下一副官场老滑头的臭皮囊了。

【点评】

经过50多年的困顿之后，高适早年的雄心壮志终于成为了现实。早年宁可乞讨也“不事产业”的高适终于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官员。但是，高适自己清楚，所有这些，都和他自己一次自觉不自觉的站队有关。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他力谏唐玄宗反对分兵的立场，无意间迎合了后来成为皇帝的李亨的需要。正是这一立场，让他有机会被唐肃宗李亨视为心腹，并予以重用，以至于达到了《旧唐书》所说的程度：“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格外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飞黄腾达，因此他对落难的李白不加理睬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几乎是一个定律，文人一旦富贵，便无悲悯之心。洗净“愤青”的油彩，露出来的却是老滑头的底色，呜呼哀哉！

篇二：燕歌行·高适

一．分析《燕歌行》表达的多重主题．

二．分析《燕歌行》一诗的层次结构和主要的艺术特色－－对比。（重点）

课时安排：一教时

授课过程：

一．导入新课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燕歌行》

（简单比较两首诗）

二．作者与背景

１．原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２．高适字达夫；世称高常侍；唐代边塞诗派的主要代表；“高、岑”；其边塞诗感情激昂，意境雄浑，气势奔放；长于七古。

三．课文欣赏:

唐之韵05边塞诗人（下）.rm

四．课文分析

1、“感征戍之事”的三方面

所“感”唐家声威。

所“感”思乡盼归之情。

所“感”军中苦乐不均。

２．此诗构思严谨，围绕一次战争的场景来写。全篇共二十八句，分为四层：

第一层八句写出师，着力烘托气氛；

第二层八句写战败，揭示其原因；

第三层八句写被围，刻画相思之苦；

第四层四句写死斗，突出壮志豪情。

３．本文中心思想

此诗通过边塞战场各种尖锐矛盾的深刻反映，热情歌颂了爱国将士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揭露了封建时代军队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对“将军”的腐败导致战争的失利予以有力的鞭笞，对广大士卒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深刻的同情。

４．艺术赏析

第一、诗作善于描绘边塞风光，渲染战地气氛；

第二、充分运用对比手法

汉将（男儿）：重横行——半生死——斗兵稀——空回首——死节不顾勋。

将军：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四组对比

唐军——敌军

征人——思妇

古将军—今将军

第三、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第四、句式整散相间，语言铿锵有力。

五．根据以下提示，鉴赏＜＜燕歌行＞＞．

1、《燕歌行》表达了多重主题，请作出你的概括。

2、请分析高适《燕歌行》一诗的层次结构和和主要的表现特色。

3、《燕歌行》是一首歌行体的古体诗，但又包含了近体诗的一些特色。。

篇三：比较高适和岑参边塞诗

比较高适和岑参边塞诗

姓名：余云贵 考号：222706410006 考区：曲靖

摘要：共同的背景和近似的经历形成了高、参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的风格。两人的生活基础、所处地域，性格心态的差异，使得二人的边塞诗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适诗“尚质主理”，而岑参诗“尚巧主景”；高适诗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而岑参诗以浪漫主义为主调；高适诗语言沉实质朴，而岑参诗语言峻逸奇丽。两人的共性与个性都表现了时代的主旋律，具有永恒的魅力。 关键词：爱国；悲壮；尚质主理；尚巧主景；峻逸奇丽；沉实质朴

唐代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瑰宝，千百年来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在唐代众多的诗歌流派中，边塞诗派异军突起，成为唐代诗坛的大流派。高适和岑参是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盛唐疆域辽阔，边塞战争时有发生，许多文人尤其是仕途不得意者便纷纷从军边塞，想走一条通往仕途的捷径，最明显的是高适和岑参。他们出塞，一方面积极参与战争，进行民族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军营中有着特殊的生活体验，这些经历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高适与岑参的诗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基本内容，并且具有“悲壮”的共同特征，反映了特定范围内复杂的社会面貌。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边塞战争和生活，突破了魏晋以来借边塞以写景抒怀的范围，洋溢着盛唐气息。他们的作品，无疑是唐代诗苑中的两枝奇葩。然而由于二人的种种不同因素，导致二人在边塞诗的创作中有各自的倾向。本文就高岑边塞诗的异同及其原因，作一些分析和探索。

一、高适和岑参边塞诗的相同之处

第一，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如高适“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反映诗人有安边报国的壮志和大略；“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送李侍御赴安西》）反映诗人万里之外去求取功名，有建功边塞的豪情；《塞下曲》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字里行间流露出热烈向往边功的慷慨豪情，志存高远。岑参在《送郭乂杂言》中说：“功名须及早，岁月莫虚掷”，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说：“岂能贫贱相看老”，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急于建功立业的雄心，他们都抒发了报国立功、为国安边的豪情壮志，反映了时代的强音。但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差距，他们也有“谁怜不得志，长剑独归来。”“早治安边计，未尽平生怀。”这种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感叹，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对理想抱负的执着追求，报国立功的情怀始终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创作。

第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士兵们“铁衣远戍辛勤久”，远离家乡和亲人，即使是妻子儿女哭断肠，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是他们无情吗？不！因为这是在“破残贼”，是在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是催促他们踏上征程的动力，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的号角。战斗的条件异常艰苦：“山川萧条”“大漠穷秋”，他们依然斗志昂扬，英勇战斗。将领的指挥无能和草率轻敌，导致士兵身陷重围，使得“力

尽关山未解围”，但他们没有放弃，仍然“杀气三时作阵云”，欲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殉国：“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岂顾勋”再次升华了士兵的爱国境界。

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等，是抒写这一主题的名篇。这些作品着力描写广漠“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恶劣环境和奇险战况，描写将士们“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苦生活以及敌势凭陵和唐军千旗万鼓、惊天动地的军威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歌颂了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突出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

第三，高、岑边塞诗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人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高适《蓟中作》“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岑参的“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在他们诗中表现出来的为祖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士兵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在危急关头，他们想到的是精忠报国，哪里还想到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他们是何等质朴、善良、勇敢，然而又是何等的可悲。在岑参诗中：“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的气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这些诗中，既写出战争中的雄壮，更写出战争中的悲苦，这种壮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纠结，造成了高、岑边塞诗悲壮的氛围和格调，给人悲壮的情感体验。元人辛文房说高、岑诗“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

二、高适和岑参边塞诗不同之处

第一，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在内容方面大都描绘壮阔苍凉，绚丽多姿的边塞风光，抒写请缨投笔的壮志豪情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也都有反戍不归或怀士思亲一类的作品。差异在于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善于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现状，把战争与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联系起来，胸怀大局，深入军营，大胆表达边防政见，从不同角度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边塞战争，同时对亲历耳闻的军中矛盾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参岑边塞诗以瑰丽的笔调，描与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和奇特风光，塑造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内容丰富多彩。元代陈铎曾《诗谱》“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而主景。”高适的“主理”多表现在其对士卒艰苦生活、征夫思妇长期分离痛苦的同情，多揭露边防政策的弊端和军中苦乐悬殊，将帅腐败等黑暗现实的诗篇，阅之启人深思；如《塞上》“边尘满光溟，虎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这首诗一方面高适讽刺了那些所谓的诸将不知道边防，另一方面也痛感自己良策难陈。他以政论的笔调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同时又流露出对士卒的同情，对将由的讽刺。还有《燕歌行》，此诗有感于边帅作战兵败，反而邀功请赏一事而作。全诗以“单于猎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的民族矛盾为导线，展开系列矛盾，杀敌报国

与久戍不归。诗歌中的“男儿本自重横行”“身当恩遇常轻敌”，“死节从来岂顾勋”都在说理，言说男儿在社会上的生活准则；“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点明丈夫思乡，妻子断肠与久戍不得归；“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暗示将军士兵苦乐不均；也议论战败原因，边帅的骄与奢，最后“至今犹忆李将军。”诗人发出了边陲战士渴望良将镇戍的愿望。而岑参“尚巧主景”，擅长描绘西北边绝域独特的景观风情与英雄将士豪迈的剪影，心灵深处的律动不乏激昂高亢，热情洋溢的战歌，读之令人振奋。如他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将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描写作者与河西幕中的友人夜宴的情景，有别后重逢的欢乐，也有时光倏逝，功业未立的感叹。又如《经火山》，《火山云歌送别》写火山云，天山雪热海水的灸热，瀚海水的奇寒显得奇特清新，富有浪漫情调。再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水咸不冻的伊塞克湖，借助传闻和想象，以奇崛的语言和夸张手法，写出一个斑驳陆离的童话世界，给人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他的诗还表现西域的风土人情，反映胡汉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一个以“主理”为思想内容，一个以“主景”为思想内容。就思想而言，岑参没有高适深刻，但就题材内容丰富性来看，显然又为高适所不及，应该说两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1]第二，高适的诗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而岑参诗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标志，

以现实主义手法著称的诗人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边塞的人和事，议论战争的得失，以及将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昂扬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互相结合，使他的诗歌较岑参而言更有慷慨的悲壮美，凸现着一种凝重深沉、浑厚遒劲的格调。如其边塞诗的著名代表作《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账下犹歌舞。”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在该诗中，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从而使自然环境，战争气氛，内心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这首本是乐府题，高适却用来反映军事题材，表现当时边塞动荡不安的现实，如他写到了出征塞外，转战绝域，外战被困，两地相思，军中苦乐的悬殊和塞外荒凉的图景。尤其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沉痛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将官与士卒苦乐安危的悬殊，反映出唐朝军政的腐败黑暗。而诗的结尾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些带有议论性的文字，直接抒写了作者的感叹和忧愤，体现了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文章主题。

而岑参边塞诗则显示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奇制胜“的奇思妙想比高适更胜一筹。“岑参是开、元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2]，岑参在现实主义基础上侧重于想象夸张，豪迈中有瑰丽之笔，而不像高适般苍凉悲壮。《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入夜狂风怒吼，飞沙走石，表现出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气候的瞬息万变，同时以大胆夸张、想象突出西域风光的奇异、壮观。更为传颂的是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的是大漠的风雪和军中送别，咏雪送人，有八月飞雪的奇景，军营的奇寒，以及告别宴会的急管繁弦，写得奇丽豪放，处处在刻画异乡的浪漫气氛。充满奇情妙思。作者在凭借生活经验与对现实观察的基础上，大胆地渲染夸张，大笔挥洒：“瀚海阑干百丈冰”；细节勾勒：“风制掣红旗冻不翻”；最奇妙浪漫的想象是“忽如一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鬼使神差，于冰天雪地的苦寒中，忽地现出一派阳春景致，作者将南方春天的梨花用来比喻北方早来的白雪，不仅抓住了万树一白的相似点，触发人们的联想，而且使一望无际的雪景披上了神奇的

美妙幻景，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客观的自然景色被巧妙诗化了，幻化了。这种塞北风光八月飞雪的奇景，给人以蓬勃浓郁，春意无边的感觉，刻画了一幅异乡的浪漫气氛。

第三，从语言风格来看，高适的语言沉实质朴，而岑参的语言则峻逸奇丽[3] ，虽然二人的语言都是明白晓畅，甚至口语化，没有生僻的词语，但在词句的锤炼方面，二人风格便不同。

高适在语言方面，用词简单，不加雕琢。高适的《燕歌行》写到“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写出了征军气势浩大，用语却简朴质实。他在写边塞风景的时候：“风飚生惨烈，雨雪睹天地。”“十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北望沙漠垂，漫天雪皑皑”语言也同样有着沉实质朴的一面。再如他的《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遮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街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4]这首诗交待了作者初不仕，辞官司赋归的内心思想情况。先略去诗的思想内容，从语言特色来看全诗。“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用简明，质朴的语言写出自己的郁然心境，“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此句明白易懂，接近口语，“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语言上运用梅福、陶渊明的典故，写出有效忠之心。

岑参的语言色彩斑斓，艳丽多姿，以新奇俊逸为特色，展现出生命的活力。比如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犁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给人一种身居异域之地的奇特感觉。他的诗中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奇异、壮观的西域风光；还有“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的戈壁沙漠，有“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崖鬼”(《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的天山积雪。《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写“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一个“拂”和“震”字，把旌旗漫卷，鼓声惊天动地的军客声势，形容的淋漓尽致，而富有动力感，显现出语言的浪漫和奇巧。“轮台九月风夜吼”、“飒飒胡沙迸人面”，“风头如刀面如割”，诗句中的“吼”字、“迸”字、“割”字，把风沙的威势，凶猛和力量都写得传神逼真，表现出岑参的语言峻逸奇丽的特点。

第四，高适诗多寄壮气于苍凉中的慷慨悲歌，其《宋中别同梁三李》说：“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如《古大梁行》“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又《送粲山人》“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悲歌声里，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雄心。高适写景状物还常从大处落笔，粗犷雄浑。“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效古赠崔二》），“关山唯一道,雨雪尽三边”（《别冯判官》）“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蓟门》），“黄河曲里沙为岸,白马津边柳向城”(《夜别韦司士》)多么雄浑悲壮。不仅如此，高适诗作中，对比和反衬手法运用娴熟，“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与将军，效命疆场与纵情声色的对比；“大漠孤烟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战争失利的场面。

岑参注重观察，精于细节描绘。“日末鸟飞急，山高运过迟。”，语言平凡却新奇独特；“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匹马西从天外来归，扬鞭只共鸟争飞。”、“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从细节处写大背景、大场

面。岑诗多比喻和夸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是代表。岑参描写边塞风光的奇异，往往起到烘托的作用。“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以恶劣的自然环境烘托战士的不畏艰险。岑参擅长的题材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表达赴边塞时对家乡和亲友的思念，情真意切，反映了诗人情感生活及诗风深沉细腻的一面。

第五，在接受文学遗产的方式各有侧重：“高适的诗歌以继承为为，直追汉魏的特点比较明显，常用乐府旧题，如《行路难》、《出塞》、《燕歌行》等；岑参则变多于承，较多地溶注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志就，常常即事名篇，自创了《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白雪歌》等全新的歌行诗题，并多采用舒卷自如的七言歌体裁，已接近了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在今存安西、北庭的六十余首诗中，找不到一个乐府旧题。杜甫的《奉寄高常侍》说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寄岑嘉州》说岑参“谢眺每篇堪讽诵”就是对他们的准确评价，说明他们跟历史传统的并系。胡应麟的《<诗薮>内编卷二》说：“高黯淡之内，古意犹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道出了两人在接受传统影响方面的差异。

三、高适和岑参边塞诗异同之因

高适、岑参这种不同风格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他们的个人因素作为基础的。高适早期家境贫寒，青壮失意，年过四十尚事躬耕，曾经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结果没有找到出路。天宝十二年，开始涉足陇右（甘肃以东）。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间佐哥舒翰守潼关，还作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李的叛乱，接着又参加安史之乱，所官至四川节度使，集民权、兵权和财权于一身。但他的大多数优秀诗作都是在北上蓟门和漫游燕赵期间创作的。这期间高适以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写了一些反映边塞情况的名作，如《塞上》、《蓟门五首》等。更重要的是这一段浪游失意生活，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长期身处下层，对国事民情有较深入的体察，形成了他忧国忧民的比较深刻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高适的抒写情志的边塞诗中，虽有表现其壮怀激烈之作，而更多的则是在豪壮中有深沉的忧虑和苦闷。有对于现实矛盾的冷静而深刻的认识。这在他前期的边塞诗和《燕歌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的问题，通过诗歌，用政论的笔调来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意见，这使得他的边塞诗主题常常具有不寻常的深刻性。在他的边塞诗中常常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谴责军中的苦乐不平，讽刺将帅的无能和腐化，哀伤战士的痛苦和无为的牺牲，从而诉说自己边防政策的理想，在豪迈奔放中有苍凉悲壮之音，使得他的诗风不是轻扬而是质重。

岑参与高适一样，早岁孤寒贫，在社会上受到冷落，但也有安边立功之志，曾两度出塞，在两度出塞中，他先后做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僚属和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僚属，特别是第二次出塞，由于已经经历边塞征战生活的磨练，而且这时的主帅超过计划常清原是岑参在安本幕府任职的同僚，诗人自觉受到了他的赏识和知遇，因此，情绪比较开朗和昂扬，他的那些著名的七言歌行，全都是在这期间他作的。诗人着重在对周围环境，对战争世界外观的审美、歌颂来加以描写。他完全是以诗人的敏感去细致地描写边塞风光和生活细节，想象丰富，有奇气，热情奔放，急促高亢，笔法多变化，反映生活的面也更为广阔。但岑参的眼光缺乏观察现实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他的诗有太多的自我色彩，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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