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及其启示

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及其启示

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及其启示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自明朝中叶产生以后，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狂飙，在国内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封建统治者极为推崇它，而且，一些文人学者也深受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深有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很有市场。特别是在近代中国，一些历史人物，譬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国民党方面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方面毛泽东等，在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在这些人物当中，不管是主张维新的，还是主张革命的，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曾读过王阳明的书，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然而，他们所走过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不一样，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阳明心学

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可谓两个极为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康有为，可称得上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一面旗帜。其中，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两人在推行变法

维新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曾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两人都极为推崇阳明心学。 （一）康有为与阳明心学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死于1927年，活了69岁。在他的一生中，变法维新活动是其主要的政治活动。而其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即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中的变易观对其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康有为主要通过其《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来奠定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宣称东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和儒学人士所尊奉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典，统统说成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是王莽“新朝”之学，应称之为“新学”，与孔子无关。后来被称之为“汉学”的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尊尚的经书也是“伪经”，不是孔子之经。从学术方面来看，康有为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不是正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康有为也不是将其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而是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目的是要求人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学，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则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演进。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

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是永恒的，肯定会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历史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茫茫不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所创的政教礼法，作为“六经”，假托古圣先王言论，宣传“托古改制”的主张。他认为，孔子不仅是万世之师，而且也是改制的圣王。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要向人们证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是继承孔子的事业，是符合“圣人之道”的。

康有为之所将今文经学作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与他自幼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

康有为原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康达初曾任江西候补知县。他的叔祖父康国器由于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了“大功”，升任广西巡抚。他的另一个叔祖康懿修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办过七县的团练，成为地方上一大封建势力。这样的封建家庭给康有为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而且他的家庭又是“以理学传家”，他从小就受到封建理学的熏陶，对封建“圣人”非常崇拜、仰慕，“开口辄曰‘圣人’”。 1876年，康有为开始从学于朱九江（次琦）。朱九江当时是广东省有名的“大儒”，他的学术思想虽然仍是以程、朱的理学为根本，但在时代的刺激下，他有爱国思想，在学术的某些方面，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船山相似，特重气节，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论学贯串今故，扫去汉、宋的门户，而归宗于孔子。这些对康有为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朱九江的影响下，康有为认为，读书做学问，重要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考据家即使著书满屋，“究复何用？”与此同时，康有为对老师所讲的陆、王心学特别感兴趣，以为这些东西“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在他看来，纯粹的考证学，不仅无用，而且还汩没人的“灵明”；而心学则不同，它倡导“吾心即理”，倡导“知行合一”，倡导“致良知”，强调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不盲从权威，人人可以为圣人，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

康有为从老师那里着重吸取陆、王的东西，把陆、王心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用以对抗程、朱理学。后来，康有为自己当了老师之后，向学生所灌输的首先就是“教以陆、王心学”，然后再讲一些史学、西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思想上受到程、朱理学和训诂考证学的严重束缚。他讲心学，就是要“重精神，贵德育”，“德育居十分之七，智育居十分之三”，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一些自由解放，冲破帖括之学、训诂考证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康有为在行为上不时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这种个性同时也影响到他的学生身上。譬如：孔子

被称为“素王”，康有为也自称“长素”，他的弟子一个个取名为“超回”（即超过颜回）、“轶赐”（即超过端木赐——子贡），意思是他们都超过了孔子的那些杰出弟子。

当然，在这里也必须指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是在维护光绪皇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他在早期倡导变法维新，但在变法维新失败之后，当革命思潮遍及于中国各地之时，他却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最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不能不成为历史的遗憾。同时也说明人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二）梁启超与阳明心学

梁启超，生于1873年，死于1929年。广东新会人。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他同样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一方面，他极为称颂阳明心学，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提到阳明心学，就“像打针一般，令人兴奋”。他称颂阳明心学“高尚纯美，优入圣域”。另一方面，他还利用阳明心学来陶铸其所倡导的变法维新的理论。具体表现为：一是用阳明学的“扩大公无私之仁”、以天下为己任精神，树立为天下国家献身的志向。二是用阳明学无所畏惧，圣人、超人的精神，要人们解放思想，不做“心中的奴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去。三是用阳明学倡导的“事上磨炼”的精神来陶铸刚毅和坚忍不拔的气质。四是要求像阳明学一样，强调恢复孔孟之真道，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极力传播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1926年梁启超向青年学生发表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演讲中，他对“知行合一”的具体内容、“知行合一”的哲学理论根据、“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关系、阳明说与现代青年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在此次演讲中，梁启超首先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即只注重向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适应社会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变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变成被动吸收的“吃书”者。而对外界所发生的东西却一概无知。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情形，引起梁启超深深的忧虑。因此，在政局纷扰、社会混乱之际，面对“万恶社会”，梁启超向莘莘学子强调：“青年们啊，你感觉这种痛苦吗？你发见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学校教育必须以此为行动指南，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不能让我们的文化教育流于空谈。

梁启超在宣传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过程中，强调学校教育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在今天来说，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阳明心学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譬如：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就是突出代表。 （一）孙中山与阳明心学。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92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由于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10岁时才开始读书。在国内接受过三年的正规传统教育。孙中山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其一，在知行观上，他吸取阳明“知行合一”说，进一步发展为“知难行易”论。“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自《左传？昭公十年》。《尚书？说命》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这种“知易行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有时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变革的思想工具。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于1918年提出他的“知难行易”说。他认为，人类对于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一直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有在经过数十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后，才逐渐明白。这说明“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是第一位的，“知”中就包含了“行”。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

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所强调的也是“知”，他的目的是强调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孙中山与王阳明两者的目的来看，相距甚远。但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政府，完成他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

其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受到古代心学思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内）的影响。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始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民国12年至13年（1923～1924）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

想。“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心为本原”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 （二）章太炎与阳明心学

章太炎生于1869年，死于1936年，享年67岁。浙江余杭人。原名炳麟，因仰慕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有两个非常煊赫的称号：“民国先驱”和“学界泰斗”。

作为“民国先驱”，章太炎对推翻满清王朝、缔结中华民国是立了大功的，他自年青时起即不遗余力地鼓吹反清革命，为此他涉入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坐了整整三年西牢。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与改良派进行斗争，影响遍及海内外。辛亥革命的发生，不能说与章太炎的宣传与鼓动无关。

另一方面，章太炎又是一位大学问家。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真正可以称泰斗的程度。他的学问囊括了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教育史、佛学史等。尤其可贵的是，章太炎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却是要和为民族、为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结合起来，要用这些学问“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因此，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讲革命的学问家”。

在章太炎对国学的研究过程中，自然对阳明心学也进行了精心研究。但是，他对于阳明心学的立场表现出有褒有贬、相互矛盾的特性。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他本身思想的发展过程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早年潜心经学研究。后来，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变革现实、改良中国的思想主张。再后来，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譬如：早在1900年定稿的论文集《訄书》中的《王学》一文中，他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批判，并对阳明学进行了全面否定。他认为，知和行并非如王氏所说“为一物”，而是“各有兆域”。可以肯定“不知者必不能行”，却不能说“知行同起”。因为即使是“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它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 但在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章太炎对阳明学的态度却有所转变。他称赞阳明学“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櫫，庶于中国前途有益。”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章太炎针对有人说“中

国本来没有学说”的谬论，在对宋明理学提出批评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阳明心学合理性。他说：“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点儿偏胜。”特别是“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鳅来做雄长。”

另外，章太炎还自觉将阳明心学与其革命思想的宣传结合起来，要求革命党人不受传统的限制，为了革命的需要，勇往直前，将个人的心力变成众人的心力，去争取革命的成功。要求革命党人具备“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步岳飞等英雄人物的后尘。

（三）宋教仁与阳明心学

宋教仁，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13年3月因被袁世凯派出的凶手刺杀而死于上海铁路医院。年仅31岁。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宋教仁自幼接受过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陶。1901年赴县试，还考中过秀才。然而，他并不想走科举的道路。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在湖南革命党人黄兴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宋教仁“服膺”阳明学，主要是吸取阳明学“致良知”、“躬践履”、“即知即行”之旨，投身革命运动。1904年12月到达日本之后，宋教曾致力于阳明学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

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王阳明年谱，还将心得写在日记里。他认为，用王阳明的学说同清末的社会现实对照，不少言论击中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阳明学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国、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他还常常用阳明学中的言论对照自己的言行，自我反思，提高自己的素质。

下面，拟就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他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情况作一简单统计：

1906年1月22日夜观王阳明书《传飞录》上篇； 1906年1月27日观阳明《传习录》； 1906年1月30日临寝观《王阳明集》；

1906年1月31日与好友刘林生谈及王阳明。“余因办举王阳明良知之说之善，林生亦然之。”

1906年2月1日亲自制定周一到周六每天的学习计划。要求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用餐；七点后阅报；八点后观书；九点后到学校上学。下午五点回宿舍晚餐、散步、静坐；六点后写作文；晚上八点开始温习功课；晚上十点开始读心的学问书、写日记；晚上十点半就寝。遇到星期天，同样有详尽的计划：上午去外面会朋友，下午还是看书。下午六钟以后同平日的作息内容一致。同时规定，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以后看《王阳明集》首之序文和《传习录》序文。晚上大概十一点正就寝。

1906年2月2日读《王阳明集》邹序、钱序、王序三篇。 1906年2月3日观《王阳明集》文录续编徐序及刻文录序说。 1906年2月6日“午初（上午十一点以后），至宫崎滔天家。”到日本朋友宫崎滔天家聚会。“未初（下午一点到三点钟），遂共饮酒。”“申初（下午三点到五点），始兴尽而散，余微醉，为滔天书横轴一纸，题‘致良知’三字，滔天甚赞之。”“戌初（晚上七点到九点），至一书店，购《王阳明传习录》及《楚屈原》各一而回。读《王阳明集》刻文录序说。” 1906年2月7日“戌初，下课，过一书店，购得《陆象山》一册。……亥初回（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观《王阳明集》序录。”

1906年2月8日“观《王阳明集》叙录，言先生当危疑震撼之交，皆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人所所难能者。”

1906年2月9日“观《王阳明集》《年谱》，其所记先生事甚详。”“盖圣贤之为人如是如是，吾人学之，学其幼时可矣。是日吾思阳明先生之书共二十余册，其间精要者皆散见各帙，余以前读时或随录之于日记，拉杂无次第，难得要领，遂拟以后当用另册择要录之，将来要随时体验时，亦免散乱也。若夫非语录非文章中言，如阅书时为吾心所好而不忍舍者，则或摘其事实或杂以余意，皆仍记焉。”

1906年2月12日“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有意于释老之学，时事多荒诞者，余不甚喜，惟记先生二十六岁学兵法、

讲武事，三十四岁时始讲学授徒，使人立必为圣人之志，甚足见先生壮时之立志也。”

1906年2月十三日“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龙场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余以为此言诚是，但案之于心的圣人之道一方面则固不错，然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学，原是混圆一团之象，举天下万事万物皆包含在内焉，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若分别之，则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学问，物的即物质上之学问，所谓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谓致焉者，致此者也。若尽用力于一方面，而遗其一方面焉，则所谓道也，所谓学问也，皆不完全矣。吾尝谓中国自三代以下，学者无论如何纯粹，皆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误认半部为总体，使天地间真理与人道皆不现出浑圆之象，与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以前之地球相似。盖人类进化未达极点，亦不能怪其然也。阳明先生之此说，亦如是而已矣。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

1906年2月14日“晨起甚迟，盖因志念将堕落故也。写致刘瑶臣信，劝以谨慎作事，且言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如王阳明之致知，刘蕺山之慎独，程明道之主敬，以及华盛顿之克己之自治，拿破仑之刻苦精励，玛志尼之至诚，西乡隆盛之不欺，皆吾

人所当服膺者也云云。”“戌初回。观《王阳明年谱》……”。 1906年2月15日、2月16日、2月17日、2月19日、2月20日、3月7日、4月13日、4月18日“观《王阳明年谱》……”。 1906年4月23日“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七岁时者，皆其平思田及断藤峡事，是岁先生卒焉。余读至此，不觉索然。先生一生之出处、行藏、功业、学行，则知其大概矣。” 从上面统计可以看出，宋教仁本人对阳明心学是作过系统研究的。一方面，他将自己阅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进展情况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录；另一方面，他一般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是在晚上夜深人静之际，一边阅读，一边思考；第三，他在研读的过程中，并不是当作一种消遣，而是做了一定的读书笔记的。即不仅仅抄录王阳明所讲过的重要词句，同时还把自己的理解也在日记中反映出来。可见其是在用心研读，而不是很随意性的阅读。

宋教仁通过对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研读，将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贯穿于其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当中去。譬如：关于树立革命的志向的问题，王阳明关于立志的言论对其启发很大。对此，他就明确指出，要确立革命的志向，首先必须除去自己的私欲。他说：“言我辈初立志时，千罪万过，洗涤不胜，每遇事，心亦知其当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实践者常多，则人欲蔽之也，故现惟以克欲为第一工夫。”再如：阳明关于“知行合一”说必须重践履、“在事上磨炼”的问题。宋教仁曾

就明确指出：“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在宋教仁看来，“有良知”，但不将“良知”付诸实践，这与“无良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重要的在于将自己的“良知”付诸实践。以此类推，在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如果仅有革命的理想，但不踊跃投入到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当中去，那么，这种革命的理想也是徒劳无益。

在民国初年，宋教仁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不断奔走呼号。正是由于他努力躬行实践的举动，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与报复，以致于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暗害，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三、国民党代表人物与阳明心学

在国民党代表人物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也曾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同样也提倡阳明心学。就汪精卫来讲，他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更多的是从狂热方面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而蒋介石提倡阳明心学则完全是出于服务其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的政治目的。

（一）汪精卫与阳明心学

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44年死于日本，活了61岁。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刺杀摄政王，干了些可圈可点的事情。但后来与蒋介石一起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对抗战失去耐心，走上投敌卖国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在汪精卫5岁时其父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其父亲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政治上的狂热情绪，不能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准备工作。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极力鼓吹暗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其急躁冒进的思想特点。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汪精卫也意识到人的“意力”的重要性。但他却过分夸大人的“意力”的作用。他说：“欲革命之成功与否，当决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之昌明与否。”其实，革命思想与革命理论在革命的过程中固然十分重要，但将其提到起决定作用的高度，未免对心力、思想和理论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

另外，我们从汪精卫还有关“釜”、“薪”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却往往缺乏“事上磨炼”的功夫。他曾经在写给革命老人吴玉章的信中，将革命之事譬如煮饭。他说：“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

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汪精卫的“釜”“薪”论，鲜明地反映出个性中缺乏“恒”德的一面。因此，对其后来走上卖国投敌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蒋介石与阳明心学

蒋介石，生于1887年，死于1975年，活了88岁。蒋介石从五岁开始由其祖父聘请家塾教师在家中接受封建式的启蒙教育。7岁进私塾，读《大学》、《中庸》。8岁读《论语》、《孟子》。9岁读《孝经》。10岁读《春秋》。11岁读《诗经》。12岁读《尚书》。13岁读《易》。14岁读《左传》。于1902年参加过县城里的“童子试”，但没有考中。从1903年开始，蒋介石16岁时入浙江奉化县里的凤麓学堂，除读经史外，还学习英语、算术等，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17岁时，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曾文正集，并学习孙子兵法。由此看来，蒋介石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十余年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据蒋介石自己本人讲，他从18岁即开始研究王阳明的著作与思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尤其对《传习录》与《大学问》两个小册子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可见其受王学影响之深。正因为其深受中国

传统儒学的影响，在其多年的反革命活动中，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蒋介石十分注重思想文化的奴化教育。他甚至大讲“革命哲学”，鼓吹要救国，复兴民族，“非把中国固有的民族哲学整理起来不可”。他所说的中国固有哲学就是大学之道，孔子之道，其中自然包括产生于明代中叶的阳明心学。对于这一情况，这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所大力倡导的力行哲学中体现出来。

所谓“力行哲学”，又称“行的哲学”。蒋介石最初提出力行哲学，是在1932年。当时，虽然针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讨伐军事告一段落，蒋有了较为从容的整理内部、收束思想的时间，但内外仍然面临着中共武装斗争和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处境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精神和统治力量却已趋于涣散，腐败、堕落现象滋生，保官保位、不思进取心理日渐强盛，对此，蒋介石深感忧心，提出力行哲学，希望与大家一起力行，以达到“振奋国民党的精神，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统一全体国民人心”的目的。在蒋介石所倡导的力行哲学中，其核心思想是王阳明的心学，将“行”说成是超时空的绝对，是决定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后本体。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哲学就是唯一的人生哲学”。与此同时，他将力行哲学的目标界定为实现“良知”，认为“行”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在他看来，日本之所以富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就是日本人向中

国学习了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的学说。在他看来，“我们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都可以消除净尽，这就是‘致良知’”。然而，蒋介石所倡导的“致良知”的前提却完全是按照他本人的意识来作标准的。也就是说，凡是与他所领导的党、所实行的主义、所发布的命令的宗旨相符的言论和行为，就被列入“致良知”的范围；否则，就被列入“不良”范围。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倡导的力行哲学具有明显的服务其政治目的的功利性。在这里，阳明心学只是成为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所谓“致良知”在蒋介石那儿也就成了一种假象。 四、共产党代表人物与阳明心学

在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在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影响之前，也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受到过阳明心学的一些影响。

毛泽东1893年冬出生于湖南省韶山冲。1902年，在他只有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韶山读私塾。他曾经在回忆中指出：“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正是这六年儒学传统的教育与训练，使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都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阅读传统文化典籍诸如《春秋》、《左传》、《史记》等，毛泽东对历史、哲学等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外，随着阅历的增多，为了救国救民的需要，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也产生了兴趣。他曾崇拜过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在距离韶山五十多华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只有半年，但思想却发展很快，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相信孔夫子’发展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

对于毛泽东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我们从他本人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毛泽东说：杨昌济老师“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杨昌济作为毛泽东的老师，他经常用自己所掌握的心学观点来教育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杨

昌济同样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出：“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从这种观点出发，杨先生既主张博学、深思，又强调躬行实践，坚决反对学用脱节、读书脱离实际。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用结合和注重实践的光辉榜样。杨先生的这种正确的治学主张，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自然会奉为楷模百躬行实践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年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深受杨先生心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这种情况和当时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旦他接受了科学的理论之后，他就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于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

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躬行实践，努力投入到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活动之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另一方面，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样是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各人所走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也不一样，社会影响也不一样。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

1、有的在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伟大道路。譬如：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早年尽管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包括维新思潮的影响、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

响等，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之后，他就开始实现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导者，最终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2、有的只是出于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譬如：蒋介石独裁政府，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抗，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的罪人。

3、有的因为缺乏“事上磨炼”的功夫而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譬如：大汉奸汪精卫，为了实现其一己之私利，贪图享受，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落得一个可耻下场。

4、就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而言，他们所走的路也不尽相同。早期，他们共同为变法维新而走到了一起。但变法失败后，他们之间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上开始出现分歧。尤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政治上走向决裂。一方面，康有为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鼓吹尊孔保教，宣扬他的“虚君共和”理想。“对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清逊帝充满眷恋之情，时刻梦想着恢复前清的帝制。”另

一方面，梁启超“虽然他不是一个真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对既成的民主共和的政体形式还是默认了。虽然他对民初的某些政治社会混乱现象亦心怀不满，但他的立足点是要建立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民主政体。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在民初的一切活动无不贯彻了这一理想。他反对复古，批判倒退，这与康有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上，他们俩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康有为的目的在于恢复大清的正统统治，而不是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希望在推倒袁世凯后，复辟清室，实行‘君主立宪’”。对于康有为的这一立场，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虽未成为革命民主派，但他能勇敢放弃过时的君宪主张和‘虚君共和’思想，默认民国后的既行政体，试图以自己的主张引导统治阶级当权派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应该说，在历史的变革面前，学生超过了先生。” 关于王阳明与阳明心学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

心学以大道直指本心，强调人的本真自性，如果有赤子之心的人，一见倾心，一见如故。

其主要观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我个人是很害怕道德这个词的，更不喜欢用好坏去定义人和

事，而更愿意尊重事物的规律和内心的判断。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很多经营哲学和理念受他同乡西乡隆盛影响很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对于西乡隆盛的敬仰和爱戴，“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其代表观点：敬天爱人，并将这些理念一直践行在他对企业的经营中。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而更愿意尊重事物的规律和内心的判断。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很多经营哲学和理念受他同乡西乡隆盛影响很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对于西乡隆盛的敬仰和爱戴，“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其代表观点：敬天爱人，并将这些理念一直践行在他对企业的经营中。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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