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的视野，体系的建构 - 《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

跨国的视野，体系的建构——《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述评

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吴前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第3 期

20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由经济、社会互动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并开始进行热烈探讨的时候，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一种具象化的全球化表述理论得以在各个层次逐步展现，它以移民为载体，透视多种身份、兼跨两地的网络中的群体和个人如何或主动或被动地作用于原籍地和居住地之间的社会结构。如今，当这种理论论述及其运用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大行其道之际，我们很惊讶地看到一位从中国大陆出发，环游了东西半球，尔后停靠在新加坡的知名华人学者刘宏博士正在跨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重新推展和建构一种更能有助于说明东方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的互动范式，而这种具体的研究和创新的成果，便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作者试图通过以西方的理论作铺垫而不囿于此的角度，归纳、分析和想象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区）关系互动中已有类型、现实脉络和未来场景，其理论创新的意义十分鲜明。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整个研究论述的轨迹不仅反映了作者本身的治学经历，更显示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和环环相扣的思维演进。恰如王赓武教授所言：在刘宏博士十余年的试验与探索过程中，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从事许多层面的研究与写作。这些研究层面的逐一展开依次表现为：从初期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该书的第四部分：东南亚的视野 国家社会关系的多元格局），到突破民族国

家视野，以跨国的思维来解构中国－东南亚国家（地区）关系中的个人、群体、社团乃至网络等等（该书的第三部分：当代海外华人跨国网络 机构基础与社会特征），均可以看到，这种思维的跃进是连贯的，并

且正在趋向构成一种清晰可见的体系（该书的第二部分：中国与东南亚 多维互动模式），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和国际关系等多学科角度建构作者拟议中的：“中国－东南亚学”（该书的第一部分：导论 理论与分析框架）。可以说，整项研究是作者过去10年在有关中国－东南亚国家（地区）互动关系研究方面的硕果汇集，也是新一轮学术研究的起步和脉络之源。

因此而言，“以终点为开端”一语双关地点破了“中国－东南亚学”的逻辑发轫和必然归宿。此中，既有作者学术累积的分层递进，更有作者学理深思的原创辨析。前者，反映在全书的基本架构中，如前所

述，它从解构东南亚民族国家内部的多元态势过渡到远距离透析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多侧面再到以华人族群为载体分析中国－东南亚国家（地区）之间的跨国互动，尔后返归开篇，即本书的主旨：“中国－东南亚学”的体系构造 它是过去系列研究起承转合的自然归结。全书脉络清晰可辨，体现了作者在每一个阶段集思广益的探幽发微和沉思进取的内在突破。后者，也即作者“以终点为开端”表述的真正本意，乃在于建构其独创的“中国－东南亚学”，并为其精心构架理论内涵和学术边界。在此，作者透过亚洲研究中的结构局限，指出其非合理性和僵硬之处，即以往那种人为地将整个亚洲划分为几个次区域（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西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理论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因为正是在那种研究框架中，处于中国－东南亚之间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交界地带”被忽略了。这些交界之处包括很久以来便存在的人口、观念的交流以及跨界的社会商业网络。而所有这些历来被西方学术界主流所排斥和忽略的内容，不仅在历史上已经证明着它的存在和影响，而且也被时代的进程所予以一一证实。换言之，它在促动跨国双边互动、一国内部发展以及整个亚太区域内的连动方面均有着未可小觑的多面一体性。也因此，历来以民族国家论说作为整体分析的出发点，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结处（也即民族国家的疆界）作为分析的终点，而忽略了各个次区域之间“灰色地带”以及彼此互动的既有研究已有待重新审视和观

察。藉此，作者提出，通过集中分析与考察不同的次区域/ 地理文化圈之间的“接触区”（Contact Zone），能够检讨亚洲历史变迁的动力与特征，从而更好地认识整个区域的发展。确切地说，“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是将“接触区”作为分析的起点，解构和阐述亚洲次区域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对民族国家内部进程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所谓的“中国－东南亚学”，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分析框架，以用于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互动的动力、进程与后果。它不仅注重货物、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双

向交流，而且也注重这些互动关系如何产生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对国内、区域和全球的影响。为此，作者详细地从五个方面进一步论述其体系架构的实证支持。

第一，现象的证明。作者认为，中国－东南亚关系互动的现象并非暂时或例外，而是早已存在，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正由于此，有必要把那些被忽略的内容融入新的构造框架中，以阐明之。在

本书结构中，作者对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 一位印尼知识分子之于中国观感的分析，可以视作一种透过历史人物的研究来佐证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互动的实例。此外，印尼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也

促成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叉互动。当然，作者的研究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希望返顾历史，追寻更多的事实来丰富和加强他的论点。

第二，地理概念的新估价。作者指出，地理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涉及到历史的全部实在，是一种进程。进而言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之间不会被南中国海的地理阻隔造成文化与观念上的阻融，相反，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着跨国流动所带来的种族新认同和新文化反馈于地理结构的新概念。在本项研究中，作者关注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建构了一种虚拟而实在的时空架构，是否从而连接起地方、社会和国家？显然，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为中国－东南亚国家（地区）的互动模拟出了一个可期待的真

实场景：足迹区域，心系本土，从双向桥梁到多边互动 当代海外华人的跨国基础（网络）由此奠定。

第三，理论的运用。跨国领域的“接触区”是各民族相遇，建立持久关系的跨文化交流区。在作者的视野里，跨国主义的研究思维一方面有助于突破民族国家的困境和语境，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推进由移民群体所带来的不同地理/ 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及其进程。它可以被用于解释中国－东南亚“接触区”的互动关系。其具体表征落实为：“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以及“旧

联系、新网络：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及其意义”。这些华裔个人和团体的时代特征，正在不断说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规定着作为跨界族群在社会互动进程中的作为和意义的问题。

第四，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再定位。作者从四个层次重新界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关系的意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一种文明、施坚雅的宏观经济区域的一个部分（如华南），其为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强国。但不管彼此之间怎样定位，作者提醒，必须避免“中国中心论”的偏见和误区，特别要注重中国－东南亚国家（地区）互动中的反向交通，以真正显示中国－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存共生关系。进一步来看，这是作者从“南洋视野”出发，返观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新立场和新视角，凸现了作者的“亚洲观”。自然，它也是对于以往南洋研究中的中国本位倾向所作出的一种超越和反思。

第五，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挖掘和重新整理史料以说明和分析中国－东南亚“接触区”的事实，有助于为“中国－东南亚学”的建构提供进一步全面而客观的图景。透过全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在整项研究中已充分运用了古今中外许多相关的成果，其立论的严密，论据的翔实以及对于史料掌握与运用的娴熟于心、成竹在胸的能力，尽现于书稿密密麻麻的注释中。

综上观之，可以看到，“中国－东南亚学”的体系构造在刘宏博士多年潜心研究

基础上逐步奠定，无论是个案分析的实证深入，还是互动模式的中观统合，其理论建构的意旨非常明确：值此全球化时代，作

者无意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却着重指出了民族国家论说的局限性，并以跨国的视野重构起亚洲研究的学术范型。在此，作者的研究宗旨同样异常鲜明：摆脱西方中心的枷锁，担当起“从亚洲看亚洲”的历史使命，表达出既有的学术关怀，并建立起跨区域和跨文化的视野，以进一步探讨中国－东南亚国家在人口、物质和文化上的双向交往态势以及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变迁格局和基本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东南亚学”的提出和建构，标志着区域研究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新发展和新视景，它是作者多方面研究能力的总体现和功到自然成的结晶。毫无疑问，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学科贡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醒目。在目前和未来时段内，相信所有研究和关注东南亚问题、华侨华人问题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无法忽视这本著作所兼具的理论前瞻性和深厚的实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本结合了当下西方学术思潮最新发展成果，又独树一帜地开创出新的体系结构的地区研究的经典之作，足以引起人们注目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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