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2004年3月第32卷第1期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Xinjia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Mar.,2004Vol.32,No.1

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杨　富　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100871)

X

摘　要:回鹘是敦煌历史上比较重要而富有影响的古代民族之一。他们在这里有过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并在这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举其要者主要有敦煌石窟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开凿的佛教石窟和游人香客于石窟壁面上题写的回鹘文题记。这些对研究古代回鹘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证明,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化是包括回鹘人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关键词:敦煌;回鹘文献;石窟艺术;回鹘文木活字

中图分类号:K874,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4)01-0082-05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生活过大月氏、乌孙、汉、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多种民族,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就是古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人曾在这里有过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为敦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这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荦荦大端者有敦煌石窟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开凿的佛教石窟和游人香客于石窟壁面上题写的回鹘文题记。

一、回鹘语文献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

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中。这些文献被发现后,大多都流落国外,现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京都有邻馆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等处,只有很少一部分现藏于我国的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

前一类有50余件,当属9-11世纪的遗物(不包括王道士从其它洞窟中发现后放到藏经洞写本堆上层的那几件册子式元代文献),分别用4种文

-stva-n 字写成,其中1件《摩尼教徒忏悔词(Xuaft)》

是用摩尼文(摩尼教专用的一种文字)书写的,另有

2-3件用藏文字母书写(如《佛教教理问答》)。还有4件用突厥卢尼文字母书写(如《占卜书(bIrq

、军事文书、草料供应账等),其余均用回鹘Bitig)》

文书写。

在这些早期文献中,有19件为世俗文书,主要是往来书信与商品账目之类,对了解敦煌地区回鹘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文书看,当时敦煌的回鹘人与周边地区保持着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经商者不仅有一般商人,而且还有佛教僧侣、文武官员,甚至还有回鹘王室成员。贸易物品种类繁多,既有丝织物、生丝、熟丝、毛布、棉布、麻绸、手帕,也有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更有用于农业生产劳动的工具和纺织用具。其经商范围也相当广大,西起于阗、吐鲁番、哈密、仲云,北抵蒙古高原,东迄辽朝,都有回鹘使者与商旅活动的踪迹[1](pp.40-45)。

除了上述世俗文书,敦煌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早期回鹘语宗教文献,其中大多为摩尼教、佛教文献,还有少量未能确定性质的宗教典籍。

在古代历史上,回鹘人的宗教信仰比较自由,佛教、摩尼教、景教与萨满教同时并存。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1](pp.211-214)。上文提到的突厥卢尼文《占卜书》在题记中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1](P.67)。

在敦煌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最引人注

X收稿日期:2003-08-18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男,河南省邓州市人,敦煌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回鹘语文献与西域佛教研究。

第1期杨富学: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83

目的无疑是英人斯坦因(A.Stein)于1907年发现的摩尼文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该文献为小型卷子形式,高4英寸,长14英尺8英寸,首尾残缺,存338行,文字隽秀优美,不仅篇幅大,而且保存较好,堪称今存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极品。至于它的时代,学界众说纷纭。从字体及反映的内容看,确当为早期作品,再结合当时敦煌回鹘人的历史情况,称该文献成书于9世纪中叶回鹘人大批入居敦煌不久当不致大误。

敦煌回鹘语文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回eigsei〈语,在官称方面有totog〈都督,C刺史/职使,

¨sangun〈将军等;在宗教术语方面有toy¨IIn/toyun

ei〈〈道人,waps法师,bosar〈菩萨,busing〈佛僧;在名

e 物方面有lawki/liwki〈立机,z 锦绣,yenCngim〈

〈珍珠,tsir〈漆,qars〈褐子,biti〈笔,to〈土等;在度量

e¨eiq〈衡方面有s升,s石等,难以尽述。Ing〈

我们知道,摩尼教是由粟特人传入回纥的,回鹘文也是由粟特文演变过来的,故从回鹘文献中也可看到粟特语的重大影响,如azun(存在、诞生)来自粟特语的azon;ar¨Iz(福乐)源于粟特语的r z(欢鹘文学的成就。回鹘人自9世纪开始直到14世纪,其民众大都敬信佛教,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与其他文献。这些典籍大多是由汉文本转译的,不少出自名家之手,用词非常优美,质朴典雅,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内容观之,他们都属译作,但从文学艺术角度看,又无不表现出译者的创新,有些七言古诗被译成古典维吾尔诗歌形式,表现了译者的将原作回鹘化的高超构思能力和艺术天才,同时表现了当时敦煌回鹘文学的完美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反映了回鹘文学语文的特点。在这些作品中,《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艺术杰作。

该文献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09,为一由20张大纸组成的册子式早期回鹘文佛经,字体为行书体,内容与汉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卷4《恶友品》最接近。其中一些词句又与汉文本《贤愚经》卷9《善事太子入海》、卷8《大施抒海》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11中的故事相当。回鹘文本似译自汉文,但译文比较自由,语言简朴流畅,属于一种标准的回鹘文学语言,词汇和佛教术语的处理十分得当。

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还可见到时代较早的回鹘诗歌创作。尽管存世者不多,仅有二例,但从中不难看出,其诗大多押尾韵,有的不仅押尾韵,而且同时还押首韵,音节数目比较规整。这些都反映了早期回鹘诗律的特点。全诗语言优美,比喻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回鹘的民间文学在敦煌文献中也有发现,如P.2988号文献可见到这样的谚语:“荒山上无豹子,井水中无游鱼。宽松的衣服不易穿破,有益的智慧不会消失。黄色的金不如黑色的锅,白色的银不如充实的碗。”语言生动、朴实流畅、含义深刻、富有哲理,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和启发作用。这些谚语是在回鹘文化传统的土壤上,经过世代口传,被不断加工、补充、发展,经文人记录而流传下来的,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其中有不少谚语至今尚在维吾尔族中流行。

从敦煌出土的早期回鹘语文献看,汉语对回鹘语言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回鹘语汇有许多即借自汉

乐);nom(教法)出自粟特语的nwm(后者又来自希腊语nomos)。其它如kant(城市)、nm′w(顶礼)、

didim(王冠)、mana

bstabrhirzab(赎罪)等也都来源于粟特语。另外还有许多摩尼教神祗或僧官的名称也有来自粟特语中古波斯语或安息语者[2](pp.176-178)。这些都体现了周边民族对回鹘语文的影响和各种语言的融合现象。

敦煌发现早期回鹘文佛教典籍数量不多,除前述《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外,比较重要的有《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和《阿烂弥王本生故事》,与藏经洞以外出土的后期回鹘语文献几乎全为佛教著作的状况迥然有别。

敦煌发现的后期回鹘语文献主要是佛教经典和回鹘人创作的佛教诗歌。这些文献一般篇幅较长,保存比较完整,对研究蒙元时代的回鹘语文、佛教状况、哲学思想、文学成就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比较重要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八十华严》、《佛说十王经》等佛教经典,论藏方面的著作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俱舍论颂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臂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和回鹘佛教哲学著作《说心性经》。其中,元代回鹘文写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存230叶(460面),有文字7015行,其部头之大,在敦煌乃至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献中无有可匹敌者。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0年马洛夫于酒泉文殊沟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该文献现藏圣彼得堡,计有397叶,有题跋曰:

kang-siyigirmialtinCey¨Ilalt¨

Ieayn¨Ingsabkizyung¨Is¨I,CenC

k nsimsiCeitigmatutmaq

qank bbaselayubitip,sa

bkizinCen za

ayn¨I

ngaytolun¨I

biseyigirmisintabbitiy toluq¨

Ild¨Imkinki-labr-ka

bulalmaqbolz-un!saduabdg ;[4](P.343)

84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

eabi、eabibTaluiS抄经人为BilgaRatnaVijraS

eaxseapatManggalToy¨

和CIn等,抄经地点在敦煌。

eabi一在三位书手中,两位姓名中都出现有S

词。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教题跋中,仅此一见。

eabi究竟为何意呢?从回鹘语文中得不到正那么,s

解。然蒙古语中有该词,其意有二:一指僧侣的徒系先用锯子将木料锯成长短不同的方块,然后用刀子在上面刻字而成。一般情况下,都是单面刻字,只有极少数例外,在两面刻字。经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例外的情况往往是因为错刻所致,其中有一面是错的。错刻者当为初刻之字,为省锯木制做之工,人们就在其背面重新刻上正确者。否则就无法用于印刷了。今天存世的1018枚回鹘文木活字除少数稍有损坏外,其余都保存完好。人们以法国产公文印墨在国产纸上印刷取印,效果相当理想,无湮墨现象,印文字迹清晰,与现存回鹘文印弟,二是指隶属于寺庙或大喇嘛的属下人,即僧官管辖下的属民。(源自梵语Se无疑,该词应为汉语“沙弥”的假借

ra

-manera)。故笔者考虑,这些书手很有可能是蒙古人。况且,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回鹘文早已在回鹘人中不再行用了,而蒙古人却仍在继续使用这种文字,加上当时敦煌是否还有回鹘佛教集团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故由蒙古佛教徒来抄写这种文字应是不无可能的。不管这些书手是回鹘人还是蒙古人,该写本成为回鹘文的最后绝唱。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回鹘佛教典籍在河西地区的影响之大。该文献语言优美,字迹清晰,篇幅大且保存完好,是国际回鹘语文学界研究的重点所在。

二、回鹘文木活字

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Pelliot)

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伯希和称之为“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木块”)[5](P.383);[6](pp.147-156),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 e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继其后,俄国探险家奥登堡(S.F.Oldenburg)又于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现藏于圣彼得堡。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7](pp.34-37);[8](pp.343-347),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其中有19枚同出464窟,其它则分别出自B56(1枚)、B59(16枚)、B162(2枚)、B163(10枚)等洞窟中[9](pp.216,236-237);[10](P.91)。

这些活字其高均为2.2厘米、宽1.3厘米,长则不一,随文字字母的多寡而定。既有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也有以单词为单位的活字,更有表示动词词干与语态变化词缀的活字,还有标点符号、叶面版框线之类的活字,情况多种多样,与汉文一字一印的情况有所不同。木质坚硬(极可能是枣木),

刷品(实物)文字相较,效果几无二致[10](P.91)。

至于这批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伯希和曾根据其存放地点和其它考古学证据将之考定为1300年左右,实际上,这只能是活字因被弃用而封存的年代,而雕刻与使用它的年代必定比之更早。由此笔者认为,回鹘文木活字的发明与使用,从时间上说似乎不应晚于王祯(他于13世纪末发明了木活字,并于1298年试印他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实物,绝无仅有,对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回鹘洞窟与壁画

宋元时代,敦煌地区的回鹘民族大多都信奉

佛教(仅有少部分人在早期曾信奉过摩尼教、景教等),所以,我们在敦煌地区的石窟中就可见到不少回鹘人所开的洞窟。

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先生即已从莫高窟划分出5个回鹘洞窟(即今敦煌研究院编号第237、309、310、368和464窟)[11]。在此基础上,近年由刘玉权先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敦煌诸石窟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作者进一步把这23个洞窟划分为前后两期。归入前期的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和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认为其时代当在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归入晚期的有莫高窟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后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及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窟,时代被定在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12](P.24)。

在莫高窟第409窟中,男窟主的装束完全是回鹘风格的,身穿圆领窄袖盘龙纹袍,腰束带,着靴,头戴云镂冠,面型丰圆,眼似柳叶,高鼻,嘴角上翘,手持香炉。身后八名侍从,头戴毡冠,身穿圆领窄袖短袍,着靴,手持伞、扇、弓、剑、盾、铁笊篱等[13](P.323)。这些都与吐鲁番柏孜柯里克石窟[14](Pl.30a)及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15](Pl.86)中的回鹘

第1期杨富学: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

85

可汗、贵族画像中的那种装饰极为相似,显然该窟窟主当系回鹘可汗或贵族身份。

在安西榆林窟中,我们也可见到与此身份差不多相当的男回鹘主画像。如榆林窟第39窟前室甬道南壁中的第一、二身画像就很引人注目。第一身头戴三尖冠,着圆领窄袖赭色大团花长袍,腰带上佩有解结锥、短刀等。左上方有一榜题框,内书回鹘文榜题,惜字迹漫漶无法辨认。第二身则头戴毡冠,身着绿色小团花长袍,其服饰、面态、体型均与第一身基本相同。当为回鹘可汗。在与其相对的北壁上,有与柏孜柯里克王后像[12](Pl.30b)基本相同的女供养人像,反映了回鹘石窟的开凿与王室间的密切关系。

该窟所见回鹘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也值得引起重视。其前室甬道南、北壁现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近50身,其中有着回鹘装的,也有着汉服的。南壁计22身男像,全着回鹘装,二可汗身后的回鹘供养人群像被分作两层,其中现存上层第二身用汉文题名结衔“内亲知客大都头安隆加奴一心供养”;北壁均为女供养人,亦为二层,上层第一身着回鹘装者身侧有榜题框,内用汉文题写“敕受……生一心供养”等字,第三身亦有汉文题名“敕受……一心供养”,亦着回鹘装,当为回鹘可汗之妃或其它眷属。这体现了汉文化对敦煌回鹘文化的深刻影响。

除了上述23个窟洞之外,当还有更多的回鹘洞窟,如莫高窟65、430等窟即应为回鹘人所开凿¹。莫高窟152窟的回鹘壁画也为数不少[16](pp.59-60),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甄别。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敦煌回鹘之石窟艺术既与汉民族唐宋传统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具有回鹘民族艺术风格和民族气质的鲜明特征[12](pp.12-23)。一般来说,9-12世纪敦煌回鹘的壁画艺术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上沿袭了五代,北宋时期的艺术风格,有自身特点的内容不多,诸如敦煌莫高窟306、307、308、363及榆林窟第39等窟莫不如此;后期则富有浓郁鲜明的民族风格,其基本特征是造型新颖、笔法简洁、色调热烈明快、装饰富有趣味性,以大量的暖色使气氛显得活跃、奔放。比较典型的洞窟有莫高窟245、207及西千佛洞的第4、13等窟。从其所绘的图案与供养人像等,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回鹘人的社会生活等情况,如当时回鹘人的生活用品、衣冠服饰和人物特征等。

当时回鹘上层贵族把修建佛寺、开凿洞窟、在

石窟壁上绘画视作一种功德,莫高窟、西千佛洞和

榆林窟中回鹘洞窟的出现就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

四、回鹘文题记

在敦煌地区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

石窟墙壁上,经常可以看到长短不一的回鹘文题记。笔者通过初步普查,已发现有各种题记300余条,其中以安西榆林窟为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在现存的41个洞窟中,可见到回鹘文题记的就有20多个,计有190条,590余行。莫高窟次之,现已发现的也有100余条。这些题记大多书写于石窟的甬道壁上,有的为朱书,也有的用硬物刻划,大多则用墨笔书写。除少数因字迹漫漶、损坏严重或刻划不清等原因无法辨识外,大多都可或多或少地辨识其部分内容,其中为数最多的是游人、香客的题辞,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壁画榜题和回鹘供养人题记,有些内容特别值得注意,如榆林窟第12窟前室东壁有一则回鹘文题记称:马年七月十一日,

eang和BuyanTabm 沙州路将军Xosr等人一同前

eang,有可能就是元代往榆林窟朝拜。这里的Xos

高昌回鹘末主和尚(赏)。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载,和尚和王室成员在国都高昌于1283年陷于蒙古叛军笃哇、察八之手后,在元政府的护送下迁至今甘肃永昌一带居住。而BuyanTam r呢?有可能就是宗王出伯子孙安定王(又作永宁王)卜烟帖木尔。如果以上推测成立,无疑可为回鹘及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新内容[17](pp.42-43)。

在通常情况下,题记书写者一般都要署明自己的名字与官衔,何时、何因从何地来此,做了何种功德善事,大都是当事人第一手的记载。惟其如此,它才更加可信与宝贵。这些记录,一般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宋元时代敦煌、河西乃至丝路地区的社会历史、民族关系和宗教文化现象,以及回鹘民族在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活动,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同时,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书法(有楷书,有草书,甚至还有它处罕见的艺术字)的题记融于一壁,对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族语文,尤其宋元时代回鹘语文的发展变化,也是极为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此外,在敦煌还发现有不少用汉文、藏文或于阗文撰写的与回鹘历史文化有关的文献。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¹

霍熙亮《莫高窟回鹘与西夏窟的新划分》(提要),提交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惜全文迄今未发表。

86

[参　考　文　献]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9]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0.

[10]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

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张大千.莫高窟记[M].台北,1985.

[12]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A].敦煌石窟研

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C].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13]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A].敦煌研究

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4]A.vonLeCoq.Chotscho[M].Berlin,1913.[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

址[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

[16]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

版社,1996.

[17]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

[J].敦煌研究,1998,(2).

[责任编辑:刘志友]

[1]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M].兰州:甘肃

文化出版社,1995.

[2]J.Hamilton.Manuscritsou¨IgoursduIxe-Xesi cle

deTouen-houang[M].t.1,Paris,1986.[3]A.vonGabain.Altt rkischeGrammatik,Leipzig

1950.

[4] . . . . ±,Suvarnaprabh ±µ½À³- ½À³sa. Åı

, ¹À½ÀÄÀ´À ½¶Ã¼±¶¼ÃÄÎÅ»´ÅÂüÀ»Â¶µ±¼Êº(=

BibliothecaBuddhica17),Delhi,1992.

[5]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Z].唐健宾,耿曰升,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6]F.Macouin,Apropsdecaracteresd'imprimerie

ouigours[A],RevueFrancaiseD'histoireduLivre[C].BordeauxCedex,1984.

[7]杨富学.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J].敦煌研究,

1990,(2).

[8]YangFuxue.UighurWoodenMovable-Typesfrom

DunhuangandRelatedProblems[A].敦煌学与中国

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DunhuangUyghurCulturalHeritageandItsSignificance

YANGFu-xue

(CollegeofOrientalStudies,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UyghurswereoneofthemostimportantandinfluentialancientnationalitiesinDunhuangs'history.Theylivedthereoverhundredsofyearsandleftbehindrichculturalheritage,suchasancientUyghurdocumentunearthedinDunhuangcaves,movablewoodenUyghurletters,BuddhiststonecavesdugbytheUyghursinDunhuangMogaoCavesandAnxiYulinCaves,andtheUyghurinscriptionswrittenbytouristsandbelieversincavewalls.ThesearesignificantinstudyingUyghurhistoryandculture,andatthesametime,provesthatthesplendidDunhuangculturewasjointlycreatedbyallnationalitiesincludingtheUyghurs.

KeyWords:Dunhuang;Uyghurdocument;caveart;movablewoodenUyghurletters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k2d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