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 王铭玉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王铭玉

摘　要: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关键词:符号学　语言文化研究　对话关系　符号域

作者王铭玉,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哈尔滨　150080、天津　300204)。

近几十年来,国学、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文化研究(studyofculture)的热潮分别在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兴起,这既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应,也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对传统与当代之间联系的探寻,更是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认知和对话的基础。与此相符,在学术层面上,近年来文化研究也在迅速扩展,其中从语言切入文化的语言文化学就是突出的一例。作为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语言文化学①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汉语界学者直接在语言文化学或文化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俄语界学者常常把它看作是语言国情学的延伸,英语界学者往往把它与人类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放在一起研究。总的说来,上述各方的研究富有成效,对推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既往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缺憾,比如: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描写研究多于阐释研究,经验研究多于客观研究等。究其症结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方法论的制约,或者说是观念的束缚或视野的局限。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来探索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可行之途,具体说就是以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和基本思想(模式化体系、对话关系、符号域)作为依托,从总体上对语言与文化作探索性考量。

可能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选择符号学的视角?道理一:符号学具有“精确化”性质。随着自然科学、数学、医学逐渐成为严格性科学后,其他科学改善“经验科学方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全面加强,几乎一切学科中

　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06JJD740009)的阶段性成果。在成文

及修改的过程中,白春仁、金亚娜、郑述谱、夏忠宪四位教授及郭小丽、陈勇两位博士后先后给予了许多有益的学术建议和具体的修改意见,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也审阅了全文,在此一并致谢。①　汉语界学者多称之为“文化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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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话语都在经历着精确化的过程。符号学的主旨是解决认知模糊问题,它无论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是这一统一趋向中最突出的现象。语言与文化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在这个领域内,延续三千年的人文思维模糊性引生了符号学应用的必要性。因此,“符号学可以比喻作显微镜、解剖刀和缝合器,即在此三个功能上为人文现象表达的清晰化目标服务。”①道理二:符号学具有“跨学科”性质。在历史上相当一个时期,在自然科学的狭义理性原则下,人文学科内部之间也分野明晰。而当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特点是跨学科的统一性和综合性方向,此时的学科间区别主要是科学对象和科研运作步骤的不同,但研究方法的互借蔚然成风。可以说,这一诸学科之间的互动性正是19世纪中叶以来延续了百年左右的学科分化和深化之后的“反动”。符号学正是此时应运而生的一个产物,虽然其思想可以远溯上古,但它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当代人文学术跨学科潮流中出现的。特殊的跨学科背景以及特殊的跨学科方法给语言与文化研究带来启示和影响。道理三:符号学具有“普遍化”性质。符号学的“普遍化”可以被描述为符号学在社会学的、文化的以及学术理论诸层次上的学术实践。广而言之,符号学普遍化意味着不同学科以及拥有不同学术修养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寻求对

②道理四:话与合作,符号学尝试为不同学术语言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概念“公分母”的作用。

符号学具有“比较”的性质。一方面,符号学是由文化和思想现象中一切“符号学因素”组成的系统,其运作在性质上是比较的;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符号学既指其内容遍及各学科,又指其方法来自各学科。

众所周知,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社会与人文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现代哲学(如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和现代语言学(如普通语言学、语义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这四大来源不仅直接构成并包括了符号学的一些相关内容,而且与符号学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和正在成为当代符号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内容本身。今日的“符号学研究既是当

③广义而言,符号学属于“比代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符号学研究普遍化的一个结果”。

较学术研究”范畴,它的基本特点是包容各个相关学科,涉及认识和方法各个方面,基本性质是超越了各种学科的固有范围,从材料、方式、风格到评估标准。因此,比较学者需要超越主流学科框架去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比较空间,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比较研究的符号学恰好可以在其中处理一些涉及全局性、关系性和应用性的问题,从而充分体现更高的分析性和综合性功能,为语言与文化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一、系统论思想的启迪———以文本研究为核心

系统论思想认为复杂事物的功能远大于其组成要素之间的简单加合,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主张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整体性,因为它有一套独特的民族语(如汉语、俄语、德语等)和思维定势,反映着该民族特殊的世界图景。除此之外,各种文化门类之间也

①

②③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参见李幼蒸:《符号学的认识论转向———从自然和文化世界中的记号到学术话语的语义学制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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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宗教与哲学、哲学与伦理、伦理与文学等之间的学理思想都是相互渗透的。正因为民族文化具有整体性,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施宾格勒(O.Spengler)、甄克斯(E.Jenks)、汤因比(A.Toynbee)、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等人才能够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毫无疑问,文化是最重要的信息系统,也是多种符号系统的集大成者,而民族自然语正是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文化与语言既然是系统的结构,它们两者的关系,应从宏观上整体把握。这样,语言的研究会被纳入文化的整体结构之中,扩展为文化本体的研究。因此,语言文化的研究是整体的又是系统的,如果只把目光聚焦于某种现象,就容易与语言和文化母体脱离关系,最终可能导致语言文化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支离破碎的局面。“整体”观念至关重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这里也不失为至理名言。

纵观近30年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学者在精细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研究内容比较零散,除去对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范围进行探讨外,大部分研究主要是挖掘语言中反映的文化积淀,比如,语词中反映的文化内涵,人名、地名等特殊专名中的文化因素,数字文化、汉字文化、词汇结构与文化、句式与文化等,大多语言单位脱离了具体语境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大时段”(большоевремя),①学界对囊括了所有语言单位的文本以及文本生成的文化背景却鲜有涉及。而从系统论的整体观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语言文化研究的核心对象应是以整体性为依托的文本。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是一种语义—语用单位或交际单位,它既可以是独白,也可以是对话,还可以是三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会话;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此时,不管文本以何种形态呈现,一定要在语义和语用上体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由语言研究进入到文化研究,其研究对象也应由单个的词语转向连贯的语言文本。没有这一转变,便不可能把文化与语言这两大信息系统和符号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

(一)文本研究构成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第一要素

作为整体的文本是具有文化特征的各种语言表达手段体系,是社会文化思想和民族风格的体现者。那种脱离开文本语境的分析方式,那种对语言和文化现象采用选择性的、片断性的描写方法是难以揭示语言文化真谛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在讲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强调可用文本一言以蔽之,意谓学术研究就是同文本打交道。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着重指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整体功能的载体……在该意义上,文本可被视为文化的第一要素。文本和整体文化及其代码系统的关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同一个信息可以是文本、文本的一部分或文本丛。因此,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可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如同一个文本丛或`1830年俄罗斯小说'这一统一文本的一部分。”②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样说明“文本”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作品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有关史实的关系,却相对忽略了作品的特性,客观上造成了对“文本”的遮蔽。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批评史上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向:中国的文学批评将

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赫金提出的大时段理论本质上强调了“整体性”和“对话性”。在他看来,只分析文本生成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还远远不够,必须将文本置于历史文化长河以及多种文化对话的背景中

分析,这样方可揭示文本的真正内涵。参见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石②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2—392页。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0,с.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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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了文本,批评的焦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作家转向文本,强调以文本为中心。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也随之改变,作为“文本”的作品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探讨文学作品在“说什么”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更强调的是考察文学文本“怎样说”的问题。

由此可见,将文本作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单位,进而探讨语言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映照关系,有利于从宏观上呈现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价值。

(二)文本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符合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要旨

洛特曼认为:“把某类现实转换为某种文化语言,把它变为一个文本,即变为以某种形式记

①值得注意的录下来的信息,并把这一信息纳入群体的记忆中,这就是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

是,作为一个符号学者,洛特曼把“文本”的含义从自然语概念扩大到文化符号,因此“文本的概念也从文字作品扩大到一切文化事物。这样一来,一部电影、一幅绘画、一首歌曲、一场舞剧、一个故宫、一个春节、一场祭祀、一个事件,都因为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而成为文化文本。”②由此可见,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概念不尽相同。符号学的系统论强调世界的整体性,把每个系统看成是某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整体是局域整体,部分总是限定中的部分,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状态之中。所以,不仅要加强文本的研究,还要把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下去研究,既有对文本的语言方面的诠释,还要把文本还原到它所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即从构成性的实体实在论走向生成性的关系实在论,从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视角进行开放式探讨,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解读把握文本,达到语言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相互解读。以中国诗歌为例。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声调模式、韵律体系、意义要素各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从符号文本的角度把诗歌的音义整体对仗拿来进行分析。如果一首诗通过诗人用笔写在纸上或吟诵出来而得到进一步的“现实化”,那么由书法形状所表现的纯粹形式的“文本”通过运动形成的声音———音乐文本相结合,最后与同一首诗由文字意义构成的文本合力形成这一综合的诗歌组合体。李幼蒸曾对中国诗歌文本结构做过符号层次探析,认为诗歌结构可分为四个层次:S1—读者心中的感性意象;S2—对S1的形式安排的感受,即材料的形式安排所产生的心理

③效果;S3—对S2的类型形式的进一步的情感反应;S4—S2和S3产生的审美的形而上的精神。

其中,S4层次是诗歌艺术的最高理想,但诗歌机制从未有直通S4的途径,这个“形而上”的层次必须以前三个层次作为其“物质化”支撑物,四个层次部分重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从符号学出发可对中国诗歌模式有一个大致的勾勒:中国诗歌的功用是意志与情感的艺术表现,而为达到这一目标,诗人追求最大效果的形式机制,以表现心理的和形而上的世界,这也是中国诗人之所以喜欢对艺术属性进行空间—共时性安排和我们建议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研究应该注重描述这种文化表意模式的原因所在。

(三)文本研究契合系统论的整体观

巴赫金认为:“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④显然,“整体

①②③④

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397.

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83页。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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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已成为巴赫金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他曾用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①巴赫金分别通过对俄国形式语言学、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长篇小说“艺术形式

②洛特曼的研究与此有相同之处,他认为,任何独创性”的分析,构建了自己的整体性批评观。

一个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文本系统都是与时空中其他文化文本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每一文化经验中的文本并不只体现一个代码,而是受多重文本关联体中诸多复杂的代码系列制约。即使一个时代的代码极其重要,也仅作为一个主代码而存在。正像文学文本中的情况一样,文化语

③总之,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要求把文法也是天然语言的和非天然语言的各种代码组合的结果。

学作品的语言分析和内容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对作品的批评中,形成多重辩证统一: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④符号学家对文学文本的整体性批评分析模式有利于拓展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系统观思路,为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模式。

二、信息论思想的反映———关注信息的传递过程

信息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度量、传递和变换规律的科学,是研究以最佳方式解决信息的获限、度量、变换、储存和传递等问题的基础理论。信息论一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1)狭义信息论———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2)一般信息论———主要研究通讯问题;(3)广义信息论———不仅包括狭义信息论和一般信息论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领域,如符号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心理学、文化学等。符号学是较早尝试运用信息论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学科,而语言文化现象的阐释与信息论也密不可分。

(一)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焦点是变化

在信息论看来,“信息”是指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这种交换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此相适应,语言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一个把熵转为信息的最完善的机制,其功能是储存和传递非遗传性信息。换言之,为了保存信息并且得到新信息,语言文化会不断编制出最有效、最紧凑的方法,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⑤把它们从一个符号系统译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中。这里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实际上与不同类型的文化

①②③

④⑤

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03页。

参见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参见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02页。参见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信息论创制了一个著名的模型用来描述通讯过程:信源※编码※调制※信道※解调※译码※信宿。根据这一流程图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信息是在事物的运动中生成的。其起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存在的事物发生了相异,二是不同的事物发生了相似,它们共同构成了信源的主体。信息由信源产生并发出,经编码、调制变换成符号形式,通过信道传输,再经解调、译码转换送达信宿,又将符号还原成信息。参见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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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之间的翻译过程相类似。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既可以“翻译”成自然语(即用语言描述),也可以“翻译”成雕塑作品;《红楼梦》既可以“翻译”成电视连续剧,又可以“翻译”成连环画。再以西方的语言和诗歌比较为例。从事过诗词翻译的人都有一个有趣的体会,在把一首西文诗词译成中文时,比把一首中文诗词译成西文时所失去的诗意要少,这是因为每个汉字比其大体上相应的西方字词所包含的语义可容性和可变性要大。此外,汉语词汇中存在的歧义和多义情况也比西文词汇要多。这说明汉语的语义结构预先决定了中国诗学的丰富象征性,我们不应低估汉语文本与其他符号体系之间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变化。以此类推,我们在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研究时,要注意观察语言文化现象的变化,应该把信息在传递前后的变化作为关注的焦点。

(二)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存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一道最大的障碍,当不同的语言文化呈现出共同的一面时,利于交际的正常进行;而当不同的语言文化呈现出相异的一面时,摩擦碰撞不可避免,交际失误随之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如火如荼;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文化摩擦和碰撞现象屡见不鲜,人们呼唤着语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成功的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往必然以平等为第一原则,基于此,语言与文化研究者不能预设文化的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不能秉持夜郎自大或自惭形秽的民族文化观念,而应以求同存异作为研究的原则,即“着眼世界文化的共性,

①语言与文化研究,寻找不同文化在建构和运作上的普遍规律,进而考察各种文化的民族个性”。

尤其是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语言文化学应该把重点放在存异上,放在解决摩擦的问题上。比如,在俄罗斯人的理解中,“龙”的文化伴随意义和我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如果不加释义直接译成俄语可能会引起误解,甚至有碍交往。因此,早先有人建议音译是不无道理的。当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俄罗斯人也在逐渐接受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所说的“龙”的含义。再如,在天主教的西方宗教文化中死后之生命分为三区:天堂、炼狱和地狱。与此相应,人间生活也可划分为三类行为:绝对圣洁、绝对罪恶和二者之间的中间类型,后者在经受炼狱考验后可获救升等。反观俄国文化系统,死后生活就划分为天堂与地狱,无中间区域。在人世权力活动中亦只有神圣与邪恶之对立,无中立区。在俄国历史和思想史上存在一些突出的二元对立观念,如“俄国与西方”,“基督教与异教”,“真信仰与假信仰”,“知识与无知”,“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等等。因此,我们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俄国文化的文本比较分析时,要关注不同民族文化思维传统的差异性,关注文化参与者价值观念的表现及其在文化中具有的意义。换言之,信仰和价值观念成为文化表达面的成分,其深层意义则成为符号学的内容面上企图揭示的东西。

(三)语言与文化研究应关注新的文本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数量是其重要的参数。“任何一轮信息过程都是从已知向未知的延伸。这一过程的能量—效应理据是:语用主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已知信息的能量付出,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未知信息的能量投入,因为未知信息相对于已知信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更多的信息效应。”②

①②

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比较》,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吕公礼:《语用信息论与语言信息传播文化形态》,《外国语》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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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曼曾尝试运用信息理论来阐释语言文化现象。他对信息的传递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从信源到信宿,虽然可以用算法推演的方法得到一种结果:信息内容从头到尾既不发生质的变化,也不发生量的变化,即接收者对文本进行解码并得到初始信息。但这只是理想化的情况,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因为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止的均匀平衡机制,而是二分结构,即有序的结构对无序的结构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结构……文化域中来自外部的文本增加,有时是文化发展有力的刺激因素。”①“如果我们将文本T1从语言L1翻译到语言L2,出现的文本T2在逆向翻译时,得到了初始文本T2,那么我们将不把文本T2视作相对文本T1而言的新文本。”②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信息的完全可逆传递,无论是信源还是信宿,它们得到的是同一个原始文本。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只有在自足的单通道系统中才有可能出现。比如,全世界通用的红绿灯交通信号就是没有任何歧义的符号系统。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人类文化系统,必然面临“一致性”和“背离性”的问题,前者源于主体能力的有限性,后者则着眼于信息效应的无限性。也就是说,对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者而言,初始文本和接收文本有可能相对一致,但更多的时候由于缺损和增生,“背离性”客观存在,而正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了文本的创新机制,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研究者应关注那些不能完全可逆的文本(即信息出现差异的文本)。首先我们来观察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使用同一套代码时的情景。比如,我国古代《诗经》的白话文译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今译作品,古罗斯经典之作《伊戈尔远征记》的现代译文,虽说同语译作都能“达意”,但与原文相比,总感觉有一定的缺损或增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新的文本。

三、模式化体系的运用———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

符号学认为,人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符号建立起来的,即人通过符号认识世界。符号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也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人类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条件。符号体系代表着人类创造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替代物,是再现周围客观世界的一种模式,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和认识,所以说,符号体系被称为模式化体系。洛特曼是以模式化理论研究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的符号学家。他把“语言”分为三种:(1)自然语言(例如俄语、法语、捷克语、爱沙尼亚语);(2)人工语言,如科学的语言(科学描述的元语言),常规信号语言(如路标)等等;(3)第二语言(第二模式系统)———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自然

③自然语言是对生活的第一次模式化,是第一模语言平面之上的交流结构(例如神话和宗教)。

式化系统。它不仅是最早的,还是最强有力的人类交际的体系,它是人类描绘世界的语言图景,人类用语言提供的模式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在所有符号系统中,历史形成的各民族的语言被称为第一模式化系统,而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模仿语言的结构(组合轴和聚合轴)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被称为第二模式化系统。它研究的是不同文化门类的语言,如风俗、仪式、神话、法令、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以及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种门类及各种科学,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类语言称为文化语言。

①②③

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506.

ЛотманЮ.М.,Внутримыслящихмиров.Человек-текст-семиосфера-история,М.:Языки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6,с.15.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2页。

·163·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仿造第一模式化系统构建的第二模式化系统,与前者具有本质上的同源性和同构性,而正

①两个模式化系统的同构性特是这些结构更为复杂的第二模式化系统组合成了统一的文化语言。

征为语言与文化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有利于更为科学系统地研究语言文化符号。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研究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语言,即把文化语言看作是服从于普遍结构规则的符号系统,从而运用第一模式系统研究中富有成效的概念工具,例如语言和言语、组合和聚合、共时和历时、内部和外部、文本和结构等来研究自然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关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深入探讨文化语言现象的结构及其内部的规律性。比如,文化型态的描述就可以用语言结构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文化史被看成一聚合轴系列,而每一文化型式都可配以一定符号并使其具有符号的特性。这些符号和符号特性组成了不同层次,诸层次则结合为等级化的聚合结构。此外,每一层次的成分被归为几个基本系列,此时其他层次上的成分则被归为它们的定量的变体。因此任何概念对另一层次上对应的语义成分概念的关系,原则上可被精确化和符号化,甚至可用数字模拟。于是但丁的地狱相当于维吉尔②的宇宙下界。但丁《神曲》中的空间数目等级结构与罪恶的道德等级结构呈同构关系。对他来说,淫荡、贪食、贪财、奢华、暴怒、不敬、暴行、欺诈、背叛,不是不同种类的罪恶,而是不同程度的同一种罪恶或其诸变体。罪恶于是成为违反道德平衡的因素,一切道德偏离均与种种程度的罪恶相对应,因此可用数字或符号关系表示。当然,文化语言和自然语言分属不同的模式化体系,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还需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系统,它是一种基础性工具,是所有文化语言的基础;而文化语言是第二模式系统,是派生性系统,作为一种文化信息载体,是比自然语言更高级、结构更复杂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自然语言基本上是单语的,而文化语言是多语的,文化内部不同语言符号的互动成为研究文化的关键。鉴于两个模式系统的差异,我们不能把二者混淆对待,否则就会把文化语言变成机械的符号,语言留下了,而文化的意义则被阉割了。

四、对话关系的切适性———注重多元对话

对话主义作为巴赫金学说的哲学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为重要

③“对话主义”或称“对话性”(的核心位置。диалогизм,dialogism)滥觞于巴赫金的哲学人类

学观点,是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理论时提出并在研究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加以阐发的。巴赫金认为,陀氏小说从整体上可以说处处都渗透着对话性,体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平等性”。小说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都有着自己的“言说”权。没有每一个人物对他人、对世界的言说权,小说的“对话性”就只能限

④二是“自主意识”。小说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于意识内部并有导致消弭的可能。

①②

李肃:《洛特曼的符号学文化观》,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第128页。

维吉尔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也是诗人但丁最崇拜的作家。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是史诗《埃涅阿斯纪》(一译《伊尼德》)。维吉尔于公元前29年开始写作此诗,逝世前完成初稿,逝世后由友人发表。全诗12卷,1万余行。叙述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邦国的故事(其后代建立罗马)。《埃涅阿斯纪》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个

③④

人创作的史诗,自问世到现在,一直受到很高评价。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刘坤媛:《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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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意识,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小说正是借此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从而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没有人物“对话性”自主意识,就不可能有

①人物心灵的“微型对话”,也不可能有小说布局上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

三是“积极性”。小说中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不同意识世界的展现,并不意味着作家是消极的,没有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而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给自己的人物以极大的自由,在其想象的空间内让他们以对话的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把各种矛盾对立的思想集中置于同一平面上加以描写,努力营造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状态,而作者的意识则始终都存在于小说中,并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以上这些特征是巴赫金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创造性剖析,它揭示出了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对话的未完成性以及作品众声合唱的复调性特征。

人文科学本质上是对话型态的。在人文科学领域,“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②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有两个重要阶段:“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正是由于理论界内部自由地展开对话,理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中国作家、批评家与外国作家、批评家的对话,才使理论本身的探讨有所进展和突破。也正是在对话与交流中,我国理论界才不断

③21世纪,学界纷纷开始地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逐步摒弃了一些僵化的文艺理论模式。

用巴赫金的学理来分析和阐释文化现象,展望发展趋势,在具体的运用中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巴赫金关于对话关系的论述具体而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更为人们所关注,为语言与文化研究开阔了新的思路。

(一)主体间性理论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主体间性”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主体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正是凭依于这种“间性”的存在。在巴赫金的研究中,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性”的存在,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就无法形成对话。事实上,巴赫金在理论构建和研究实践中都始终秉持着这种基于“间性”基础之上的“他性”思想。“就研究体裁而言,他在长篇小说与其他体裁间进行着对话;就研究作家而言,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及其他作家间寻求着对话;在研究观念上,他在俄罗斯与德国哲学及其他西方思想资源间寻求着对话;就研究目的而言,他在文学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间,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间寻求着对话;他研究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也试图以此进行自己与作品人物、作者及其他研究者的对话。”④巴赫金开放性、相对性、包容性的对话立场以及对独语策略的消解应该引起语言文化学界对自身存在境况与发展路向的反思,语言与文化研究必须谋求不同话语系统及文化体系的共存,一方面要立足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间性”和“他性”特点,全面考察二者在结构、单位、体系、规则、意义等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补足的对话关系,看到下列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文化这个“他者”,否则只能是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而文化离开语言这个“他者”也容易脱离载体,难以形成章法,有可能会行之不远。因为“批判与文化理论的重大进展,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⑤只有当语言和文化互为他者并真正发生对话时,

①

②③④⑤

刘坤媛:《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72页。

李洐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文史哲》2001年第2期。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65·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才有可能会双向共赢。另一方面要重点把握语言文化学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间相互交叉、相互协同的对话关系,关注“互文”性的指导意义和边缘学科的关联意义。

(二)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它被巴赫金看作是对话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我们知道,当今人文学者所面对的最大的、最复杂的“异质话题”分别源自东西方两个差异较大的文化谱系。在处理“异质”的问题上,东方与西方学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学术心态,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很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个文化谱系内部,由于学者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思维习惯和学术理念,其立场与对策也颇为不同。此时,巴赫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因为他所提出的对话思想充满了对“差异”的认同观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理论所表现出的宏观的和深层的观照立场对当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复调”概念借自音乐创作中的“复调音乐”,指多声部的同步进行。把它运用为小说形式原型的譬喻,是巴赫金的一个原创,是巴赫金对话小说理论在诗学中的应用性变体。巴赫金借此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新的话语类型,指出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原则上超出了个人意志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①显然,复调概念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小说叙事学的概念,因为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解读有他自己的美学语境,他从小说语言入手,关注的却是小说语言的人文精神。巴赫金“复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启示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该理论体现的自由性与独立性精神来考量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在我们的很多作品中,读者通常看不到主人公独立、自由的意识与思考,能触及到的只是主人公在作家的笔下,确切地说是在作家的意识支配下去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完成一个框架下形象的再现。这种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平等意识的忽略。要知道,读者需要的不仅是主人公生命个体的延续,还需要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延续。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他者与世界在自我心中的意义,从而让读者感觉到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存在。再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语言文化学的学科定位。关于这一问题,历来有本体说与关系说之争:汉语学界倾向于把语言作为文化模式和文化符号来研究,②侧重于研究语言的文化本质、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俄语学界侧重于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将其界定为“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关

③这里暂且不去讨论上述观点正确与否,但可以确定的结论是:系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应

考察语言与文化共生共进的关系。借用巴赫金的“复调”概念,语言与文化都是人类发出的“独立的声音”,二者均结合在“符号思维”这一统一体中,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特点。而放眼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复调理论告诉我们,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需要相互映照、相互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呈现自身的特色,正因如此,语言文化的跨民族比较是外语界语言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①②③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27页。

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第17页。

·166·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狂欢化”概念源自古希腊罗马或更早时期的“狂欢节”型庆典。巴赫金从发表处女作起直至最后,始终关注“狂欢化”现象,几乎从未间断过对狂欢化诗学的研究。“狂欢化”概念被巴赫金用来描述拉伯雷小说的特征,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概括了社会转型期文化的特征。夏忠宪

①在研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时指出,狂欢化有其独特的外在特点和意蕴深刻的内在特点。

比如,全民性、仪式性、距离感消失、插科打诨等是其外在特点,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两重性、相对性等则是其内在特点。当然,对狂欢化的简单解读不是巴赫金的目的,而对狂欢精神的阐发与移植才是巴赫金的所图。巴赫金认为,狂欢精神使一切被等级世界观所禁锢的东西重又活跃起来。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聪颖与愚钝等接近起来或融为一体,它

②由此来看,狂欢化是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们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鸿沟被填平。

普遍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交合的产物。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多年潜心研究、精心架构的理论体系,它倡导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新的观念和历史观,对语言文化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多元性。巴赫金视野中的“狂欢”是对社会、宗教、伦理、美学、文学的等级和规范的颠覆,打破了文学体裁的封闭性,使众多难以相容的因素奇妙地结合在一

③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与文化研究要全面关注语言与各类文化事物、起,同时共存、多元共生。

文化现象、文化制度的相关关系,例如词汇与网络文化、流行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的关系,不能有所偏颇。

其次,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平等性。第一,“在隐喻意义上,狂欢化实际隐喻着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消解之际的平等对话。”④狂欢化理论否定重视“中心文化”轻视“边缘文化”的观念,认为“在众声合唱、多极共生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或话语所尝试的`独白'企图,最终都将以一种喧闹近乎喜剧的情境收场。”⑤第二,狂欢化营造了亲昵的氛围。亲昵化促进了史诗中和悲剧中距离的缩短,促使整个描绘内容转入亲昵的氛围中。这种亲昵化,对于组织整个情节和情节中的种种场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决定了作者对主人公的态度应有特殊的亲昵感(在崇高的文体中,这种亲昵感是不可能出现的);引进了低身俯就的逻辑、降格以求

⑥第三,文化对语言的逻辑;最后,还对文学的语言风格本身,给予了强大的改换面貌的影响。

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无论是高雅文化、主流文化,还是低俗文化、边缘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人们对这些文化的态度和观念也会系统地体现在语言中,比如,原来一直被冷落甚至摒弃的“俚语行话文化”近些年来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这种文化不够高雅,但它毕竟被一部分人所拥有,构成了现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者应客观、公正、平等地对待语言和各类文化现象的共生关系。

最后,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开放性。巴赫金指出:“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⑦与此相应,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语言与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开放性特征,面向各种语言文化现象(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要善于综合多种因素,描写和阐释开放性的语言系统与开放

①②③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④⑤　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

2000年第1期。⑥⑦

《文学评论》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162—163页。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90页。

·167·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性的文化系统间纷繁万状的关系。

五、符号域的呈现———注重动态平衡

“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术语源自维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的“生物域”(биосфера)概念,由洛特曼于1984年正式提出。在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强调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催生了一种符号论的文化观。所谓符号域,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就文化研究而言,符号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背景。换言之,它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思想意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符号域思想的核心是空间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拓扑学(topology)的影响。拓扑学主要研究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洛特曼之所以倚重拓扑学,正是看到了拓扑学对解释文化表层各异的功能和空间中的深层同构作用,也就是文化文本中蕴含的恒量。“我们认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在思想精神上的相通点,就是整体文化的恒量,而文化语言及系统的特

①简言之,符号域借鉴的是拓扑学的“变换下的不变”观念。引入性,就是拓扑变形的结果”。

符号域概念,将有助于实现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动态平衡”。

首先,时间和空间是一切事物存在的两大坐标参照系。洛特曼运用拓扑学的原理,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作为符号域的重要坐标。用时间来衡量文化,会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文化便具有了历时继承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与横向时间轴相交叉,符号域内还存在纵向空间轴,它包括内部空间、外部空间和符号域各个亚结构之间的边界。洛特曼把符号域视为文化存在的空间,文化文本的信息在此空间中传递和翻译,文化的发展变化得以用拓扑学中的区域、边界、位移等概念来演绎和阐释。这样,基于时间和空间的符号域概念就可以为语言与文化的动态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正如符号域的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可能会不断地互动甚至发生置换一样,语言中的主流表达词汇可能会受作为文化背景的符号域的动态变化而发生用法上的变化,而这应该是语言与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现象。比如,随着国内经济文化发展观念的变化,多少年来一直沿用的主流语汇“又快又好”为今日的“又好又快”所替代,一时广为用于文明称呼语的“小姐”也因一些社会文化背景的变换而退出正常的称呼语系列。又如,语言和文化也会随着空间的移位而产生变化。同样是英语,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等体现的用法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不同与相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变异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总之,语言和文化都不是“静止的均匀平衡机制”,②而是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之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通过动态把握两者的共生共变关系,互为参照地揭示两者“变”与“不变”的机制和规律。

其次,作为结构主义者,洛特曼在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化共相和恒量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恒量文本模式,探讨了文化符号在拓扑变形的情况下保持文化统一和文化平衡的问题。这种对待文化的平衡观念对于语言与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要尽量透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象洞察其中不变的共相和实质,并同时廓清语言变化后不变的文化精神支撑和文化变化

①

②

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506.

·168·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后不变的语言系统支持。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因时因地变化,一方面,研究者要在厘清语言与文化各自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上平衡把握二者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在语言与文化的大框架下,我们赞同“语言与文化不应理解为主从关系,而应看作是并列关系”①的观点,语言与文化不是谁决定谁、谁附属于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新的文化事物和文化观念出现,必然会有新的语言表达紧随,如“闪客”、“播客”、“拼客”、“博客”、“晒客”、“换客”、“威客”;“房奴”、“车奴”、“证奴”;“蚁族”、“闪婚族”、“啃老族”、“拼车族”等。反之亦然,新的语言表达的出现必然同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不可能脱离文化凭空产生。而且,语言自身的平衡机制也能以一种潜移默化、优胜劣汰的方式将符合文化接受心理和语言构成习惯的新的表达融入系统,如上述的各种“客”本身虽然只是来源于英文词“hacker”(黑客)后半部分的音译,但已俨然成为了固有的构词手段,各式各样的“客”在媒体、网络上随处可见。另一方面,要在厘清不同语言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平衡把握它们之间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民族之间如何增进了解、和谐共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样看来,跨文化交际应作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平衡问题不可忽视,既要充分了解、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也要正确看待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跨文化交往的价值,即在认识多样化语言文化现象的同时达成理解和沟通的目的。因此,深入比较分析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个性现象等,用超乎自身文化之外的眼光来对本土文化进行解释,用客观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不同语言文化间的渗透和影响,这是目前语言与文化研究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以汉语的外借为例: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在历史上甚至直至今天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字的字形和读音,充分考察汉字在这些语言中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成因,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语言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当然,伴随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而来的外来词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外来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既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理论学术、哲学宗教,也包括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几乎囊括了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各个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本文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三个相关的主题:语言、文化、信息交际。这里的“语言”,指自然语言(不仅是词语,主要是文本)和各种文化的语言。这里的“文化”,侧重于各文化门类的信息系统,通过符号与信息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特点,追踪文化的发展变化。这里的“信息交际”,是研究文化信息运用文化语言进行传递、交换、对话的机制和规律。不难看出,上述三个主题的研究中,都贯穿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研究正是语言文化学的题中之义。但从语言文化学迄今公认的定位来看,这种研究又超出了具体学科的范围。当代文化研究以语言即符号为出发点,在拓展方向上就与符号学思想联起手来。而且,当代中国学术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即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也要向世界传输中国文化。符号学助力文化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有助于深化对语言文化现象的描写和阐释,进而推进语言文化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宋　晖　责任编审:柯锦华〕

①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第17页。

·169·ABSTRACTS

inclusionandabalancedstrategyoflong-andshort-termdevelopment.Anauthoritativeintegratedgovernmentagencyshouldbeestablishedtocoordinatevariousgovernmentandsocietaleffortsonagingissues.AseriesofpolicymeasuresshouldbeimplementedbasedonChinasspecialsocio-economicandculturalconditions,includingredefiningthesocialroleofseniorcitizens,solvingpracticalproblemsrelatedtosupportfortheaged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nagingsociety.

(9)Resources,IncentivesandSectoralInterests:ALongitudinalStudyoftheSystemofCollecting

SocialInsuranceContributionsinChina(1999-2008)

LiuJunqiang·139·

Financingisthefoundationofasocialinsurancesystem,andtheselectionofcollectionagenciesforsocialinsurancecontributionsiscrucialforsystemdesignandconstruction.Twotypesofcollectionagencyco-existinChina:localtaxationagenciesandsocialinsuranceagencies.ThenewlyapprovedSocialInsuranceLawhasfailedtoresolvethecompetitionbetweenthetwo.Whyhasthisduopolylastedformorethanadecade?Andwhichagencywouldbetterservethedevelopmentofsocialinsuranceprograms?Infact,eachhasitsmerits.Thispaperarguesthatthemaindriverofcompetitionbetweenthetwoisthepursuitofcollection-relatedpower,funds,andstaffpositions.Weexaminetheevolutionofcollectionagenciesattheprovinciallevelandconstructapaneldatabasecoveringthetenyearsfrom1999to2008.Ourstatisticalanalysisindicatesthatlocaltaxagenciesperformbetterinexpandingsocialinsurancecoverageandincreasingsocialinsurancerevenues.Asanindependentempiricalstudy,thisanalysiswillcontributetoendingthedecade-longdebateoverdifferenttypesofcollectionagency.Atthesametime,theanalyticalframeworkofsectoralinterestscanbeappliedtotheanalysisofothergovernmentbodies.

(10)ASemioticApproachtoLinguisticandCulturalStudies

WangMingyu·157·

Fromthesemioticperspective,allculturalphenomenaandspiritualactivitiesexpresshumanachievementsandthemeaningofhumanexistencethroughsymbols.Sincesemioticsiscloselyrelatedtolinguisticandculturalstudies,therehasbeenatrendforthetwotodrawtogetherandinteractwitheachother.Integratingsemioticfactorsintolinguisticandculturalstudies,weadoptasemioticperspectiveinlinguisticandculturalstudieswithtextualstudiesasthebasis,theinformationcommunicationprocessasthefocus,theisomorphismofthefirstandsecondpatterningsystemsasareference,extensivedialogueastheprincipleandthedynamicbalanceofthesemioticdomainasthefoundation.Weanticipatethatthisapproachwillintroducenewtheoreticalframeworksandexpandthehorizonoflinguisticandculturalresearch.

(11)AsymmetryintheMutualImitationofLanguageandImage:ANewLookattheLiterature-ImageRelationshipZhaoXianzhang·170·

ThemutualimitationofthelinguisticandpictorialartsisatraditionaltopicinthehistoryofartbothinChinaandelsewhere.However,anasymmetryresideswithinthisimitation:itisnaturalforimagestoimitatelanguage,butforlanguagetoimitateimagesreversesthisorder.

·223·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j8d.html