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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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

论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

刘建国　1920年的俄国,是一股异常强大的社会潮流。它不仅发展为、中、右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还有着自己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因而侧重于对其社会政治纲领的研究;而深入到它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特别是文化观的研究,则向来显得薄弱。鉴于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在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加深理解整个民粹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本质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把握并了解其激进革命主义的本质,不能洞察民粹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也无法看清它在整个20世纪的深远影响。

民粹主义是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度是少数最残酷、最专制、最暴虐的制度之一。它造成人民极端无权的状况,民众任由官僚、警察鱼肉摧残,农奴处于人身依附地位,他们一年到头过着衣不蔽体、食若豚彘的非人生活。这种状况引起了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少数先进分子的愤慨和抗议。这些先进分子起初是来自少数所谓的“忏悔贵族”,后来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引起了他们深沉的思考:是走西欧那样的将人民引向贫困破产、充满血污的道路,还是选择一条俄国独特的、能避免西欧命运的道路?正是在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产生了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

俄国民粹主义萌生于19世纪40年代,形成于50—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发展壮大并达到高潮,经过80年代的危机和分化,后来以新的形态在90年代和20世纪继续存在和发展。这股思潮在俄国持续近一个世纪,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后,它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俄国哲学家弗兰克在1909年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时这样写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响起了知识分子意识中所没有的尊重文化、尊重生产力(物质的和精神的)之提高的主题,第一次注意到道德问题是从属于文化问题的,……但是这些内容没有能够长期主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所向无敌的压倒一切的民粹主义精神吞噬和同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学理论的不同,而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分歧的意义。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70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弗兰克,第57页)作为生活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弗兰克的这一描述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过去苏联时代有关民粹主义的著作中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民粹主义就偃旗息鼓、一蹶不振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弗兰克还指出当时“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社会政治纲领的不同,并不在“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点的不同。这就提出了研究民粹主义文化观的重要性问题。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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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民粹派之间,透过他们“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的分歧处,我们正可以窥见,何以“越左越好,越高尚,越纯洁”(弗兰克,第85页),成了1905年革命前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相当时期(甚至包括苏联时期)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突出的精神特征,而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所表现出来的激进革命主义,何以又在俄罗斯传布得那样广泛,并在日后绵延持续得那么长久。

二

所谓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原始文献和近些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史资料的考察,果的吸收和借鉴,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1.文化和文化进步由“,由人民付出的血汗代价所换来。民粹主义遵循的是“英雄与群氓”的唯心 《英雄和群氓》等文章而驰名。民粹主义“宣传派 拉甫罗夫也宣称,个人作为“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拉甫罗夫,第95页)他论证说,“历史只有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而“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因此,是“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推动了历史,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文化的改造。(同上,第82、86页)

在此,民粹主义特别强调思维和批判对于文化的作用。拉甫罗夫认为,文化在“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也“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同上,第85-86页)而“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要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同上,第84页)因而,民粹主义关于文化进步的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关系的看法,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文化的进步是由批判思维所推动的,也是由体现批判思维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实现的。

至于人民在文化进步中的作用,民粹派认为,文化进步是由人民付出血汗和辛劳,以他们世世代代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社会的大多数”,即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能使几个思想家得以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才能开办几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培养教育家。拉甫罗夫说:如果计算一下为“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之“生存和发展”付出的“劳动价值”,同时也计算一下为此而“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可能会大吃一惊”。(同上,第60-61页)在他看来,“有教养的少数人”所获得的文化知识,是人民世世代代流血流汗供养的结果。

每当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危机期,往往总会从这种制度内部走出一批“逆臣贰子”,就是说,要从统治阶级的成员中产生一些反叛者出来。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少数贵族青年受到西方特别是法国先进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思索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当中一部分先进者看到俄国人民尤其是农奴生活在非人的境况中,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养尊处优,还享有文化,而下层人民,农民和农奴,却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先进分子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宗教气质,就像列夫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贵族青年涅赫留道夫那样,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滋生一种“罪孽感”。他们认为,像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而“多数人”则“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同上,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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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的血泪代价。

这样,在俄国社会上便出现了少数对社会问题极为敏感、而且勤于思考和探索的所谓“忏悔贵族”。他们深切而真挚地同情俄国人民及其命运,决心为他们争得社会正义与公正。正像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所写的:这些少数有教养者当中的“一小部分”,深感自己所获得的舒适生活和文明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事”已无法拒绝和纠正;但“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拉甫罗夫,第65、90页)

这些获得文化的“少数人”,正是抱着这种“负罪感”,“偿还”人民为创造文化而付出的牺牲和苦难。他们自称为“”,,奴制充满了仇恨。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到民间去”,或做人民教师,,。但他们毕竟同人民有相当距离,,结果闹出许多误会,使“到民间去”的运,是民粹主义世界观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民粹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恒久的议题。这个问题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一是人民同旧文化人、旧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第一方面即如上面所说,其第二方面,则在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如果说“忏悔贵族”身上更多的是良心的自责和“报偿”的愿望,那么平民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则是被伤害、被侮辱的自尊心。因为他们来自中下层人民,他们在别人面前不是怀有“负罪感”,而倒是感到贵族气令他们窒息,上层贵族的妄自尊大伤害了他们敏感的自尊心。(Аникин,c.84)这使他们对旧文化人、旧知识分子及其承载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反感和否定态度。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官僚贵族、社会上层及其文化人所产生的嫉恨和仇视心理。

从一些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和俄国著名哲学家尼 别尔嘉耶夫对此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从下层来的新人”记恨文化人乃至由此殃及文化的心理原因。民粹主义者亚 瓦 多尔古申在谈到这种记恨心理产生的原因时说:“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受不到任何教育,只有一小撮人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福利。这一小撮人妄自尊大,把大多数人叫作粗野的乡下佬,自称为高尚而有学问的人。但是,就算这些高尚的人不妄自尊大,不在我们穷人面前趾高气扬,我们也多少知道他们一些底细。我们知道,他们早就丧失了自己的人的尊严,他们随时随地都要侮辱、欺负和压迫别人;他们的心已变得冷酷无情,对一切真正善良和公正的事物都置若罔闻,满脑子都是不可遏止的贪欲。”(多尔古申,第249-250页)

尼 别尔嘉耶夫对此进一步说道:“从下层来的新人”,因其父祖辈“被剥夺了所有文化”,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按其对旧文化人的态度”来说,这里带有某种“复仇的情感”,“在天性上是怀恨、记恨(ressentiment)”的表现。(别尔嘉耶夫,1998年,第126页)

这些来自“下层”的“新人”对“旧文化人”的态度,是一种受压迫者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情绪。这种情绪必然传染给这个群体中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们,并在他们的思想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同时,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部分中下层群众类似情绪的影响。二者相互共鸣而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再由思潮转化为某种方针政策,而加诸到“文化人”身上。所以,在文化落后的农民国家,特别是在农民革命过程中受农民革命的影响,一般总处理不好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其最深根源即在于此。

2.反对文化崇拜,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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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粹主义对待“旧文化人”的态度相联系,民粹派对待一般文化也表现出了某种偏激情绪,即对文化持过多否定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民粹主义产生初期和它出现以后的相当时期,俄国并不存在“民粹主义”这一用语。最初用“虚无主义者”称呼的一些人,指的就是民粹主义者。我们在屠格涅夫186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与子》中最早见到这样的称呼。作品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被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阿尔卡季称作“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向他的伯父介绍自己朋友时说,虚无主义者就是“一个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人”,也是“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不管这些原则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屠格涅夫,24页),以前在评论《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时,民知识分子,即19世纪50年代末—60。当然,严格地说,,但是作为一个冷静的、严格的、,。从“虚无主义者”所具有的“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思想特征、艺术、音乐、绘画等等的态度(同上,28-57页),同民粹主义的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中所说的以下一段话加以对照:“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知识时,……他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现在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应有医学”(Каторгаиссылка,с.56-57);也可以再同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提供的民粹主义者对待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态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这三者提供的情况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说民粹主义对文化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是可信的,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民粹主义对文化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其动机一方面如上面所述,是由于认为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似乎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仿佛文化本身也沾染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别尔嘉耶夫,1998年,第58页)。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待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有关,这一点本文在后面将会谈到。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认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因而对它们加以否定。至于对大学教授,则认为人民因为他们“从事抽象理论”而对他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来,“大部分教授是官吏”,教授和学生之间除个别之外,“也没密切的、有机的内部联系”。他们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在他们看来,“星期日学校大都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夏波夫,第32-33页)

否定大学教育是民粹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彼 阿 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都曾抱有这样的思想。克鲁泡特金甚至说,“必须关闭一切大学”,“我们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大学”;“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工人学校”一旦发展,便将“超过现有的大学”。(克鲁泡特金,第272-273页)巴枯宁则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说这些学校“总是力图使你们脱离人民”;你们“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巴枯宁,第52页)

3.以道德主义作为评价精神文化的最高标准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所谓“一切从属于政治的世界观”;又说,“俄罗斯民粹派的心灵是道德化的,它对世间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民粹派遵循的是“道德主义”(别尔嘉耶夫,1999年,第73页);弗兰克则指出,这种道德主义“要求个人的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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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弗兰克,第56页)这实际上是说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也要服从于他们的道德-政治价值标准。

民粹主义把革命的标准极端化,以其纯主观的政治-道德标准来否定科学和文化的自身标准,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因为科学真理是客观的,一般来说纯粹的文化价值也有其客观性:不论持怎样的政治-道德标准,总不能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能不承认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美。

进一步说,对于追求科学真理和纯文化价值的中立主义者或不问政治的人,在,因为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有其连续性。民粹主义者主张“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时”,“而只要对“迫切的现实问题”采取“冷淡主义”,“,”(拉甫罗夫,第116页),,无疑将造成科学和文化的中断而妨害它们的发展。》中所宣布的:对革命者来说,“凡能,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Каторгаиссылка,.),。在这里,科学和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实际上已被他们宣布为是“妨碍革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按照民粹主义的原则,一切科学建制,包括一切科学家和文化人、所有专家和学者,都必须“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将自己的研究“摆在次要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一切科学家和文化人都应该投身政治,否则他们“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就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必然的宣判:……将是一种反动因素,而不是进步因素”。(拉甫罗夫,第116页)

到了苏俄时期,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评价文化艺术的标准问题,实际上就受了这种政治-道德价值至上论的影响。(托洛茨基,第291-292页)也正是受了这种影响,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宁愿相信并支持李森科“春化小麦试验”的伪科学,也不愿相信生物遗传学的科学真理。

4.对科学和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

关于民粹主义在科学和文化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在同自由主义贵族辩论中的一段对话,可以看作是一个通俗易懂而又集中的概括。巴扎罗夫在辩论中说:“我们行动的根据就是我们认为有益的那些东西”———“在目前情况下最有益的就是否定———于是我们便否定。”论敌问:“否定一切吗?”答:“否定一切。”(屠格涅夫,第56-57页)

这段对话异常精练集中地把民粹派的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概括的阐明。民粹主义的行动准则就是“有益”二字:因为对“目前情况最有益”,所以,便“否定一切”。

对功利主义不能不做分析地一概否定,但功利主义不能偏狭化,不能走向极端。急功近利,只顾对眼前“有益”,而不从长远需要考虑,不管全体人民、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福祉,就是狭隘的极端的功利主义。而民粹主义奉行的就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极端的功利主义。

正是出于对目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有益”的考虑,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一致认为,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脱离人民”的大学。也正是只对实际生活“有益”考虑,并且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民粹派“主要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别尔嘉耶夫,1998年,第129-130页)19世纪60年代的著名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崇尚务实”,因此他“只承认自然科学,鄙视人文科学”。(同上,第52页)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在其纲领性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中规定:革命者“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为此也仅仅为此,他们现在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应有医学。

)……但目的是一个,就是最快地、最坚决地破坏这个可恶的制度”。(Каторгаиссыл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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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在科学和文化上的极端功利主义,是同其文化观的虚无主义和道德主义(或者说政治-道德价值至上论)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者出于对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极端功利主义,宣称只需要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学理性之类的学问如哲学、美学等,纯艺术性的高雅作品如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等,都视为“贵族式的”奢侈品而一概予以否定。只有实用的自然科学和立竿见影的工艺性的技术,才被他们看作是“有益的”。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同样地,政治-道德价值至上,也必然看轻或否定科学真理和纯文化价值,。

所以,弗兰克把民粹派出于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和政治-,看作是一种“反文化趋向”。他说:“的道德主义特点,,。‘民粹主义’,,它否认一切绝对价值,把为‘;道德主义,它要求个)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反文化倾向,’,为了在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而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潮流,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和纲领于一身。”(弗兰克,第56页)

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而使自己“与纯粹的文化观念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同上,第55-56页)

5.在文化上把批判斗争绝对化,具有宗教教条主义的偏执性和不宽容性

民粹派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一句话,对敌人极端仇恨,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令人敬佩的。民粹主义的进步性最突出地表现在这里,即使在今天也未失去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民粹派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对待可团结联合的朋友、他们当中的不同意见者,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在同民粹主义“宣传派”即稳健一翼的代表拉甫罗夫就《前进》刊物的办刊方针问题发生争论时,竟然说后者的“宣传远比我们的文坛密探们警察式的反动宣传危害更大”(特卡乔夫,第358页)。这俨然是把同志、战友当成了敌人,甚至视作比“密探”和“警察”还危险的敌人。

实际上,当时在俄国发动革命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拉甫罗夫主张多做宣传和思想教育,为将来发动革命做准备,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特卡乔夫对持不同意见的不同派别的同志竟大肆挞伐,动辄上升到最高原则来论罪,说“谁不相信当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谁就是不相信人民,谁就是不相信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谁就必定会到人民之外去寻找某些能够教育人民去实现变革的力量和成分”(同上,第350页)。在这里,推理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将“人民之外”二字加以强调,就是指责对方要依靠异己力量而背弃人民。

以这种动辄论罪的偏执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战友和朋友,对民粹派来说是一种很典型的处理内部关系的方式。这在他们的一份革命传单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这份传单规定:“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青年俄罗斯》,第30页)

在俄罗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不宽容性,是同过去各教派传统的争论和冲突有很大关系的。当时俄罗斯的下层群众知识缺乏、文化低下,为一点宗教祭祀礼仪上的细枝末节往往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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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以至酿成教派的严重冲突和分裂。这种宗教教派及其教条主义的偏执,几个世纪以来已形成了一种文化气氛和精神气质上的传统。

民粹主义激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稳健派的代表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第84-85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这是乱了敌人,,情况下,若仍这样无休止地斗争,,这是不允许的。正如布哈林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就是加强国家(直到国家开始‘消灭’阶级)的路线”。(《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49页)但民粹派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人并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批判和斗争,把斗争绝对化,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在实践中是经不起检验的。

民粹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将批判斗争的绝对化,部分原因是由旧制度的迫害造成的,部分原因则是源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的偏执是自卫式的,因为惟有偏执才能在敌对的世界中得到自保;只有思想狂热才能忍受住敌人对他们的残酷迫害。

在民粹主义那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加区分的。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转引自弗兰克,第62页)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破坏等同于创造,等同于建设。弗兰克认为,破坏对巴枯宁来说,不仅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是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弗兰克说,在这里我们正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卢梭主义的回声”:“它使罗伯斯庇尔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王国。”(同上)这实际上是把破坏的价值绝对化,导致了对破坏、暴力、斗争、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争代替了创造,而一旦用批判斗争代替创造,就会带来道德的消亡。所以,弗兰克说:“当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中与异己观点的斗争取代了新思想的独立创造时,这些文化形式本身也会蜕化变质;当批评、指责、愤怒的否定力量在道德生活中开始战胜友爱、赞扬、认同的积极因素时,道德就会消亡。”(同上,第64页)他还说,“无论在哪里,斗争即使是必要的,也不直接是人类活动的生产形式,不是善,而是不可避免的恶,如果它取代了真正的生产劳动,则将导致相应的生活领域的贫乏和衰落。”这位深刻的哲学家早在1909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民粹主义的基本的道德-哲学错误,“就是把斗争因素绝对化并因而忽视了最高的、普遍的生产因素”。(同上,第64-65页)

三

对民粹主义的文化观作了以上概括性阐述之后,现在从总体上对它再作若干评价。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民粹主义文化观的历史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民粹派是站在深刻的人民性立场,怀着对人民的真挚感情,以竭诚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来观察文化问题、解决人民所面临的迫切文化问题的。他们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能从人民所急需的视角解决文化问题。他们要求文化的平民化,要求文化解决人民的眼前需要,尽管从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来看这种要求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对人民的那种真诚和挚爱,我们是应该为之动容并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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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但是,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干粗活儿的下层群体、手工业者等等,而并不是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样的劳苦群众实际上多是小资产者和贫民,他们正如列宁所说,是被旧制度压榨、欺凌、弄到赤贫发狂的人。他们的心灵因极端受压抑、受侮辱而被摧残甚至被扭曲,民粹主义者从特定角度反映、代表这个群体的心理和思想情绪,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对旧文化人的记恨、迁怒而及于文化本身,他们一味主张破坏、暴力,他们斗争的偏执性、极端性,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这里涉及到民粹主义的极端性和片面性问题。,问题缺乏人类文化的宏阔视野,,,,而且只是着眼于这个群体目前一时一事的需要,,值和艺术的纯美学、纯文化价值、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所以,我们对民粹主义狭隘,,对其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上的危害性,必须予以充分认识。

参考文献

巴枯宁,1983年:《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别尔嘉耶夫,尼 亚,1998年:《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东方出版社。

　1999年:《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

《布哈林文选》,1981年,人民出版社。

多尔古申,亚 瓦,1983年:《致俄罗斯人民》,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弗兰克,1999年:《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

克鲁泡特金,彼 阿,1983年:《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拉甫罗夫,彼 拉,1983年:《历史信札 第八封信》,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特卡乔夫,彼 尼,1983年:《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屠格涅夫,1997年:《父与子》,张铁夫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托洛茨基,1928年:《文学与革命》,开明书店。

夏波夫,阿 普,1983年:《村社》,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Каторгаиссылка,1931,№4(77).

)”Аникин,А.В.,1995г,“Элементсакальноговрусских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теориях(Кистории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идеологии,см.

Огечесг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1.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朱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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