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贱民制度

中国的贱民制度

奴婢

中国古代的贱民一直包括奴婢(奴隶)，早期“良贱”一词中，“良”指自由民，“贱”就是指奴婢。贱民甚至包括已被释放的奴婢。 部曲

部曲最早指“将军”辖下的部队，但到了三国时期已经称为了依附于豪强的依附民，成为了半自由人。到了南北朝成为了地位高于奴婢，低于平民的贱民阶层。部曲被当作属于其主人的财产。 娼优隶卒

“娼优隶卒” 分别指妓女，戏子，衙役，獄卒。 堕民

堕民又称“怯邻户”，明代称“丐户”，后世称为“堕民”。在绍兴亦称“丐户”或“乐户”。元明清时，浙江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平民。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不得与一般平民削籍和通婚，与平民同列。堕民亦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

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通常為固定某些姓氏，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福建]][[两广]]的[[疍民|疍（dàn）户]]等。

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

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

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

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

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

[[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廢除賤民階級，但针对福建的[[福州疍民]]的歧视禁令仍然一直存在到[[清末]]，直到[[中华民国]]时期才立法予以消除。

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观念里，“倡、优、隶、卒”四项为贱业，就是妓女、戏子、皂隶（官府里行刑的衙役）、禁卒（看管监狱的衙役）这四类人为贱民。所谓“倡优隶卒，世所不齿”。直到20世纪初的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还是说“最贱之人，倡优隶卒”。

所谓“皂隶”实际上是泛指各级衙门里的各类勤杂人员，主要号为“三班衙役”：一是站班皂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法警，负责跟随长官左右护卫开道，审判时站立大堂两侧，维持秩序，押送罪犯，执行刑讯及笞杖刑。二是捕快班手，简称捕快，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从事传唤被告、证人、侦缉罪犯，搜寻证据。三是壮班的“民壮”，负责把守城门、衙门、仓库、监狱等要害部分，巡逻城乡道路，有点类似于当代的武装警察。此外，验尸的仵作，行刑的刽子，管监狱的禁卒牢头，包括送信的铺兵，看管仓库的斗级、库子，服侍长官的门子，以及轿夫、扇夫、伞夫、更夫、伙夫、灯夫、茶夫、水夫、鸣锣夫、钟鼓夫、脚夫等等，都统称为衙役。这其中，除了“民壮”之外，

其他衙役都属于贱民。在社会观念上视衙役是比娼妓戏子更贱的职业。

为何皂隶会成为贱民？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来说。最简单的“孝道”，是《孝经》上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皂隶因为在衙门里工作，只要一旦有工作没有完成的，就要遭到长官的责打。动辄挨打，因此有损父母给予的身体，于孝道有亏。另外，衙役除了被打之外，他的职责也允许他打人抓人，有可能欺压良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这是“不祥之事”，是很容易“伤阴德”，将来得不到“好报”的。这也是普通百姓对此唯恐避之不及的。因此，皂隶这个职业成了受社会排斥的行当，沦落为让人侧目的贱民。 良贱区分并非等闲。一入贱籍，不但生活方式不得同于齐民，且“不能应考出仕，不能与良民通婚，与平民之间的伤害罪也不能以凡论而适用一般的条文，法律上实际承认良贱为法律地位不平等”。 贱民不能与良民通婚是个单向的问题。法律严格禁止的是贱民娶良民为妻，这样的情况，不仅事干刑律，要打板子，而且婚姻无效，官府要强行断离。《宋刑统?户令》中规定：“奴诈称良，娶良为家女为婚者，所生子孙女从良，女方知男方为奴者，从奴。”

接下来，贱民不能应考出仕，意味着失去了上升的通道，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变通。一般贱民经颁旨豁除贱籍，或为人家奴的由主人放出，且至少历经三代，且没有再从事贱业的亲友，才有考试的资格。

中国古代的社会身份流动性制度就可以看到，虽然身份等级制度是严格的，但是人们在这个严格的身份等级之中进行纵向流动却是被

允许的。平民阶层可以通过合法途径，逐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改换身份等级，这其中，男子入赘官宦之家就是一个晋身的合法途径。汤显祖的《邯郸梦》中所描写的卢生，正是通过入赘崔家，得到了崔氏女的金钱和各种家族裙带关系的帮助，才飞黄腾达，从一个平头百姓一跃而成高级贵族。

我们要区分两个重要概念，即“良贱制度”和“良贱之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良贱之分”始终存在，而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只存在于中国中古时期，也就是魏晋到北宋。这不仅在历代的法律规定上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而且从社会的实际生活及对社会大多数人影响的程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也只存在于中国中古时期。中国中古良贱制度中的贱民阶层实际上包括多种不同等级的贱民，这些不同的贱民及其身份地位及与良人的关系等，在中古时期的法律中都有着明确、严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及这些身份等级，在中唐以后的社会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北宋，除奴婢外，其他贱民阶层已基本不存在了，或有些名称虽存，内涵却完全不同了。宋人费兖《梁溪漫志》卷九《官户杂户》所言：“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 可见至北宋整个官私贱民的各个阶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良贱制度已经完全动摇而不能够成立了。

南宋时期，刚性的良贱制度已经基本消亡，剩下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观念中形成的良贱之分而已。

[编辑本段]

堕民释义

堕民又称“怯邻户”，明代称“丐户”，后世称为“堕民”。在绍兴亦称“丐户”或“乐户”。元明清时，浙江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平民。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不得与一般平民削籍和通婚，与平民同列。堕民亦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 堕民虽与一般平民毗邻相处，然习俗殊异，地位低下，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堕民获得新生，与一般居民的界线完全消失，地位完全平等 。

 明代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丐户》：“今浙江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监诸职，如吴所谓伴婆者......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巨富，禁不得纳赀为官吏。”《清稗类钞.奴婢类.喜婆》：“绍兴有堕民巷者，居方里，男为乐户，女为喜婆。齐民婚姻，则其男歌唱，其妇扶持新娘梳妆拜谒，立侍房闼如婢，新娘就寝始出，谓之喜婆，能迎合人意，各遂其欢。服役之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顶替，彼此买卖，皆有契券。婚嫁、祭祀外，常时则以说媒、售衣锦为业。” [编辑本段]

1.起源分布

起源

堕民起源，众说纷纭。大致有下列九说：

一、据《越言释·惰贫》所云，越王句践时，“简国中之寡妇淫泆者，则皆输山上，壮士忧愁者，令游山下，以适其意。此其所孕育皆出于野合，其势自不得与齐民齿，或者支流蔓延”，遂成堕民。

二、秦末，项羽于楚汉争霸中兵败身死，余部誓不臣汉，刘邦抚之不降，杀之不忍，将其贬为堕民。

三、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弹唱、歌舞，不理朝政，沉湎声色。“安史之乱”后，宫廷乐师辈以乐而忘忧罪，遣为“堕乐”，遭贬斥流落绍兴等地，以“度曲”度日，人称“度民”， 贬称“堕民”。

四、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侵，宋将焦光瓒率部不战而降。金兵既退，焦部为时人所不齿，被贬为堕民。明太祖朱元璋定户籍，编其为“丐”，住于里巷。 五、元灭宋后，将其罪俘遣送至江浙一带，贬为堕民。

六、据《洪武四年禁止再呼堕民铜碑》云：“元主登基，大臣张洪范出奏诏聘宋臣。有宋朝总制谢枋得隐居温州，出辞本不愿受职。本曰：?贬我牛者，牛而应之；贬我犬者，犬而应之；贬我游堕民者，堕民应之。?元主见本，龙颜大怒，准贬堕民。” 七、朱元璋灭元后，将蒙古贵族贬为堕民。

八、明初，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后，因其部属甚众，诛不胜诛，遂下令贬为堕民。

九、明永乐皇帝朱棣将其政敌贬为堕民。

根据堕民自述、史籍记载以及民俗学者考证，多以为堕民起源于南宋，即上述第四说。如明代徐渭与沈德符均认为堕民“相传为宋罪俘之遗，自云宋将焦光瓒部属，因叛宋投金，故被斥。”明末清初顾炎武云：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其先是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投金被斥。 分布

堕民足迹所及，遍及东南诸省，然泰半定居于以下浙江诸县：

１．绍兴，２．宁波，３．上虞，４．萧山，５．长兴，６．东阳，７．慈溪，８．奉化,

９．镇海，１０．象山，１１．温岭，１２．乐清，１３．义乌，１４．诸暨，１５．定海。

据抗战以前浙省统计，在宁波有1106人，上虞3295人，慈溪2210人，奉化2000人，镇海1316人，定海6650人，余姚383人，温岭2112人，义乌1874人，东阳2864人，象山385人，全数约近两万人左右。这以外，在堕民的最大居留地——绍兴，全县堕民总人口当在3万人左右。旧时，堕民聚居一隅，不与一般平民杂处，不得从聚居处迁出。

绍兴城内堕民恒集居里街，即三埭街。在狭小不平的街道上，有百余家堕民开张的商店。三埭街又称“堕民街”，从南首新桥以北起，到斜桥直街一带，以月池坊口为止，自西到东共有三条狭小的街衢。靠北首月池坊口为永福街，中为唐王街，南称学士街，这是堕民的城府之地，住着约莫七八百户、5000以上向被人蔑视的人。 在绍兴城外的堕民则多庙居野处，偏门外的牛角湾到止水巷前，昌安门外的念一堡，东关区的中天花，皋埠区的玉带桥，马山的夹里村，斗门的榆林，汤浦区的寺山，南池区的雾露桥，漓渚区的九板桥，柯桥区的蔡堰，啸唫镇的韩浜，安昌区的彭家溇，长寿寺东的七市村，齐贤乡的洋石岸等地，全是堕民住居的所在。 [编辑本段]

2.堕民生活

 旧时，堕民不得入四民(即士、农、工、商)之列，故四民均可直呼堕民之名。堕民统称四民为“大百姓”。四民贱呼堕民为“惰民”、“惰贫”、“怯邻户”、“乐户”、“丐户”、“大贫”、“小百姓”、“轿夫”、“轿头侬”、“栏公”等，而堕民对四民则必用尊称：对男性，须称年长者“相公”、有职位者“老爷”、年轻者“少爷”、小孩“官官”，称新郎为“驸马老爷”；对女性，则称“太太”、“奶奶”、“小姐”之类。新昌儒岙、回山一带，堕民对其他平民不分男女老幼均须称“娘”，据云堕民得以生存，全靠“大百姓”“养 活”，“娘”、“养”音近，遂讹为“娘”。

堕民的信仰与一般平民相仿，以信佛为主，所不同者为一概崇拜唐明皇。唐明皇首倡梨园，旧时伶人奉为祖师。演戏为堕民职业，故尊称之为“老郎菩萨”，于绍兴三埭街建庙，“供唐明皇于中，号老郎庙”(清《越中杂识》)。并多于居住处置唐明皇塑像或画像，有演戏时礼其雕像之俗。

堕民服饰与一般平民有所不同，男人头戴狗头帽，裙以横布，不着长衫；如以演戏为业，则前半头剃光。男子于严寒之日，身着棉袍，脚上亦少穿袜，故有“赤脚堕民”之称。妇女蓄长约八寸之大束头发，挽成高髻，插如意簪，此种发型俗称“老嫚头”；身穿黑色背心，俗称尼衣，下着黑色折裥裙，忌用红线；若出门，定挽方底有盖圆竹篮，俗称“老嫚篮”。食料除糙米外，番薯、玉蜀黍，亦为主要食粮。在他们自成一统的住区内，全是歪斜破损不堪的竹篱茅舍，干净的屋子难得见到，走过三埭街时，会有一股腐败的气味袭来，屋旁多是茅厕，因为粪便是他们靠着生活的一种资源啊!绍兴城区三埭街以外的堕民大部是住在庙堂中。 [编辑本段]

3.堕民职业

堕民与一般平民几乎不共职业，正如鲁迅所云：“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此等职业旧时视为“贱业”，大致有如下几类：

做饴糖 堕民以碎米、潮米或玉米等为原料，制成饴糖，俗称“堕民糖”。堕民用此糖兑换废旧物品，整理加工后出售以取薄利；或于糖中掺入芝麻、花生仁、玫瑰等，加工成“旗杆糖”之类的食品，每逢四时八节送主家为贺，以换取赏钱。旧时绍兴农历腊月祭灶之饴糖，即多为堕民所制赠。

扎“阁富” 堕民以竹枝、彩纸扎制形似小花轿的“阁富”，于旧历年底前分送主家，备作廿三夜祭送灶神之用，并以此求取主家赏赉。

挑换糖担 堕民从事商贩业的主要形式为挑换糖担，俗称从此业之堕民为“小货佬”。每当农闲时节，堕民即肩挑货郎担，手摇“的笃鼓”，以价格低廉的针线、火柴、钮扣、玩具等，下村沿门叫卖。又以自制饴糖向人家换取废旧物品，故称换糖担。所收废、旧物品大致为：

家禽毛、猪毛。鸡、鸭、鹅羽毛，经翻晒、选择、整理后，转卖给厂家作床垫等原料，或加工制成鸡毛掸帚出售；猪毛，一部分制成板刷出售，一部分转卖给农家作基肥。

头发。头发按长短归堆，长者用以制作演戏用假发、假辫、假胡须及水乡农民、渔夫、船工冬日穿用之发袜；短者转售给农家作壅田基肥。

旧棕。破蓑衣、破棕绷等废旧棕制品，经清理、加工成棕绳、棕垫及棕绷等出售。

破布。废旧布料，经蒸、洗、漂、晒后，整理打包，论斤出售；或用以打布箔，作布鞋衬垫；或用来扎拖帚；或销售至沪杭等地厂家作揩机布及造纸原料等。 旧棉花胎。废旧棉花胎经漂洗、晒燥、弹松，加工成棉花胎(俗称“还魂花”)出售；亦有不经加工，直接打包售至沪杭一带厂家作造纸原料等。

抬轿 不少男性堕民充当轿夫，以抬轿为主要职业。因而，新昌人称堕民为“轿夫”，诸暨人称堕民为“轿佬”。

理发 旧时，视理发为贱业，从事此业者，人呼之为“剃头佬”。上虞、嵊县、新昌等地的剃头佬，除部分来自天台外，大多系当地堕民。女性堕民则兼为妇女“开面”和修面。

配猪种 养公猪为农家母猪配种，旧时视为低贱行当。新昌不少堕民从事此业，这类堕民被贬称为“栏公”。

抲田鸡 在绍兴等地，亦有堕民以田鸡出售维持生计者。田鸡即青蛙，益虫，民间向奉为“护公大将”，视田鸡为“罪过”。堕民以此业挣钱，深受鄙视。

演戏 绍兴堕民以演戏为业者甚众，所演多为“绍兴大班戏”(后称“绍剧”)。堕民家庭出身而负盛名的演员有小花脸王茂源、小生阿林、老生彭云生(艺名筱昌顺)、花旦林玉麟以及以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著名于世的章宗义(艺名为六龄童)等等 。 20年代，为绍剧全盛时期，以演戏为业的堕民占演员总数20%左右，“自名角至杂差，总计共四五千人左右”。堕民除舞台演出外，尚有一种“坐唱班”，每班至少6人，以应邀至主家坐堂清唱为主。30年代前后，绍兴三埭街即有“荣华堂”、“余庆堂”、“全福堂”等20多班坐唱班。大户人家遇有红白喜事，多雇其坐唱。

贴“年签”与跳“灶王” 旧时春节期间，堕民分批在民居大门逐一粘贴“上上大吉”、“招财进宝”等“年签”，或送“春牛图”，或送“灶神像”，或装扮成灶公灶婆，于门庭外讴顺流、唱赞词，以博主家欢心。此举实为乞讨，堕民身背布袋或肩挑箩担，主家即以年糕、粽子之类投入其中，以为赏赐。

老嫚及其职业 女性堕民婚前称“鳗线”(鳗与嫚谐音，鳗线即小鳗)，婚后则称老嫚或喜婆。旧时，每户人家均有固定的老嫚走动，老嫚视主家所给之赏赐为产业，称之为“当年田”。老嫚去世，由其媳继承，代代相传。非至极穷，绝不愿与旧主人断绝关系而将走动权出卖与其他老嫚。转卖走动权可不必征得主家同意，但转让双方须立契据。转让价格视主家贫富、人口多少等商定，每户大洋数十元至百元不等。 老嫚于四时八节及主家娶媳嫁女、弥月得周、建房迁居、寿诞丧葬时，均须上门服务，并借此讨取赏赐。老嫚至主家，必说吉语，俗称“多嘴老嫚”。如见小主人，便云：“小少爷，吃了我的旗杆糖，将来读书赶考当个状元郎!”见老年妇女，则谓：“太太，你福气真好，笃定有一百岁好活!”如主人经商，多云：“少爷，祝你发财赚元宝!”对女主人，常谓：“姑奶奶，祝你来年添个小宝宝!”即使对小姑娘，老嫚亦会赞曰：“小姐长得越快越好看，将来嫁个如意郎，我好陪侬进洞房!”堕民善以多种手段向主家索取财物，故绍兴有“堕民打抽丰”之俗谚，寓有死要硬索之意。如主人无端命老嫚勿须上门， 则老嫚视为奇耻大辱。鲁迅晚年感慨道：“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尽管“多嘴老嫚”遭人轻视，但绍俗却以路遇老嫚为吉兆。 [编辑本段]

4.历史地位

堕民历来备受歧视与奴役。早在宋时即为人所轻，元、明、清时被列入“丐籍”；其所从事之职业，均被贬称为“贱业”；平民视堕民为“贱人”，堕民之举止行动，一概侮之为“贱相”。凡涉及堕民之语言均带贬义，如“堕民那儿子”，讽喻不长进，没出息；

“坐廊下头的”，意指低人一等，须另眼看待；“滥眼堕民嫂，看见(东西)样样要”，讽喻硬讨坐索之无赖相。

旧时，堕民地位低下尚表现于以下方面：

居住。堕民世世代代自相聚居，其住宅较一般平民“檐低三尺”。平民虽贱至苦力，亦不愿意与堕民为邻。如村中仅一二户堕民，往往居于祠堂边披屋，以便村人随叫随到。堕民对出身讳莫如深，多不愿自道聚居之处。

礼仪。堕民见平民恭敬有加，而平民见相识堕民多不与之为礼，更不屑同坐。堕民因寿庆、婚嫁等出入主家，仅允于廊下、檐下、灶间等处休憩，不能擅自登堂。 婚姻。堕民自相婚配，不与平民通婚。平民如与堕民联姻，则亲友与街坊邻里均视作奇耻大辱，拒绝往来。

教育。堕民子弟无缘进入私塾或学堂。学生拒与堕民子弟为伍，故天赋聪颖之堕民子弟亦为学界所不容。堕民因无处接受教育，绝大多数为文盲。

科举。堕民不得赴考求官，即使稍有资产，亦不能捐资纳官，故堕民无为官从政者。

治安。凡发生盗窃、抢劫案件，皂役、地保、警察、保甲长均无需履行当局颁布之法令，可至堕民聚居区任意查抄或抓捕，堕民人身、财产较一般平民更无保障。 习俗。主家举筵后之残羹剩菜俗称“阿？”，例归堕民，而堕民则必以所得阿 ？其祖先。送灶，平民皆于十二月廿三夜举行，唯堕民必于廿四夜。上坟，平民例于清明当天，或清明前后数日，堕民则在谷雨以后。

明、清两朝与国民政府曾颁旨发文，试图消除对堕民之歧视，如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颁诏禁止再呼堕民；清雍正元年(1723)，宁绍台道奉礼部削籍之文，通饬各县削除堕民丐籍；乾隆二十年(1755)，绍兴府重申雍正元年旨意，晓示削除堕民丐户籍；乾隆三十一年，绍兴府示遵部议准堕民捐监与应试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补臣、杨月泉和卢洪昶等士绅于三埭街创办同仁学堂，吸收堕民子弟入学；民国元年(1912)， 孙中山通令堕民与其他百姓“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但堕民悲惨境遇并无根本改变。

旧时，堕民艺人有谚云：“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著名绍剧表演艺术家章宗义，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善于吸收各派猴戏所长 ，将孙悟空人、神、猴三者气质融于一体，因有“江南美猴王”之誉，为堕民后代之杰出代表。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jj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