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毛泽东 03第三篇 幼年共产党

第三篇幼年共产党：没有行动力，就无法掌握主动

把目标放在大事情上

小说：为什么是毛泽东作者：任志刚更新时间：2013/7/19 21:48:09

毛泽东将新民学会的学友引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毛泽东已经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等已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安排毛泽民在一师附小做校务。他的弟弟妹妹跟随了自己的兄长，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举家为国，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遇到各种打击的时候，都隐忍等待、决不放弃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入了共产党，而其他党的建立者多是个人参与，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党史中说到这一段，多是注重毛泽东的行动，而我们依然想知道他的心理变化。此时的毛泽东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缺陷的话，不要紧张，改不了也不要难过。因为自己的缺点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大到别人不可接受，就像年轻人看到自己脸上的青春痘郁闷得要命，对别人来讲这根本不是事儿。关注人生目标、解决重大问题，这比天天盯着自己的缺点重要，当然最好是有意识地主动注意克服缺点。这就是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段话，其实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影响我们成功的因素到底哪个是主要的？我们不知道！圣人告诉我们要吾日三省吾身，可真要是照着这套方案做，没准什么都做不成，孔夫子的名气再大，也没有办法掩饰他是一个世俗领域的失败者。

性格因素到底在人的成功中占据多大的成分，估计谁也说不清楚。性格温和的人最易和人相处，往往更有人缘，似乎距离成功更近些，其实这是假象，因为性格温和的人，可能天生就有另一种缺陷，那就是不够锋利，缺少突破力，而真正解决问题和困难，有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决绝的意志力。世俗中的人在平和的时期一般接受温良性格的朋友更多些，但明白人会以利益来取舍，有利可图，踹着

不走；无利可图，求着不来。所以性格鲜明的人，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将自己的棱角磨平来适应他人。关键还是要把目光放在大事情上。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是所有小组中最早开始有了行动的，“而其他地区的同志多数尚处于思想层面”。这段话很客气，其实说明了大家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能为全党指出道路，他之所以否定别人的路线，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些路走不通。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试过了。

1921年6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2位代表，有意思的是李大钊并没有参加，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于是指派了一个代表与会，与会的还有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

12个代表中后来两人脱党：李达、李汉俊；两人被开除：刘仁静（托派）、张国焘；两人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四个人牺牲：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病逝）。只有两人1949年登上了天安门：毛泽东、董必武。

改变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大概是学历最低的一个。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说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北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也是十分恰当和准确的。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比其他人多得多的实际活动经验，但其他人精通外文，读马克思著作多，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当然是马列的经典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经典，涉及许多西方的理论问题，这都是毛泽东的弱项，尤其是外文，所以，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其实是毛泽东和他们无法交流，所以沉默不语。此时的共产党更像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者俱乐部，夸夸其谈，而不是一个战斗团体，与这些人待在一起，凸显出毛学历和外语的劣势。

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有着无上的荣光。胜利后的共产党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力量，所以1921年党的成立，在后来被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我们曾经问过一位老共产党员，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老人说，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又问：代表人民就意味着肯定能胜利？老人说是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农民起义是失败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应当胜利，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为什么不是北大的教授学者，也不是留法留苏的洋学生，而是中专生毛泽东呢？

许多人其实没有这么想过这个问题。

参加建党给毛泽东后来在党内以超然的地位，但要是认为建党有什么直接好处，也不是那么回事。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显然未来应该做什么，他们多数在等待俄国人的指示。无数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支持下成立的，它是俄国国家战略在中国的渗透。

要论起国家战略，最高明的还是美国人。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美国人为了培养亲美的势力，在应当退还中国的赔款里附加上指定用途，在中国修建的，直到解放后清华才与美国人断了关系，成了新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俄国人最初选择了北大人来做他们的代言人，这是研究共产党史无法回避的一点，也是存在最多误区之处。以后的历史将证明是毛泽东的加入改变了共产党的方方面面。

建党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从有了党，天地变颜色。建党初期的共产党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进出自由，有的人参加了建党，紧接着就忙自己的家庭小日子去了。共产党的建立在历史上之所以是大事，是因为后来辉煌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所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相反一开始什么也没有。

所以建党后，毛泽东依然需要找一份职业，他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他请上海建党者、湖南老乡李达来当校长。可见毛泽东热情结交之心，湖南人很抱团，这叫人不得不服。

此时陈独秀表现出了家长式的独裁倾向，一些不服陈独秀的人纷纷退党，其中有名的有李达、邵力子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几乎是一个人说了算，手下的人进出很随意，可见大家也没有过于看重共产党的未来。

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二百多名青年，这里面就有陈赓。大将陈赓与毛泽东也有师生之缘。对于国家、社会和党来讲，巨变来自有了一个毛泽东，对于个人命运来讲，很大程度上看你距离毛泽东有多远。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毛泽东的党员就是他的同学、亲人，甚至还有他的老师。这一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它表明毛泽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全力以赴的，这是他自己的事业，他的力量来自他最密切的人，是不会背叛他的人们。

留法的李立三热衷于工人运动，被遣送回国，此时在毛泽东手下工作。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革命烈士，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既然叫共产党，又是在俄国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而俄国老师告诉我们，力量来自工人阶级，怎么样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呢？那就要做工人运动，怎么样做工人运动呢？那就要到工人中去，虽然不会像列宁同志那样，一挥手，工人就嗷嗷叫着“为了列宁，冲啊！”于是就胜利了，但工人运动是一条光明的路，是已经被列宁同志证明了正确的路，这一点总是没错的。照着葫芦画瓢，先学着做，既然是真理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惜这仍然只是理论。毛泽东也是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的。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期的作为常常被一句话一带而过，就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相当客气的话，既维护了马列主义的正确，又体现毛泽东的英明，但常常叫人犯糊涂。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在他的同志们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站出来反对呢？原因就是他先行一步，他进行过多次实验。

当时湖南已经有工人组织，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两位工人领袖入手，使得黄爱接受毛泽东的主张，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并建立工会，举行罢工。

但这种游行示威和罢工完全不为统治者接受，黄、庞两位工人领袖被军阀赵司令秘密杀害。

黄、庞两位朋友就这样死了，毛泽东义愤填膺，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向各界控诉赵军阀的罪行。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军阀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可是赵军阀毫发无伤，继续当他的司令。

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搞了多少次工人运动，光是大罢工他就搞了十次。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在整个过程中一无所获，他培养了骨干、建立了组织，先后组建了两个大的工人俱乐部，六个行业工会。

其中安源路矿罢工运动可圈可点。毛泽东两次到安源，指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到安源工作，刘少奇留苏归来后，被分派回湖南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杨开慧给刘少奇介绍了对象，他们关系自然很近。他们组织罢工取得胜利，并着重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其中一部分成了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工人运动给李立三、刘少奇带来了很高声誉。

此时的毛泽东名字已经传出湖南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开始证明自己的行动力。在实践中，他着手发展组织，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

争做掩护，搞得有声有色，“大引起社会之注目”，同时也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欣慰地看到自己没有走眼，他选择了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建共产党，毛泽东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做出了成绩。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总结工作时，曾这样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1923年1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

寻找革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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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关注毛泽东在从事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样的结论，他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例如黄爱和庞人铨的被杀，意味着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没有自保的力量，虽然他在后来十分隐晦地说道，在中国，工人力量太小，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只要想想就可以明白，俄国列宁之所以成功地依靠工人的力量获得政权，是因为俄国工人手里有枪，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美国不可能产生皇帝，因为美国全是杀人犯，人人手里有枪。中国的工人在极端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会罢工，但罢工的目的是争取活得好一点，即使是获得胜利，也不是从此就当上主人，而是又去为老板干活了。这时候罢工的组织者，反倒面临老板们报复的危险，这完全是一件风险大、利益小、没前景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样的试验他居然尝试了多达十次，可见一开始他对走列宁之路也是满腔热情的，也正是因为他做得最多，所以他也决绝地反对再继续这样的游戏，他已经试过太多次了，又是一个此路绝对不通。继温和的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之后，毛泽东又否定了走工人罢工之路获得利益和力量这一条路，他有绝对的资格说与虎谋皮的道路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毛泽东的行动力获得了陈独秀的赏识，这时候他开始进入共产党的最高层。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决定同国民党合作。

俄国的列宁为了对付西方的压迫和封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姿态，就是表示愿意放弃在中国的一些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错误有两个，一个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说列宁多伟大，忽视了列宁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最终中国并没有因此回收什么利益；另一个则是相反，口头上歇斯底里大骂俄国人，好像是宁可不活了也要和俄国人干一架，可等真正打起来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国与国之间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既然是利益之争，就要按照最终的结果来衡量。俄国人既然准备和中国打交道，自然要挑选合作者，这时候俄国人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于

微弱，远不如与国民党合作更有希望。孙中山先生在求遍西方各国无结果之后，接受了这一貌似友好的表示。

后来党史在描述这一过程时使用了这样的字眼：几年来工人运动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较小，所以要和国民党合作。这时候的共产党力量甚小，国民党力量也不大，他们被另一个强力所控制着，那就是俄国人插手中国了。俄国人表现出罕见的不贪婪，不是俄国人改性子了，而是俄国人消化不了了，他们不想两条线作战，想着安抚中国人，想着在中国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历史真相不过如此，但这种迷雾居然围绕了几十年，所有的说辞在利益面前最终失去了意义。

真实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缺少行动力和有效的组织力，很少有人能组织成功的罢工，只有毛泽东花大力气验证了此路不通，可是这样的否定并不能带来成功，因为毛泽东也没有找到成功的道路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孙中山也在跌跌撞撞寻找出路，几经挫折，在对西方帝国主义大大失望之后，俄国的列宁表示了善意，孙中山接受了俄国人的这一表示，也有合作意向，于是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是没有办法的路子，国共两党都需要借力。

民国初期，中国的外患主要表现在俄国和日本，一个是熊，一边是狼，从感情上来讲，熊和狼都是恶棍，都伤害过我们，都该打，这就是中国领袖的使命，也是试金石。清廷贵族表现很差，对俄国丢掉了大片领土，对日本丢掉了朝鲜，让日本人进入东北。袁世凯更卑鄙，为了当皇帝居然想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孙中山似乎找到了近似于正解的道路，提出联俄政策，但尚未将联俄的策略对准日本人而是对准国内的军阀，天不假年，历史没有给他时间来证明他是否明白和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而按照他做事情的套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解决这样巨大的难题。蒋介石联俄打败军阀后，居然立刻与苏联翻脸，对日本的蚕食反倒是不予理会，蒋介石在这道难题上给出了负解，带来最糟糕的后果，放任日本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俄国人翻脸使得俄国人处心积虑挑唆促使外蒙古分离出去。可笑的是居然有人因为蒋介石反苏，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不要忘了，蒋介石是世俗领袖，领袖的使命就是保护中国的利益，联俄是谁也不想的屈辱，但为了民族必须低头，是斗争必需的策略，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同时面对两个强敌，是战略层面的基本智慧，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民族生存和利益问题。

可问题是积弱的中国谁都打不过，倒有可能让恶兽给撕掉，这时候怎么办？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需要我们的领袖具有高度的智慧，这就是政治，这一道难题唯一的正解就是联俄是为了抗日。抗日是唯一正解，然后再找机会和俄国人算账。知道并做到这一点的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只是这一过程将长达半个世纪。

我们再回到1923年，此时毛泽东尚没有把握权力，他只是共产党内一个小团体的领袖。共产党尚在幼年，力量也不大，俄国人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左派掺和进去，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与别人合作于毛泽东毫无困难，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尚没有找到通向成功的方向和道路，他也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三大”上，毛泽东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唯一值得表述的是他和张国焘产生了不愉快，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埋下了今后不合作的种子。

“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被开除）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早在1921年就回国了。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秘书权力很大，近乎第二的位置。新民学会暂时成了共产党的最大派别。

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湖南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建立的。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就是毛泽东能够得到孙中山青睐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资格。

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聚少离多，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具小儿女情肠的一首了，大概在他生前没有正式出版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领袖的领导下尚在长期奋斗之中，没有这种闲情逸致。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一个忙于革命的年轻人无暇顾及娇妻弱子的无奈和自我解脱。

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召到上海，是为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占据一席。自然毛泽东是很重要的一席。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一堂，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此时的毛泽东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排名十三，地位比蒋介石要高许多，所以说，认为毛泽东是大器晚成的观点值得商榷，至少在表面上或是名义上，他是早早成为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面的领导人的，只是实力不足而已。

这时的毛泽东和孙中山先生同处一堂，在接触中，他发现孙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高明的鼓动家，但缺少组织力和掌控力，最重要的是缺少财力、物力和武力，而毛泽东是以书生和宣传家的身份出现在孙先生面前，这大概是毛泽东和孙先生距离最近的时刻。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被孙中山先生派往苏联考察后正在筹备黄埔军校事宜。毛泽东热衷于宣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忙着创办军校，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作为中共负责军事的代表也介入黄埔军校的创办。查看黄埔军校主要人物的名单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后来国共两党的大人物，由此就能看出军队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了，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与枪杆子尚有一段距离。

国民党“一大”会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工作。

这是一段表面上看起来令人愉快的时光，毛泽东与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朝夕相处，杨开慧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过这种好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不是他们不愿意给别人打工，而是别人不乐意要他们。

这时候毛泽东担任了共产党的组织部长，大概是替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张国焘能对毛泽东有好感吗？毛泽东不断展现着他敢于斗争、坚持原则，但也能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可是光有能力不行，共产党没有经济实力的弱点被右派抓住了，右派们开始使绊子了，不发工资没有经费是最简单有效的招数。毛泽东向孙中山告状，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右派“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国民党右派胜利了。这件伤心事的刺激对毛泽东来说是痛彻骨髓的，一边批评人家，一边又要伸出手来要饭吃，这种人格分裂毛泽东是极其厌恶的。在上海毛泽东饱尝了寄人篱下和仰人鼻息的滋味，这对于他后来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情叫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中没有毛泽东，由此可见党在幼年时期的随意性和组织的脆弱，人员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很是轻率。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随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

为代表的新右派崛起，预示着国民党向着保守的统治者和军阀迈进，这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意味着灾难。

1925年9月，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召唤毛泽东替自己代

理宣传部长，地点是广州，汪精卫还是很识才的。有意思吧，共产党没把毛泽东当回事，国民党却很喜欢毛泽东，并且给了毛泽东高官。

毛泽东到任后，实施一系列措施，展现了缜密的组织才能。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

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谋划着将共产党赶出去。蒋介石的把兄弟戴季陶先后出版一系列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

面对这样的逆流，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做的就是服从俄国人的奇思乱想，想方设法从国民党的大锅里为俄国人多取些利益，不是反击而是妥协。

此时的毛泽东由于热衷于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被自己党内的对头张国焘讽刺为汪精卫、胡汉民的秘书。这种误解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对待工作的热情是他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要知道这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全面合作的关系。

代理宣传部长不是最主要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天窗打开了，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试图寻找的那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大本原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了。这个顿悟不是来自书斋里，也不完全是个人的揣摩，而是在与中国社会最高层面的人们一起工作中凝聚提炼而成。

毛泽东所思之远、所图之大，都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答案，那些写书的先生们没有答案，原因是他们很少有人能够站到最高的统治者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

摆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多多，但问题到底是什么，怎么解决，不同的探索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给出了正确答案。

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的头脑里产生了后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那就是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粗看上去就像是一道多数和少数的简单的算术题，但是，谁能想到这就是毛泽东革命胜利的方程式呢？就如同

F=ma造出火箭升空，就如同E=MC2造出原子弹，就是这样一道简单的算术，成就了人类历史上参与人最多，也是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中国大约有四万万人，其中两亿人是赤贫的农民，一亿五千万人能够自饱，只有一百万和依附于他们的四百万人占据着中国的上层，这个金字塔看上去很结实，其实是底层人民没有行动起来，一旦底层人民不再接受上层的统治，中国社会就会大变样。革命的组织者显然在进行一个搬运的过程，将统治者下面的被统治者转变成革命的力量，天平就会倾斜。这个革命的方程式更像是一个数学的不等式，一开始革命的力量小于反革命的力量，但随着正确的工作，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确的方法就是不断增加革命者的力量，减少反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自读书以来，手不离笔，写下文字无数，其中文字优美、条理清晰的好文章不在少数，但都没有收入毛选，一些文章用文人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上乘之作，但作为思想家，此篇才是开山之作。

现在你知道毛泽东找到的大本原是什么了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的人多，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也是中国的人多。我们的包袱是人，我们的财富也是人。

中国人多到自己养不活自己了，外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压，内因是中国社会上层的贪婪与压榨，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靠着人多，只要把大部分人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劲，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巨力，它将改变中国甚至世界，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能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知道了关键支点，但他尚未找到杠杆。

毛泽东继续为国民党干活，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代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宣传部的工作当然是很有成绩的。

但是，蒋介石快速上升了，而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害怕造成国民党分裂，俄国人显然意识到了他们出的那一点枪和钱不足以让国民党的右派死心塌地跟着俄国人走，于是就迁就国民党右派。而国民党的壮大叫英美势力也刮目相看，孙中山时代，英美这些奸商更看好其他的实力派军阀。于是乎，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成了俄国人和英美两边看好的香饽饽，实力大增的蒋介石渐露峥嵘，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

中国不能靠着外国人的力量来得以进步，靠着西方列强没有希望，靠着俄国人之力也好不到哪里，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罪恶之路，之所以这么不客气地说，是因为他最终选择了和买办合作。

买办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它不是简单的挟洋人自重，这和我们近几十年搞的引进外资形似而实质大不同。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诡异的现象，它也是最恶毒的生物，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反噬母体。

1840年后，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烂泥潭，这个烂泥潭中产生了一个状似巨

鳄的怪物——买办，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干的却是吞噬中国人利益的事情，他们的利益完全来自为外国人服务，他们替西方人打开中国的市场，把中国大量的手工业者逼得破产，随后他们获得了政治特权。他们多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中，清朝官员见了他们也得点头哈腰，因为他们获得了洋人的支持，当中国社会破产后，他们又发起了国难财，那就是倒卖军火给各路军阀，由着军阀再去剥夺人民。军阀需要的是枪，买枪需要钱，没有钱买办可以借给你，只要你拿占领的土地作抵押。由于风险很大，自然利益也是巨大的，甚至只要你付了首付款，其他的借了还不了，买办也不会亏本，因为他不光是给你一家供货，这样打来打去，赚钱的是洋人，喝汤的是买办，毁坏的是中国，死伤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汉奸比鬼子可恶，买办比洋人有罪。

中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第一桶金是靠着印刷《圣经》得来的。许多人会纳闷，在中国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会有多少人买《圣经》呢？其实卖一本《圣经》就是赚十块大洋，宋家也发不了大财，在印刷《圣经》的背后隐藏着他与英美基督教会建立了联系，基督教会可不是鼓吹博爱那么简单，上千年来教会早已经是可以和王权抗衡的巨大的世俗组织了，这样宋家就成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代言人。

通过联姻，宋家与中国本土的财阀孔祥熙家族建立了合作关系，蒋介石以军权作为本钱和宋家联姻，就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家族的大联合。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发了财，还要告诉老百姓他们是应该发财的，因为他们还是基督教徒呢。他们每天是要念《圣经》的，他们嘴上还离不开博爱。因为他们具有先进性，别看蒋介石拜过黑社会老大做小弟，别看蒋介石逼老婆离婚，人家蒋介石可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的虔诚的基督徒呢，这么好的连缺点都没有的大人物当上了我们的领导，怎么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灾难呢？原因无他，他们是买办。

宋美龄是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许多人都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荣。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在美国用英文演讲能获得呼啸般的欢呼。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告诉美国人她是要博爱的，她将把基督的精神传递给中国人民，这个伟大的使命让美国人感动不已。当美国友人亲切地关心她说，在中国

做领袖很累吧，因为中国有许多人都吃不饱，快饿死的人不好管，因为他们是要造反的，你和蒋先生很难对付他们吧？宋笑着说：no，no。这位女士优雅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她自己那美丽的脖子上轻轻地横着比画了一下。

这个动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也写在了历史书上，因为这一段不是来自中国人写的四大家族，而是美国人记录下来的史料。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喜欢宋美龄的人，我就忍不住想记下他们的名字，只要是看到热爱蒋介石的粉丝，就想知道他们的行踪，这完全是无意识的、无意义的行为，只是想着万一哪一天碰着了，看一看他们铁石心肠之上的脖子能否抵抗这么轻轻的一划？

蒋介石的上升是一种必然。

蒋介石在投奔孙中山之前，算是混得不那么好的。但他也不是平凡之辈，他知道抓住趋势，在其他人热衷于混迹十里洋场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应当投奔孙中山。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获得了两万块大洋的资助，只是毛泽东将这些大洋用到组织同学出国和湖南的活动上了，而蒋介石也获得了某种资助，据说有人看出他的不平凡，资助了他若干大洋，这些大洋起了作用，他将大洋献给孙中山，使得他进入到孙中山的圈子。孙先生的圈子里面最缺的恰恰是军事人才，而蒋介石算是留学日本学过军事的，他的兴趣也在军队，他早早地抓住了枪杆子这一真理，积极组建黄埔军校，不断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及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忠诚，并且找到了自己内部同志们的缺陷（孙中山和汪精卫不注重军事）以及敌人（主要是军阀）的致命弱点，找到了战胜敌人的方法，那就是借钱买枪。有了枪就有军队，有了军队就可以打击军阀，得到军阀的地盘，就可以产生红利，有了利益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军阀们多是些没有政治眼光及抱负的土鳖，就会守着自己占据的地盘，剥夺百姓，往往是等着别人来打。对军阀采取分化瓦解收买打击的策略，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蒋介石的力量就这样一步步扩大了。

虽然这种高成本的扩张做法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的中国，蒋介石的办法确实是最容易被实力集团所接受的好方法，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的失败，就把蒋介石说成是臭狗屎，事实上蒋介石在一开始是最成功的，他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多数上层人物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他不愿意进行大的彻底的变革，除了他自己代表的集团的利益之外，这也是中国多数中间阶层的愿望。蒋介石通过军队的建设和买办及江浙财团建立了联系，再通过买办及江浙财团与西方英美财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他的力量一支独大，他是一位成功人士。中国其他的力量中大约只有阎锡山有资格与他抗衡，但阎锡山所依赖的华北财团财力比不过江浙

财团，这就使得蒋介石最终胜出。英美势力与江浙财团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他们的代言人，蒋介石也乐意做这样的成功者。于是后来的一切，与共产党翻脸，与俄国人闹翻就成了必然。中国人你死我活地拼杀，不过是外国利益的角斗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外国人固然可以不在乎中国人的生死，可是中国的高层人也不在乎，这是为什么？自己的同胞的性命不值钱，领袖又有什么可以自豪和值得尊崇的呢？

此时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眼里就相当于不出本钱、干拿红利的大股东，在国民党右派们自我感觉已经找到胜利方法和道路、投靠英美势力肯定会得到更大利益的时候，英美也热衷于将俄国人的势力赶出中国，两方一拍即合。这时候陈独秀采取退让的政策只能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在做进一步的试探，这回他把矛头指向俄国。这就表明，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获得英美等西方势力的支持，要不然他干吗要对俄国人挑衅？要知道黄埔军校就是在俄国人的资助下建立的。

那些认为斯大林是铁汉的人们要失望了。面对挑衅，苏联军事顾问团和陈独秀不敢反击，主张妥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反击被拒绝。毛泽东准确判断出此时的蒋介石只是试探，因为他手里只有一个军。其他的军队尚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中。

机会稍纵即逝，事物总是在萌芽状态下最脆弱，一旦长大，就意味着失控。英法的绥靖政策鼓舞了希特勒，蒋介石的不抵抗策略育肥了日本人，陈独秀不敢反击蒋介石，道理是相通的。

蒋介石试出了结果，共产党尤其是俄国人不但没有实力而且还是软蛋，于是通过分化瓦解拉拢威胁，蒋介石把其他尚在观望的国民党军头们收服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逼迫国民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领导岗位上轰下去。

这时候的毛泽东赤手空拳，能做的就是拒绝签字、拒绝举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声泪俱下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但已不起决定作用。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做出过先和俄国人合作，再与美国人合作的决策，结果却截然不同。蒋介石只是看到了俄国人穷的一面，远不如美国人富有，可以给他现金和武器，却短视到了看不到俄国人能够直接伤害中国。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得罪近邻，巴结远亲，不是愚蠢短视就是自私无良。斯大林

固然没有勇气跳出来和希特勒或者美国人干上一架，但对待弱势中国，却拥有极大的魄力。蒋介石靠着黄埔军校起家，却以背叛俄国人的方式与英美勾搭，得到的是美元和武器，失去的却是外蒙古大片领土。不过联想后来的蒋氏作为，北方领土似乎不在蒋氏心中。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叫俄国人放心，不再伤害中国，不惜和美国人干上一架，但等俄国人不再有能力伤害中国的时候，又毫不客气地将俄国撂到一边，去和美国人握手言欢，最终美国人欢呼是他们击垮了苏联，中国人也乐于看到北方不再有大的威胁。

多数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过于关注国共两党之争了，其实这中间主要是国际势力之争，蒋介石也不用给自己找太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无非就是一个小算盘打得颇精的政客罢了。

根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罢职，毛泽东也丢了代理宣传部长的官。

实力是最大的真理

发现第一力量：农民

小说：为什么是毛泽东作者：任志刚更新时间：2013/7/19 21:48:58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蒋介石比毛泽东早一步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也早一步掌握了枪杆子，靠着与买办联手，最终得到中国的财主们的支持，爬上了中国统治者的宝座，用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抵押品，获得了英美财团的金钱支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初一看好像是获利不小。但他的提案，却将热衷于搞宣传的毛泽东逼到了培养自己的力量那里，这恐怕是任何反动派都没有想到的。

上层的路被蒋介石堵死了，这看来是坏事但却是好事。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天才的特质。因为毛泽东的心向下转了，转向了他的力量基础，那就是广大的农民。

毛泽东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他走向社会的时候，却是希望自己通过修养和努力，进入社会上层的俱乐部，他小心翼翼包装着自己，以防自己身上的农民味道散发出来。他热衷于读书，热衷于组织留学，热衷于和教授名流交往，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建立，热情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我们从保留下来的照片上就能看出，年轻的毛泽东的打扮几乎是一袭长衫，头发中分，颇有名士风度，唯一与其他的领袖不同的是他总在寻找支撑自己的力量，对隐藏在农民中的力量，他一开始也没有确认。

建党初期，按照陈、李从俄国学来的道理去办是毛泽东的基本路子，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党内有一个比较明白的人叫恽代英（烈士），他在1923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教育家）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烈士），他组织的农会颇有成果。

说起来，把毛泽东逼到农民那里还真的是拜国民党右派们所赐，就是上面说过的被国民党右派们从上海赶走的那次。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养病，命中注定，他就是和农民有血肉相连的缘分。他惊奇地发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尝试着“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他创办夜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发展中共党员。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他们提议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然脱险。

1925年年初，毛泽东到了长沙，在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的师范生生活，写下了有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表明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呢？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他随后就写出了毛选第一篇。

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去干，他还想试试其他的途径，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让他接近真正的力量，不过在国民党的高层工作的吸引力似乎更大些。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当不成宣传部长了，但他依然为国民党工作，因为他的同志们也都待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新工作是担任国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蒋介石搞黄埔军校，毛泽东则主抓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请了周恩来、彭湃等所能请到的知名人士来讲课，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

毛泽东通过讲课，整理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抓住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那就是先前的革命没有得到三万万两千万农民的拥护，他敏锐地发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列宁依靠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和英美财团联上了手，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支持和力量，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力量可以依靠。

在毛泽东的革命方程式中，联合最多的人参加革命是他的出发点，而农民占据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自然是第一力量，他需要借助隐藏在中国最多人口的农民中的力量，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原来如此！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一思想的明确竟然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理论上先提出，再到无可奈何地投入，到最后的真正觉悟，就这样一步步完成了。毛泽东主要干这个了，从此他再也没有改变，他后来则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路线，此时他已接近了这条道路。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缺少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枪杆子。

此时，北伐开始了，蒋介石已经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验证自己的成功之道，各种左派的力量也在积极贡献着，这时候的敌人是共同的，那就是各个军阀。北伐军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胜利使得参与革命的各派力量都产生了自己是正确的感觉，而不去考虑这种感觉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

摊牌的时刻已经临近，陈独秀也在中共会议上提出要争夺领导权，不过要限制农民运动，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从这样自相矛盾的指示中，谁也不知道陈独秀拿什么来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农民运动可能是他寻找的最根本的力量。这种自觉和悟性使得他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同时他找到了一个有力量的盟友——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瞿秋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

我们有一个阶段知道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这些名字，都是因为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其实这是一段改写了的历史，准确说来他们其实走的都是一条路线，那就是俄国人指挥的路线，除了王明，他们多是毛泽东的朋

友，只是后来毛泽东有了另外一条路线。注意，路线之争和私人关系是两回事，路线之争也代表身份，他们都接近最高层面，只是没有找到成功之路。

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位置上的所作所为，证明毛泽东是有本事的，所以也为他赢回来共产党内的地位，他随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不愿意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事宜。

这一段历史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意义，其实却是关键的转折点，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毛泽东本人都在经历蜕变的前夜。但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在南昌，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郭沫若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男人女相是智慧的象征。可是事实上郭沫若并没有望气的本事，他没有意识到他眼前的这位就是中国未来的主宰者。

真正有这种本事的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叫柳亚子。柳亚子在广州见到毛泽东后，居然望出了那盘踞在毛泽东头上的王者之气，这不能不让人惊讶，柳亚子是毛泽东团队之外，最早有这样意识的人之一。

这时候，按照官方的说法，叫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述，正确的事实应当是北伐导致原有的权力机构失效，压在农民头上的强权突然消失了，农村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我们看湖南的一组数据就明白了。据党史研究的资料，湖南农民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是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王首道等30多名学员，他们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203人，农民协会会员则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号称1000万人，当时湖南农民大约为2000万。知道为什么是假的了吗？这是一种无效的组织。有效组织是三三制，一个人直接指挥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个，所以班排连营团构成了所有的军队系统。农民协会显然不是有效的组织，所以并没有什么力量。

疾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股失控的野火，威胁和烧痛了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一些名人决绝地反对革命，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后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家的利益受到伤害，而无法站在客观的立场来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大批利益受到损害的上层富人投奔蒋介石阵营，蒋介石自然大受鼓舞，他也乐意担当旧秩序的维护者。

这时候陈独秀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向蒋介石妥协，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指示来自俄国人。

共产党内许多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作为农委书记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没有直接反对陈独秀，他也没有关心这个指示的对错，他的眼睛看到的却是细节，他提醒陈独秀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种见识真正是高明之极，这种对老百姓来讲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知识分子理解起来却是如此的困难，这恰恰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要小看毛泽东说的大实话，要知道他一直在找高层次的真理，但此时的他已经回归到了基层，也就是最基本的道理，他能说出大实话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知识分子往往追求超越平凡的道理，但一旦找到了回归平凡的道理，又比平民了解得更为透彻，这大概就是常讲的螺旋式上升吧？显然毛泽东已经在接近他所探求的大的本原了，但这一大本原隐藏之深，没有强大的外力，居然就是不出头。陈独秀无视这种危险，暴露了陈独秀不适合做政治领袖的缺点。他可能也没有听懂毛泽东在说什么。

陈独秀本来是毛泽东最敬重的人物，是陈独秀提拔他、扶持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对他有引路提携之恩，但此时的陈独秀已完全暴露出他只是一介书生，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压根就不合格，他没有自立的主张、概念、能力、魄力，作为舵手他居然看不到危险的临近。作为知识分子他是极为优秀的，他有良知，他的信念是为着底层人民，但作为一位党的领袖，他是不合格的，他做的只是服从俄国人的意志。

毛泽东需要做出判断，最后的觉悟在前方向他招手，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下到湖南乡村去考察农民运动，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此时依然是长衫打扮。打扮很重要吗？我们说是的，打扮的变化意味着思想的变化。请大家注意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变成短打扮的。变成短打扮就是毛泽东走向平民的开始，就是他将代表人民。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这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篇文章，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是一个大预言，他预言中国几万万农民将起来革命，将掀起滔天巨浪，几乎明示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真实画面，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概念，毛所说的很短的时间实际上是20年以上。

不能应对危险，就没有资格当领袖

小说：为什么是毛泽东作者：任志刚更新时间：2013/7/19 21:49:18

毛泽东已经接近他一直要寻找的那些本原了，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他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每个学员都发了枪，军训成了主要内容。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观点明确，他欢呼这暴风骤雨，他欢迎这燎原大火，他希望彻底革命，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他显然站到了一切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

蒋介石也旗帜鲜明，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他亮出的不光是立场还有明晃晃的大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南京的蒋介石与武汉的汪精卫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表面上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实局势已经完全倾向蒋介石。面对危机，陈独秀没有任何作为。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大劫难很快就要来临，看到领导者陈独秀依然茫然无知而无力改变，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菩萨蛮·登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是毛泽东最忧郁的一首诗词。毛泽东没有力量，面对危机，他无法应对，虽然在诗词的最后，他以“心潮逐浪高”收尾，但依然无法掩饰无奈。山雨欲来风满楼，多数实力派走向了反革命。

5月17日，进攻武汉的反共军队和叶挺部队开战，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

的四百余人参加战斗，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他表现出只要有力量就要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他绝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

5月21日，驻长沙反共军队对湖南革命者举起屠刀，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受

到残酷屠杀。

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6月10日，汪精卫撕下伪装，和冯玉祥、蒋介石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危险，努力寻找出路。有实际意义的是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这为他后来的秋收起义做了准备。

这时的毛泽东很难过，他看到了他追随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巨大缺陷，他们不能够预见危险，不能防范危险。这样的素质暴露出他们作为党的领袖是不合格的，不能应对危险，就没有资格充当领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很多种能力，其中防范危险的能力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这大概是多数热衷于奋斗的人所无法接受的一个残酷的事实。

关键是毛泽东看见了血，那是相信他、追随他、响应他的成千上万农民的血，这使得毛泽东丢掉了一切幻想和犹豫，他做出了决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又被召回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心力交瘁的毛泽东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活不下去了只有“上山”，《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再现。

陈独秀依然在犹豫，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和蒋介石联上了手。毛泽东感到了危险正在逼近，所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发生突发事件之前，毛泽东是在积极地工作，他虽然也在集聚力量，但总的来讲是跟随陈独秀的，但一旦有了危险的苗头，毛泽东显然警惕性占据了上风，当形势非常不妙的时候，他是能当机立断的，突发事件暴露了陈独秀作为领袖的缺点，此时毛泽东站出来提请他的同志先防范危险，这是毛泽东准备走向前台的标志。

果然，只过了11天，汪精卫政府就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没有任何审判，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成串地被砍头或被枪决，在腥风血雨中，幸免于难的共产党人做出三个反应：1.准备南昌起义；2.组织秋收暴动；3.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彻底反了吧。

钢刀落下的结果就是头颅落地，并不因为头脑中的高尚思想而逆转，这么简单的道理，却需要几十万人的血才能弄明白。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行为中，过于看重理论的指导，却很少探究每一个成功背后的实力对比，这是很沉痛的教训。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军旗上飘扬着“八一”字样，就是它永恒的纪念。八一起义的部队，受到国民党反动

派的绝对优势的军队围追堵截，最后被打散了，只有后来赶到的陈毅帮着朱德带领数千人坚持游击。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这是好事啊，危急时刻有人站出来挑担子，实在值得赞扬，毛泽东要求下基层，这要求自然得到批准。

毛泽东出席了著名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为自己书生意气付出了代价，俄国人简单地将导致数十万人的牺牲与流血的责任扣在陈独秀的头上了事，陈独秀黯然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会议确定了土改和革命两大方针，但谁领头呢？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只是将陈独秀踢了出去，依然没有毛泽东。此时毛泽东两头不落好，陈独秀没有重用他，共产国际也没有看上他。蔡和森不干了，他站出来强烈反对，他提出毛泽东应当进入政治局，并表示如果名额不够，他可以退出，以蔡和森在党内的资格，没有太多的人能与他相比。在这种先发制人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蔡和森做出的巨大贡献。共产国际的这帮大爷只是按照学历和个人好恶来给共产党安排人事，可见我党尚处于任人摆布的幼年。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后来人们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重要论断，这是血中得来的教训，一切的努力化作泡影，一切的利益烟消云散，没有枪连命都保不住，一切口头高喊的主义、理想、真理都没了基础。简单说，就是毛泽东觉悟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真理，大约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它可以说是毛泽东寻找到的最大的本原。多少年的努力，上下探求的本原，不是什么书本上的正义，不是圣贤的语录，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实力。这一道理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样的真理在蒋介石和军阀那里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土匪们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只要手里有上几条枪，就能在世界上横着走，这样的道理却最难让革命者接受，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强权的合理性得到了证明，而处于弱势中的革命者的合理性受到了挑战，他们的信念和道路都会发生地震。

留苏归来的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近，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离经叛道，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结论是生产资料公有。马克思费了一生的精力，就是想证明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具有正义性和先进性，列宁看上去也是依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毛泽东却抛开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抓住了古今中外的一切事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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