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崩乐坏和法家兴起

论\礼崩乐坏\和法家兴起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从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社会大变革，即从\礼崩乐坏\到法家兴起的制度革新。对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和春秋战国法家思想做了扼要的介绍，重点解析了\礼崩乐坏\政局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和法家思想得以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唯独法家走向了历史政治舞台。旨在说明，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制度本身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它的价值只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价值观念无关，甚至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还会引导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重树。

This paper mainly about BC 771—221 B.C.,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five hundred years, big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rilled\to rise of legalism institutional reforms. Ritual of xia-shang-zhou dynasties system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legalism did briefly introduces, key analytical \political social history reason and legalism, the social political reasons to rise, and further analyzes why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of the history, but the political stage towards legalism. Aims at explaining, a social trend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tself, and not on the points, and its disadvantages the valu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depends only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ople's subjective desire and values is irrelevant or a political system will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ideas and values of heavy tree.

【关键词】春秋战国(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礼崩乐坏(Ritual caved

thrilled) 法家兴起(Legalism rise) 一统天下(skillfulness)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个君王幽王被贵族和犬戎的联合势力杀死，强

大一时的西周王朝从此灭亡。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政治上大分裂的时代；这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这是一个外族疯狂入侵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上大改组的时代；这是一个道德大滑坡的时代；这是一 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这是一个暂时看不到希望和光明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时代。

在这场漫长的的社会大危机中，周天子的绝对权威被嘲弄；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兴起了；很多君主被杀掉；很多贵族成为奴隶；很多强宗被消灭。很多逆伦败德的丑行司空见惯，很多祖宗的成法被废弃，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扭曲。而所谓的祖宗成法、传统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为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再浓缩到三代最为繁盛的西周即为周礼。

“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过巨大的作用。它的直接效果就是将西周王朝推向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繁荣阶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创造出一个“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明，这个文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流的。

在三代的“贵族社会”中，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统治阶级经过夏商周千余年的摸索，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乐制度”，以此来突显贵族之所以为贵，“小人”之所以为贱，即所谓“贵贱有序”。这种“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以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它的痕迹。礼乐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有一般人难以掌握的繁文缛节。当时人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这绝非夸张。孔子从童年时代就演礼，成年后成为公认的“礼学”大师，但有些礼的细节还要不断地请教别人，可见其难度之大。

周里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大到国家政事，小到待人接物的的生活细节，几乎无所不及，并且有不同的种类划分，有“五礼”、“六礼”、“九礼”以及“礼仪”等。其中，“五礼”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六礼”则包括冠礼、昏（婚）礼、丧礼、祭礼、乡礼和相见礼，“九礼”有冠礼、昏（婚）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礼、乡饮酒礼以及军旅礼。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至于“礼”和“仪”的区分，则是基于“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的说法，将所谓礼之“本”，也就是礼的精神原则，称之为狭义的“礼”，而将所谓礼之“文”，也就是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仪”。

不过，如果仅仅把一套套繁文缛节看成是礼乐制度的全部那就太片面了。言外之意就是，“礼乐”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繁文缛节，更重在它的精神实质。那么，“礼乐”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呢？从孔子后来的主张中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专制有理论；二，道德万能论。所以，礼乐制度实质上即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精神支柱，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国家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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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中国法制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8．

而春秋时代，便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亦即贵族统治地位的衰落和奴隶国家统治秩序的瓦解时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春秋时代怎样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泛起，社会伦理道德也比西周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原本处于国家机器中间阶层的政治势力，开始表现出超越和取代上层统治者的行径，诸侯独立，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等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传统人际关系的混乱。尽管周礼作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没有完全地退出政治舞台，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已不可避免。

据《论语》载，一生以恢复周礼而四处游说、奔走呼号的孔子，无法容忍“礼崩乐坏”的局面，对鲁国大夫季氏那种明目张胆地违背周礼的“僭（jiàn）越”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因此，愤怒地说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意为，如果这种行为都能忍耐，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相信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有时自己对一些无法容忍的事，也会气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在你眼中无法容忍的事或许远不及孔子，这样一位圣人所无法容忍的事──八佾（yì）舞于庭。佾，特指古代奏乐舞蹈的行列。一佾，是八个人的行列，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天子的乐舞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鲁国正卿季孙氏只有资格用四佾，但他却用了八佾，因此，夫子对他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这只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政局的一个缩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当时各诸侯国林立，各种乱礼僭越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都发展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多年来的周朝礼制受到来自各方面多层次的冲击，社会道德伦常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全面的大滑坡。而这一切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发生分化，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利益分配。

春秋时期，农业社会度过了漫长的夏商周青铜时代，随着铁器的出现和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水平和技术空前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奴隶社会所采用的井田制已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井田制是建立在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基础上的，所谓“普天之大，莫非王土”即是这个意义上说的，亦即是说，周王室以及统治者周天子拥有所有的土地，自下又按诸侯、卿大夫、士的次序将土地的使用权赋于各个统治阶层，各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封地（采邑）和人口，负责拱卫周王室，并向周天子朝觐纳贡。通过这样一种权利义务系统维护统治，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包含大量（尧、舜、禹）上古三代遗制的伦理道德、贵贱有序的统治秩序——礼乐

制度，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其作用，如《礼记乐记篇》所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这八个字，精辟的道出了礼乐在治理国家上的重要作用——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一整套礼乐制度，规范人的德行，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统治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这一整套礼乐制度在规范人的道德伦理时，重在对人的道德教化和心灵净化，所以有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只是企图对人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来规引人的行为。这样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不谓之高远，然而，在残酷冷峻的现实面前就很脆弱了。

前面讲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已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言之，现有的土地已不足以维持广大农耕者生产力的总和。这样人们有能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各诸侯国就大量的开垦荒地、开疆拓土，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井田制开始瓦解，周王室日薄西山，到了蔡丘会盟、庄王问鼎的时候，周王室已彻底丧失了统治地位，沦为弱小，与一般诸侯国无异，其赖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分崩离析，成为昨日黄花、山河旧梦。

公元前256年，秦攻入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风雨飘摇的东周王朝化为乌有、荡然无存，其建立的包括周礼在内的统治秩序也丧失了生存的土壤。

没落的王朝是覆灭了，可历史的车轮依然转个不停，眼下依然是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未来会怎样？中国能否走出这次空前的社会大危机？这是摆在当时每一个关注自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人面前的头号问题。

晏婴、叔向这样的贵族政治家也试图通过政治改良来挽救社会，然而，他们失败了。尽管他们是贵族阶级中的佼佼者，比那些醉生梦死的同类更有责任感，头脑更清醒，但正由于他们仍然是贵族阶级中的成员，因此他们不可能理解这场社会大动荡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整体转型的前奏，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被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吓坏了，除了悲观失望、下定决心为一个垂死的旧制度殉葬之外，简直束手无策。连广大知识分子也迷惘了，老子骑青牛而去，孔子从周而去，庄子执竿而去......

那么，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权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春秋末期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集团的身上。（反映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教育制度的变化）

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特点是什么呢？孔子的后学孟子总结得十分到位，他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怎么解释呢？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来看，他们是这样为自己定位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为国家服务（学

而优则仕）的阶层，他们不像其他阶级那样，如农民没有土地不行，手工业者没有作坊不行，商人没有资本不行等等，这些阶级一旦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恒产”，立刻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造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威胁；而知识分子阶层则不然，他们自认为虽然无“恒产”，却具有对国家、社会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责任感。但是任何人都清楚，所谓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实际上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看重知识分子的本质原因。

从孔子所处的那个贵族社会看，实践越来越证明，对当权者而言，这些新兴知识分子与传统的贵族阶级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他们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政治上世袭的种种的特权；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采邑，自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他们是一个除了知识之外一无所有的特殊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体，只要统治阶级给他们以好处，他们就愿意死心塌地的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恒产”，所以使用起来极其方便，可以做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对当权者造成任何威胁。鲁迅叹曰：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盖因秦王下逐客令，而李斯上《谏逐客令》一文。

当春秋时代的统治阶级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到“陪臣执国命”这几个痛苦的阶段后，终于在春秋末期找到了自己真正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件影响今后历史走向的大事情，它为战国时代官僚制度代替贵族制度的变法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帝国时代的官僚国家的确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夸张一点说，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知识分子，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他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掌握在了他们手中。

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赘述一点。可以这么说，孔子在他的教育事业中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他们的人生走向，提升和进化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且由他们将殉道精神传承下去，演化成后来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从绵延的历史看来，在专制主义政治的高压下，尽管很多知识分子扭曲了灵魂，压弯了脊背，曲学阿世，蠹（dù）国害民，为民众所唾弃，但每当我们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仍然会涌现出一批拼命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这就是对夫子所高扬的殉道精神的发扬光大。

这里稍稍有点扯得远了，有离题之嫌，现在继续回到正题。前面说到，春秋时末的当权者不约而同的纷纷把目光集中到此时新兴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身上，希望通过支持知识分子的变法和改革，而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力求自保并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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