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探析

中国就业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探析

摘要：

在目前劳动力市场变化，出现“民工荒”等问题的背景下，对刘易斯拐点进行探讨。对照刘易斯拐点成立的基本条件，分析中国就业的现实状况，认为不能简单套用外国理论分析中国问题，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近年来的“用工荒”是结构性和暂时性的，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阶段。同时我们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将在未来20年内到来，应该做好应有的政策准备。

(一) 刘易斯拐点的含义

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劳 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和农村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如下图所示，在第一阶段，农业部门人口多，生产方式落后，边际生产率低，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就将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工业部门获利丰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直至劳动力开始供不应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这时劳动力供给由剩余向短缺转变，简要来说，就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出现的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和劳动力工资的大幅上涨。劳动力工资开始上涨的节点就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这时进入了第二阶段。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居民占有资源量逐步增加，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力生产力率的不断提高，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直至农村农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者收入水平大体相当，，此时达到“刘易斯第二拐点”，标志着经济发展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时代，即进入第三阶段，发达经济阶段。

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拐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通常具有强烈的标志性意义。

(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

2009年出现的民工短缺和随之而来的以涨工资为主基调的罢工使刘易斯拐点这一相当学术和理论性的观点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均说“民工荒”有了一个洋名字——“路易斯拐点”。但是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外国理论分析中国问题，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

刘易斯转折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因此可以从这两个基本条件入手，进行论证。

1）人口角度来说，中国有13亿人口，比整个欧盟，美国和亚洲四小龙加起来还要多。其中50%至60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工作为主，农村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远未达到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根据最新统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6.6%，而中后期的其它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在85%左右，有户籍的农村人口还有9.4亿，而在现有的统计数据来看，有2.42亿人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远没有结束。

2 ）失业率上升，失业压力仍无缓解。如下图所示，从近年登记失业率来看，我国城镇失业率逐年升高，到2010年底为4.1%，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如果考虑到农民季节性失业，失业率甚至高达20%以上，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失业率升高反应的不仅仅是短期经济波动，更反应出劳动供需关系中劳动供给的压力和劳动市场买方定价的特征。1 1王金营 顾瑶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趋势变化研究》 《人口学刊》 2011 第3期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1978到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由下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力比重在现阶段和将来都将持续增长，表明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增大。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使得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70%以上的较高水平，从劳动力需求来看，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到900万个就业岗位，而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2000万人，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另外，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仍将持续增长。2因此，从总体上看，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存在，劳动就业压力短期无缓解现象。

数据来源：CEIC，江海证券研发部 《劳动力供给，资本产出拐点与结构性通货膨胀》 2010年9月16日

3）从工资水平来看，横向比较，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美国的1/10，这种优势绝不是加几次工资就能削平的，而这并不高昂的制造业工资却比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要高出1倍甚至数倍，所以依然具有吸引力。纵向比较，虽然城乡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增长水平缓慢，尤其是在农民工市场，部分沿海城市的农民工的时机工资水平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甚至出现小幅的下降。所以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增长。 2 张东生，莫容 当前就业形势分析与预测［J］理论参考

2009 (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另外，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工资差距日益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已由1980年的762元增长到2008年的28898元，增长了进38倍，而如上所述，农民工工资则长期处在缓慢增长的状态，增长幅度远低于城镇职工的增长幅度，这导致了城镇与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到2006年的农民工工资绝对水平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绝对水平已由2003年的1.5倍扩大到1.83倍，远远高于正常二院经济中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与现代化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差额，这一现在在局部地区更为严重。

综上来看，“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笔者认为，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

(三) “民工荒”现象的探讨与启示

从2002年开始，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一直延续至今，2005年后,“民工荒” 从深圳、东莞等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开始向闽东南蔓延,再发展到浙东南和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京、津、沪和湖南、江西等内地省份(企业缺工)。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笔者经过收集阅读各项资料，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性的原因，土地管理制度滞后，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也缺乏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国家对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工伤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法规，没有完善的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用工企业未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和职业病防治措施。国家没有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的制度和措施，一些行业和用人单位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生产生活条件差。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高，收益低。

另一方面，2004年开始国家通过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使农民收入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农业比较效益的提高增强了农民务农的信心，一部分打算进城打工的农民选择留在当地务农，减少了进城33民工荒”其实“荒”的是制度和结构 中国金融网

/News/2010225/Futuresmarket/717858864100.shtml

的农民工的数量。

针对2007到2008年之后的第二轮民工荒，又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前后的工厂倒闭潮把一大批工人送回了家乡，随之而来的政府在当地以刺激经济复苏为目的的各种措施出台，不少民工发现可以在家乡或者家乡附近找到工作，即使工资低一点，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影响了一大批工人的选择，留住了一批本土员工，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因政策限定只有沿海地区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办企业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在政府鼓励北上和西行的政策导向下，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迁出沿海地区，从原来的送工人进厂变为送工人进村。 综上，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民工荒的实质是特定年龄（性别）

4的农民工收入与待遇的问题。因此，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吸引农民工进城打工直至定居。

修改《土地管理法》,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降低农民工进城的门槛，提高农民工的收益。通过种种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稳定转移。

(四) 结论

显然，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中国的“用工荒”现象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的“用工荒”源于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于制度的不完善。因此，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刘易斯拐点是描述发达工业化国家经验的，而中国的情况则比较特殊, 目前依然是劳动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割裂、劳动工资在不同部门存在差距拉大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还有一段距离，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远没有结束。

然而，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一旦出现廉价劳动力短缺，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局面将被转变,劳动供给相对短缺,供给曲线出现上扬趋势,劳动工资将出现全面增长，那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挑战是巨大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人口红利延伸，让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同时，企业和地方应该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让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结构转型”，向高附加值和节能环保领域进军。这样，当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则已经做好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i 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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