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读后感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读后感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杨念群 作者杨念群是人大的清史研究所的所长，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上，采取的研究范式是着力于中层理论。他认为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

这篇文章里，杨也表达了应该建构中层理论层面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

这篇文章的框架是这样的：作者先是总结了美国中国学的来源及其发展，然后总结了国内历史研究观念的变化趋势；接着总结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和倾向，最后介绍了后现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冲击，以及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

一． 美国中国学的来源与中国史观

1. 美国中国学的发展：

从源流上考察的话，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也就说汉学的来源是西方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想象式的建构”。按照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

但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产生了一种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使得汉学界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

根据这种看法，二战之后在美国产生了一种“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他与古典的汉学研究很不同。这种中国研究是一种全球化的战略的一部分，是带有很强的对策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的。作者举了费正清的研究的例子，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回应”体系，这种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对策性。

但是到了1960s，美国中国学界开始摆脱这种对策性的思维，他们认为应该关注中国人的自身立场，因此这个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开始盛行，它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从方法论看来，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民族志”研究的影响。

总结下来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从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

2. 中国史观：

二十世纪初，中国对于历史研究的阐释取向，还是强调外力的因素的，也就是说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地方时间”是纳入“世界时间”内的。到了1930s，这种“世界时间”的史观发展成了一种线性进化观的取向，也就是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作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总的来说，1980s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有一体两面的作用，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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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

到了1980s，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文化史的研究开始盛行。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比如洋务运动的解释：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这一阶段中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研究的范式也从“世界时间”的 线性历史观，对于革命史的侧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但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这里稍微提一些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是遵循梁启超的：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文化层次的现代化框架。在这个对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框架。由于从政治史意义上解释现代化的负面含义，以及对现代化过程的简单认同，作者认为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

二． 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倾向

1. 特点：因为地缘政治状态，以及史学研究的现实关照；再加上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造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变异性大 。

2. 社会科学化，概念化倾向：比如费正清“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 但是这种概念化的倾向给我们两点启示：

一是每一个概念可能代表着一种方法论的转换。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

二是可以开拓史料的来源：如从“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改变了以前以英文的外交档案文献为主的史料选择的范围，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例如地方史。这种史料来源的开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掘了同一史料被忽略的侧面。这里作者探讨了国内史学界的一个命题：究竟是“论从史出”or“以史带论”？作者认为这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了起来，或者认为史料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或者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就可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空洞的状况。作者认为在这点上美国中国学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 如市民社会。

总结下来，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研究的范式：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文化分析的取向上。这种文化史的研究使得行动者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因，而非原先社会史研究框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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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一个人质。但是这种建立在文化-权力分析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答为何现代中国会走出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这也是一些学者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批判。

三． 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中国史研究的方法

1.1990s,美国中国学界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也就是有了历史过程碎片化的观点，认为历史的进程没有终点，追寻其源头也没有意义。同时，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以及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批判波及了学术界。因此学者反思，是否存在历史普适的经验？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到底是真实的存在，是一种个人化的经历，还是群体记忆的一种文化建构，还是权力运作下不同派别对立的话语构造？

2.后现代史学方法：受到了上述思潮的影响，中国学界的研究分为两种派系：一种是对历史进行碎片化，更有甚者认为无法判断史实的客观程度的价值，因此夸张的说，认为史学也就是文学？另一派则认为不应该织基本的史实不顾。他们认为对于后现代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首先后现代是一种纯任主观，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性写作？不对，虽然不对规律性问题进行探究但是重视多元化的史料。其次，后现代化是反现代化的所以要摒弃？不对，作者认为需要区分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这两者不矛盾，不是说追求现代化就代表着认同，不需要反思了。最后，后现代的“后”是西方专利？不对，现代化进入中国后，必然存在着一些主观的选择，我们仍然是需要反思的。

3.冲击下的国内史学研究

国内史学界也并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美国中国学的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因此出现了中美研究隔阂的 现象。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站在西方内部观察中国，用西方现代化理论移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这必然是存在研究困境的。而国内史学界则是将社会理论进行“中国化”，但是囿于政治史和事件史，中层理论无法规范。

最后作者对中国历史研究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是“内部研究”：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沿袭脉络，就需要从思想的内部转变中寻求资源。包括1990s的学术史研究，都是回应了这种内部研究的取向，但是这种研究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本身，而无法回应学术受权力的型塑的影响，因而缺乏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合理性解释框架。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人类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是可取的研究方法，西方中国学中受人类学影响的地方史研究路向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更加注意区域传统在近代所受外在环境的制约，也可和学术史脉络中的“内部研究”途径相互构成优势互补，形成一种“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要结合外部和内部的呀就，避免过分强调外力或者内生力量。

第二是建构中层理论，对于概念进行规范化。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黄宗智

作者黄宗智是UCLA历史系的教授，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这篇文章是作者对于中国研究范式的一篇反思，他认为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但是在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各领域实践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存在很多悖论，因此他提倡发展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这篇文章的框架是：首先他回顾了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并且将这种认识论和历史观与西方进行了对比。随后从这种差异中，提出了以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随后在对中国法律，经济，社会的实践历史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了西方理论研究范式解释中国现实时存在的悖论，从而着重的提出，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一．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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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儒家思维方式：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的思维方式,在此认识论的基础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实际的、准确的关于农村的认识，但是由于革命的爆发，产生了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历史观。它要求知识分子认同于农民的立场和观点,一反过去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同时在理论上，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然后再验之于实践。

二． 中西方认识论的差异

中国的认识论十分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的认识论。西方的认识论从抽象化了的理性人的构造出发,以之为前提,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作者以韦伯和亚当斯密为例。韦伯的理论很有意识地把从现代人是理性人出发的形式主义和从道德观念出发的实体主义加以区别。亚当·斯密,他的出发点同样是理性(经济)人的建构。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会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推动社会分工,促进规模效益以及资本积累,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然而中国的研究不同于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它也不同于归纳方法,因为它不仅要求从经验研究得出知识,更要求把知识提高到理论层面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作者举了农民学三大传统的例子来说明中国革命的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认识方法的不同。三大传统：形式主义的农民学传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以被剥削而(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求满足消费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从农民实践来看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我曾称之为三副面孔)，故三种传统理论都是片面的。故此作者意识到，如果研究是从实践出发的话，就不会去关注单一的理论，而是会去关注与现有理论相悖的现实，并且关注上述三种传统如何并存并且怎样的互动。

因此作者认为从这点上来看，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布迪厄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从马克思、韦伯下来,包括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从Barrington Moore到Charles Tilly,再到Theda Skocpol和Michael Mann,全是宏观的研究)。但是这种时间社会学又与经验主义不同，不是一种纯粹经验研究的积累，而是通过实践最终提炼出抽象理论，最终回到解释实践中去。但是作者更加认同是费孝通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布迪厄虽然关注实践进入的视角，但是他主要做的是横切面的静态分析而不是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而费孝通的研究贴近实际，又能提出高层次的概念，并且注重过程性的分析。

这一点也恰好是和刚才提到的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一致的，因此，中国是具有实践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的。但是光有经验研究还不够，还要结合对社会历史的宏观分析。作者认为费孝通成功的关键是，她的著作则能在深入的微观调查的基础之上提炼出跨时间的历史实践演变过程以及强有力的宏观概念,并在其后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

然后，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的研究要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理论和范式。他认为这是与西方的认识传统很不同的。西方的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ideal 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例如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及其一系列的特征:专职化、专业化、以职位而不是以人为主,等等)。这种理论建构手段在中国是不适用的。中国的社会自近代以来却正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清代,还是国民党治理下的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改革中的中国。结构性的理想模型分析有助于了解单一社会结构。但用来理解一个长期在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下的社会,解释力是稍弱的。正因为现有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我们需要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

因此作者再次强调从实践出发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三． 中国实践经验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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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作者分别就中国法律，经济，社会的实践历史，做了回顾和反思，认为中国的经验实践，是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是存在悖论现象的。因此需要建立从实践出发的中国式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1.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

根据韦伯的建构,现代西方法律是理性的，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是非理性的,因此一些学者就认同韦伯的建构，认为应该全盘西化中国的法律，有的则认为中国法律有其本土资源的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现代和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实践其实并不符合双方任何一面的建构。根据作者的经验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清代还是国民党，以及现代中国，中国法庭的调解都和西方的调解是不同的，既不同于任何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建构,也不同于反对全盘西化的本土资源论者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法制。因此在这点上，存在与西方理论解释的悖论，如果坚持西方的认识方法，从理论出发的话，则会误读中国的这种历史现实。

2. 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

亚当·斯密的形式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一旦看到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以为伴随它的应是相应的经济发展。因此有学者的观点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的发展旗鼓相当。作者认为这又是一个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出现的一个悖论。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更不用说它的人口行为变迁。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黄认为,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都不能单独周转,因此长期结合,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现代投入所产生的发展被高度内卷化的劳动投入蚕食掉,结果是停滞不前的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

这个简单事实,若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出发,便很容易被忽视、抹杀。总是以理论前提的期待来替代实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理性抉择必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完全无视中国18世纪以来长期的社会危机。今天中国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1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会实际,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

3. 中国社会的实践历史

在市场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一如它的经济历史,是应该相似于英国的型式的。但是,中国明清以来显示的却是一系列的悖论现象。首先是手工业的社会基础：不同与西方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成为农民你的两大保障。再次是小城镇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先有大城市再有小城镇，西方的模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起码在其初期,却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最后韦伯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而兴起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化的社会。其政治体系应是一个理性法律、理性国家机器以及理性民主制度的体系。但中国今日的实践却又是悖论的:它具有相当部分韦伯称作世袭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特征,也是一个政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社会。

通过上述各个领域实践历史的回顾，作者提出了反思，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曾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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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

思考：

1）对于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的本土化研究，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其实90年代后期学术界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知识上的讨论渐渐加入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而远离我们的初衷，最终以非学术的效果终场。“规范化”问题变成了“谁讲规范就是谁想在学术界树立霸权，因而就该打倒谁”这样的学术场域中的权力争夺问题；而“本土化”问题最后变成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国内的学者与国外的学者“谁更有发言权”的资格问题。

就“本土化”而言，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误解常常从字面出发，望文生义，把“本土”首先理解为一种客体，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于那里”的对象。于是就会问，我们的本土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文化典籍么？还是体现在我们行为和思维方式里的文化传统？由此产生的另一个误解是，在主张本土化又没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情况下，“本土化”就意味着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反对法治人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但是在我看来，“本土化”的提出不同于这种民粹主义的主张在于：它首先意味着一种知识的“态度”，一如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一样，它是知识分子（甚至是某一类的知识分子）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是一种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出发来对待中国问题的方式，它区别于一种把本土作为一种予取予求的“矿藏”或“批判靶子”的态度。

当然，这种经验研究并不意味着西方理论不重要，实际上对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与理论建构须臾不可分离。对西方理论研习依然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的一种途经，但是这种理论建构（诸如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如何来选择理论，如何用理论来建构我们的经验研究对象）本身依然要依赖于一种本土化的态度。换句话说，本土化态度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中来选择理论和把握经验，因此，既不是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出发来寻找中国的经验材料，也不是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反驳西方的理论。这种态度要求我们把我们自身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一并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中。

2）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黄在《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认为自己并不是理论家。事实上，他所坚持的是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与（西方）现代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研究模式不可能是普适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意义。这种治学态度，让我不禁联想到杨念群所极力推崇的“中层理论”的目的——“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前提，以及这些前提背后的描述模式对史料搜集的支配作用，然后尝试评价这种作用和一些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两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突破某些既定分析框架，从而在方法上构建一个全新的问题解释路径。

但是问题是理论与经验之间是否黄宗智表明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黄宗智对于理论与经验关系的论述建立在“历史真实”这种观念之上。正是基于“历史真实”的观念，黄宗智主张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微观社会研究来取代既有的理论模式，并把理论置于一种概念性工具的地位。在我看来，在黄宗智的方法进路中，经验和理论并不象他所表明的那样可以清楚地做阶段性的划分，黄宗智的经验研究也借鉴和采用了既有理论的一些概念框架。在对历史和理论在其中的作用的即往审视中，杜赞奇开发出来了一个独特的角度。那么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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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与黄宗智文中所隐含的经验再现式（经验——理论——经验）的历史模式和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平面关系不同，在杜赞奇那里，历史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充当了建构的工具，历史学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建构出来。在杜赞奇的反理论态度中，反理论并不是要否弃理论。相反，他对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关联的揭示标明了历史学本身就是在历史情境中被理论地建构的。这可能是杜赞奇对于历史的看法与黄宗智的根本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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