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读近代史》

反思与超越

————读《重读近代史》有感 和朱维铮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作为我们院长的博导，给我们开过讲座。记得有位师兄和他争论秦朝有无立太子一事，并且指出他引述材料出处有点问题。先生略显尴尬，却没有动怒，放下身段与后辈（徒孙）争辩。先生实证与严谨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3年3月10日，先生去世一周年，重读他的著作是纪念他的一种方式。慢慢翻阅《重读近代史》，颇有些感悟。

我们常说有批判与反思，社会才能进步。朱维铮先生《重读近代史》、《走出中世纪》等书注重对中国近代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这些独到的思考与见解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与史料占有的基础上。引文均有据，《重读近代史》引用的的书目：《海图国志》、《水经注》、《楞严经》、《群经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山海经》、《世界经济千年史》、《仁学》、《乙丙之际箸议》、《心史史料》、《革命军》、《阅世编》、、《钦定大清会典》、《东华录》、《啸亭杂录》《时晴斋主人年谱》等，所列只是书中极少部分。史学反思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 《重读近代史》开篇《史有疑》，不盲从所谓前辈权威学者看法。如《被现代化的逻辑》、《需要重读近代史》、《三问开眼看世界》、《清史与近代史》等文章，篇幅虽短，却内涵丰赡。对史实的考证之外，《重读近代史》还剖析了歪曲史实的背后原因，即以论代史。他批判罗尔纲治史“特别重视贯彻斯大林毛泽东‘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教义”，批判范文澜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最高教条， “不辞辛苦地据此改写中国史，先立论，后求证”，范文澜虽重视言必有据，“既入以论代史的窠臼，著史的总趋向，只可能是要材料强就我范，逻辑与历史不相适应。”罗尔纲呕心沥血著《太平天国史》，“考史很细，构建体系却务必体现农民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乃至陷入辩护论”（218页）朱维铮先生反对教条与盲从，反映当下“史学危机”，体现学术自主性诉求与重建当代史学话语体系一种趋势（赵梅春《从梁启超式的输入与当代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正如田昌五先生所说的那样“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6页。）

除了对史实考证与反思外，《重读近代史》比较注重对近代中国被列强主宰的反思。如《挨打必因落后》、《质疑“两炮论”》、《满汉双轨制》、《探花不值一文钱》等。朱维铮先生认为中国屡战屡败在于政治体制落后，而非经济和国力完全落后。朱维铮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指出，中国经济1820年占世界32.9%，而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普、意、奥、比等）总和才占世界经济20%。1840年中国GDP 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英国。在论及甲午战败原因，他指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后“清廷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军事实力，但他们帮助恢复帝国的体制权威，也是自身成为体制的俘虏，在事实上充当体制的鹰犬”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重读近代史》378）。除体制落后外，“政难改”也是中国屡战屡败亦或不败而败的原因。“满清自雍正、乾隆父子越来越视国事为皇帝家事，甚至奉旨可以说话的科道言官，敢于批评皇帝的亲信奴才，也被他们认作敢于皇帝的家事，不遭贬黜，便遭流放。他们的继承人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一个比一个更无能，却越发借口祖制，唯恐政府体制稍有变动，便削弱皇帝个人独裁。”（315页）由于要变革原来体制，必然触及原有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的利益，历史发展本身也有惯性与惰性，近代中国命运绝非阶级斗争观点一言以蔽之。

《重读近代史》对当下教材也提出些许批评，如“近代史教科书，不察历史实相，断言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就意味着全体社会性质已起根本变化。既然迎合专横的意识形态，必定百般曲解历史，‘以论代史’，可谓逻辑的必然。”（23页）朱维铮先生还对中学教材中的“两炮论”、“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圆明园之焚”等历史记述进行批驳与

考证。

便借用陈伟国老师《反思与超越·新课程教学札记》书名，有了以下不太成熟的文字。 《重读近代史》，有两个层次的反思，其一对当今史学研究的反思，其二对中国近代被欧美列强主宰与侵略的反思，有批判与反思才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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