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之比较

【摘要】包括 经济 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 科学 理论 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 方法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 发展 与创新关键在于方法论的正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 研究 ，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方法论与当代马克思者的方法论，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源于研究实践，而当代马克思者则是用来在实践中创新并指导实践。 【关键词】方法论；创新；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人类 社会 经济发展客观 规律 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理论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人类社会经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并留传后世的所有理论都因 历史 的延续而被刻上时空的烙印，从而会在时间的光盘上显现出它的偏差。我们现时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 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庞大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理性阅读，通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身上的发扬与光大，同时也会顿悟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被非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那种曲解与教条化。马克思方法论与当代马克思者的方法论，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源于研究实践，而当代马克思者则是用来在实践中创新并指导实践。发扬与光大、曲解与教条化都深深地留着时空的烙印。挥不掉抹不去的烙印若能警示并能使现 时代 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继承者们的偏差与失误减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类经济社会的福音。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国度和时期来看，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阐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进行客观 分析 所完成的一种科学性的预测，并非针对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给下的定义。“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1]（р.21）然而，一旦突破这种束缚，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特点的这种开放性与创新性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 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在批判和继承古典学派的方法基础之上创立发展的。对此，他从不掩饰。他曾经说过，“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这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р.24） 众所周知，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是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批判和改造的方法论。前马克思的诸多哲人及马克思的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们都没能写出类似《资本论》的科学宏篇巨作，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所在。 人类的初始经济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表面问题的研究上。在马克思这里，他吸纳了经济学史上各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方法，并对其加以分析，结合自己的心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开放性地广泛地吸纳前人研究方法的作法不但成就了马克思自己的事业，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从《1844年经济学 哲学 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三部手稿到最终统筹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展示它在形成过程中的这种开放性。具体来讲，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采用比较分析与批判相结合方式，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 政治 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从而体现了其研究方法独劈溪径的开放性一面；其次，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标志马克思的方法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但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更加大了综合比较分析的力度，使他的方法论更趋于成熟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这完全是由其科学的方法论所决定的，这个方法论的科学性完全由它的另一创新性来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正是李嘉图经济学说处于矛盾之中，迫切需要更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来解决李嘉图学说的矛盾，以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地理论方法上的创新，把实践的对象引进社会经济领域，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一下子突破进入通过经济现象揭示其本质的境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发展到庸俗学派，在马克思之前，一直没能完成商品的社会性上的跨越，相反却导致商品的拜物化，其根本原因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商品完成从物的属性到社会属性的分离。在整部《资本论》中，这种创新比比皆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从“实际”出发是众所津津乐道的。马克思也谈从实际出发，但事实上，与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有所区别的是，马克思在谈从“实际”出发之时，能从根本上揭示主要经济矛盾，这是马克思的创新。马克思在这里的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方面上的意义并非是普遍的矛盾堆积的一组数字，而是经济事例诸矛盾的特殊表现。在写作《资本论》时，有关地租问题，开始时，马克思依据英国的相关材料，但在具体分析时他发现了英国的这些具体的信息数据不足以体现经济事例中诸矛盾的特殊性，进而又添加了俄国的有关数据。对此，恩格斯评述道：“马克思在70年代，曾为这个地租篇，进行各种全新的专门的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报告及其他刊物，曾进行多年的研究。这种报告和刊物，是他的俄国友人，在完整的形式上提供给他的。他曾就原书撰成摘录，打算将来重新整理这一篇的时候利用它们。因为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的剥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所以，在地租那一篇上俄国所起的作用，应该和第一卷研究产业工资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作用相同。”[3]（р.11） 就是通过不断地创新，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实现不断地突破，从而使他的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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