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了公书法

杨了公书法

今年是南社的百年诞辰。1909年岁末，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苏州发起

成立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社团组织。柳亚子、于右任、鲁迅、李叔同、苏曼殊等各界名流都是其中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半数的知识精英”。

而在南社中，松江籍成员人数颇多，足足占了30多席，其中有诗文高手“松江二雏”（姚鹓雏、朱鸳雏）、金石家费龙丁、诗人杨了公、语言学家闻宥等。这些云间文人同时又互为师友，酬唱应和，是南社里不容小觑的一个群体，人称“松江派”。 颐园常留南社客

很多人都知道南社的创建肇始于苏州虎丘的集会，孰不知松江颐园也是当时南社文人时常光顾的一处雅集场所。

南社创始人中的高天梅和高吹万出身金山张堰。张堰高家和松江颐园旧主许家早年就有来往，颐园里常有高家诗人流连的身影。

而到民国十三年，松江遭军阀战祸，孙传芳部下的残兵败将涌进颐园，名园惨遭践踏，亭台破损，花木凋零。民国十六年，许家子孙就将颐园卖给了高吹万。高吹万之子高君藩年方弱冠，也加入了南社。他聪颖干练，管理园事有条不紊，颐园又重加修葺，恢复了明代风貌。南社中著名诗人纷纷来到颐园，祝贺古园易新主，吟诵唱和，诗情满园。

颐园初属高家时，南社老前辈杨了公常来颐园与社友聚会，谈论时妙语连珠，如“人之目的，富贵寿考；我之目的，翰墨神仙。”

“立志要做一个好人，有谁能阻我？其阻我者，我也。” “有作诗之俗子，有不作诗之雅士。”

“何谓少？老年好动便是少。何谓老？少年好逸便是老。”

“城市之嚣张，不如山林之恬适，我视城市亦恬适者，胸中有山林也。”

此时，南社主持为姚石子，也是张堰人，与高吹万是甥舅关系。再加上许家后人许馨香也是南社社友，如此一来，南社的众多爱国志士，常常聚集在松江颐园集叙，所谓国事常萦志士心，风雨常留南社客。

当时30多位松江南社社友中，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平素仰慕明末抗清英雄、爱国诗人陈子龙，对其组织的“复社”、“几社”所提倡的气节尤其推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文会友，相互砥砺，这种精神也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鸳鸯蝴蝶派”得名趣谈

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广为人知，其实这个流派名称的由来，据传闻说和南社中“松江派”大有渊源。

1920年的某日，杨了公作东，请了几位好友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座中有姚鹓雏、朱鸳雏、闻宥、成舍我、许瘦蝶、平襟亚等人。因为有人叫局，北里名妓——当时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林黛玉”被请来陪酒。她爱吃洋面粉制的花卷，于是杨了公发了雅兴，要大家以“洋面粉”、“林黛玉”为题做对联。当场朱鸳雏才思最敏捷，出口成句： “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

众人大为激赏。谈笑议论间，忽然有一青年闯席而入，这人就是新派文人刘半农。刘半农原任中华书局编译，后来辞去中华书局职务去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教育部派他去欧洲留学，首赴英伦。这一天，几位南社文人聚饮于“小有天”，刘半农在上海的朋友恰好也在这里为他饯行，他听到隔壁房间吟诗作对，颇为热闹，便闻声而至。

谁料，刘半农入席后，两派文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朱鸳雏举着酒杯，眼也不抬，并不买这位新诗人的账：“听说刘先生你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啦，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看，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

杨了公因此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逢此四字，满饮一杯。于是什么“愿作鸳鸯不羡仙”，“中庭一蝶一诗人”纷纷搬了出来，满座皆醉。 刘半农十分尴尬，脸都涨红了，嘀咕道：“我是对不上什么鸳鸯蝴蝶的诗句，要我说，现下骈文小说《玉梨魂》无病呻吟，空泛肉麻，就该列入所谓‘鸳鸯蝴蝶小说’。” 朱鸳雏当场反驳：“鸳鸯蝴蝶本身是美丽的，不该辱没它。《玉梨魂》使人看了哭哭啼啼，我们应当叫它‘眼泪鼻涕小说’。”一座人又是哄堂大笑。这一席话很快就传开了，《玉梨魂》作者徐枕亚便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从而“波及”他人??

后来有一次，姚鹓雏再遇刘半农时就说：“这些传闻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

刘半农顿足道：“真冤枉啊，我只提出了徐枕亚，如今把我也编在里面了。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放心就是。”

姚鹓雏故意逗他说：“那可难说。讲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就会把‘鸳蝴’列进去，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

刘半农大笑说：“那可真是笑话奇谈了。”谁料姚鹓雏一语成谶，日后，“鸳鸯蝴蝶派”果然被载入了文学史册。 杨了公与“松江二雏”

南社前辈杨了公人称“孤儿之父”，当时在松江收养了很多孤贫儿童。孤儿院中宿舍、教室、厨房和餐厅等设施一应俱全，还在当地延聘了教师，杨了公也因此耗尽家产，“了公”之号便是由此而来。

为了给孤儿院筹措资金，他到处卖字劝募。当时他在松江东岳庙平台上，摆下一凳一桌，竖根竹竿，上横白布一块，书“杨了公卖字”。东岳庙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杨了公当众默默挥毫，兀傲之气十分引人注目，行人观之，纷纷驻足解囊。

朱鸳雏就是杨了公在孤儿院收养的义子。他幼失怙恃，杨了公将他带到孤儿院，视如己出，悉心栽培。朱鸳雏人品出众，天性聪颖，日后又经杨介绍入了南社，成为名噪一时的江南才子。

据张寿甫先生回忆，朱鸳雏对戏剧情有独钟，常登场饰演旦角。民国十年前，他曾在松江颐园戏楼上看到过朱鸳雏演唱昆曲，杨了公即兴为他吹笛伴奏。当日春雨潇潇，南社诸友在戏楼上隔着雨丝，隐隐约约看朱鸳雏献艺，在细雨声中听杨了公的悠悠笛声，心下无不欣慰感动。

“松江二雏”中另一位姚鹓雏与杨了公也有师友之谊。姚鹓雏中学时创作了小说《洗心梦》，杨了公见之叹为有宿根。姚鹓雏十分感激，托人向老先生致意。有一天晚上，姚鹓雏来到杨了公家旁的琴桥下，二人一见如故，畅谈许久，才依依惜别。第二年，姚鹓雏去宣南游学归来，暑假又去拜见杨了公。杨了公立刻把他迎进门来，指着案头姚鹓雏的一帧照片，笑着说：“将你小影置于此处，如同日日相见晤谈。”杨了公与姚鹓雏合著过一部《佛学》，杨了公迁居沪上时，姚鹓雏前往探望，他回忆说，了公当时“鹓削已甚，而神定不乱，非禅学湛深，曷可臻此。” 柳亚子与朱鸳雏的一段公案

南社内部对于诗歌风格的新旧之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对“同光体”的大论辩成了一段公案。

南社中提倡宋诗最为热烈的就是松江派的姚鹓雏、朱鸳雏和闻宥。几个社员力挺陈三立、郑孝胥等诗人为代表的“仿宋诗派”，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恰恰就是南社主持柳亚子。 这场学术笔战相当激烈，最初闻宥在《民国日报》上大写赞扬“同光体”的《诗话》，柳亚子也发表了反对“同光体”的文字。随后，朱鸳雏马上挺身出来，针锋相对地攻击柳亚子，于是发生了诗坛上的论战。

姚鹓雏几次想调停，但双方都誓不罢休。柳亚子还写了好几首诗答复姚鹓雏，如“渭浊泾清肯合流”，“自甘戎首复何尤”，“太息云间诗派尽，湘真憔悴玉樊愁”，矛头居然直指姚鹓雏，说他才是罪魁祸首。

朱鸳雏看不下去，他也是年轻气盛，心有不甘，到后来攻击柳亚子的言语越来越激烈，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柳亚子当时一气之下，竟在报上登一广告，将朱鸳雏开除社籍，并且在《南社丛刻》第二十集出刊时，又在册首载一《南社紧急布告》云：“兹有附名本社之松江人朱玺，号鸳雏，又号孽儿者，妄肆雌黄，腥闻昭著，业已驱逐出社。特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一布告登出后，舆论哗然。朱鸳雏积愤难平，患咯血症而早逝。后来柳亚子也为过去的意气用事感到非常内疚，自悔地写下了《我与朱鸳雏的公案》，追述了这段往事。 弘一法师赠佛珠酬知己

南社中还有很多名人曾和松江有过不解之缘。刘三和诗僧苏曼殊都是姚鹓雏的诗友知音，苏曼殊给刘三信中就曾表露过要来松江颐园造访的意愿。

南社成员、一代奇才李叔同与来自松江的社友费龙丁一样，同擅金石篆刻。二人因此相交莫逆，情谊甚笃。南社名人郑逸梅曾回忆起：弘一大师曾经来松江探望过费龙丁。 两人从杭州西泠印社乘火车到松江，费龙丁就伴弘一法师到颐园。弘一大师见到颐园胜景，双手合十，感慨良多。当时，他身藏一串奇楠香佛珠，平日十分珍视，念及与费龙丁交往格外投契，便将佛珠赠给了费龙丁。弘一回沪后，费龙丁得知奇楠香可治胃病，就卸下了几颗磋为粉末，作为药剂服之，果然胃病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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