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进程读书报告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读书报告

教育研究院10级***

埃利亚斯（1897-1990），英籍德裔社会学家，被誉为21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自1976年出版了简装袖珍版以后，曾风靡西方世界，之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如今，他的这本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名著，埃利亚斯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进行融合，打破了学科的界限，终于冶炼出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一、埃利亚斯其人

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中学时就对哲学特别感兴趣，还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主要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一战期间，他入伍当兵，战后在大学学医学和哲学，其中医学的学习对他日后的研究大有裨益，解剖学和心理学的训练都体现在他思考的问题中。他师从过新康德主义者查理得·霍尼希斯瓦尔德、贡道尔夫、艾尔弗雷德·韦伯以及卡尔·曼海姆。

二、《文明的进程》解读

《文明的进程》，副标题为《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主要讲的是文明的心理发生；下卷讲的主要是文明的社会发生。埃利亚斯一改传统社会学中把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认为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认为人是一个统一体，包括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两者是人的不同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1、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

“文明”一词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涵义也不相同，埃利亚斯就“文明”一词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用法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文明”则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一等的价值，及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里的话，人们更倾向于用“文化”一词来表达与英法两国中“文明”相近的涵义。同时，埃利亚斯还指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她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1]

在探讨了法国“文明”概念和德国“文化”概念的歧义后，埃利亚斯从两个概念产生的背景阐述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对立概念的发展过程。德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很早形成君主专制国家，而仍是由各封建采邑组成的松散的组织。贵族阶层与市民结果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而一般不存在交集，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隔，不存在明显的社会流动现象，市民阶层难以挤进贵族阶层的圈子，两个阶层的行为举止、语言衣着都有明显的区别。文明已成为贵族证明自身血统和维护自身特权与社会存在的手段。上层宫廷贵族的封闭和渴求进入上层并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市民间由是产生了存在价值和成就价值观点的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了德国“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而法国与德国不同，前者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君王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贵族阶层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允许市民阶层参与国家政治，市民阶层能够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埃利亚斯指出，“早在18世纪，至少是市民

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了”[2]。通过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比较，埃利亚斯想要表明是社会建制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程度的不同，从而影响了“文明”与“文化”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

埃利亚斯的这本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他所论及的“文明”一词主要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总括，“文明”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的进程”主要是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因此也可以认为埃氏对文明进程的探讨也是当时西方人面对的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开化程度不足的社会的一种鹤立鸡群，洋洋得意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觉醒。

2、 西方文明的心理发生

在第二章中，埃利亚斯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论述文明的心理发生过程。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来讲埃拉斯穆斯所著的题为《男孩的礼貌教育》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埃拉斯穆斯献给一个贵族出身的男孩的，它以清晰、严肃而又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交生活中最主要的情况，并着重讲到了“外表的得体行为”。他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尽管这些外表行为出自一个人平和协调的内心，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之所以很少见到正直而又教养的风度，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缺少教导的缘故”[3]。他谈到身体各部分的礼貌和非礼貌行为、身体的保养、在教堂里的礼貌、就餐时的规矩、聚会、游戏以至卧室中的得体行为等。其中的很多已经为现在的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习以为常的行为，很多我们已经认为那是一种野蛮或者不文明的行为了。比如说“人的目光应该柔和、真诚、宁静，而不应该空洞、冷漠或想阴险恶毒的人那样东张西望”。

除了《男孩的礼貌教育》这本小册子，中世纪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被人们称作社交行为的记载，包括很多诗歌作品，这成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文明水准的见证。比较典型的如塔恩霍伊泽的《宫廷礼仪》，很详细地讲述了就餐礼仪。其中包括，必须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就餐时不能摸鼻子掏耳朵；要表现出高兴的神情；话不能说得太多；已经到嘴巴的食物，不能再放回公用的盘子里 诸如此类规定和戒律。

埃利亚斯指出，“就餐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部分。就餐行为的水准总是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贵族阶层有他们特有的就餐行为方式，市民阶层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就餐行为方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就餐行为水准呢？埃利亚斯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人们的羞耻感和难堪感所导致的，即由人们的心理结果所引起的。当贵族阶层看到那些不文明的行为的时候，会感到羞耻，并会和下层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为贵族阶层所不齿，他们为了与市民阶层有所区分，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贵族”的风采，必须使其行为区别与下层阶级，于是文明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和市民阶层的日渐崛起，世俗上层的宫廷贵族由于实施了更广泛的暴力独占而变得更加强大，社会处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近代的社会结构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难堪与羞耻的界限进一步前移。此一时期，人们的就餐行为显然比过去更加文明了：吃饭时必须用餐巾、盘子、刀、匙、叉，并且要等最有身份的人摊开餐巾后其它人才能摊开自己的餐巾；不能用餐巾擦脸和牙齿；不能把刀一直握在手里，而是要用时才拿；不能用刀尖挑东西送到嘴里等等，并且已经开始禁止将整头的动物抬到餐桌上切割的行为。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日见密切，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

模式开始互相渗透，主要是由上层向下层渗透。上层对体力暴力的独占使得市民阶层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则是下层的行为趋同于上层。于是，原先由上层意识到的难堪水准通过相应的社会戒律表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强制。当难堪与羞耻转化为一种社会强制的时候，文明的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对行为的观察和调节加速进行，在宫廷社会里则达到了高峰。这时决定行为方式的不再是冲动的本能和情绪，而是社会的习俗规则。人体的各种“方便”活动都转移到了幕后，还有性行为等也都转移到了家庭的私人领域。对于这些行为的调节和加速主要是由社会的上层所发起的，再不断扩散至下层阶级。

3、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国家的形成

埃利亚斯把国家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同义词。政府和行政机构，法律和警察暴力成了调节社会共同生活，强制个人进行情绪监控，同时也使个人有可能进行自我情绪调剂的建制。

那么国家是何以产生的呢？埃利亚斯在第三章中分析了中世纪社会发展机制以及专制主义的社会发生，进而阐述了国家的社会发生。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时期，国王或者皇帝不可能一人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必须将自己的亲信派往各地，以代替他来处理各项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等。但是这个时期国王能够回报给他们的只是土地，因为土地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他们与当地的地主乡绅有些相似，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所有的政治职能集于一身，当遭遇外敌的入侵时，他们要负起军事责任来，组织当地民众抵御外敌侵略。但一旦是安全时期，各地的领主们便想要自占山头称王，在当地作威作福；只有当整个帝国处于外患时，内部武士阶层才会团结起来共同守护家园，因此可以说对外患的胜利可以为内部的中央政权的强大和稳固缔造坚实的基础。因此，中世纪早期，社会总是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过程中。按照埃利亚斯的话来讲，“只要是自然经济关系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那就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形成稳定的、主要以和平手段进行工作的、并一直受到中央监控的统治机器”，“只有较大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有了明显的增长，才会形成某种程度稳定的中央机构”[4]。

在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些机制为统治区的中央政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遇。在一些地区，货币经济逐渐发展并代替了自然经济，这一发展有利于市民阶层的崛起，当然也有利于国王对于利益的攫取。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多，手工业对传统农业的补充，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王获取了更多的税收，在中央政权财政机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其军事实力也会相应的增强。税收的增加，人力供应过剩，加之统治区的中央政权有着专制的性质，这些前提已经足以使得国王能够建立一支保卫已有领土、扩充新的领土的常备军。不管是财政还是军事机会的增长，都有利于中央政权，而不利于古老的中世纪武士阶层，武士们无法从增长的货币经济领域获取任何直接的利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货币的贬值和物价的飞涨。

那么总结起来，社会结构中，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便是一个重要的先决因素。人口的增减是不可能从人与人关系整个驱动装置中排除出去的。人口密度是分工与市场形成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某一地区人口增多，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过剩，就会有一部剩余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寻求新的出路，于是手工业便有了发展的余地，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物质的交换，导致了市场的形成。如若人口密度降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自然经济已能够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市场便无人问津。

在土地有限、人口不断膨胀的压力下，社会不仅向远方扩张，而且也在内部膨胀，社会产生了分化，产生了新的细胞，形成了新的器官：城市。很多无人身自由的农奴离开土地，成为了正在形成的手工业者聚居区的资源，而这些聚居区逐渐形成于位置优越的地主庄园的周围，不断发展形成了城市。

随着分工和交换的日益频繁与活跃，就需要更多的有利于交换的工具，因此货币便应运而生了。货币事实上如同社会组织的化身，交换行为与人的链条的象征，庄园从其自然状态走向消费之路所必经的人的链条。

以上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分化，分化的过程提高了不同职能间的相互依存的程度，各个社会集团与单位间、城乡间的相互依存的程度，不同职业集团间、不同行业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这一切都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那么国家机制是何以发生的呢？国家的社会发生来自封建主义中的集中和分散的相互运作。人口的增加导致国家的军事扩张，使得诸侯国之间总是处于相互竞争的态势，一些领土得以实现扩张，而另一些领土只能被吞并。埃利亚斯将这种进程称之为“独占形成的机制”：“在一个较大的社会单位里，通过相互依赖而形成较大社会单位的较小社会单位有着相对均衡的社会力量——不受已经存在的垄断的阻碍——可为社会力量的机遇自由的进行相互竞争，亦即首先为生活和生产资料进行竞争。于是便会出现极大的可能性：一些胜利了，一些则败北，这样一来便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越来越少的人占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从竞争中淘汰，陷入对越来越少的人的依赖中”[5]。竞争的态势导致了独占（垄断）的形成。通过暴力垄断和税收垄断达到土地垄断的巩固后，才能说实现了“国家”机制。

手工业的发展、市场的出现、货币的流通以及城市的形成，使得一部分农奴能够翻身得解放，起初只是小范围的，社会发展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于是便出现了大范围的下层人民获得人身自由。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先是以职业市民的身份出现，同时国王或君主还需要他们去与贵族阶层抗衡，于是他们便逐渐进入到政治领域。贵族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得宠都依赖于国王的垂青以及他们之间因对方存在而形成的张力。这种依赖关系或者说这种建制便使得人面在心理结构上也有了反应。

4、文明论纲

在完成文明的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机制之后，作者对其思想进了理论总结，即“文明论纲”。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没有计划性，却是有阶段性的，并沿着一定方向进行。文明的进程不是单线的，而是阵发式和振荡式的；长期看来，它还是有方向的，朝着人的情绪愈益得到控制，社会愈益整合的方向发展。

文明的心理发生与社会发生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埃利亚斯指出，“不管有意无意，在对整个心理机制进行愈益细密调节的意义上，行为改变的方向都是由社会愈益多元化，由不断发展的职能分工，由相互依存的链条不断延伸而决定的”，“从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直至当代，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社会职能愈分愈细。分工越细，职能的数目，因之具有职能的人的数目也就越多；单个人，事无巨细，不管是最简单最日常的事务，还是最复杂最少见的事务，都依赖于这种职能。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一定要相互配合；行为的组织愈益精确、愈益沿革地加以通盘安排，以使单个人的行动在其中完成其社会职能。单个人被迫愈益细致、愈

[6]益均衡、愈益稳定地调整其行为”。是社会强制导致了自我强制，使得个体中“本我”、“自

我”、“超我”三者的比例逐渐变化。随着文明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本我”比例减少，而“超我”比例在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考虑到与周围人的相处方式，考虑到原则和道德方面，不断趋于“文明”。

埃利亚斯认为，只有人际紧张关系和人际网络矛盾得到疏解之后，个人的心灵才能达到最佳均衡状态，即幸福和自由。埃利亚斯认为这只能在出现新量级的也就是全球的统治中心后才能成为现实。而全球化的进程在上世纪30年代远未开始，迄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也远未结束，因而埃利亚斯只能说：“文明尚未结束，它还在形成之中”。

三、对《文明的进程》一书的思考

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语言流畅简洁、表意清晰易懂，读完此书，笔者对文明的进程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于埃利亚斯的思想有几点质疑和思考。

1、《文明的进程》的中国适用性问题（区域局限性）

《文明的进程》一书主要论述了西方国家的文明进程，着重论述了法国的社会发展，简论了德国、西班牙等国家。有人评价说，“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利亚斯那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对于这样的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我想这本书中的文明进程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不具有普适性，只能说在西方国家具有适用性，在中国则未必。埃利亚斯讲到，“只要是自然经济关系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那就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形成稳定的、主要以和平手段进行工作的、并一直受到中央监控的统治机器”，但是中国自秦汉时期起，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便是重农抑商，限制手工业的发展，因此手工业始终为农业的发展服务，处于从属地位，在明末清初曾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中国始终没有进入手工时代。可以说西方国家经历的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而中国经历的是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近些年才得以实现。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埃利亚斯分析了国王对中央政权的巩固方式，实现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两者权力的张力。在中国不存在与西方相对应的“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两者的张力。如果非要进行匹配，那么中国古代也存在“贵族阶层”，主要是皇亲国戚；而“市民阶层”则是除了皇亲国戚之外的民众组成的阶层。在西方，“市民阶层”通过经济实力的增强进入政治领域，获取权力；而在中国则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政治人才的。

这种种区别都会影响社会发展，影响文明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是由区域局限性的。

2、埃利亚斯对“市民阶层”重要性的忽视

在整本书中，埃利亚斯都主要探讨贵族阶层引领着文明的进程，认为是贵族阶层首先为了与下层阶级区别，为自己的阶层制定了一套与其他阶层不同的行为方式，随着贵族阶层与市民阶层交流的频繁与深入，这种行为方式会逐渐从上层向下层渗入与扩散，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民众的文明程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对文明的社会生成的阐述中，埃利亚斯也将笔墨更多地放在统治者和上层阶级上，而忽略了下层阶级的重要作用。他是以法国为例来开展论述的，但是却忽略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正是下层民众在法国发动了大革命，从而埋葬了统治多年的专制的国王机制。不知是在法国，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国家的产生都少不了下层民众的反抗所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民众

是历史的缔造者，所以下层民众对文明进程的作用决不可小觑。

在当代社会中，除了上层阶级会引领潮流，影响人们的衣着、言谈、举止外，“草根阶层”也照样能够引领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草根文化”，他们的言语、举止也同样能够引领文明的进程，而这多亏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性。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完成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尚未体验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明进程的推进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该文章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3、 意识形态在文明的进程中起多大作用？

在论述文明的社会生成是，埃利亚斯认为是暴力垄断和经济垄断的作用促成文明进程的买进。笔者认为，除了军事和经济这一类的物质条件外，意识形态在文明进程中也同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中国的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要写中国文明的进程，不谈到中国各个时代的大思想家的话是绝不可能的。孔子所提出的“诚义礼智信”对中国人，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下层阶级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埃利亚斯却忽视了意识形态在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4、埃利亚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思想、弗洛伊德思想的关系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两者的结合构成生产力。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从原始公社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个人在历史上有一定作用，每个时代都需要而且能够创造出自己时代的伟大人物。

埃利亚斯从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来考察文明的进程。在探讨文明的社会发生时，埃利亚斯指出正是人口的增多，导致人均土地的大量减少，使得一部分人选择发展手工业营生，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一部分市民阶层能够通过经济实力的增强进入政治领域，与贵族阶层共同分享权力，这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即“人际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另外，埃利亚斯还吸取了佛洛依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思想。他的人格结构理论即社会化理论指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佛洛依德指出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埃利亚斯在探讨社会控制导致自我控制时，指出“心理自控愈是细致完善，心理调控的那种区域，广义上为自我，狭义上为超我，就愈是鲜明地具有双重功能：这一区域一方面构

成了这样的中心，从这一中心出发个人在与他人他无的关系中调剂自己；另一方面有构成了这样的中心，从这一中心出发，个体部分是有意识，部分是自动抑或无意识地控制或调解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能冲动”，分析了“本我”、“自我”、“超我”在个人行为方式中的职能。

参考文献：

[1][2][3][4][5][6]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jwy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