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符号的意谓表达_陈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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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符号的意谓表达

□襄樊学院美术学院

陈卫民

摘要：本文论述了设计作品与设计符号的内在联系，它动人的旋律所吸引，留下深刻的印象。建国十大建筑堪称中国现代建筑的杰出代表，而作为建筑内部的室内设计也在中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奚小彭先生所做的人民大会堂天顶灯饰设计，在极好地解决了照明的功能外，整件作品就像一幅杰出的绘画，或者像一幅优美的平面设计作品一样，构建了优美动人的图像系统，艺术家用色彩表现美，而在这里，设计家用灯光塑造了灿烂的景象。

二、设计符号的意指功能

一件平面设计作品就像一种生活环境一样，应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信息，便于人们认知、理解并做出反应。如果一个高层建筑，没有楼层的指示符号，则会使人们的行动产生困惑，手机的键面布满了各种按键，如果缺少明确的功能标志和识别方法，也会使人在操作上手足无措。一幅广告作品，没有在广告对象上予以明确或恰当的指南，便会造成人们视觉上的混乱和理解上的误差。

一块黑颜色、一个标志、一个局部造型等在一定的环境下，都是具有指示的功能。设计符号的指谓系统总是运用各种方式向受众传达“这是什么，能做什么”的设计信息。另外设计符号中的指谓系统还具有意指功能，指谓符号也主要是以一种意指方式进行的，它包括图像意指和性质意指两部分，图像意指是通过图形近似的方法形成设计意义的表达。比如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甲克虫汽车，作为设计形象的符号系统在指谓的层次上，就是以图像—意指的方式来传达设计的宗旨和目的。在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于1965年为埃索石油公司所设计的这幅著名广告中，作为图像意指的指谓构成是由一只老虎、一辆汽车、两个人构建的生动的视觉形象，而作为性质意指的部分则主要是来自老虎的指谓，它意指充沛的精力、超群的品质等。而正是设计符号的指谓系统协调了二者的关系，并由此把设计符号的意谓导向更深的层次。

三、设计符号的象征阅读

狮子是作为强大的象征，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受复古风的影响而兴建的一批建筑，几乎都把大如果企业制度的安排非常有利于调动企业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那么这个时候企业就是最有活力的。反之，如果企业制度的安排非常不利于调动企业中的各个生产要素的积极性，那么这个时候企业就是最沒有活力的。

原来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活力，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制度安排有问题。企业制度安排无法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尤其是人的积极性。企业制度是企业活力的最重要的保证，可以说，没有良好的企业制度，就根本不可能有企业的活力。企业制度应该也必须为人生目标服务。

针对符号的设计语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说明，探讨了设计符号如何最终形成一种整体的完形意谓表达。

关键词：符号；设计语言；意谓表达

符号对人们来说既平常又抽象，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到处都充满着符号。设计语言通常是作为一种符号现象来显现的，但其中的转换过程却经常被人们忽视，概念的模糊和不规范化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有效性。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是设计师合理有序地编码、组码各种设计语言的结果，其所表现出来的富有活力的感觉和情感是直接融合在作品的形式之中的，它们具有一种动力的、有机的结构，并且整个结构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秩序联结而成。而这就得益于设计师的卓越创造，每一种符号都在不同的论域中活动，并且最终形成一种整体的完形意味表达。

一、设计符号的图形叙述

设计符号首先作为一种图像而存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构成。我们说传统的关于图像符号的含义表达只是构成了设计图像系统的一方面含义；其另一方面的构成即设计师在构建一个符号系统后，其图像系统自身会构成一种整合的图像符号系统，它不但表征其对应的对象系统的意义，自身也会因为这种意义的深化而被逐渐表征。

图像符号的表征方式是通过叙述而完成的，在作品与人的交流过程中，不仅每一个基本的符号语汇会形成自身的叙述，每一幅平面作品的颜色、一行字体、一个图形都会通过它的结构、形状、材料、色彩、位置来向你表述它的存在，表征它的当下状态、属性和价值，而且整个图像系统也会向你“诉说”，告诉你它们所具有的杰出形象，独特的风格特点、深远的符号含义等。比如约纳森1995年设计的迪塞牛仔服广告，不仅每个单个的符号要素如小孩、男女青年、街道向观众展现了它的存在状态，而且整件作品的图像表征渲染出一种主题性的氛围，充满了叙事性的故事情节。

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就象诗一样，你刚一接触，就会被组合，实际就是依靠企业制度组合起来的。而各种生产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并且人，即劳动力，既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生产目标的规划主体。企业制度对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组织安排，不同于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人，是一切制度的基础。人是制度服务的中心。

企业制度是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核心纽带和基础。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体制基础，就是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企业及其构成组织的行为准则。规范员工行为的准则，就是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企业高效发展的活力源泉。企业的活力虽然来自于许多方面，但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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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符号挪用到其上，以为由此便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文脉，一致造成了不少设计败笔，这其中把设计符号的象征系统简单理解为单个的象征符号，脱离其象征意谓的环境是重要原因之一。

设计符号系统的形成离不开设计师对象征符号的运用，但简单地把个别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等同于整个设计符号的象征系统的意谓则是有问题的，每个单个的象征符号语言都会在象征系统中形成有意义的部分，而一旦设计符号系统构建成功，一种整合的象征系统便会出现。一套高级时装，在其象征系统意义上讲，它可能意味着一种尊贵的身份、一份成功的事业、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服装的形式所展现的美。

在中西方传统图像体系中存在很多种具有强烈象征性的符号语言。其实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无数的象征符号，这是人类心灵的需求。人们凭借着象征的手法去表现那些无法用言语、直观图像诉说的心灵内容。象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体系，正是在这个体系中，人们获得图像与象征的对应关系。比如中国象征体系中石榴可以意味着多子多孙、家族兴旺；鸳鸯成双成对，象征夫妻和美、白头到老；一本万利（荔），绘一棵结满果实的荔枝树；平升三级（戟），绘一只花瓶中插三支戟；将蝙蝠和“寿”字组合，构成“五福捧寿”的吉祥图案造型等等。而对于西方的图像体系而言，比如“三重世界”的象征寓意，圆圈、正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分别代表上帝、人类与撒旦（魔鬼）。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象征性的手法被广泛运用到设计创作中，比如米尔顿·格拉塞1989年设计的凡·高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海报，这位“图钉风格”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中直接用凡·高式色彩和烟斗样式的适形进行组合，形成了关于凡·高形象的完美诠释。通常来看，象征性的符号在设计作品中的表达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比喻式象征，直接以物的功能、形态等属性与对应的符号语言进行类比的表征；一种是隐语式象征，设计师通过对表达主题的意义的深入理解，而提炼出相应的符号语言进行意义表达，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经常能够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料之外的效果。比如爱滋病与避孕套广告，则是运用一蓝一红分别象征男性和女性牙刷的相互关系来象征男女之事，而旁边挤出的来的牙膏构成的M牌避孕套标志则是隐喻着在和伴侣进行亲密接触前，请不要忘记用M牌安全套。

设计符号的象征系统是通过阅读来进行和完善的，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作为受众的人通过象征系统的意义表征来解读设计作品深刻的符号内涵，同时作品也阅读受众的修养、知识结构、情感等，按照美学对于阅读的理解，受众对于对象理解的越多、越深刻，作品的象征系统便向受众敞开得越多。通过象征———阅读，设计作品不仅会使受众明白其意图，而且对其意图读解得更加深刻。

四、设计符号的系统完形

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也是一种优秀的系统表征，中国古代很多的优秀建筑不仅是杰出的符号展现，更是优秀的设计系统，屋顶、吊筒、屋檐、斗拱、枝、门、台阶以及正厅大梁上的匾，这些房屋的符号要素首先作为居住的建筑语言，而后各个基本的符号元素按照一定的秩序联接成前后、高低、左右，互相牵制，又互为依托，进而形成了一种系统，最

终系统的意义便产生在这种由作品内在结构秩序所构成的意义生发机制中。

设计符号的象征系统把设计引入风格形成和意义生发的层次，它内在地在设计符号的联结中形成一种系统性，而在符号表征的深处，这种系统性通常形成一种并不可见的系统符号，并且成为一种设计“原型”的表征。系统符号通过作品的完形来表征，并形成了一种生发意义的生命机制，设计符号系统的每一次突破和创新都是在接近设计“原型”，

并形成新的系统表征。

作品系统性的表征也使得设计风格产生和形成，荷兰风格派形成于设计中的构成主义系统，这是一种几何学式的意义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当功能主义达到鼎盛时，设计作品中系统意谓则表现为“少”既是“多”的追求，并最终生成了“无饰之饰”的美学意味。系统的表征方式是设计符号意谓中最深刻的结构，几乎充实我们生活世界的所有意义源泉都来源于这一结构的意指中。

五、设计语言的意谓表达

在设计语言作为符号现象的意谓表达中，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相互的社会行为中符号交流的重要性。设计师的创作是为受众而准备的，而受众反馈又是对设计师再创造的刺激，循环反复形成设计的轮回状态。正因为如此，所谓当代设计已经很难再用传统意义上关于设计的定义来解释，它突破了具体的造型概念，而发展为一种首尾相顾的整合的系统。另外一点，设计作品的符号必须具有公有意谓，公有意谓是符号能够进行传递与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平面设计而言，作品的有效传递是设计意义的关键，如果你的设计创作所运用的符号语言是非常私人性的，甚至与作品的文化立场相反，那么这种因作品公共有效性的缺失而形成理解的障碍将直接导致设计传播失败。在这个以信息的丰富而著称的社会中，谁也不会花上更多的时间来深入思考所谓你认为的设计作品的深刻性。比如“房子”这个词无论是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还是中文书写，或无论是在英国、法国、美国还是日本等地它都意谓着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与接受的一个现实意义叫作“房子”的东西。公有意谓建立在这样一种符号的基础上：A产生一个符号，具有B产生的一个类似符号所具有的那种同样的意谓，在A与B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公有符号，而这种公有符号所产生的那种能够使一个机体对某种行为做出的意谓与其他的机体对此种行为做出类同的意谓，那么，在A与B之间就是有了一种公有意谓。在视觉传统设计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设计师本人来说，设计作品的完成，恰好表达了其作品背后丰富的潜在意义，而对于使用者或欣赏者来说却往往不知所云，造成符号意义表达与理解的脱节，或者说存在于客体之间的公有关系未能得到较好的建构。

在平面设计中，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存在，一款为老年人服装所做的广告设计，却使用了大量的前卫的设计语言，作为作品符号的意谓表达，尽力表现一种青春活波、大胆开放的风格特征，这不仅背离了广告对象的固有限制，而且脱离了人们关于老年人群的服装特征所持有的符号储备，最终造成广告的符号传达与符号接受脱节，作品的设计只能是不成功。

此外，设计作品中公有意谓的表达还取决于它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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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误读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一、引言

“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1]“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误读”也是在翻译中无可回避的普遍现象。

意识形态是组成文化的重要元素，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有种种不同的定义，就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而言，罗特曼（YuryLotman）的观点是最为合适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中开展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

意识形态是翻译中的误读，特别是有意识误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和误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

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意识误读是翻译受本土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主要表现形式

有意识的误读是译者对外国作品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改写。美国翻译学家安德列·勒弗维尔（Lefevere）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与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3]，但代表某一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只能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则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翻译中的误读，常常既是代表某一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干预的结果，也是译者自觉服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表现。例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原本是

范勇

一部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作品，甚至卖火柴小女孩的死亡也是被安徒生用来表现人们从“原罪”得到拯救，获得灵魂永生的基督教思想。而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蜚声中外的叶君健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译介这部童话时，将原本译成一部通过叙述卖火柴小女孩之死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本性，并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同情的进步作品。这种误读，并非是深谙西方文化的叶老对原作的理解有误，或在翻译时表达不到位，而是他有意而为之。由于五、六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候，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只有那些揭示阶级斗争和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西方文学作品才被视为值得译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基督教思想，都被视作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而国家成为译者唯一的赞助人，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支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老在翻译《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对其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赞助人”的意愿。“但正是因为这一中国化的过程，安徒生童话才得以在极左的年代里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安徒生童话也因此在异己的文化土壤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4]

2、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中的误读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5]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而意识形态对译者个体思维的这种强烈影响，常常导致译者按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对原作做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错误阐释。比如，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作品中，由于译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常常把西方人的亲子之爱和正常的人类情感附会成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忠”、“孝”、“义”等。例如，林纾将其译作《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即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中的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林纾还将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将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译为带有中国传统侠义小说色彩的《双雄义死录》。无独有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论时，对原书中提及的

环境和面对的受众，取决于符号所要表达、表征或描述的对象以及用什么方式传达给人等因素的影响。设计行为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总是产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体之间。一方创造符号，给予符号以意谓，另一方接受和理解符号及其所具有的符号意谓。反映在平面设计上也是如此，在行为中产生设计，也在行为中完成设计符号传递、接受、交流与理解，平面设计的符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现象统一到

设计作品中，设计本身又在行为中完成了它的给予意谓，这是平面设计符号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参考文献：

[1]张宪荣，《设计符号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2]海军，设计的诗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4。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kbl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