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_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2010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32010(总第199期)JOURNAL OF X I A ME N UN I V ERSI TY (A rts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 .199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耿　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2010-01-0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E I A 050214)作者简介:耿虎,男,山东淄博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　要: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

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新罗;日本;留学生;唐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3-0114-08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的重要时期。唐代不仅积累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当时的东方独领风骚,而且其流光溢彩,光照四邻。大唐立国之初,“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1]“国学之盛,近古未有”。[2]

唐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新罗、日本是唐朝的两个重要邻国,也是自觉向唐学习,深受唐文化影响的两个典型国度。为学习唐文化,两国不仅频繁向唐遣使通好,而且还专门派出了大量留学人员入唐学习,其中留学生是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的国际影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长期以来对唐文化国际影响的不同地域考察却是一个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以新罗和日本为例,两国均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究竟所受影响孰强孰弱,不同国别史专家往往各执一词,令人不易把握。然而,通过对新罗和日本两国遣唐留学人员的综合比较分析,可为这一问题的求解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即:为汲取唐文化,新罗和日本虽都向唐派出了留学人员,但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两国在遣唐留学问题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却不尽相同,两国留学人员在唐的学习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些不同之处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对唐文化汲取的不同特色,并进而对唐文化的国际传播构成影响。本文拟从两国遣唐留学生的对比分析入手,展开探讨,期望能为唐文化国际影响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的参照。?

41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一、新罗、日本向唐派出留学生的时间及数量

新罗向唐派遣留学生,始于贞观十四年(640),《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五》记载:“(善德王德曼)九年(即贞观十四年)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自此之后,新罗留学生源源不断来到唐朝,绵延以至于五代中叶未曾断绝,时间跨度几乎与唐朝的整个历史相始终。新罗遣学生留唐不仅时间跨度长,其人数也甚为可观。《东史纲目》卷5上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学生去来者相踵。”《东文选》卷47《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亦提到:“况遇开元阐化,大设衢樽,挹彼注此,自近及远,……是时簦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另据《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卷95《新罗》的相关记载,开成二年(837)涉及到新罗留学生即多达216人,开成五年(840)涉及到的包括质子在内的留学生亦有105人。新罗留唐学生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整个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总数量,限于史料,难以确知,但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

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3]①其中目前可考其姓名者共有52

人。

[4]唐代日本留学生多是随遣唐使而来。据《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等记载,从舒明天皇二年(贞观四年,630)八月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乾宁元年,894)九月,整个唐代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9次,而实际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土的只有13次。[5]

就留学生而言,虽然第一次遣唐使成行于舒明天皇二年,但多数学者认为真正搭载留学生的却是从第二次遣唐使即孝德天皇白雉四年(高宗永徽四年,653)开始。宇多天皇宽平六年以后,遣唐使停派,日本留学生的派遣遂亦停止。遣唐使派遣期间,究竟有多少留学生随行入唐,史家对此曾多有探讨,但具体数字仍难知其详。日本学者

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列表考证出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学生、学问僧共计149人,

[6]其中实际入唐者118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遣唐使随行人员有时虽一次多达500多人,但其中

的留学人员“恐怕不过十数人,至多不会超过二三十人”。[7]这样,“如果每次送来的是十几或二十

来人,十二次的总数,也只不过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了”。[8]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二三百人中

僧徒的数量又远远超过学生的数量。据日本学者森克己考证,在上述可知姓名的实际入唐留学人

员中,学生26名,僧徒92名,僧徒的人数是学生人数的三倍半以上。[9]如按这一结构比例,以十二

次遣唐使所带二百余人或三百人的留学人员总量来估算,唐代日本来华留学生的总数量最多估计在40-70人左右,但如果再考虑到每次遣唐使的随行留学人员规模其实并不平均,故入唐留学生

的实际数量可能还远远低于这一数字,而目前可考知姓名者仅28人。②二、新罗、日本入唐留学生的种类、身份

新罗来唐留学生甚多,从派遣性质上讲,可分为官费生和自费生;从学习类别上讲,有宿卫生和习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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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①

②另,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认为:“推论新罗在唐

留学生将有二百人以上。”

台湾学者高明士先生据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森克己《遣唐使》之遣唐学生表制成“日本留唐学生表”,共27名(同森克己),见高明士:《唐代官学的发展与衰落》,载《幼狮学志》第9卷第1期。另外1人可知姓名者为近年来新出土墓志所载之井真成,见王建新:《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载《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官费生即是随使团来唐者。据统计,总唐一代,新罗与唐通使往来多达150次以上。[10]如此频繁的通使,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交涉留学生事宜。除了官费生,新罗留学生中自费生也占了不小的比例。自费生即不是随使团而是自己搭乘便船来唐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如崔致远,“年十二从商舶入中原”。[11]上引《东史纲目》卷5上,在“王子宿卫”、“学生入太学习业”外,又提到的“他学生入学者”,恐亦是对自费生的说明。再者,唐代开元以后,新罗留学生“憧憧往来,多多益办”,而其背后亦是“由是海人贱姓,泉客微名,或高挂金牌,宁惭附赘,或荣升玉案,实赖余光”。[12]由这些“海人贱姓,泉客微名”的身份来看,与官派入学者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入唐恐怕也多是自行前往者。宿卫生即“赴阙习业,兼充宿卫”的学生,而习业生则是单纯“请留学问”者。在唐代,唐与新罗有着宗藩关系。作为唐的藩属国,定期向唐派出质子以宿卫唐廷是新罗必尽的一项义务,也是两国宗藩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充质宿卫,以王子或宗室成员最为合适,但后来的新罗入唐宿卫者除了王子或宗室成员外,学生、大小首领也可担当宿卫之职,并且在宿卫的同时,配在国子监习业。由此,史籍(特别是反映唐代后期新罗留学生情况的记载)中就每每多见宿卫学生,而较少提及习业学生,以致有论者认为“到唐朝后期宿卫竟然成了新罗留学生的代称”。[13]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新罗赴唐留学者众,政府为了尽可能多地保证这些学生入学,充分利用了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凡入唐留学者均以“宿卫”之名,这样既体现出了新罗诚意事唐的姿态,同时唐政府也会更乐于接受。其二,在唐后期,新罗宿卫学生可能主要由官费生来承当,因为既“习业”又“宿卫”两者在官费生身上容易统一,而单纯的习业生则可能主要由自费生来承当,这样作为官方的史籍记载,多关注政府行为,而对单纯习业生的情况往往湮而不提,也是可以理解的。

唐代日本留学生从派遣性质上讲,几乎是由遣唐使送来的官费生,接送留学生往返是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之一。其类别,有学问生、还学生、请益生几种。学问生指的是留学时间较长的长期留学生,亦即史籍中所提到的“留住学生”,如吉备真备、橘逸势等。还学生与请益生主要出现在遣唐使派遣后期的平安朝(781-1185),前者指随遣唐使一同往还的短期留学生,如仁明承和五年(840)入唐,次年回国的伴须贺雄、菅原梶成等;后者指在某方面已有一定造诣,需要进一步请教的留学生,如请益刑名之学的大和长冈、阴阳请益生春苑宿祢玉成等。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类别并非截然分开,还学生常常即是请益生,请益生中既有短期又有长期,对同一专业的学习也往往既有一般留学生也有请益生,如承和六年(839)三月,曾发生因不随大使入唐而亡匿被处罪的事,其中就

包括历请益刀歧直雄贞,历留学生佐伯直安道,天文留学生志斐连永世等。[14]除了上述正规留学

生,日本遣唐使节,有的虽无留学生名分,但赴唐后也常常借机学习,其状与留学生并无两样。如开元初率团入唐的多治比县守,就曾“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

贽。”①日本留学生人数有限,且作为官派,其人员要经过一定选拔,“以出身日本中下层官吏子弟为主”,[15]年龄一般在十六至二十四岁,并要有一定的汉学基础和专业知识,亦即从贵族子弟平素以

有才华而闻名的人物中按专业挑选出来的。[16]由目前可知姓名学生的入唐年龄、学习专业及家庭

出身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两国留学生对唐文化的汲取

唐代的外国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其学习生活费用,“买书银货则本国支

给,而书粮,唐自鸿胪寺供给”。[17]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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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①

参见《旧唐书》卷199上《列传149?东夷?日本》、《新唐书》卷220《列传145?东夷?日本》的相关记载,但两书对使节名的记载不确。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以经学教育为主,后三学教授的是较为专门的知识。儒家经术是唐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外国留学生来唐学习的主要科目,故国子监六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遂成为外国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这其中又以留学太学最为多见。新罗留学生入太学学习,史籍多有记载,开元时“是时簦笈之子,分在两京……至今国子监内,独有新罗马道,在四门馆北廊中”。[18]由此可知,新罗学生不仅在长安学习,而且也有在洛阳学习者,而国子监内的“新罗马道”,则反映出当时新罗学生入学之盛。日本留学生人数有限,“大多随从遣唐使前往长安,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前

后没有多大变化”。[19]唐代诗人王维在赠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曾提到“名成太学,官至

客卿”,[20]储光羲在赠阿倍仲麻吕的诗中亦称其“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21]可见国子监的太学当也是日本留学生(特别是学问生)就读的主要地方。不过这其中也有例外者,如晚期入唐的学问生橘逸势,就曾因种种原因未入国子监学习,而是自己“且温所习,兼学琴书”。[22]除了对儒家经术的学习,两国留学生的学习范围还是较为广泛的,特别是日本,因留学生是按专业进行挑选,又有请益生之类别,故其专业更趋多样。新罗学生中,宿卫生金岩学“阴阳家法”;[23]宿卫生大奈麻德福学

“历术”。[24]日本学生中,大和长冈请益“刑名”之学,[25]春苑宿祢玉成请益“阴阳”,[26]菅原梶成请益“医术”,

[27]此外还有上文提及的虽未曾入唐但涉及到的专业类别包括历请益、历留学生、天文留

学生等。

在太学学习儒家经术,其中一大目的是参加唐代专为外国留学生所设立的宾贡科考试。新罗留学生对此不仅颇为热衷,而且考中者亦众。《东史纲目》卷5上载,“长庆初,金云卿始登宾贡科。……自云卿后至唐末,登科者五十八人。”严耕望先生在《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中,除对《东史纲目》卷5上所载可知姓名的23人中的20人做了详细考证外,又补充在唐登第者3人:金夷鱼、金可纪、崔仁渷。另据其他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新罗宾贡登第者尚有朴充、金简中、金装、金颖、裴光、薛文学、金文学等7人。这样新罗可知姓名的宾贡进士共计33人,而目前可知姓名的新罗留学

生总数为52人,宾贡进士占了63%以上。①至于日本学生参加宾贡考试的情况,史籍则鲜有记载。

唯阿倍仲麻吕,许多学者认为其曾通过进士科考试,于开元十四年(726)进士及第,并因此而担任唐的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如果确实如此,阿倍仲麻吕所参加的显然不是宾贡考试,而是与唐朝国内学生一样的科举考试,作为一位外国学生,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方面阿倍仲麻吕的确堪称“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28]除了专业学习、参加科考外,在唐学习时间及为官情况也是两国留学生汲取唐文化的重要方面。唐代外国留学生入学后,在学习期限上有一定的要求。按唐国子监的一般规定,学生九年不能毕业者,要“追解”其学籍。对于外国留学生,可能考虑到其学习程度和回国安排,学习期限又有所

不同。据史籍记载,新罗留学生一般“十年限满还国”,[29]而日本留学生(学问生和部分请益生)则

多以20年为期。日僧空海在《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中曾提到:“若使专守微生之信,岂待二十年之期?”[30]另外,如学问生吉备真备在唐学习18年,请益“刑名”之学的大和长冈学习时间亦为18年。日本学生学习期限之所以长达20年,主要原因应当是“遣唐使的派遣,平均只是每二十年一

次”。[31]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学习期满后,一般会按时回国以求发展,但也有像前述日本学生橘逸势那样,学习虽未期满而提前回国者,更有学习期间考中进士而在唐为官居留者,在这方面,新罗又较日本为突出。新罗宾贡进士多,在唐为官者也多,居留时间也较长,如金云卿,长庆初登宾贡科,仕唐官至兖州都督府司马,合计在唐25年以上;崔致远,乾符元年(874)宾贡进士,曾任宣州凓水县尉、佐淮南高侍中、专任笔砚等职,合计在唐16年;金绍渤(游),乾符间宾贡进士,仕唐至太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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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①目前可考知姓名的新罗入唐留学生、宾贡进士人数,史家统计不甚一致。学生数有52人说、38人说等,宾贡进士数有36人说、14人说等。本文对此不拟展开,暂以52人(学生)和33人(宾贡进士)为据。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士;金文蔚,昭宗中叶登宾贡科,曾任唐工部员外郎、沂王府谘议参军;崔慎之(

彦),天祐三年(903)登宾贡科,合计在唐24年;等等。日本学生中,唯阿倍仲麻吕曾因开元年间进士及第,先后担任唐的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后虽勉力回国,但终因受阻而终老于唐;“才称天纵”的年青学生井真成,求学期间因染急患而客死唐土(时年36岁),玄宗嘉其才学追封其为尚衣奉御。[32]

由上来看,新罗学生不仅热衷于学术,而且也汲汲于功名,本来其学生类别中就包含有多被任用的质子和兼充宿卫的学生,再加上在唐为官的宾贡进士,其对唐文化的汲取的确不仅“攻研诗书”,而且还“见习朝章”,是较为全面和深层次的。相比之下,日本学生则鲜有在唐为官者,于制度体验方面虽较为缺憾,但他们也从未轻易错过赴唐学习这一难得机会,求学请益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携回唐的典籍文物是其较为突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不仅赴唐使节如此,留学生也是这样。前文所提及的师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儒经的第九次遣唐押节使多治比县守,就曾用

“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33]留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带回的物品计有《唐礼》、《大衍历

经》、《大衍历立成》、《乐书要录》等多种。[34]日本留学生每入唐,日本政府都给予较充足的经费支

持

: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35]这一待遇几与遣唐副使的待遇相当。如此高的待遇,除了维

持长时间的留学生活外,对于购置搜罗唐的典籍物品应该是早有准备。

唐代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成效十分显著。为数颇众的新罗宾贡进士,“皆达于成材。而仁范以

诗鸣,渥以礼称。致远、慎之、承祐尤其著者也。又有元杰、王巨仁、金垂训等,并以文章著名”。

[36]归国后的新罗学生多有作为,如“以文章鸣一世”的崔致远,归国后“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出为武

城太守”,其《桂苑笔耕集》被该国学者誉为“东方文章之本始”和“东方艺苑之本始”;[37]入唐学阴

阳家法的金岩,“还国为司天大博士,历良康汉三州太守,复为执事侍郎,江镇头上”;[38]大奈麻德

福“传学历术还,改用新历法”[39]等。日本学生虽鲜有宾贡进士,但其知名者也为数不少,进士及第

并终老于唐的阿倍仲麻吕自不待言,其他如吉备真备、大和长冈、膳大丘、藤原刷雄、菅原梶成等,亦皆学有所成,回国后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在唐“研覃经史,该涉众艺”18年的吉备真备,归国后由原来的从八位下累迁至正二位,不仅曾为孝谦帝授《礼记》、《汉书》,而且曾重修大学释奠之仪,删正

律令二十四条;[40]专攻儒术的膳大丘,回国后任大学助教和博士,神护景云二年(768)七月奏准尊

孔子为文宣王;[41]留学生藤原刷雄,历任刑部大判事大辅、上总守,大学、右大舍人、阴阳头等

职;[42]请益医术的菅原梶成,“(承和)十年为针博士,次为侍医”[43]等。另外,回国日本学生,不仅自己以“习染中国之风俗……戴唐式冠,穿唐式衣服,吟唐诗,说唐语,意气扬扬,百事皆慕恋唐

式”,[44]而且以“所得学术归辄以教人,以故人材蔚起”。[45]四、两国对唐文化汲取的特色及原因

由上述新罗、日本入唐留学生的派遣及其在唐学习情况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总体而言,新罗对唐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参与者众,涉及面广,实践性强,整个社会表现出对唐文化的倾慕之诚;而日本对唐文化的汲取主要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赴唐留学人数虽有限,但由于组织精当,针对性强,故其成效尤为显著。

新罗入唐留学生既有官派又有自费,其人数自唐至五代中叶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憧憧往来,多多益办”,以至“国子监内,独有新罗马道”,其入唐留学之盛,远非其他任何一个邻国可比。从身份上来看,新罗留学生中既有王子、宗室成员以及贵族子弟,更包括大量的平民子弟,所谓“海人贱姓,泉客微名”,充分反映出新罗社会对唐文化的倾慕之诚及广泛的参与性。从汲取内容来看,新罗学生对唐文化不仅多有学习,而且对唐制度也多有体验。儒家经术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罗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而通过学习,考取宾贡进士,进而在唐为官,这既体现出新罗?

81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学生在文化学习上的成功,也为他们参与唐朝社会,亲身体验各项制度的运作搭建了重要平台。由学校而社会,由书本知识而政治实践,应当说这样的文化汲取是全面而深入的。至于配在国子监习业的宿卫质子及学生,以其特殊身份,更是兼具“攻研诗书”与“见习朝章”两方面之效,其对文化、制度等的学习观摩,亦是单纯留学者所不能比的。故此而言,认为“中国文化之四播,以朝鲜半岛

所感受者为最深。……而接受华化之彻底,倾慕华风之热忱,尤以新罗为最”,[46]的确有其道理。

而通观日本对唐文化的汲取,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来唐留学生不仅完全是官派,而且在学习上也充分体现出政府的意图。客观来讲,受遣唐使派遣次数及规模的限制,日本入唐留学生的人数较为有限,但在政府的精心组织下,针对性强,故其对唐文化汲取的成效十分显著。从留学生的选拔来看,既要出身于中下层贵族,还要有一定汉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分专业进行挑选。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之于遣唐留学不仅着眼于派遣,而且也着眼于将来的使用;既考虑到了留学生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学业,以确保留学效果,同时又根据国内需要尽可能广地汲取不同领域的唐文化成果。从留学生的类别来看,既有长期留住的学问生,又有随使往返的还学生;既有从头学起的一般留学生,又有已具一定基础需要进一步请教的请益生;既有主攻儒家经术者,也有深造医学、阴阳、刑名等各专业者;另外,使团的带队使节,虽无学生名分,也常拜师受教,多有学习。或许是受国家派遣的限制,日本学生完成学业后多回国谋求发展,在留唐实践这一环节上虽稍显逊色,但每自回国,无论使节还是学生,均尽可能多地携回唐的典籍。这些都反映出在赴唐次数、人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珍惜每次赴唐机会,充分发挥每次赴唐效益以及为此所作的统筹规划和精心安

排。故此而言,认为日本“在移植中国文化的成效方面,却远著于其他各国”,[47]“受惠于中华文化

最多的并且取得最大成效的国家是日本”,[48]当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两国在汲取唐文化上之所以形成上述特色,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及相关政策等是其重要因素。

(一)自然地理条件

朝鲜半岛与唐接邻,陆路、海路交通均较畅达,《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载唐代对外交通路线共七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朝鲜半岛:“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前一条是陆路,后一条是海路。而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唐与新罗的海路交通除了登州一路外,还有以下几路:钱塘江口明州———新罗,扬子江口(包括苏州、扬州)———新罗,楚州山阳

县———淮河———新罗/日本,海州———新罗/日本。[49]在以上海路中,以登州一路为最近,“登州牟平

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50]在唐

代,新罗不仅入唐留学生多,两国通使、经贸交流、人员往来亦甚密切,而这显然与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日本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来唐路线唯有海路。就遣唐使所经航线而言,从筑紫的大浦津(今博多)出发有北、南两路:北路经壹岐、对马、仁川附近,然后再渡黄海或渤海湾口,于山东半岛登陆(第一、二期遣唐使主要走此路);南路经南岛或不经南岛,横渡东中国海,于扬子江口登陆(第

三、四期遣唐使主要走此路)。以上路线中以不经南岛而直接横渡东中国海的南路航程最短,如遇顺风,只要航行十日左右即可。[51]而在多数情况下,北路虽较安全却颇费时日,南路虽较省时但却充满风险,甚者还有已入选使团的留学生为逃避这一海上旅程而不惜自残者。总之,艰辛的旅程,加之当时日本的造船、航海技术也有限,两国交通虽有以上航线,但却不甚便利。这不仅使日本入唐留学生的人数受到限制,而且两国在其他方面的交往也颇受影响。

(二)国家关系及相关政策

新罗很早就与唐结为宗藩关系,在与唐的交往中采取的完全是一种“事唐”姿态。永徽元年(650),新罗王金真德在大破百济之众后,曾遣其弟法敏向唐汇报,并“织锦作五言《太平颂》以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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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之”。[52]由这首新罗王亲自谱写的五言颂诗中,可以看出新罗与唐的亲近关系以及对唐“洪业”的歌颂与拥戴。在两国宗藩体制之下,新罗每年的“岁贡”、“贺正”、“谢恩”等使其保持了与唐的经常性交往,伴随着政府使团的频繁入唐,官派留学生往往随行其中,这为新罗汲取唐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除了借助使团的“岁贡”、“贺正”、“谢恩”等机会,为尽可能保证多有学生入唐,新罗也充分利用了两国宗藩关系这一特殊政治条件。新罗留学生中既有专注学术的习业学生,更有大量宿卫兼习业的宿卫学生。另外,入唐为质的质子也常配在国子监习业,并多有任用。在这里,宿卫、为质,这些充分表现“事唐”姿态的藩属义务,新罗政府将它与留学生派遣、汲取唐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谓两全齐美,一举双得。既然完全“事唐”,自觉慕化,在国家相关政策上自然就会有所体现,其中新罗国家的出身法在鼓励人们学习汉籍、入唐留学、汲取唐文化方面就很有代表

性。新罗元圣王四年(唐贞元三年,787),“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53]其出身标准完全是以读汉籍

经典的情况而定。再据《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第十》载:“(元圣王五年)九月,以子玉为杨根县小守。执事史毛肖驳言,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侍中议云:‘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王从之。”由此又可看出,“曾入大唐为学生”亦是学子出仕的重要出身之道。总之,政治上的“事唐”姿态、宗藩关系及相关政策表明,新罗不仅诚意学习接受唐文化,而且为更多汲取唐文化,也乐于并能够多派留学生,而这一切又使得整个新罗社会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追慕唐文化的

“西学之风”,[54]以“慕化最深”、“影响最大”等来形容其对唐文化的汲取之状,确不为过。

通观日本与唐的交往,其奉行的却是一种对等外交关系。一方面因仰慕唐文化需要遣使通好,

且要做到“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55]另一方面在交往中又努力保持一种自主、

平等的态度,尽力维护自己国家的体面。日本的对等外交政策,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与唐的交往中曾多次发生“争礼”之事。“贞观五年,倭国遣使入贡,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与其

王争礼,不宣命而还。”[56]此次赴日的高表仁之所以“不宣命而还”,其原因就是“日本以平等态度

待之”。[57]大历十四年(779),唐使孙兴进等赴日,“左右建旗,亦有带仗官”,日方“领唐客使”因

“稽之古典,未见斯例”,对此颇为不满,特地上奏“伏请处分”。[58]除了与唐争礼,日使在唐还曾与

新罗争礼。[59]以上这些都说明,日本的对外交往,既有谦和、礼仪的一面,更有自主、平等的一面。这样的对外关系,反映到对唐文化的汲取上,虽旅途艰辛但仍执着追寻,同时又有明确的目的性和

针对性,亦即“虽采用中国文化,而能保持自主之态度”,[60]注重提炼吸收,“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

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61]而这样的汲取态度,我们不

仅可以在日本留学生类别上得以领略,由留学生回国以后的使用情况也可得以印证。在日本我们看不到类似新罗出身法那样的鼓励性政策,回国学生虽也得到重视,并能充分施展其才华,但大多数“基本上终老在中层干部的位置上……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是从中等家庭中挑选人才,回国

仍然做个中层干部,类似技术人员”。[62]这其中虽然有着多方面复杂原因,但也不能不说是日本奉

行的对外政策及其文化汲取态度的一种反映。

注释: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3页。

[2]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33页。

[3][46]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张曼涛主编:《日韩佛教研究》,台北: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4]金世润:《关于新罗下代的渡唐留学生》,《韩国史研究》第37辑,1982年。

[5]参见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页;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73页。

[6][7][19][31][51][61]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6-150、154、161、152、85、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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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8][16][62]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9]森克己:《遣唐使》,东京:至文堂,昭和48年,第121页。

[10]李大龙:《唐王朝与新罗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2期。

[11]徐有榘:《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载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党银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12][18]徐居正等:《东文选》卷47《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汉城:奎章阁藏本,第207页。

[13]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14][26]藤原良房等:《续日本后纪》卷8“承和六年(八三九)三月丁酉”条、卷10“承和八年(八四一)正月甲午”

条,htt p://www .caotang .net/vie wnews -1119-page -3.ht m l,/vie wne ws -1119-page -4.ht m l .

[15]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6年,第297页。

[17][29][36]安鼎福:《东史纲目》卷5上“(真圣女王三年)遣崔承祐入学于唐”条,汉城:景仁文化社,1969年影

印本,第21页。

[20][21]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27《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卷138《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第1289、1405页。

[22][30]空海:《性灵集》卷5《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转引自黄约瑟:《日本留唐学生橘逸势事迹考》,载刘健明

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2页。

[23][24][38][39][53]金富轼:《三国史记》卷43《列传第三》、卷7《新罗本纪第七》、卷10《新罗本纪第十》,汉

城:明文堂,1988年,第471、206、277页。

[25][41]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30“称德纪五?神护景云三年十月癸亥”条、卷29“称德纪四?神护景云二年

秋七月辛丑”条,htt p://www .kongfz .com /bl og/bl og .php?do -showone -tid -56035.ht m l,/bl og .php?do -showone -tid -ht56034.ht m l .

[27][43]藤原基经等:《文德实录》卷5“仁寿三年(八五三)六月辛酉”条,htt p://www .caotang .net/vie wne ws -1074

-page -2.ht m l .

[28][48]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02、34页。

[32]马守祥:《千年的文化情缘　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归国记》,载《光明日报》2006年6月30日第9版。

[33][52]刘昫等:《旧唐书》卷199上《列传149上?东夷?日本》、《列传149上?东夷?新罗》,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5341、5336页。

[34][40][42][58][59]源光圀等:《大日本史》卷123《列传50?吉备真备传》、卷227《列传154?藤原仲麻吕

传》、卷242《列传169?诸蕃11?唐传》、卷116《列传43?大伴古麻吕传》,htt p://m iko .org/～uraki/kuon /fu 2ru /text/dainihonsi/dns123.ht m ,/dns227.ht m ,/dns227.ht m ,/dns116.ht m .

[35]《延喜式》卷30《大藏省?入诸蕃使》,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56年,第738页。

[37]《〈桂苑笔耕集校注〉前言》,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党银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页。

[44]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余又荪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1页。

[45][55]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一?汉学》、卷4《邻交志上一?华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1233、56页。

[47]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49]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0]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顾承甫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54]党银平:《唐代新罗“西学”风尚盛行的原因及文化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贞观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90页。

[57][60]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4、23页。

[责任编辑:陈双燕]

(英文摘要下转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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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f2127aabdd3383c4bb4cd273 2008年7月13-17日。

[3]I de,N.and Ver onis,J.,“I ntr oducti on t o the s pecial issue on word sense disa mbiguati on:the state of the art ”,Co m puta 2

tional L inguistics ,1998,24(1):1～40.

[4]吴云芳、俞士汶:《信息处理用词语义项区分的原则和方法》,载《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

[5]苏新春、顾江萍:《人、机分词差异及规范词典的收词依据———对645条常用词未见于〈现汉〉的思考》

),载《辞书研究》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廖哲平]

Modificati on and I m p r ovement of Traditi onal D icti onary by W S B

S U Xin -chun,L IAn,HONG Gui -zhi

(Depart m 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Xia men University,Xia men 361005,Fujian )

Abstract:Computer word sense tagging set up a new requirement fot traditi onal dicti onary .Some researchers have l ong been a ware of this issue,Yu Shi -W en 、W u Yun -Fang p r oposed t o use syntactic functi on as the main basis .Based on p re 2vi ous studies,the article first intr oduces the method for word sense tagging and seven res ources .Word Sense Base forWord Sense Tagging of Modern Chinese (W S B )is in a key positi on .Then it p r oposes the differences on se mantic analysis be 2t w een traditi onal dicti onary and machine dicti onary,fr om the pur pose of word sense tagging,coverage,semantic relati on 2shi p s,operability,adap tability t o computer p r ocessing and frequency gap bet w een sense of different part of s peech .A t last it discusses the p rinci p les and methods of building ne w word sense base for a higher degree general,written,large -scale real cor pus of modern Chinese .It should be suitable for computer p r ocessing .

Key words:word sense tagging,word sense,word sense base

(上接第121页)

On the Students Sent fr om Silla and Japan t o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GENG Hu

(Overseas Educati on College,Xia men University,Fujian,Xiamen 361005,China )

Abstract:Silla and Japan were the counties which were deep 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I f one compares the students fr om Silla with those fr om Japan,one finds that the Silla way of learning see m s t o be a p ractical and s ocial acti on;while the Japanese way of learning,which is more pertinent,see m s t o be a govern mental acti on .Sillan students showed a deep app reciati on of Tang culture,while Japanese students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efficiency .The reas 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clude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 ons,the relati onshi p bet w een the countries and s pecific nati onal policies .

Key words:Silla,Japan,students,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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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k0z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