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 作战篇E

《孙子兵法》——作战篇E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作战篇》

战争是导致物质财富巨大消耗的活动，失败者无疑会产生巨大的人员伤亡、武器装备损耗，就是胜利者，也很少能够不付出一定代价就能够取胜的。孙子曾主张“因粮于敌”，从敌人那里就地补给粮草，减少物资转输的消耗，减轻国内人民的负担。在这里，孙子更是提出更换敌人兵车旌旗，善待敌人士卒，使其为我所用，做到“胜敌而益强”。

在战场上杀敌，孙子看来，是出于“怒”。将士杀敌需要勇敢精神，勇敢的背后是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豪气，勇气和豪气又源自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激起的也就是孙子所说的“怒”。《老子》说：“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六十九章）“哀”也与孙子的“怒”类似，最终转化为摧毁敌人的强大战斗力精神。打败敌人之后，获得敌人的财物，则是为了一个“利”字。拿破仑入侵埃及，与之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习惯将金子等财物随身携带，因此法国兵很乐意杀死敌人后获得金子，这就是为了财货。

在我们今天看来，杀死敌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怒”字，而是为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军事目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其丧失作战、反击能力。获取战利品和敌方财物，要符合军队的纪律和己方的需要，士兵私自截留或抢夺都是不允许的。不过，在孙子看来，杀死敌人，固然能够削弱敌人力量，如果敌人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还要将其杀死，则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相反，杀死俘虏，只会激起敌人更加强烈的仇恨，强化敌方的斗争意志，是为敌人帮忙。而从敌人那里获得的财物，只是小利而已，对自己在战争中的巨大损耗而言，无非是杯水

车薪。

因此，孙子主张，要重赏率先缴获敌人兵车十乘以上的官兵，缴获的兵车，在更换上我方旗帜之后，可以夹杂在我方兵车队伍里，壮大我方力量；对俘虏的敌方官兵，要给予优待，使他们愿意调转枪头，为我们作战。这样，敌人的有生力量、武器装备越来越少，而我方则越来越多，彼消此长，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策略：优待俘虏，对后代的战争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东汉刘秀镇压南阳的铜马农民起义后，收编了一部分义军，重新任命了军官。他发现降服的军队里人心不安，就命令各营回到自己的住地，他自己不带警卫、不作防卫进行慰问，以示信任。感动得士兵们都说：“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自后，这支军队成为他夺取天下的最精锐部队，他也由此被号称为“铜马皇帝”。这是一个“胜敌而益强”的典型例子。曹操、朱元璋也都实行过优俘政策，“卒善而养之”，对投降或俘虏的敌方官兵予以优待和信任，使其心悦诚服地为己方打仗，做到“胜敌而益强”。

“胜敌而益强”最光辉的典范，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制定了优待俘虏的四项政策：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二、不准搜腰包；三、伤病者给治疗；四、去留自愿，愿留者欢迎参加工农革命军，愿走者一律发给路费，欢送回家。这样的政策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始终。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普遍实行“随俘随补，随补随战”方针，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部队员额的50%以上都来自于改造过的俘虏兵。解放战争中后期，我军在数量上很快超过国民党军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待和改造俘虏。

不管与任何敌人作战，粮食物资一般是通用的，很容易为我所用；武器装备

因为质量、型号和使用熟练程度的原因，则次之，如孙子所说，使用敌方的兵车，一定要更换旌旗，分散配置在我方车队中间，这样才不会导致混乱，也容易进行控制；至于敌方的兵员，不是所有的都能为我所用，并且只有在优待、教育改造之后，的确发生了转化，才能为我所用。在中国历代的各种类型战争中，优待俘虏、使用降兵降将的事例比比皆是，反观古希腊战争时期，则很少发现有大规模、经常性使用降兵降将的事例，他们通常是杀掉俘虏或者索取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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