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初二下人教新资料第3课（我的第一本书）拓展阅读（两篇）

语文初二下人教新资料第3课(我的第一本书)拓展阅读（两篇）

同题阅读：我的第一本书〔施蛰存〕

《书讯报》有一个专栏，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编辑同志来组稿，要我也写一篇，我就一口承诺了。过了好多天，才有空闲执笔，想还掉这一项文债。但是，一想，那个栏目意义不特别明白。我的第一本什么书呢？能够是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能够是我买的第一本书，也能够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估量编者之意，大约是盼望我谈谈我所写的第一本书。只是，我又想，趁此机会，从三个方面都谈谈，也有味味，能够作为我的一篇关于书的回忆记。 一九一○年，即清宣统二年，我六岁，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就给我进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就送我到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里。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书包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确实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然而不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元”本该是“玄”字，因为避清圣祖玄烨的讳，一切书本上所有的“玄”字，都改作“元”字。这是我到中学三四年级才明白的。 第二天，一到学馆，第一件事确实是背书，要立在老师的书桌旁边，背对着老师，背诵昨天所教的四句。这第二天的功课所以特别容易，背诵四句，新学会四句。然而第三天就要背诵八句了。如此滚雪球似的读下去，十多天以后，就感到特别困难，常常背漏了几句。 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尽管不特别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可能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方法，现在也不特别反对了。

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我进中学后才能自己找书看，以为父亲的书，我一辈子也读不完，因此从来不想到自己去买书看。但是，我在高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常常讲曹操、刘备的故事，武松杀嫂的故事，才明白有一种书叫做“小说”。这种书，我父亲的十二个书箱里却一部也没有。因此我开始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积聚起来，星期日到东岳庙书摊上去买小说书看。第一部确实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 父亲书箱里有几本关于词的书，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我也统统看过，同时学着填词。起先以为这些书都属于词曲，后来才明白词和曲是两种文学形式。但是东岳庙书摊上不卖词曲书，不用说曲没有，词也没有。因此我到城里新开的云间古书处去问。那个年轻的老板兼店员请我自己到书架上去找。架上有一堆木版书，全是词曲。我几乎每本都想买，但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只拣了部书名《蕉帕记》的曲子书。回家认真一看，才明白这是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的零本。

《蕉帕记》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戏剧书，也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古典戏剧书。下一个星期，又到云间古书处去，买到了一部有钱大昕藏书印的《北词广正谱》。这两部书引起了我涉猎曲学的兴趣。

这时候，我学做小说、诗词，不自知其幼稚，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月》，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我好几篇作品。但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我也不明白发表了文章能够得到稿费，只要给我发表，就特别快乐了。

五四运动使我懂得了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许多新名词、新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是使我接触先秦诸子的第一部书。郭沫假设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妨碍，大于文学研究会。

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我十分崇拜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小说，我读的基本上林琴南的文言译本，尽管觉得特别好，但林琴南的译本当时大受批判，我也把狄更斯归入鸳鸯蝴蝶派，以为他是英国第【三】四流的作家，不值得重视。

我既不再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而新文学刊物如沈雁冰编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在我看来，基本上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我有自卑感，不敢去投稿。因此我一气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编为一集，题名《江干集》。这些小说基本上在之江大学肄业时写的，而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故题作《江干集》。我请胡亚光画了封面，请王西神、姚鹓雏、高君定题了诗词，交松江印刷所排印了一百本。这是我自费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一集中的作品，文学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因此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这一百本书，送亲戚朋友二十本，余下的八十本，都托付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代售，因为有一个同乡在这家书局中当门市部经理。过了几个月，我去向同乡打听书的销售情况，据说只卖去十多本。又过了半年，文明书局歇业，我的同乡不知转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书不知下落，也没有结账，我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前几年，上海文研所的应国靖同志在上海图书馆书库中发明了一本。他借出看了一遍。承蒙他夸奖，认为这些粗糙的小说基本上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九二七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夏丐尊译的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绵被》，觉得特别受启发。这是一篇东方气息特别浓重的小说，和欧洲作家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我摹仿它的风格，写了一篇《绢子姑娘》。这时，沈雁冰已是我的老师，他的助理编辑徐调孚，也已是我的新朋友。我想，我已有条件去向《小说月报》投稿了。因此我把这篇小说交给徐调孚，他得到沈先生的同意，就给我发表了。这时，上海经营新文学书刊的小书店正在多起来，许多出版商需要文稿。经朋友介绍，我把《绢子姑娘》再加上二三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凑足五万字，编成一本小说集，题名即为《绢子姑娘》，交给一家书店〔现在连店名都忘了〕，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上市，这是我的第一本由出版商印行的小说集。《绢子姑娘》和《绵被》尽管故情况节不同，但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二者之间有特别多相同之处，我自己内心更明白，这是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因此，我也不承认它是我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 一九二八年，我和刘呐鸥、戴望舒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先后编刊《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两个刊物，这时我们的思想都左倾了。我写了二篇摹仿苏联小说的《追》和《新教育》，确实是我的普罗文艺创作。当时把这二篇小说列入我们的一套小丛书《今日文库》，书名即用《追》。这是六十四开本，一张报纸的小册子。《今日文库》的第二种是画室〔冯雪峰〕译的苏联诗歌集《流冰》。这两本小书，不久就被国民党目为宣扬赤化的文艺书，下令禁止发行。这是我第一本被禁止的小说集。只是，第一本之后，不再有第二本，因为我不再写无我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是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的《上元灯》。然而，在初版本的《上元灯》里，还有一篇《牧歌》是摹仿希腊牧歌的，算不得创作，因此我在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再版本《上元灯》中，把这篇《牧歌》也删去了。正确地说，我正式的第一本创作小说集应当是再版本《上元灯》。 “五四”新文学运动给我的教育，是重视文艺创作的“创”字。一个作家，必不能依傍或摹仿别人的作品，以写作自己的作品。一篇小说，从故事、结构到景物描写，都必须出于自己的观看和思考，这才算得是“创作”。我不情愿把初期的一些多少有摹仿嫌疑的作品，老着脸皮说是我的创作，因此，我否定了《上元灯》往常的几个“第一本书”。 这一二年来，有几位青年作家的得奖小说，被读者检举，有抄袭嫌疑。有的是故事雷同，有的是描写风景山川部分，整段抄袭外国小说的译文。这种现象，都有损于作者的品德。假如有一篇被评为好的小说，其中间有一段描写文字，证明为抄自别人著作的，那么读者就有理由能够怀疑这整篇小说是从许多不同的别人作品中抄袭来的。如此，即使它是一个得奖作品，读者也就不能信任那些评奖委员了。我盼望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须珍惜自己的创作，才能提高我们的文艺创作水平。

一九八五、十二、十五

同题阅读：我的第一本书〔张洁〕

我本以为，这一辈子再无出路了。永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世人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为贫困所苦，到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少聪明才智，因为连发明它、测试它、实现它的机会都没有。

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当中，在无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碍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遭遇，本属平常而又平常。我本应同意那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屈服，况且我自觉比那些伪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然而，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基本上渺小的。假如不是后来开放，使中国在政治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不管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怎么样拼搏也是无用的。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同意我再做片刻的迟疑，然而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能够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么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盼望。然而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学这一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土地上，我开始了为时过晚的耕耘。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特别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投稿《人民文学》杂志，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北京文学》。也是一位女编辑，诗人张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同时在1978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只有一间房子，晚上为了不妨碍母亲、女儿的休息，我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就如此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他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您能够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母亲哭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从不歧视卖冰棍、卖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认为凭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比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或剥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办公室里的工作，晚上还要给工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之不足，母亲正是因为年迈，才从小学教师的位子上退休下来，然而为了帮我支撑那个家，不得不替奶厂卖牛奶，替冷饮厂卖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丧母，倍受后母的虐待。结婚不久，又被我父亲遗弃，一个人拉扯着我，吃糠咽菜，千辛万苦才把我抚养大，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本应侍奉母亲安度晚年，且不说享什么清福。然而我却没有那个能力，使她在将近七十岁的高龄，还要在风吹、日晒、雨打之下辛苦地劳作。

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又悟到，我的痛苦，事实上确实是我的财富。

我永久可不能不记得生活在我周围的一般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内心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怀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

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一般人当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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