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模式思辨

“中国模式”思辨

□ 作者：秦晖 | 来源：凤凰周刊 201010

什么是“中国模式”？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这个模式了，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很难找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这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与瑞典比呢？即便按它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图文：新疆喀什街头的摩托车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它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摈除派别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看到的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讨论，这里从略。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搞成低税收、

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或者讲：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对民主的问题我从不回避。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民主制度一两百年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可以全球借钱和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这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它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变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成为它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中国正好跟它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西方也有类似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的“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企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就得办一张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找“市长”您的麻烦了!“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

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如今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那些“形象工程”奢侈得让“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刺激经济也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阔绰。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我要讲的是：假如这种模式，以及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识”背后：左右派经济学家为何都夸奖中国？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约翰·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靠自己吃苦耐劳，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的确行，似乎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对于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是在加入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曾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

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与“低人权优势”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有人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突如其来的，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这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中国并非“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的典型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

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就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中性政府”和“政府公司主义”

这就涉及到所谓“中性政府”问题。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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