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如何学党史

嘉宾：杨奎松教授

主持人：杨传银

时间：2011年12月18日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杨教授新书《读史求实》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杨奎松教授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魅力在于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迄今已有90年历史，自

1949年以来执政也已超过60年。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各种问题，多半都可以从中共以往的历史中找到其生成发展的脉络或线索。本着这样的目的，本期共识在线我们就邀请到了杨奎松老师为我们讲述：如何读中共党史。

嘉宾简介：杨奎松，著名学者，现当代史研究专家，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教授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作品以视角独特、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著称。迄今已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和二十多部专著和译著。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专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专著)、《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论文)、《“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论文)等。

以下是本次共识在线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的共识在线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奎松老师，请他来解读中共党史。

我们整理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来请教杨老师，网友“水何澹澹-芳草”问到：现在的环境下，如何保持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

杨奎松：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不是太大的问题，无论你做什么样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否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至于怎样坚持，每个学者有每个学者自己的做法。

主持人：有网友说体制内的人能做到客观公正吗？中共党史是不是有选择性的修史，碰到一下禁区问题避而不谈，另中共党史如果是一味地为执政党唱赞歌的话，这些歪曲和捏造的历史（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一样）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在抗日宣传中说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

杨奎松：选择性的修史，肯定有这个问题，不仅中共党史有，其他历史研究也未必没有。研究中共党史会容易碰到一些禁区和敏感的地方，无论是出版还是在网上发言，即使不是讨论中共党史，今天也都可能涉及到敏感话题的问题。问题只是对于这些敏感话题你怎么进行讨论和研究，包括怎么发表自己的看法，你肯定是要有选择的，不可能完全没有选择地触碰这些问题。因为毫无选择地触碰的结果，就

是你的书出版不了，你在网上的帖子会被删掉。但是，这跟一个体制内的人能否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从历史研究这件事来讲，历史总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肯定不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因此，无论谁来做研究，都会存在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找得到足够史料，找不到足够史料之类的问题。因为不是我们亲历亲见，很多事情即使在能够看到较多史料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我们对历史的还原就是全面的和准确的。因此，选择有时未必是和体制、和政治开放程度互为因果的。当然，同时也不能说我们现在亲历亲见的事情就是真实的，和历史研究的结果一定是一致的，这里同样会有差异。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也只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通过我们个人的感官体验了解到的，在没有全面占有各方史料和考察过各方体验与感受的情况下，说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也未必。换句话来说，因为所占角度不同、个人体验不同、看到的侧面不同，很可能我们今天每个人看到的历史都是不同的。之所以讨论到历史问题，特别是现当代史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各说各话，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情况，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存在这样一种差别，也不能说对方讲的不符合你的观感或史实判断的话，就一定是造假。不能这样看这件事情，对此一定要抱着宽容的态度。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不是从政治角度谈问题。如果把历史当成一个宣传工具，弄出假故事、假历史来，并且通过反复灌输弄假成真，那是另外一回事，跟我们谈的话题就没有关系了。

主持人：一位网友问由张启华副主任执笔的二卷党史真实吗？够格称作“史”吗？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起草修改过很多稿，有许多人参与，恐怕不能说是张启华执笔。至于说到这本书讲的历史真实与否，我想里面还是有一些内容是真实的，毕竟经过十稿以上反反复复的修改，弄了很多年。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的修改，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学术上或准确性上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十多年来我们整个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这本书是官方读本，它的政治性极强，政治环境变动影响其内容的修改，也就不可避免。甚至，即使在政治环境比较稳定的条件下，这本书可以定稿了，因为审读人的单位、专业、对历史的了解和需求不同，对这本书也必定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做为官修的读本，在众口难调、各方意见太多的情况，必定会寻求一种平衡。这样平衡出来的稿子肯定当然不可能简单以“史”相称，因为它不是符合学术要求的东西。

水何澹澹-芳草：杨老师，如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腐败现象很严重，所以有一种现象就是否定、丑化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历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公正、客观的评价共产党执政的这几十年？

杨奎松：我觉得首先是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要有所要求。如果我们意在客观地研究，甚或是力图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

杨奎松：今天对中国的近代应该从何时谈起，学界中间是有分歧的。西方不少历史家是主张应该从中国的明代谈起的，而我们官修的教科书则始终坚持应该从清末谈起。我觉得，无论以哪个时间段来做区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要看你是基于怎样的观点来看待古代与现代关系，特别是两者的区别。

网友垦荒牛：1958年全国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被称作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些被改造的私有合法房产后来被称为“经租房”）这一历史事件历时之长、影响之大、成果之巨，远胜于“三大改造”中的“城市小手工业”的改造！但是，我在新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甚至在公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中也查不到只言片语，这样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造举措，为何会出现历史空白？请您释疑。

杨奎松：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今天首先还是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研究本身还没有开展，很多课题还没有受到重视，当然也还有很多档案未解密的影响。如果想在中共党史第二卷中找到前人还不曾研究过的内容，肯定是不可能的。何况，那只是中共党史，还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党史到底应该写什么，是否应该书写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网友：杨老师：您好！我是后辈学生黄文治，目前也在从事国共

党史研究。我目前的研究遇到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其实1927年远比1911重要，1927年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中国革命发生转型，从城市运动急速传入乡村运动。这是一个外在的转型表现。但是它还有一个内在的转型路径，即中共革命从一个知识精英的理想化革命转入一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过程，反智主义明显，这个对后世影响极大。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听听杨老师的看法并作参考。

杨奎松：我觉得对1927年的作用问题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你提的问题本身更多地是从中共革命史的角度在看问题，而不是从你说的“中国革命”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革命”的话，1927年应该是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它是一个开始成就国家统一的重要分水岭，国民党开始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它不是转向农村，而是更加明显地走向城市中心主义。同样，它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反而逐渐强化其精英主义的特质。如果你谈的是中共革命的话，那么你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27年作为转折点的意义，却未必具有转型的定位的意义。1927-1937年，我一直讲，它是中共自己的左倾路线、共产理想，导致其自身失败的一个过程。虽然从1927年秋天以后它有一部分力量退到农村去，建立了工农割据和红军等武装力量，军事上也一度取得过一定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整个1930年代之前，它并不认同所谓乡村运动，依旧是城市中心主义的。1931年以后在莫斯科的干预下，放弃了城市中心主义，基本上转到农村里来了，但是它排斥统一战线的孤家寡人政策和选择

在沿海地区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作法，根本不可能成功，失败是必然的。我一直认为中共真正的成功是从抗战开始的，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或者说得再早一点，至少也是从1936年它到远离中国中心地区的陕北和重新制定了统一战线新政策之后才开始的。至于说反智主义倾向，我想也不是从1927年才开始的。恐怕从五四前后在中国有开始兴起这样一种思潮来了。读一下蔡元培1918年11月6日关于劳工神圣的讲演，读一下李大钊等人当年宣传庶民胜利、主张新村、鼓吹灵肉一体的改造，要求青年们到农村去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健康生活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早在中共成立之前，怀疑知识及其价值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很流行了。俄共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的观念，随着中共的成立，以及它全力依靠工农的政治策略，就更进一步把这种激进思潮推向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来了。它和1927年这个时间点应该说没有太多关系，1927年充其量只是部分共产党人因退到农村去，更重视了农民而已，莫斯科当时则要求中共更重视城市工人。

主持人：民间钱文军先生认为3.24南京事件是斯大林从“极左”转到“极右”的决定性因素，炮轰事件使斯大林担心英美等“西方列强”改变了对北伐军的态度，大批军队正在调往中国。一旦他们武装干涉，必将导致北伐彻底失败，所以下了一系列命令“纠左”，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正是斯大林“纠左”的举措。如果没有这个变数，国共

分裂也是必然的，所不同的是中共先动手，而不是“4.12事变”老蒋先下手。请问杨先生对此议有何高见？

杨奎松：我们看到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相关资料里看不到斯大林太多担心外国列强干涉的判断，而且，如果陈独秀中央有所谓“右倾”，最早也不是从南京事件开始，早在1926年12月就开始了。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迫使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相对保守谨慎的策略，开始转向激进。这有1927年2月中共中央承认自己太拘泥于革命阶段性，不敢向前迈进的决议可资证明。但即使有这个决议，中共中央也并没有对农民运动完全松绑，还是怕出乱子，尤其是影响到北伐军的粮食供应。在这里还需要了解莫斯科这时正在发生的斯大林和托季联盟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话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托洛茨基等人着力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右倾妥协，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也不敢太过退让。但当时情况下，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同时进占上海，双方都想取得对上海的实际控制权，为此，陈独秀等甚至下令不惜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直接冲突。斯大林是在这种情况下下令要上海工人暂时把武器埋起来，不要直接和蒋介石队伍发生冲突的。这是斯大林极其实用和精明之处，因为他很清楚，工人武装不可能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一旦双方冲突起来，一定会把蒋介石逼反，上海是列强的大本营，列强会乘机和蒋携手，更没有共产党那点武装夺权的机会。他采取退让政策的重要考虑在1927年4

月5日的一次讲演中解释很明白，就是要继续利用蒋介石，不要马上和蒋翻脸，把他逼到帝国主义一边去。他讲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名言，就是对付蒋介石等人，要像挤柠檬一样，把他们挤干净了再丢掉。由此也可了解，斯大林这时担心的主要不是列强的武装干涉，而是蒋介石。

钱文军：1927年3月24日南京排外暴行，《“中间地带”的革命》P127介绍：“被打败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以及刚?易帜?的原孙传芳军阀部队的官兵发生了哄抢外侨住宅和英美日领事馆的情况，造成外国人6人死亡，6人受伤。”我们知道此说乃历来教科书规范描述，有根据吗？现在已经有其他意见认为蒋介石采信的“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更为合理。因为“直鲁联军”已于前一日逃出南京，北伐军已进占南京一整夜平安无事，偏偏次日才发生，且受害人回忆打劫者皆北伐军士兵；且开进南京的是北伐第2军、第6军，都是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的左派部队，没有“易帜”的北洋军阀部队开进南京，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了。联系武汉、九江共产党指挥下已经发生民众占领哄抢租界的事件，有连贯性。还有说法称肖劲光亲自阻止了对日本领事馆的抢劫，这也符合斯大林关于不许冒犯日本的指令。请问杨教授现在哪一种说法更准确？

杨奎松：我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史料，有切实史料证实这个事情我会按照这个说法调整我的说法。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从当年就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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