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湖南醴陵制作的釉下五彩瓷更具收藏价值

当代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湖南醴陵制作的釉下五彩瓷更具收

藏价值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和历史 （一）釉下彩瓷源远流长

釉下彩瓷是我国一种传统的陶瓷装饰艺术。它的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唐时期，湖南长沙铜官窑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创了高温釉下彩绘的新技术。据考古工作者对遗物的研究，当时有在白釉下画绿彩的，有在黄釉下画褐彩的，有在青釉下画褐绿彩的，还有在青黄釉下画褐、赭、绿三色的等品种。在纹饰上，除了各种各样的图案之外，还大量使用了花鸟，走兽、人物等题材，直接以绘画的手法来美化瓷器。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个先例在装饰技法上也是一项新的发展。自此之后，宋代著名的磁洲窑和其它北方民窑中的黑褐彩绘，以及元、明、清的青花、釉里红这些釉下装饰工艺，都可以说是在长沙窑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并为釉上彩绘开辟了道路，使我国的彩瓷艺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醴陵釉下彩瓷就是在上述基础上再创造成多色的釉下彩绘。它的出现，突破了千百年来由唐代长沙窑创制的釉下单一彩瓷、以及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单色彩绘之风貌，而使釉下彩瓷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近二十年来，全国各产瓷区陆续以不同的制作规模和各

自的艺术风格在烧造这种瓷器，它已成为瓷器釉下装饰工艺中最主要的一种，广泛地博得了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喜爱。釉下装饰艺术是我国瓷器艺术百花苑中一枝异花奇葩，它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形体美、彩饰美于一体，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本世纪初，著名人士熊希龄等积极推广\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引进人才、改良工艺，促成了醴陵多种金属氧化物的高火性釉下彩瓷颜料的研制，创造了釉下五彩瓷，它先用墨勾线，然后用桃红、海碧、金茶等几十种釉下颜料，采用\平混\、\接色\、\深浅\、\罩色\分水技法彩绘于坯上，罩釉高温烧成，烧后墨迹挥发，而呈现白线彩色花纹。 1909-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质地精良、润泽清雅、色丰彩腴、艳而不俗的艺术特色，先后获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至此，醴陵釉下五彩瓷蜚声海内外。 1956年，原湖南省工业厅瓷器工业公司陶瓷研究所聘请名师，传授技艺，使停产25年之久的釉下五彩瓷得以恢复发展。1959年国庆十周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被选为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馆用瓷；首都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也是醴陵烧制的。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醴陵又成批精制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国宴餐具和国家礼品瓷。尔后，毛主席的专用餐具、天安门城楼用瓷、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

馆用瓷都指定由醴陵生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已成为湖南陶瓷的象征。 人们通常所说的醴陵釉下彩瓷，就是指釉下五彩瓷器。 （二）釉下五彩瓷器的创制

釉下五彩这一装饰工艺的创始、正好在醴陵瓷业由粗到细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它是随着醴陵细瓷的烧造成功而出现的。素称“瓷城”的醴陵，位于湘东，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县镇，此地交通便利，水陆相连，制瓷原料丰富，土质优良，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优厚条件。据＜＜醴陵县志＞＞记载，从十八世纪初（清雍正7年）开始烧造瓷器，发展到二十世纪（光绪年间）的最盛时期，全县有瓷厂四百八十多家，窑户主要分布东、北二乡、形成了以东乡沩山为中心的醴陵瓷区。然而从1729年（雍正已酉）到1906年（光绪丙午）的一百七十八年间，这些瓷厂均只能烧造粗瓷，其产品是以碗为大宗的釉下青花器。

本世纪初叶，著名人士熊希龄（字秉三、1866－1950年，湖南凤凰县人），鉴于两个世纪以来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和为了抵制洋瓷的侵入，有志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他以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二等参赞官的身份东游日本，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湘后，又与醴陵县人文俊铎等人共赴醴陵沩山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总结了当时危及粗瓷业生产的九个问题，弄清了发展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一立堂、二设公司”（熊希龄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要求设立瓷业公司的呈文，见＜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350－354页），1905年熊希龄呈文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要求设立瓷业公司，得到端方的赞助，于1906年在醴陵城北姜湾创立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学堂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六个月一期）两班讲授，除本省的师资外，还大量聘请江西景德镇的制瓷技师以及日本技师安田乙吉、大凡理吉等为教员。学习内容以专业为主，兼学文化。接着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设厂房，装置机器，组织制瓷工厂，成立湖南第一家官办瓷业公司，定名为”官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他亲自担任第一任总经理，锐意改良，专以制作上等瓷器为目的，当时很多的新式瓷器被选入皇宫为装饰品。从此以后，醴陵瓷业遂由乡村发展到城镇，由粗瓷发展到细瓷生产。

多色的醴陵釉下彩就是在这个立学堂、办新厂、设公司、制造高级细瓷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开始色料都是从日本输入，1907年以后，方正式使用自己制造的颜料。尽管当时的色料品种有限，色泽也不够鲜艳，但在九十多年前就能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制成高火性的瓷用釉下颜料，并在颜料品种不多的情况下使釉下装饰效果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是难能可贵的。

（三）釉下五彩瓷清末民初时期的兴衰

1906年设在醴陵姜湾的“湖南瓷业公司”，是当时我国一个

比较突出的新式瓷厂（见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1963年版219页）。瓷业公司到1913年改为官商合办。该公司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和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工艺较先进，制作严肃认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司一开办，就极为重视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艺人中，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最著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人。张晓耕（亦名张逢年，江西萍乡湘东人）既是釉上、釉下彩绘的全能艺人，又是才华出众的书画名家，金石、书画和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同时他对刻瓷、微雕和指头画，也有很深的功力。彭筱琴（湖南浏阳人）亦精通山水，花鸟，虽在技艺上稍逊于张晓耕，但由于他在醴陵的时间特别长，当时拜彭为师者甚多，所以其影响最为深远。此外，还有吴寿祺、傅道惠、游先理等几批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生。可见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力量是非常雄厚的，他们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瓷业公司在成立初期的几十年中，不惜工本制造上等瓷器（日用瓷仍多用青花装饰、陈设瓷则以釉下五彩为主）。所以出品优良、画工精美。尤其是釉下五彩陈设瓷，装饰效果别具一格，在当时就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1909年－－1915年，先后参加了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分别获得了

第一等之奏奖、最优奖和金牌奖、自此，醴陵瓷器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见1911年4月6日＜＜时报＞＞文章：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这一由粗瓷到细瓷，再由高级细瓷到博得声誉、销路骤增的飞跃，既反映了当时瓷业公司的成就，了标志着醴陵细瓷业的第一个光辉的时期。

可是在旧中国，醴陵釉下彩瓷只是风行一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兴盛时，前后只有二十三年。1918年间湖南瓷业公司遭到北洋军阀以及日本军触意的破坏，厂房和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被捣毁，以至场务一度停顿。后来由于整个醴陵瓷业日益凋令，到1930年前后，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釉下五彩瓷器也就基本上停止生产。在那些岁月里，艺人们“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技艺濒于失传。 （四）醴陵窑建国以后的恢复发展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

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

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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