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3～9,18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009 【作 者】徐蓝

【作者简介】徐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又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因此要搞清和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说起。该体系建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崩溃。它的彻底崩溃之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日。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包括

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2.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3.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公约）。因此，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由于洛桑条约是1923年7 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并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所以我们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终于在欧洲、中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于是，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世纪并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请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欧洲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它左右国际事务，分为两大军事集团，并为重分世界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刚刚向海外发展，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但还缺乏实力，也没有机会向全球施展它的影响。

俄国内部正孕育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尚未成功，不足以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日本开始崛起，但是欧洲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东方的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亚洲正在觉醒，但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尚不能对西方殖民利益给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一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世界地图： 欧洲相对衰落。一方面是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主要是受到战争创伤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战败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原有的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在中欧和东南欧已经出现了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非欧国家和地区的真正挑战。在欧洲的两侧出现了崛起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远东出现了恶性发展的日本和觉醒了的中国。

美国在一战后开始真正走出美洲，参与国际事务，并力

图左右国际事务，成为对欧洲主宰世界的挑战力量。 苏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害怕的并视之为敌对的挑战力量。

日本利用大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独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想独占整个中国，在亚太地区对欧美的力量进行着挑战。

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西方的在华殖民利益以及整个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可以想象，处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版图之中，战胜国要对战后的世界作出安排，就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力的对比，更要考虑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在谋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前提和四点共识。

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种安排又是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来进行的。这就必然蕴育着今后冲突的根源。这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前提之一。然而，这场大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击，也必然在不同程序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迫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战后世界秩序得以重建的前提之二。

那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共识呢？可以主要归纳为四点： 第一，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都指责战败国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要求战败国对协约国在战争中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从而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并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其实正是它们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

第二，战胜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于是苏俄问题便成为战胜国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使他们在严惩战败国的同时手下留情，从而使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成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屏障。

第三，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出现了苏俄，还在中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这种形势使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民族自决权问题。因此无论是出于抵消苏俄的“和平法令”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实现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主要战胜国都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的领土问题方面有限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重建和建立一批民族国家。 第四，主要战胜国都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通过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主要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

上述的时代特征、战胜国的共识与各国的打算，在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都得到了反映，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以后冲突的根源。

二、凡尔赛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凡尔赛体系中战胜国的要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凡尔赛条约第231 条规定德国和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实际上就使战胜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合法化，于是条约规定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其二，对德国的领土安排和军事力量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德国殖民地的瓜分，对德国在中国山东利权全部移交日本等等，满足了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要求。其三，对波兰的复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南斯拉夫国家独立的承认，部分尊重了民族自决权。

但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矛盾和问题也极为严重。这些问题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首先是战争的罪责问题。大量的资料已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罪责应当由双方承担。但是战胜国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负有发动战争的罪责，给战胜国掠夺战败国提供了依据。但是它至少造成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根据这一条款，使构成凡尔赛体系的几个主要条约对战败国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因此，必然导致

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德国虽然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划押，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例如，当1919年5月12 日德国国民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和约时，参加会议的所有党派从未有过的空前一致反对批准和约，会议主席费伦巴赫曾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会议：今天的会议进程是目前这一痛苦时期的巨大安慰。这是德国人民的全体代表反对他们命令我们接受的残酷和约的强有力的表现。谁也不能说我们中间有细微的分歧，有不同的心情；不，所有发言人的心情都是同样炽热的！我们不能接受这项和约。在和约的签字之日，德国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都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框。（注：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0—531页，第532页。 ）可以肯定，随着国力的恢复与增长，德国必然会从要求修改条约到不履行条约，直至撕毁条约。实际上在巴黎和会期间，和约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感到了这种危险。他在1919年3月25 日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道：“历史证明，一项作为外交技巧和政治家手腕的成就而受到胜利者欢呼的和约，即使从长远后果看来是适度而有节制的，也必将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并且对胜利者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他还说：“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军队裁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数量，将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水平。这一切终归毫无

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注：《枫丹白露备忘录》的全文，见劳合—乔治：《和约真相》，第1卷，伦敦1938年版，第404—416页。 ）积极主张掠夺德国的法国元帅福熙也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实际上，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战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的蔓延，是30年代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魏玛共和国本来是德国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共和国十分反感。右派认为它是在对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特别是与屈辱的凡尔赛和约联系在一起；左派则认为它是镇压了11月革命的结果；而魏玛共和国本身也的确是继承了战败的苦果；而战胜国只要求这个共和国承担战争罪责，对加速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置若罔闻，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共和国更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帝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这种社会状态便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土壤。 第二是赔款问题。这个问题是凡尔赛体系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巴黎和会之所以对赔款没有决定总数，是由于主要战胜国的态度极不一致。美国并不希望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在“十四点”中美国只主张德国对比利时和

法国北部受到的战争破坏进行赔偿）；英国希望赔款有一定限度（尽管劳合—乔治曾向国民保证过要让德国拿出最后一个铜板），法国则坚持要德国支付大量赔款。由于意见分歧太大，所以无法确定总数，只有留待以后由外国人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去作出随心所欲的规定。后来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支持下规定德国应支付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这就根本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即使是头两年零4个月应当支付的200亿金马克的规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和约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而辞职的。他在辞职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指出这种要求德国支付赔款的方法是“年复一年地永远地把它（指德国）的皮剥光。无论这种手术作得如何熟练和小心，在手术中多么注意不要杀死病人，它却代表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如果真被采纳并蓄意实行，人们的判断就会宣告，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残的行为之一。”（注：齐世荣，前引书，第40页。关于凯恩斯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估计，还可参见《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但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

赔款，于是不仅法国与德国的矛盾不断激化，法国与英美之间的不和也日益严重。因此战争虽然结束，但20年代初期的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和平。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削弱德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要想解决赔款问题，必须先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这就需要资金的注入，但是没有美国的参加，资金问题无法解决。 就美国来说，它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对欧洲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手段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打算，鲁尔危机给美国提供了机会。然而美国并不是通过重新规定德国的赔款总数直接解决赔款问题，而是派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非官方人士、银行家道威斯来解决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通过稳定货币、平衡预算、对德国提供贷款等方式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使德国在支付赔款方面有了固定的来源（用税收、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益来支付赔款）；并且只规定了5年的赔款数额。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对凡尔赛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在于战胜国对德国政策的改变。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威斯计划以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的方式，变削弱德国的政策为

属奥匈帝国的包括300万讲德语的苏台德人的波西米亚王国， 以及西里西亚的生活着波兰人的切欣地区划给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却产生了诸多新的民族矛盾，造成了中欧的巴尔干化，成为以后大国为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实际上和约的主要缔造者劳合—乔治在当时就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说：“德国人民已经无疑地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力量的种族之一，但它们竟然被许多小国所包围，而这些小国中，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为自己组织过一个稳固的政府，他们每个国家却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这些人吵闹着要和自己的祖国合并。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能成为将来产生战争的理由了。”实际上，纳粹德国正是利用了民族问题（苏台德问题最为明显），领土问题，不断挑起事端，一步步走向了大战。 第五是对苏俄的态度，对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影响很大。苏俄问题是影响凡尔赛体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参加巴黎和会的新闻秘书贝克尔写道：“俄国问题对巴黎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莫斯科就不能理解巴黎。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在巴黎不曾有代表，然而经常都是强有力的因素。?俄国在巴黎起了比普鲁士更为重要的作用。”（注：R.S.贝克尔：《威尔逊与世界和解》，第2 卷，纽约1922年版，第64页。）外交史家贝利认为，在

巴黎和会上实际存在“五巨头”，除了劳合—乔治，克雷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之外，列宁是占据了无形一席的无形成员，他比奥兰多更重要。劳合—乔治也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到俄国革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的影响，所以要求对德国提出和约，并且不能太严厉。

战胜国先是以消灭苏俄为目的，并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但是没有成功；接着又以孤立苏俄为目标，所以说凡尔赛体系是反苏反共的工具。这种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影响的根本宗旨，在以后20年内没有改变。但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苏、德的接近，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苏德关系史上的“拉巴洛时代”。（注：关于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参见鲁宾斯坦：《1921—1922年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当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英法仍然敌视苏联，这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苏德再次接近的原因之一，其结果是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六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对欧洲实行了力图在经济上获利，但在政治军事上不承担义务的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于是国际联盟变成了英法操纵的为推行自己外交政策、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工具。但是

必须指出，在维护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方面美国和国联并没有基本的矛盾。当30年代国联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时，美国的“中立法”不过是绥靖政策的变种，它们都在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第七是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凡尔赛体系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极不公正，促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2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革命化，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冲击着列强的在华利益，使它们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26 年英国外交大臣A·张伯伦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声明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进行会谈。（注：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9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17页。）这种政策体现在1927年英国把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

但是日本在一战后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英美极为不安，他们必然要设法遏制日本，这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华盛顿体系及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在亚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也存在着相互妥协的前提。具体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

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争霸形势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战前主要是英、法、俄、德、日、美相互角逐，争斗的中心是宰割衰弱的中国。战后，德国败北，沙俄消亡，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处理欧洲事务，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英、美、日三国继续争夺中国和太平洋海上霸权的新局面。这种新的争霸格局有三条主线：

第一，日本在该地区实力的明显增强以及它独占中国势头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英、美两国的极度不安。因此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都力图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 第二，为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英、美、日三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使远东形势格外紧张。

第三，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列强极为惊恐。如何保护列强的在华既得利益，是它们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且除非它们相互妥协，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但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百孔千疮，尚待复苏；各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东方兴起的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再加上1921—22年发生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各国统治者十分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巩固统治秩序。因此他们之间并不想以兵戎相见，而是希望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彼此的矛盾。

这些前提就是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基础，而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美国则在这次会议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来看，它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占有相对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条约，修改和补充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最重要的是暂时解决了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关于列强对中国的问题，从而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就组成该体系的几个条约来说，它们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对战后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四国条约》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因为它成功地埋葬了英日同盟，遏制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使美国只是承担在出现问题时的外交协商义务，而没有军事义务。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该条约是美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个政治条约，它把自己的命运与远东的事务紧紧地联系起来，美国所标榜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远东并不适用。

其次，《五国海军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率不仅对美国有利，也达到了在一定时期内遏制日本海军力量发展的目的。但是该条约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往往不被人注意。实际上，该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菲律宾修建海军基地，英国不得在香港和太平洋东经110 °以东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

日本则只承诺不在台湾设防。这是英美为了使日本同意战舰吨位的限制而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尽管日本在主力舰方面劣于英美，但英美丧失了在靠近日本水域拥有有效作战基地的可能性，这便使日本海军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实际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香港和菲律宾必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这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胜利。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对英国来说，它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没有大的海军基地（威海卫和香港太小，大的作战舰只不能利用），而新加坡海军基地又迟迟未能建成，这使英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其薄弱。但是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援助保证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6天才给与英国的），所以当日本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发动进攻时， 以出卖中国利益为特征的对日妥协就成了英国的一种政策选择，例如英日于1938年签订的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及1939年英日签订的解决天津租界危机的有田—克莱琪协定等。（注：关于英日签订的有关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有田—克莱琪协定， 参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说，华盛顿体系是英国从远东撤退的序幕。

第三，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了美英的遏制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于是日本在20年代主要实行

对英美协调，对中国大搞经济侵略的所谓“协调外交”。（注：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9—502页。）但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东亚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它必定会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实行的政策就是明证。因此，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武装对抗早晚会发生，而当这种对抗发生时，美国也必定要干预。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第四，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九国公约》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成果，因为它长期追求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得到了实现。美国当然要力保以“门户开放”原则为代表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新均势，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当日本利用经济大危机而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美国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日本的坚决扩张和美国的拒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使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美日之间的冲突也早晚会发生。但是由于海军基地的限制，美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少，所以美国虽然可以在道义上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不承认态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对日本妥协退让，希望用谈判遏制日本，实际容忍并鼓励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最终使战火烧到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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