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何建华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01期 浏览 8 人次

摘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围绕革命与道德、党性与良心的关系问题，列宁坚持批判性、实践性、结合性、创新性的原则，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俄国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和强大的道德动力。 关键词：列宁；革命伦理；政党伦理；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22-06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列宁围绕革命与道德、党性与良心的关系问题，系统阐述了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的思想。在当代，深刻反思列宁探索政治伦理问题的心路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入把握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对革命的伦理辩护

列宁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围绕社会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俄国，围绕“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社会各界存在着激烈争论。列宁积极介入到了争论之中并为革命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和道德动力。 第一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革命的结果问题展开。以列夫·托尔斯泰、米海洛夫斯基和“路标派”思想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道德的抽象性原则，以人之德性的增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他们认为革命将摧毁俄国的民族美德和宗教传统，损害公众良心，使俄国不断滑向暴力和专制的深渊。其中，托尔斯泰提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强调诉诸良心的发现和道德的救赎；米海洛夫斯基则具体分析了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认为它损害了俄国农村村社体制所特有的温情主义的道德传统。使道德败坏、人伦丧失；以别尔嘉耶夫等人为代表的“路标派”更是把当时的俄国看作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狂飙突进，以革命取代道德，以暴力代替爱心，抹煞神圣人性的反道德时代。

对此，列宁分析指出，上述责难存在着三方面问题。第一，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简单等同于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理论。后者片面崇拜暴力，信奉政治激进主义，提倡“为革命而革命”。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革命理论，但他们倡导的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革命等在内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具有其他革命所不具备的道德意义。第二，他们将革命与道德简单对立起来，用抽象的道德标准否定革命的道德合理性。列宁认为，任何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破坏既有的道德规范，但衡量革命的道德合理性要看它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

益。革命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目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现政治民主、社会自由、人民平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具有伟大的道德意义。第三，他们无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放弃革命，这恰恰是不道德的。列宁认为，分析革命的道德价值，不能离开对革命基础或条件的考察。当时的俄国，政治上是越来越难以为继因而也更加变本加厉的沙皇专制统治：经济上是越来越多的人民，包括大批小农和小资产阶级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文化上是长期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带来的愚昧、封闭、落后的精神状态。在俄国，下层群众无法再生存下去，有强烈的变革愿望，上层统治者也难以有效进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奢谈所谓的“道德救赎”、“爱的教义”、“个人良心”等，不仅因为远离现实而陷入空论，而且也是对人民的犯罪。在列宁看来，俄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这是最大的道德。

第二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革命的手段问题展开。自由主义思想家之所以反对革命，起因在于当时的俄国社会弥漫着政治激进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它们赞成革命却鄙视和抛弃道德。例如俄国早期民粹派的代表人物涅恰耶夫在《革命者教义问答》中提出：为了崇高目标，可以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为了社会进步，可以不计个人的任何得失；为了神圣的革命，可以不讲任何道德。他的名言是：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在这里，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此，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为了革命而摒弃道德的做法，反对迷信暴力和恐怖。为了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把暴力和恐怖作为军事手段是适用的，但绝“不要醉心于恐怖行动，不要把恐怖行为当作主要的和基本的斗争手段”。为了革命，应该而且必须要作必要的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目的可以牺牲原则，以策略取代道德。针对有些人把政治和革命理解为欺骗的错误倾向。列宁指出：“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他具体分析了政治妥协的不同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区分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捉，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一个政治家“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在这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具有崇高的道德属性，而且也非常重视道德建设。革命者绝不应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真正正派的人。革命性决不抹煞个性，恰恰相反，它使个性变得丰富多彩。革命者应该学会欣赏和享受大自然和亲人、朋友、战友带给自己的友谊、情感，学会把革命与道德有机统一起来。

第三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革命的次序和性质等问题展开。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提出，俄国革命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颠倒了革命的次序，属于“早产儿”。通过分析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考茨基得出结论认为，俄国革命宣称砸碎了一个旧的官僚机器，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在他看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也警告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小批政治家的专政。

这些逆耳之言促使列宁深思。一方面，他批驳了十月革命早产的论点，认为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俄国，果断地开展政治革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选择。但是十月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社会革命的时代课题，俄国必须要在政治革命所锻造的良好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深入开展“文化革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为社会革命提供强有力的伦理支撑和精神动力。也正因此，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观点。

另一方面，他又结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问题，对防范官僚主义和政治专制的问题，从民主的制度和机制建设、群众监督机制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伦理思想。他认为，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体现人民性，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切实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各项权利。为此，苏维埃颁布法律，承认公民一律平等，并在革命胜利后努力让最广大的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列宁更是建议让几十名来自最底层的普通工农充实进中央委员会，参与党的核心领导和重大决策。为了防止党和政府的官员变成官僚，列宁特别注重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认为各级官员不但要通过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监察。为了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蜕化变质，列宁从改善队伍、严刑峻法、健全制度三个层面系统地提出了预防和消除腐败的一系列措施，特别强调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成立与中央委员会权力平行的工农检查院。这表明，对于革命的系统化以及民主政治等问题，列宁有着独到的体悟并作出了宝贵的探索。

二、关于政党伦理的思考

列宁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思考，也是围绕着党性和良心的关系这一政党伦理的重大问题展开的。为了锻造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列宁把党性与良心统一起来，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是时代的光荣和良知的根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伦理思想。

列宁认为，作为时代的光荣和良知，无产阶级政党应实现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不断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这个党来说，“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具体而言：在革命时期，要坚决反对沙皇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反对无限权力，实现责任和权利的统一；反对暴政奴役，致力于政治解放。在这一时期，列宁大量阐述了反对专制、实现政治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他看来，“专制就是不受限制；专制制度就是政府有无限权力”，因此，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以实现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拥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出版自由；消灭等级、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流动和迁徙自由等。“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屈辱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列宁甚至说道：“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在建设时期，就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反映和真正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但是，在俄国的特殊国

情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又面临着三大敌人，即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的大量存在和贪污受贿。一些人满足于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严重。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甚至提出了“苏维埃官僚”，“党官僚”这样的概念。在列宁看来，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它根源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特别是专制制度的长期影响。正因此，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经济和文化任务，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作出周密考虑，让广大人民参与管理，这样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列宁认为，作为时代的光荣和良知，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个党员必须体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它们包括：

说真话，不要撒谎。列宁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在宣传工作中也必须要讲真话，只有向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说真话，才能取得世界性的成就。

反对空谈，崇尚实践。列宁对空谈深恶痛绝，1918年2月，他专门写了《论革命空谈》一文，认为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一个月后，又写下了《脚踏实地》一文，要求党员干部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建设方面的事情。他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扬“求实精神”。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都在于实践，“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

发挥首创精神。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列宁都非常重视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在他看来，体现在党员群众身上的首创精神，就是战胜他们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遗留下来的习惯，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自觉创造并遵守新的劳动纪律，革新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重建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的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很多关键时刻往往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919年6月28日，他写下了《伟大的创举》一文，高度评价广大工人、党员自愿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这是破除利己主义旧道德、建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新道德的一种英雄主义壮举，是人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善于学习、善于总结。这是列宁的优秀品德，也是他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总结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基本经验时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这正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开始建设后，列宁更加重视对文化、管理、经商知识和经验的学习。他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在学习中，列宁非常注重总结经验，主张从错误中学习。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 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新经济政策就是从错误中学习而得来的宝贵经验。

重视个人品德建设。列宁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个人品德建设。一方面，他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公正无私、襟怀坦白、谦逊质朴、作风民主，模范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经常自我批评，随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具有极高的个人魅力。他多次拒绝艺术家为他绘制和塑造肖像，也反对人们为他祝寿。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关注每个党员干部的个人品德建设。他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动员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列宁特别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品德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要求。针对1922年发生的“格鲁吉亚事件”，列宁强调指出，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处理重大问题尤其是民族关系问题时。要学会克制，不偏不倚，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不能有不信任、猜忌、侮辱等行为。“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去世前，他在致中央的信中又对最高领导的个人品德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担任总书记的人，应该“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列宁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伦理要求。

三、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

当前，围绕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列宁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伦理问题基本上在他的视野之外；有人提出。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对19世纪俄国政治激进主义的继承和发扬，是道德虚无主义的集中代表，它导致了俄国社会的极权和专制；有人认为，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往往为现实政治利益所左右，前后不一、变化不定，重批判轻创新。

我们认为，认识和评价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应该看到，列宁所处的俄国是一个具有漫长专制历史、文化落后且具有独特道德传统的大国。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风云激荡的年月，他需要解决的是在动荡加剧、思潮纷呈的格局下如何引领先进阶级不断前行的历史重任。革命和建设的两大课题，批判和创新的双重使命，是列宁从事伦理研究和道德实践的历史和逻辑前提。列宁对俄国革命的伦理辩护以及关于政党伦理的反思，较为系统地回答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问题，坚持了革命与道德、党性与良心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俄国优秀的伦理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列宁政治伦理思想的孕育、成熟和发展的过程看，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了批判性、实践性、结合性、创新性等特征。

首先，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尖锐的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思想领域出现了新康德主义、唯意志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等流派，它们延续了过去资产阶级伦理观的唯心主义传统。受上述思潮影响，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与资产阶级伦理思潮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方向、道路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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